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简介

简要介绍了中国历次政治运动。

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简介

新中国成立六十二周年，回忆走过的历程，老百姓一直没消停过，我们党最容易犯冷热病，从时间空间看，总是后面否定前面所做过的事。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犯错误不断改进错误。直到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最强大的政党。大搞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已多次宣称不再运用了。但它在执政过程中还是少不了，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因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冷静思考前因后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正确对待政治运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反思课题，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应该对这个重大的课题，进行反思、探索、研究，得出必要的经验、教训。

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斗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在土改中，对于地主分子，除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予以镇压外，都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土地改革运动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胜利完成。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得到了土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地、富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一九八0年才摘帽。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党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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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２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隆隆烈烈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１９５２年４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互助组合作社

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的农业合作化思想，1952 年11 月12 日作出决定：在省委、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建立农村工作部，专管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据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1952 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概况》提供的资料，总计全国共有互助组600 余万个，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000 余个，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 余万户，约占全国总农户40%左右。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本年度全国兴建及整修小型渠道74300 条，塘坝圩堤等160 余万处，打砖井455000 眼，共扩大灌溉面积2290 万亩，超过1951 年扩大水田面积两倍以上。像这种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农民是乐于接受的，对发展生产确实是有利的。当时有些基层干部企图动摇私有基础，动员农民带着土地和牲畜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农民就不干了。强迫入社的结果引起群众生产情绪低落。有很多社员要求退社，有的社员为了达到退社目的，故意毁坏社里的工具，企图叫社把他开除。1953 年3 月8 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了全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建议。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当天发出《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给各大区的指示》，合作社暂时缓下来，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做发展。

反右运动

19571956年11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由于对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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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使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能活到沉冤昭雪的只有十万多人。

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 年1“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 6亿人民泄了气。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修改 2 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 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起来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 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将从 1957年的 1850 亿千克增加到 3000～3500 亿千克。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 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 年 535万吨增加到1070 万吨， 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1958年11月～1959年 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1959 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见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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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三年困难时期

1959、1960、1961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严重困难。导致困难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1959、1960、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三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1960年1月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 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饱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产力，促使国民经济水平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从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这是一场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起因:主要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大致来自两方面：1.苏联搞“修正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对中国背信弃义，擅自撕毁对中国协助的合同。毛泽东担心中央也出现“修正主义”，担心他的接班人(刘少奇等)也像赫鲁晓夫那样全盘否定自己；2.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完全的，尤其是思想上的。于是他觉得搞文化大革命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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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二十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余人，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运动持续两年多，红卫兵终于闹得革命领袖头疼起来。尽管他们此前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却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割资本主义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人民公社时的一个怪现象，做人好像越穷越光荣，不好的、落后的、集体的、贫困的、都是社会主义。凡是积极的向上的，能脱贫致富的，都是资本主义。社员的自留地，家中喂个鸡、鸭、猪、羊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统统割掉。甚至房前屋后社员种的树，也是资本主义的根，要么砍掉、要么统统归公。那时的社员不准个人饲养牛、马大牲畜，当时还有一个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真叫人不明白，好像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各种限制打击，使已经贫穷的社员就更贫困了。

文革后期，有些领导绝不让农民有一点自在，有一点“私”心，于是就有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由于农村基层干部对在农村搞运动早有抵触情绪，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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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力，和历次农村搞运动一样，上级总是下派“工作组”督促执行。工作组一般都是城市造反夺权后新机关班子里的一些闲职干部和一些吃饱了撑着不干活的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当然他们只是领头羊，更多的是在他们督促下面的基层干部，像日本鬼子扫荡一样一路“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做法包括：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文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民自留地）；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鸡、鸭等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文革” 中有些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有的地方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

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具体表现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当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会议。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第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GDP赶超日本，列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国营企业改制

在改革大潮中，一艘艘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巨轮沉没于“改革”的大海中。改革者认为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比，不像“企业”，不是自己到市场上去自主经营、自找饭吃，而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必须改变这种状况。1979年，放权让利，同时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实际是扩大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国营企业内部的权力私有化，加大国营企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破坏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也就是说，国家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企业却把权力集中到了厂长经理手里。放权让利以后，工人没了自主权，厂长经理垄断了企业。尽管多发了一些工资，但企业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且很快就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剧增和通货膨胀等弊病。到1980年底，中央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国有企业也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这宣告了放权让利的失败。但是，放权让利中损害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并没有恢复。相反， 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事实上否定了大庆经验和“鞍钢宪法”，使在放权让利中扩大的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得到了确认。以前，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营性流动资金，都是经上级行政机关核定以后由财政拨给的。1979年到1983年期间，国务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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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批转有关部门文件，规定财政不再给国营企业拨付这两项资金，全由企业自己向银行贷款，并负责还本付息。与此同时，从1983年到1988年，国家规定对国营企业征收实现利润的55%的所得税，并且要求税后还贷。这一政策，实际上是要国营企业代替国家完全承担出资者的经济责任，而国家则变成既不出资、也不对投资后果承担责任的所有者。要企业有偿使用资金，却不考虑企业还贷的资金来源。不说企业经营并不都能赚钱，就算有了利润，先要缴55%的所得税以及其它种种上缴，过重的税收和上缴，使企业根本无法进行积累，无法归还银行本金。事实上大部分企业连利息也难以承担，只能靠再贷款来支付利息，借新债还老债，结果债务越积越多，终至不能自拔。

国营企业高额负债不能偿还，使得大量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形成大量的呆坏帐，银行的金融资产质量不断恶化。许多国营企业因为不能还贷，银行也不再肯贷款给他们，被逼到了死路。而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们，却又以此来证明国营企业搞不好。最受苦的是工人阶级。许多企业出现了停产、半停产，大量工人下岗、领不到工资，生活陷入困境。就这样国营企业有的倒闭，有的破产、有的兼并、有的转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一部分人发国难财，成了今天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全民下海下岗

“下海”一般指有经济头脑的党政干部和企业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员主动“停薪留职”外出做生意。“下岗”则是政策对企业工人强制执行的失业对像。下岗之风在全国范围内波及面广，影响极大，除领导处，人人都有自危感。跟六十年代的下放有同工异曲。下海这一举措出台是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中层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制配套实施的。本来不能胜任就辞职、竞争不上就下岗、人员冗余就分流，这对调动公职人员积极性，在党政机关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无疑大有好处。下海给领导干部留下了余地，辞职创办企业的机关干部，在离开机关5年内，如果本人提出申请，可在单位同意且有编制的情况下，继续回原单位工作。干部“下海”说明了创业环境的恶劣。许多干部不愿“下海”，除了畏惧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风险，更惧怕政府部门的不法侵害。一些有背景的干部敢于弄潮，停薪留职到商海中闯荡，利用自己的关系网，闯出了自己的一翻天地，成了亿万富翁。有的把经商弄来的钱买官，爬到了更高的官位。也有一些下海的人被商海淹没了。民间有一顺口溜,十分贴切地反映着时代的某种潮流和特征：“60年代下放,70年代下乡,80年代下海,90年代下岗“就是一例。说起80年代的下海就像昨日的故事,全民经商,十万人才下海南,大概都是下海的涌浪。下海的感觉和对下海的感悟,只有经历过与海的亲吻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下岗最早出现于1990年初，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90年代中后期，“厂长负责制”把工厂彻底搞夸了，厂长中饱私囊，不顾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奋起反抗。见怪不怪，不几年下来，厂子倒了，厂长升了，工人下岗了。下岗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突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通的广泛关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下岗职工问题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显然是必然的。大量职工下岗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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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反映。1998年至2000年，中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2001年初，单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下岗职工为657.3万人。工厂倒闭，工人下岗是专制体制近来奉献给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份厚礼。一个人一生很难有几门特长，工作了一生的职业突然间没了，从头再来何谈容易，许多下岗职工因失去了工作，生活十分艰难，有的人竞到菜市场检烂菜叶吃，还的下岗职工偷店里的饲料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句谎言被戳破。

取消政府包办的各种社会福利

从1949年至2002年以前，中国老百的福利都由政府包办，从小学到大学由国家买单。公职人员的生老病死不需个人负担，住房、退休都是国家一手操作，生活幸福，工作稳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朱镕基总理上台后，认为企业、单位的保障责任转向政府，已经出现了企业依赖政府、地方依赖中央的现象。这种政府包办的福利模式，往往会导致财政困难，效率低下，同时会助长国民惰性，削弱企业及国家的竞争力。他大刀阔斧，政府不再包办社会福利，建立起一个以居家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福利机构为补充,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社会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与志愿者相结合的社会福利发展格局。政府彻底改变对事业单位社会福利单一的拨款渠道，形成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多种投资渠道。政府轻装上阵，当起了甩手掌柜。社会福利从“国家包办”向多元化、市场化、民营化过渡已成为大势所趋。所谓多元化就是将某些原来由国家负担的社会福利改由家庭、社区、社会团体、慈善机关、工会、企业等分担；市场化、民营化就是将某些社会福利项目需要的资金由国家负担转变为私人负担；某些福利服务由原国家提供转变为私人提供；有些盈利性福利服务机构和设施可以交给企业经营运作，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经济效益。

朱镕基总理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把企业与政府脱勾，让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再让国家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国家公职人员被剥得一干二净，他们拿的是最低工资，要负担自己的今天和明天，公费医疗、住房、养老等都由自己负担。尤其是从高中到大学学费是世界最贵的，有人计算过相当一个家庭41年的积蓄，老百姓不堪重负。一个政府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得来的钱干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给官员腐败。现在政府是富了，老百姓却穷了。有人把1971年每月工资38。79元，用黄金换算，相当今天的5749元。如今一般老百姓那有这那高的工资。工作三十年平均工资2250元左右。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政府再富有与老百姓何干？

事业单位工资福利改革

2009年下半年，中央就就制订了事业单位工资福利改革制度，因种种原因没能实施。最近，一度踯躅不前的涉及3000多万人利益的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再度提上日程。目前，中编办、人保部等相关部委正在抓紧制定《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与这一文件一并制定的还有一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这两份文件将成为下一步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据了解，一些部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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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按照国务院相关部署，对其下属事业单位在资产清查、财务监管、划拨转让、人事编制等方面展开工作。这是在为上述两份文件出台后，全面展开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做准备。中国拥有事业单位大约126万多个，从业人员3000多万，70%以上为技术人员。这些事业单位大体可以分为“参公(即参照公务员)”、“全额拨款”、“财政补贴”、“自收自支”四类。知情人士透露说，在推进工资改革过程中，“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获得的财政支持将会逐步减少，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将会被最终推向市场，不过在此之前，仍将获得一定的“过渡期”。而“参公”和“全额拨款”类的事业单位，短期内相对较为“保险”。此外，一些事业单位还将被重组或剥离。人保部相关人士说，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最终的目标是尽量推向市场，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打破“铁饭碗”，克服长期以来缺少竞争、僵化、封闭的格局，真正达到改革的初衷。最终一句话，政府再一次甩包袱，积累资金，显示国力的强大。

改革的目的，已明确罢在了中国人面前，就是让老百姓多做事少拿钱。这次事业单位工资改革主要原则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给单位官员高度自治的权力，象十几年前“厂长经理责任制”那样让单位领导给老百姓评工资。在广东其他五省进实施公职人员退休养老保险改革制度，因现在的退休金已提前二十五年支取了，政府不可能背这个大包袱，新的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总的一个目的就是减少退休金，与现在养老金相比可能少一半。亡百姓苦，兴百姓也苦。国家那么多钱拨到基层搞建设，一千万用于工程不到一百万，那么多钱被私吞了，无人过问。老百姓的生活费天天有人惦记，搞得喘不过气来。

中国的发展老百姓没有错，只是消费了社会一点点物资。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改来改去老百姓是牺牲品。朱总理退下来后，与上海市委领导人说，是他丢了中国人的工作，砸了中国人的饭碗。执政者自称当今是太平盛世，老百姓无所求，为什么不让大家过几天安定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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