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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李波平，田艳平 2011-03-11

摘 要： 本文根据相关数据和报道，基于发生的背景，从缺工的地区、行业、企业、工种等角度对比分析两

轮“民工荒”的差异。通过比较发现，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而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深层次原因；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两轮“民工荒”折射出农民工主体及价值观念变化很大，惠农政策效果更加显现，区域格局发生更大变化，劳动力分流更加明显；但也揭示了企业的用工模式、管理体制没有改进；说明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发展步伐缓慢。两轮“民工荒”启示我们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将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民工荒，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劳动力市场，比较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发展战略，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依靠外资带动了经济发展，也拉大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纷纷流向发达的沿海地区，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汹涌的“民工潮”。至此，人们习惯于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即农民工被视为廉价而丰富的优势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在2004年初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开始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即“民工荒”。2008年沿海地区企业遭遇金融危机，使得沿海地区大约2000万农民工下岗失业，返乡回流，出现“失业潮”、“返乡潮”。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春节过后，沿海地区和内地企业纷纷出现“招工难”，再次爆发了新一轮的“民工荒”。

2004年初开始出现的首轮“民工荒”，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也提出了很多的对策和建议。2010年春

节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工荒”，“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本文根据相关数据和报道，从发生的背景及缺工的地区、行业、企业、工种等几个角度对比分析了两轮“民工荒”的差异，并拟通过对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得出一些深层次的启示。

二、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

本文把2004年开始发生的“民工荒”界定为首轮“民工荒”。2010年春节过后出现的“民工荒”界定为新一轮“民工荒”。

（一）“民工荒”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1.首轮“民工荒”的背景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态势良好，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3年增长了9.1%，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5%，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5.8%，国内外投资力度不断增强，极大推动了市场需求增加。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较快。2004年进出口比上年增长35.7%，全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扩大65亿美元。订单激增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迅猛扩张，许多企业扩充产能、上新生产线，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佣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农村劳动力供应市场的增长却相对平缓，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与往年相比增长平稳。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增长劲升而供应增长平稳，使得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了轻微变化。总体上来说是经济高速增长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属于扩张型影响。 2.新一轮“民工荒”的背景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冲击着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中国。以外向型经济著称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无疑是本次金融危机冲击的重灾区。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型企业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大量企业由于接不到订单而出现了半停产、停产、关闭、破产的情况，而作为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纷纷失去工作，被迫返乡回流。据农业

部2009年1月统计，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约2000万人以上，大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促进就业增长，我国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的指导思想，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中西部地区。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特别是春节过后，由于企业提前开工和招人，很多农民工还在家过年，企业又遭遇了“招工难”。从“失业潮”到“民工荒”，这两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此轮“民工荒”与金融危机是有直接关系的（杨云彦，2010），有人认为新一轮的“民工荒”并不是早期的“民工荒”的简单延续，更多表现为不少企业在2009年危机中减产停产并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

（二）区域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通过调研发现，“民工荒”只是主要出现在经济较发达沿海地区，而并非全国普遍现象，特别是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集聚地区，其中珠三角是最严重的地区，估计有近200万民工缺口，缺工率约为10%。

2.新一轮“民工荒”。据估计，珠三角地区城市出现超过200万的用工缺口，其中深圳81.9万人、广州15万人、东莞100万人、中山13万人；江浙最缺一线普工，昆山、杭州、温州等地用工难随处可见；福建省出现“用工荒”，每100名求职者可以选择的工作岗位数为130个，求人倍率1.3，也是近年来该指标的最高数值；另外，湖北、重庆、安徽、江西等劳务大省也很紧缺，如2010年春季武汉市劳动就业管理局预计武汉市缺工总量达7～8万人。相比上轮，新一轮民工短缺的区域有所扩大。

（三）企业行业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研发现，一般大型企业由于职工福利和保障较好而基本不存在民工短缺，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最为严重，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

为严重。技工短缺主要集中在工艺设计、机械加工、电器设备、光机电一体化、模具、数控机床、汽车涂装、电子测试等生产、附加值高的产业。

2.新一轮“民工荒”。据报道，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最为严重，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服装加工、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

（四）工种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查发现，农民工短缺的一个重要表现为熟练工、技工短缺，尤其是高级工严重缺乏。许多企业只想招熟练工、技术工，造成农民工供求错位严重，招新手容易，招技工难，招高级工更难。

2.新一轮“民工荒”。2010年“民工荒”从短缺的角度来说普工短缺占大部分，也存在一定的技工。目前广东企业用工一是普工缺口相对较大（缺口约占总量的68%），二是技工缺口仍处高位（占缺工总量的32%）。据报道，挡车工、车位工、缝纫工、印染工、抛光工、钳工、装配工、焊工、电工等是浙江目前最缺的工种，也是招工量最大的工种，也正好分属浙江的支柱性产业；服务员、裁缝工、操作工这三类农民工如今是江苏目前最紧俏的农民工。另外，保安、数控车床熟练工、有经验的电焊工、钳工也普遍稀缺。

（五）性别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调查发现（2004），女工需求过大，男工相对过剩。劳动力市场上性别供求错位严重，造成女性“民工荒”。女工需求量是男工的数倍，有些企业男女比例高达1：10。 2.新一轮“民工荒”。2010年“民工荒”表现为男性和女性都比较短缺，很多招聘单位表示只要是工人都可以考虑。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第一，从经济社会背景来看，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两轮“民工荒”，从表象上看都是由于经济发展刺激沿海企业订单猛增，因而导致了

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第二，从区域结构上看，两轮“民工荒”短缺都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但是新一轮“民工荒”内地民工短缺也比较严重，区域有所扩大。第三，从行业结构上看，两轮“民工荒”的短缺都主要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般都在竞争激烈的服装加工、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但新一轮民工短缺的企业行业面有所增加。第四，从工种特征上看，首轮主要短缺熟练工、技工，新一轮主要短缺普工，也存在一定的技工、熟练工。第五，从性别特征上看，首轮主要是缺女工，新一轮是男女都缺，性别结构也有所扩大。

三、两轮“民工荒”产生的相同原因

（一）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区位条件，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依靠大量廉价、技术含量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成本、发展外向型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制造”遍布全球。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我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企业牺牲农民工的利益和权益，以保障低成本、赚取利润。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空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查发现，当时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为510元，东莞为450元，深圳特区外最低工资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后为388元。农民工长期处于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的状态中，低工资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2004年出现“民工荒”时，政府和很多企业都意识到普工的工资太低，认为要提高工资，但是据统计现在大多数企业的普工工资仍然为基本底薪500～800元／月，随着各种成本的提高，于是农民工的净收益不断减少，甚至趋于零，迫使农民工不再接受这种名义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趋于减少，“民工荒”就会出现，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最终影响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使得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也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价值增值较低，竞争力不强。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

这表明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也说明了高度对外依赖将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民工短缺、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资源承载力日渐饱和的趋势下，原有的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高投入、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已不具有竞争优势，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低工资、低劳动成本带来的低效率可能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落人“低成本陷阱”。当前“民工荒”很大程度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工资－低成本－低效率－低竞争力”链条的断裂，是长期不重视人力资本投入、不进行自主创新、不加快产业升级的理性反映。“民工荒”反映出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二）制度短缺和权益短缺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有专家和学者指出“民工荒”实际上是制度荒和权益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制度短缺和权益短缺。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民工荒”的重要原因，“民工荒”正是对这些制度缺陷的有力反抗。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民工荒”事件是户籍制度的必然产物，户籍制度导致了较高的迁移成本（王美艳、蔡昉，2008），外来民工被迫缴纳各种不合理费用，如流动人口证、暂住证、计划生育证等办证费用，加重了民工的负担，加上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限制了一部分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农民工不仅工资低，而且人身安全和尊严、平等择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居住等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合法权益屡遭侵害。

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政府在法律法规上做了很大改进，如国务院在2006年专门制定并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将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工资拖欠问题列为农民工工作重点内容之一；近几年国家也密集颁布了保护劳动者权利方面的法律，仅在2007年就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就业促进法》。但是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改变的幅度不大，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在权益上，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仍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处于城市社会底层。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维权意识比较强，在很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离开工作岗位，一走了之，于是产生了“民工荒”。

四、两轮“民工荒”反映出三个变化趋势

（一）区域格局在发生变化，农民工流动的选择性增加

“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经济圈已经形成，农村劳动力外出选择的机会加大，流向出现多元化。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推进，北部湾、成渝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等区域板块的形成与崛起，使欠发达地区加快了经济发展。另外，很多在沿海地区工作时间很长的劳动力已经有了些资本积累，不愿再从事最简单最辛苦的低级工作，而愿意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和投资。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也给返乡人员创业提供了各方面优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经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2009年湖南省GDP增长13.6%，其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十位；安徽省GDP增长12.9%，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上升，并成为我国第14个迈入GDP“万亿俱乐部”行列的省份；内蒙古2009年GDP更是以17%的增速在各省份中位于第一，其他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在金融危机下，中西部地区并取代东部地区成为我国经济“保八”的功臣。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就获得更多的“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出现了“就近就业”的趋势，减少了对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供给。“东南西北中，打工到广东”，在农民工曾经流传的顺口溜现在变成了“东南西北中，处处可打工”。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发生变化，农民工流动的选择性更多。

（二）民工主体及其价值观念在变化

20世纪60年代出生、现年40岁以上、9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年龄的限制，再加上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这些农民工纷纷还乡回流，取而代之的是80年代后出生、新世纪开始外出打工的农民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他们外出务工就业价值观念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新生代年轻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经济压力较小，挣钱并不是唯一目的，更注重追求生活质量，效用目标和偏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刘传

江、徐建玲，2006；胡伟清、张宗益，2007；杨春华，2010）。他们在社会地位、合法权益、社会保障、人格尊严、子女人学等方面的诉求日益凸显。但是他们也有消极、个性的表现，吃苦耐劳精神日益缺乏，老一代农民工总是老老实实呆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新生代农民工即使从事此类工作也常常会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而频繁跳槽。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新生代农民工跳槽频率是老一代农民工的近6倍（长子中，2009），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此外，人文环境、文化娱乐、工作条件等都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然而，沿海地区企业在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合法权益等方面改变不大，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用工荒”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的抗议。

（三）惠农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农民工外出净收益不断下降

两轮“民工荒”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农”问题在不断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负担重而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在早期，相比农村而言，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比较高。但是随着国家连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新农村建设等，使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这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也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量小于企业实际需要量，结果带来了企业用工短缺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0年2月24日发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有62%的返乡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有30%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要视情况而定，所占比例与往年相比增长6%；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这表明了国家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吸引农民工重新回归农业，留守农村的意愿比过去提高了，外出打工的意愿降低了。此外，在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实际购买力趋于下降，而流向城市的成本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净收益下降，缺乏向外流动的经济诱因。

五、两轮“民工荒”表现出两个方面的落后

（一）说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2004年我国政府就提出了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发展跨地区劳务合作。但是劳务市场相对落后，发展步伐缓慢，大批量的劳务输出还处在零散无组织状态。主要原因，一是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不信任。劳务市场上各种非法中介机构采取提供虚假、诱人的招工信息骗取农民工高额中介费用，使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不信任，害怕进入劳动力市场。统计显示，农民工盲目外出占36%，返回原岗占44%，老乡、亲朋好友介绍占11%，经有关部门组织输出的仅占9%。二是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较完善的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络，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布和提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由于农民工输出地和需求地不能相互协调，劳务信息不充分，管理网络不健全，使得劳动供给的信息无法传递给用工单位，劳动需求的信息也无法传递给打工者，造成劳动力的盲目、无序流动，从而导致了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劳动法律法规缺失，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市场调节、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还没有形成，这些都影响到农民工就业、流动。

（二）揭示了企业用工模式的落后，管理体制没有改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通过调查发现，18～25岁的年轻劳动力仍是企业用工需求主体；对女工需求过大，男工相对过剩，性别需求失衡；一些企业除搬运等岗位外全部招女工，男女比例有的高达1：10。目前企业招收农民工时对年龄仍然有严格限制。企业的这种用工模式存在严重的歧视问题，对公民劳动权形成严重侵害，也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造成供求错位严重。可以说农民工并没有短缺，“民工荒”并不是农民工供给总量的减少。按照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每年抽样调查，我国乡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其中25岁以下的约占45%，按照企业招工标准，将有近55%的外出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企业只利用劳动力生命中最年轻时段，折射出我国并不缺民工，缺的是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民工。

企业追求短期利润而设置了苛刻的用工条件，人为地缩小了招工范围，这种情况早在2004年就有所反映，但是企业仍然没有改进旧有的用工模式和管理体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大部分企业对新招员工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程度均有一定的要求。对企业调查中，企业招工岗位中近1/3要求具备一定的职业资格，企业招工要求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9%，要求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5%，暂无要求的占26%。这些要求限制了一部分劳动力供给。企业需要熟练的技工但是却没有完整的民工培训、人才开发体系。发生金融危机时企业大量裁减人员，订单增加时却呈现招工难现象，说明了企业对未来人力资源预测能力、人才储备能力相当缺乏。两轮“民工荒”揭示出企业用工模式、人力资源管理办法的落后。

表1：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及农民工人口数量（万人）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村15～64岁的人口(万人) 52662 52291 51767 51597 51424 51192 50894 50543 50117 农民工(万人) 8399 10470 11390 11823 12578 13212 13697 14041 15000 农民工外出所占农村l5～64岁的人口比例(%) 15.95 20.02 22.00 22.91 24.46 25.81 26.91 27.78 29.93 数据来源：（1）2000-2007年外出6个月以上农村劳动力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2008年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数字引自Xin（2009）；（2）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系胡英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的预测

六、结论及启示

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因素，“民工荒”问题是各种社会经济原因长期积累导致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而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深层次原因，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两轮“民工荒”折射出惠农政策效果更加显现，区域发展格局发生更大变化，劳动力分流更加明显，农民工主体及价值观念在发生变化。但是也揭示了企业的用工模式、管理体制没有改进；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发展步伐缓慢。

“民工荒”体现了对科学发展理念和公平制度环境的呼唤，也反映出农民工由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跃迁，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要启示。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可以实现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和升级，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民工培训力度，提高民工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可持续就业能力，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将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把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较长时期内的特征，如果不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会经常出现民工短缺问题，将会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 者：李波平 田艳平 出 处：《农业经济问题》

单 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

经济类别：人口与就业 库 别：中经评论子库

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张茉楠 2011-03-09

摘 要： 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回避人口老龄化这一客观历史必然，“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2011

年出现的“用工荒”已从区域性向全局性转变，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渐行渐远，但以此为特征的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

关键词：

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发展转型

2011年出现的“用工荒”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东部沿海劳动力输入大省用工率先出现大量缺口，企业招工困难，这一态势迅速蔓延至内陆传统的劳动力输出省（市），中国由区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工荒”转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真的渐行渐远了。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中国要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战略性转变。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傲人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功不可没。从一般理解来看，“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世界各国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或迟或早会经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出生率下降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时期内，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7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4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5%－30%左右。

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3至1／2。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中，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本身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数量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根据瑞银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

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一般而言，“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要通过四种机制：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

动力升级可持续。

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前两种机制发生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可见，“人口红利”在中国还只是停留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真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为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教育质量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因此，“二次人口红利”再造，将会通过加速人力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发展阶段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的转变。

作 者：张茉楠

单 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经济类别：人口与就业 库 别：国内论文子库

缓解人口压力只能靠经济手段－－从北京的人口数量变化辨析人口承载力

（下）

苏杨，齐浩良，肖周燕 2011-03-03

摘 要： 按照“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为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而制定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显然是不合

时宜的。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通过选择企业并依据区域定位建立企业准入制度，去调控人口规模和质量。

关键词：

人口承载力，人口规模，人口调控，产业结构调整

上篇认为，由于人口合理分布是以区域人口承载力为基础的，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也解释了我国人口分布变化的实情：对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胡焕庸线”的基本规律在七十年的发展后仍基本不变，不是说明自然条件是人口流动和分布的直接决定因素，而是因为经济规模的空间分布仍然向东南倾斜，从而带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如此－－实际上如果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协调的话，东南一隅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未来“胡焕庸线”规律描述的人口分布向东南倾斜的情况可能也应该更突出。

区域人口承载力与发展方式的选择

既然人口承载力的决定因素是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区域的就业状况，那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由谁决定？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就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区域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

依据人口与经济系统关系，可将区域发展方式分为“消费偏好型”和“生产偏好型”。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具有不同的人口状态。区域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必然有不同的人口承载力。在“消费偏好型”区域，人口系统的福利是主导性目标，经济系统的收益是以消费的增加为主要动力的，而消费的增加则依赖于人－－必须有更多的常住人口，才可能带来更多的消费，才可能使地方政府征到更多的税。即以消费环节为主的税收特征对政府吸引人口迁入该区构成了良好的正向激励，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这种方

式体现了对作为消费者的人口的高度重视。在整个经济发展循环中，政府是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就业政策的促进者、人口和社会福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一个有独立利益诉求的主体。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成为吸引人口积聚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若干重要环节的作为，强化这种经济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在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中，消费是人口系统福利增加的标志，也是刺激经济系统收益增加的作用点，就业则是经济系统收益向人口系统福利转移的关键因素。但由于单纯的市场行为是很难实现经济系统福利向人口系统充分转移的，企业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努力有减少对劳动力使用的倾向，而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则需要通过非市场因素的干预，即在实现良性循环中，地方政府的作为空间是比较大的。与“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正好相反，选择“生产偏好型”发展方式的区域，地区税收更偏重生产环节，由此构成了政府强调生产而非消费的发展特性，在这种发展方式下，政府更看重企业和能带来投资的“富人”，其次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并不笼统欢迎作为消费者的人－－所谓“要人手不要人口”。

“消费偏好型”发展区域的地方政府大多采取主要在消费环节征税（包括物业税、消费税等）的制度，定居人口增加意味着政府财源的增加，这使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意愿吸引人口迁入；而区域以“生产偏好型”方式发展的，则征税以生产环节为主，在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来自生产环节征收的增值税的财税体制下，企业缴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地方政府会采用各种方式吸引企业，包括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吸引投资，由此带来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加。

如前所述，人口承载力受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的制约。由于区域会在“生产偏好型”和“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之间作出选择，则将会有不同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就业状况，因此区域的人口承载力必将不同，随之将有不同的人口分布。因此，人口能否合理分布或者说人口承载力关键取决于区域对发展方式的选择。如果采取“生产偏好型”发展方式，必然导致过分强调人手，在经济结构中偏向能产生大量就业岗位的产业，人口承载力也将不断提高。

基于人口承载力影响分析的区域人口调控思路

综上所述，自然地理角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无法解释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超过人口承载力却没有产生任何危机这一现象的。因此如果按照现有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为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而制定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对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城市而言，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非膨胀的人口，而是错误的城市发展方式。北京人口增长近年远超规划，主要既不是人口管理做得不好，也不是城市规划做得不好，而在于实现城市规划及人口目标所依据的条件－－按正确的城市发展方式发展经济，现实中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这其实也是当前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在内的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共同存在的问题。由于人口承载力上限关键在于区域发展方式所决定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就业状况，并不是自然地理角度的资源环境，这就为调控区域的人口规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从影响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因素入手，对产业和就业结构等经济因素的调整才能够真正调控区域人口规模并在调控中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正确的管理手段是通过宏观的产业调整，控制微观企业及控制就业，使人口在类似北京、上海等城市分布的主观动力减弱。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从宏观层面，可制订与区域定位相关联的产业支持和限制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调控人口规模和质量。产业是区域功能的经济支柱，相关的产业发展将为区域功能的实现提供多方面的支撑，区域发展的巨大投入、人才集聚、资本集聚、信息集聚等等，都需要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因此，在区域功能准确定位的基础上，确定应该支持发展和限制的产业，以及需要采取具体的实际手段调整产业结构，才能达到调控人口总量，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的目的。通过选择产业来间接选择人口，使区域人口的规模、质量和结构与之匹配和优化。至于应该发展和限制哪些产业，是需要在区域功能准确定位基础上，从产业经济的角度作出深入研究的，需要从制订重点支持的产业体系目录、设定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标准、能源及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标准等工作上多方面做深入和科学的研究和探索。

从微观层面，通过选择企业来调控区域人口，依据区域定位建立企业准入制度。该项措施主要聚焦在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微观层面。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准入是落实区域定位的根本保障。目前由于北京及多数中心

城市选择发展“生产偏好型”城市，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引进产业时，往往注重的是企业所带动的就业以及企业所提供的税收，加之GDP是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因此，区域对企业基本是照单全收，并未考虑企业是否切合区域定位，并无企业准入制度，企业增加，就业增加，由此区域人口承载力提高。因此，人口规模超过人口承载力及调控均不在事后的人口管理，而应在企业准入造成的源头性人口需求，人口管理是无力矫正经济因素所带来的问题的。因而，约束就业增长应是当前控制人口增量的重心，按区域定位对企业准入制定规则以“约束数量，提高质量”，是控制就业增长及提升区域发展品质最有力的途径。

综合而言，面对人口压力，面对区域人口承载力不断被突破，应转变对人口承载力的传统认识，从经济因素入手，这才是缓解人口压力的正确方向，而不是动辄就“限制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区域如果试图以行政手段阻止人口的增长或把人口控制在某一预期的数量以下，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倒回计划经济的时代。任何区域都不可能搞出一个“隔离墙”，不可能光凭行政手段来完全堵住人口的正常流动。更何况，一个在21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大国，公民的自由迁徙要看国家的利益安排布局，而不能看威权管制。

人口压力的解决，只能靠经济手段、市场机制形成的经济上的“隔离墙”，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会对人口的增减、出入产生调控作用，对人口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上进行优化调控，应在对区域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一言以蔽之，人口压力的解决，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应更多通过市场间接地实现，最终，在区域进行合理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形成“政府调控产业，市场选择岗位，个人决定去留”的人口间接调控机制。

作 者：苏杨 齐浩良 肖周燕

单 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类别：人口与就业 库 别：国内论文子库

“人口红利”还有相当潜能

2011-03-09

摘 要： 按照刘易斯的理论，所谓的“拐点”发生在农业生产率增长到接近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时候，而目前我

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远远低于工业部门，一个表现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国城市化率2010年为47%，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未来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农业生产，工业生产

“刘易斯拐点”在中国被反复争论。因为它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消费潜力。

“刘易斯拐点”最本源的定义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念，我看过不少学者不同口径的研究报告，多数认为现在农村中能够转出的劳动力已经不多，剩下的多是老幼妇孺。

但我所理解的“刘易斯拐点”事实上隐含了这样一个默认的逻辑，即那些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工业部门未来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只能依靠从农业部门转移来满足。如此必然的推论是“不变工资制”会被打破。而这个经济逻辑是通过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实现的－－由于劳动力转移持续不断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推高了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对现代部门的产品比价，最终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或等同现代部门，现代部门无法继续以较低价格吸收劳动力，因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变大。

我的疑惑在于：如果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本身仍然就业不足，工资却出现了快速上涨，那还是“刘易斯拐点”解释框架中的逻辑吗？

有一个现象值得观察。

在东部地区“用工荒”持续数年并愈演愈烈之际，一大批农民工不到40岁就返乡了，东部城市似乎不需要老的农民工。

这意味着中国东部地区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实际增长缓慢，不排除个别地区出现负增长。因为一个受过多年职业技术培训的熟练农民工返乡，他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消失可能是数个非熟练的青年农民工补不上的。当经济周期性因素导致需求大量增加时，用工紧张（特别是技工）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劳工短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或普遍存在着就业不足。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口红利还有相当潜能。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值得探讨。城市不能给他们必要的公共产品，农民工在住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满足都不可能发生在城市，他们只能“候鸟性流动”，主要是谋求在制造业中就业，目的是赚取较高收入。十八岁离乡成为产业工人，二十年后依然不能在东部城市落户。更重要的是房地产泡沫使得他们留在城市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往往是因为主观认定了“刘易斯拐点”的存在，回过头来，再用各种方式来判定它的出现。

一是用工资上涨来判定，工资快速上涨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但在刘易斯的理论框架中，当二元结构出现拐点时，工资上涨只是一个推论，能否成为一个判断条件显然不是逻辑必然。刘易斯也在后来的文献中进一步解释过，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

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更可能是货币的泡沫推动了工资快涨，而非“刘易斯拐点”。某种程度上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我们可能提早了很多年迎来劳工工资的急剧上涨。

地价和房地产上涨直接驱动城市人工成本快涨。因为蓝领工人工资的大部分开支是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

活，而节余部分必须要达到或超过在家务农或就近打工的收入节余水准。如果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攀升，农民工去沿海地区务工的意愿就会大幅下降，这也是许多农民工到东部打工赚钱十几年，最后发现自己至少在经济上成为这个城市居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的原因。

还有一种“刘易斯拐点”的判定观点我们也经常听到，即人口结构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的测算，中国劳动力净供给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但“刘易斯拐点”并不涉及社会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化。

按照刘易斯的理论，所谓的“拐点”发生在农业生产率增长到接近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时候，而目前我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远远低于工业部门，一个表现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国城市化率2010年为47%，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未来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

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42亿的农民工。未来15-20年，如果目前这2.42亿城市“候鸟”能够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他们每人从农村带出两个人融入城市的生活（妻子及子女），就有4-5亿人要进入城市。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就能够上升到65%。即便不考虑个人消费水平的增长，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国的私人消费从1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5万-30万亿元。应该大胆想象一下中国未来城市化所能释放的需求潜能。

如果说中国存在“刘易斯拐点”的话，在我看来，只有当这些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实现了充分就业而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个拐点才算真正到来。

为此，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获得人口红利延伸，即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这些政策包括：坚决抑制资产泡沫，降低城市经济成本，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就业的增长；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建立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使他

们有可能实现“市民化”；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等等。

作 者： 出 处：中国证券报 单 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经济类别：人口与就业 库 别：中经评论子库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管理研究

朱欣乐 2011-01-24

摘 要：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是根据农户的信誉，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要抵押、保证担保

的贷款，是以农户为服务对象，以贷款形式为他们提供发展资金的一种扶贫方式。农村小额信用贷款设立的目的是为解决有潜在偿还能力农民的临时性资金短缺问题，其在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农村小额信贷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特征，其发展仍然举步维艰，因此，分析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并探讨防范风险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小额信贷，信用风险，风险防范，运行机制

作为一种创新贷款业务，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为农村经济输入了鲜活的金融资本，在缓解农村金融供给压力、优化农村金融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有效降低城乡贫富差距和“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由于农村小额信贷笔数多、分布散、发放对象特殊等因素，农村小额信贷按期还贷面临很大的困难，管理的风险不断凸显。因此，加强对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分析农村小额贷款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及运行机制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下，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和小型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截止2009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已达9.1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2.8%，比年初增长34.8%，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余额201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972亿元，增幅达到32.8%。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2712亿元，比2008年同期增加534亿元，增幅达到24.5%。农户联保贷款余额2 378亿元，比2008年同期增加899亿元，增幅达到 60.9%。在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及贷款总额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小额信贷机构数量不断增加。随着农村小额信贷余额的迅速增长，农村小额信贷机构为降低风险采取了如“家庭联保”等措施，但其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主要商业银行贷款。

在农村小额信贷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和管理风险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村金融机构也一直在尝试寻找更加合理有效的信贷机制，以降低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以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为例，针对农户的贷款分三类：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农户保证贷款。其中农村小额信贷操作流程如下：（1）农民先自行申请，该农户必须三年无不良记录。（2）农村信用社信贷员到申贷人家中走访，进行初步审批，申贷人至少需满足以下条件：有90平方米以上砖瓦房，2公顷农作物种植面积以及身体健康良好等。 （3）当地信贷员经过初步审核认为该农户具备贷款条件，且信用等级良好，有还款能力后，将该农户贷款申请提交到村政府。（4）如果该农户复审通过，农村信用社会在得到审批结果后第一时间张榜公布，此农户成为信用户。按资产信用等条件可将申贷人划分为4个等级：AA级农户可贷款10万元；A级农户可贷款5万元；B级农户可贷款3万元；C级农户可贷款1万元。由此可见，经过对小额信贷申请人通过层层审核，基本能够确保申贷人具有充分的偿还能力，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得以降低。但这样严格筛选过程也存在一个重要弊端，即生活贫困不符合硬性条件的农民无法获得贷款，事实上农村信用社也通常忽视小额信贷的“扶贫”使命，而专注于盈利和可持续性。

二、农村小额信贷面临的风险

农业生产经营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内在风险，更容易直接、频繁地受到天气、病虫灾、疾病以及其它自然气候因素的影响。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之间获得的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农村小额信贷

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村地区的中低收入人群，家中持有的资产较少而信誉较低，或因为缺乏担保物或担保人导致信用状况始终无法改善，从而被正规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处于信贷市场的边缘或弱势地位，但是这些人通过努力改善经济状况的意愿强烈。早期，农村小额信贷在中国试运行阶段是一种公益性的扶贫贷款，由专门公益性的组织负责实施，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帮助贫困的农户改善生活。随着试点运行的成功，小额贷款的高还款率和盈利性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扶持，农村信用社等正规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始介入，拓展了商业化的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并逐渐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由于信贷人员素质偏低、缺乏信贷风险管理意识、缺乏高效的贷款管理制度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十分突出。这使得在并不完善的制度安排下，农村金融机构不得不承担过重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农村小额信贷最主要的风险，无论是公益性还是商业化的小额信贷机构，都将防范信用风险置于首位。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两大类：第一，借款人存在违约的主观意愿。第二，借款人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客观上缺乏偿还贷款的能力。借款人的主观还款意愿主要由本人的道德品性决定。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小额信贷机构无法完全掌握这类贷款人的主观意愿、周围环境状况和全部信用信息，发放后的贷款就极有可能直接用于生活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这必然导致贷款人未来没有充足的现金流偿还贷款。

农村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产生更多源于借款人客观的还债能力，主要与自然风险、收入和消费周期性波动以及农产品的价格等影响因素相关。首先，农民的偿债能力必然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农民的财富积累缓滞，信用状况不佳。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具有地域性，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地理区域集中，导致该地区同一个小额信贷容易面临较高的协同风险。一旦当地发上较大的自然灾害，那么小额信贷机构将不得不遭受致命损失。尤其是在农户种植作物较为单一的地区，小额信贷的持续运营则更加脆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具有独特的周期性，致使农民一年之中的现金收入波动性强烈，收获的时节收入较高，但为维持正常生活，家庭消费支出长时间内稳定，所以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差额周期性变动，直接影

响了小额贷款家庭的偿还能力。以东北粮食主产区为例进行研究可以清楚看到：（1）农民现金收支差额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波动性。吉林省与黑龙江省每年第一、二季度的现金收支差额要高于第三和第四季度，说明在每年的前两个季度农民手中有资金盈余，有能力支付日常消费及进入播种时期购买农机器械，而一旦播种结束，农民手中的钱逐渐减少，以至于进入收获时没有资金周转。（2）辽宁省农户现金收支差额明显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第三季度收支差额要远大于其它三季度，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3）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农户现金收支差额在多数情况下低于0，即现金收入少于现金支出。大多数农户面临的情况是“年吃年用”或满足消费支出后就无法继续满足生产支出，所以资金需求尤为强烈，一旦出现自然因素等农民不可抗力的因素，为他们提供贷款的小额信贷机构就会面临巨大风险。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家庭可以跨期进行消费平滑，这种消费平滑是家庭通过自身储蓄或借贷行为平滑自己一生或一段期间的边际消费效用，从而达到平滑消费的目的。由于农业生产投入大、收入相对稳定等因素会加速减少收入与支出差额，使得农民的存款有限，无法为以后发生的不确定事件牺牲现阶段的消费，即预防性储蓄不足。但农民为满足流动性需要，又必须保证手中持有一定现金，以满足日常生活消费，此时在一个消费周期内，大多数农民都面临储蓄较少的状况，仅有少数农民在有资金需求时可以及时取出。一旦到了播种的季节，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则会出现没有资金买种子、化肥等种地基本原料的尴尬局面。 另外，农民是农作物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市场议价能力较弱，不得不承受较高市场价格的风险。市场瞬息万变，而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户难以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合理设计其种植结构，往往只能参照上期市场价格来决定本期生产，这种情况下农户不可能获得较好的收入 （李强和杨蕊，2007）。东北地区作为粮食主要生产区，近年来虽然粮食收购价格有所上升，但增速远不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速度，这无疑又加重了农民负担，“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十分突出，有越来越多的贷款农户会因为收入问题有心却无力还贷。

（二）农村小额信贷的营运风险

金融风险是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外部风险，其中信用风险较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的影响程度更深，而且在

小额信用贷款试运行的早期，信用风险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随着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和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相继步入正轨，信用风险的控制逐渐走向成熟，在此基础之上，贷款机构内部风险－－营运风险则变得更加引人关注了。

小额贷款公司的营运风险也可以称为操作风险，包含业务交易风险、员工欺诈风险和监管风险。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我国200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 550万人。因此，小额信贷的需求量非常旺盛，服务的客户数目庞大，处理业务量较多，农村信用社、储蓄银行等主要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覆盖范围大，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工作上难免存在疏忽和纰漏。而且随着小额机构的扩张，信贷员审批的权力过大，一旦疏于管理，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不但服务质量下降，影响运行效率，甚至产生索要贿赂等违法行为。更有甚者，信贷机构员工会利用职务的便利与外部人勾结骗取贷款。另外，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促进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发展，引导资金流向，颁布各种法律和法规，但商业性的小额信贷机构出于盈利的动机可能会故意违反相关规章制度。治理营运风险主要针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管理层能否进行有效决策，负责人的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监督，既保证业务的正常有序开展，又防止其滥用职权，损害机构利益。

（三）农村生产的弱质性带来的自然风险

目前，我国农村小额贷款的对象基本上是农民，而农民贷款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的投入，包括化肥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而种植业和养殖业又是弱质产业，属于靠天吃饭的产业或受自然及市场影响较大的产业，经营的自然和市场风险较高。这些产业如果出现问题，农民的资金链条就会断裂，并直接影响他们的还贷能力，并最终将这种风险转移给小额贷款公司。

三、防范农村小额信贷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

农村小额信贷一直以来被定义为向穷人以及中低收入的农民提供贷款，是具有扶贫意义的贷款方式，其作用在于帮助最需要资金的农民摆脱贫困。但事实却因为许多真正有资金需要的农民因为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或财产作保证而无法获得贷款，从而无法扩大生产造成资金短缺的恶性循环。因此，要适当放宽对贷款对象的资金条件限制，并更多地关注和评定贷款对象的生产能力等个人发展因素，将资金贷给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民手中。由于我国季节变化明显，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周期自然有长有短。目前小额信贷期限一般为6个月到1年，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贷款期限明显过短。如东北地区，一年一季的粮食作物决定农民资金投入大，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使农民无法短期内完成资金的周转，此时的农民就很难及时收回成本用以偿还贷款，农民违约的同时小额信贷机构也面临损失。因此，小额信贷的贷款期限也应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周期制定，而不能一成不变。

由于发放小额信贷面临的风险大和监管成本高等因素决定了小额信贷要有一个高于普通商业信贷的利率，但也同时造成了许多农民在面临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时望而却步。因此，适当调节利率水平，可以缓解农村信用社面临资金闲置、农民无处借款的矛盾。

目前，针对农村小额信贷运行机制中的对象、期限以及利率方面应加大调整力度，以保证小额信贷机构在安全运营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小额信贷发放标准，并结合当地农业生产特点和生产周期、农民收入状况合理制定小额信贷期限，利用地区间农作物差异性调配资金，保证资金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流动。

（二）强化培训，不断提高小额信贷机构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风险意识

小额信贷针对的贷款对象多为较为贫困的农民，他们对相关金融制度与法律法规方面大多缺乏较为准确的认识，往往存在期望与现实情况的背离，造成农民对小额信贷机构认识的偏差。目前，我国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机构中，很少有专门从事农村小额信贷方面研究或从业的人员，且许多工作人员存在学历较低、知识体系不完整等致命弱点，这十分不利于我国小额信贷的全面开展和普及。因此，培养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的从业人员，提高信贷员的专业素质，完善信贷员的知识体系十分必要。与此同时，还应防范信

贷员在审批与操作过程中操作风险，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及贷款对象的信用状况进行评级与审批，坚决杜绝违规违法行为，培养信贷员的专业素质，树立起良好的工作习惯，将风险管理渗透到具体的工作之中，从根本上提高贷款风险的整体防范与控制能力。要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为完善小额信贷机制建立较好的外部环境。

（三）建立与小额信贷适应的社会服务体系

尽管我国连续五年扶持农业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部分“三农”问题，但与之配套的社会服务体系依然欠缺，小额信贷虽然在资金方面为农户提供了发展动力，但许多与农业生产配套的农业科学技术、市场信息以及农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还有很大不足。因此，在解决资金困难的同时，还应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知识，从整体上提高农民素质，建立健全农民科学技术服务、市场信息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业发展。

（四）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建设

农业天然弱质性使得基础农业生产必须承受由于自然灾害带来的歉收以致绝收的风险，“靠天吃饭”的局面短时期内很难扭转。为提高农业生产者的风险承受能力，需要合理分散风险和转移风险。因此，加快推行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探索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的合作机制，在提高农民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小额信贷机构所承担的风险过大。

（五）健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信用体系

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以及政府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农户的信用和经济档案，及时准确了解农户用款、还款情况，建立并完善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级标准和操作程序，并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要求，做好信用户、信用村的评定工作。对已经评级的信用村、信用乡（镇），要定期进行检查验收，不合

标准的要坚决取消。对符合标准的要施行适度的奖励，如下调利率、延长贷款使用期限等。在信用评定方面，不仅要照顾资金往来频繁的农户，更要注重资金往来较少或没有发生过资金往来的农户，在信用评定上一视同仁。

作 者：朱欣乐 出 处：《经济纵横》 经济类别：农村金融 库 别：国内论文子库

对未来国际石油市场走势的基本判断

邓郁松 2004-10-11

摘 要： 2004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攀升与投机因素有关，国际石油供应并未受到影响。未来国际石油市场的

基本格局仍然有利于石油的稳定供应，但国际油价仍将频繁大幅波动。建议要研究制定不同油价水平下的应对策略；推进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对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进行适当调整；逐步建立石油储备制度，增强国家对油价进行调控的能力。

关键词：

石油，价格，国际

2004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攀升并不断创出历史新高。8月19日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原油期货价格每桶达到48.70美元，为该交易所1983年开始原油期货交易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认为，目前的高油价主要是短期因素作用的结果，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动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投机因素是近期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据国际能源机构7月发表的月度报告，2004年全球原油日需求量比去年增加3.2%，是近年来需求增速最快的一年。虽然需求增长较快，但目前世界石油生产能力仍然超过需求，在这一轮的油价上涨中，国际石

油供应并未发生问题，美国、中国等石油进口大国的进口量都未受到影响。

在国际石油供应并未受到实际影响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却大幅攀升，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石油价格形成机制与石油期货价格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即期货市场中的投机者会对石油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在世界经济复苏带动需求较快增长的背景下，主要石油出口国相继发生的可能影响供应的事件成为期货市场炒高油价的主要“题材”，沙特、伊拉克发生的恐怖袭击，俄罗斯尤科斯公司的巨额欠税问题等一些突发性事件，虽然对石油供应尚未产生真实冲击，但却不断推动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新高。据估计，目前的国际高油价约有10美元左

右是投机因素造成的。

二、国际石油市场的基本格局仍然有利于石油的稳定供应

一是国际石油市场并不“缺油”。世界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原苏联和北美等地区。由于石油资源分布不均衡，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石油供应都不能满足需要，必须从国际市场进口石油。其中北美、欧洲和亚太是对国际石油市场依赖程度最大的三个地区。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10年北美、欧洲和亚太三大石油需求地区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为52.4%、67.2%和91.5%，2020年将进一步提高到58.0%、

79.0%和92.4%。

虽然未来石油消费国仍将大量依赖石油进口，全球石油需求也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并不存在石油短缺问题。事实上，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石油生产能力超过需求，未来10～20年内国际石油市场也不“缺油”。根据国内外石油专家的预测，未来10年世界石油年产量仍将保持增长势头，2020年有望达到40亿吨左右。而世界石油可采储量的增长则有助于提高石油供应能力。《世界油气杂志》对世界石油可采储量的评估结果显示，近10年来世界石油虽然每年生产30亿吨以上，但是石油的可采储量反而从1994年的1369亿吨增长

到2002年的1662亿吨，储采比从45年增长到目前的50年以上。

二是保证石油稳定供应符合石油生产国的利益。不论是欧佩克国家、还是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大国，石油出口收入都在各国的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虽然各主要石油出口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

体水平不断提高，一些产油大国已经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石油生产国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一旦石油出口收入减少，绝大多数产油大国的政治、经济局势都将承受很大压力，甚至可能发生危机。因此，保证石油出口收入的稳定是石油生产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正如欧佩克秘书长1996年底在第五届国际能源大会上所指出的:“如果对于消费大国来说，石油安全的核心是供应安全的话，对于生产大国而言，石油安全的实质是需求安全。确保尽可能长期、稳定的需求是石油生产大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事实上，世界各主要产油大国都十分强调石油的稳定安全供应，而对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产油大国，尽快恢复或增加石油出口收益也是这些国家解决危机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比如,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形势好转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石油出口收入的增加，委内瑞拉2003年在经历了大罢工后为化解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难题也采取强势手段迅速恢复石油生产能力。保证石油的稳定供应，获取稳定、较高的石油收入仍然是石油生产国战略

的核心。

三是石油消费国应对石油危机的能力在提高。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开发替代能源、调整能源结构、推行节能措施、加大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介入等战略措施被各国广泛采用。石油消费国应对石油危机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对石油生产国的制衡能力。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则使各国间经贸联系日趋紧密，石油生产国同样对石油消费大国有很强的依赖性。制衡与依赖并存将有助于石油

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之间加强合作，共同保证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安全供应。

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从国际石油市场获得石油资源的外部环境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石油进口的

稳定性基本可以得到保证。

三、未来国际油价仍将频繁大幅波动

油价频繁波动有其必然性。原油属于国际市场中的大宗贸易产品，每年的原油贸易量大约占当年世界原油产量的一半。由于石油生产状况、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石油库存、气候情况以及突发事件等诸多因素都会

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状况产生影响，石油价格必然会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油价的频繁

波动有其必然性。

期货市场的存在放大了石油价格波动的范围。目前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机制与石油期货价格有着密切联系，当影响国际石油市场供求的因素出现后，这种影响会率先反映在期货价格上。期货市场对各类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更迅速，反映也常常会更加敏感和剧烈，这突出表现为一些事件对石油期货市场中交易者的心理影响要远大于这些事件的实际冲击，价格涨跌幅度在加大。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影响力的增强和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进一步刺激了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期货市场中的投机力量也不断增强。在这一轮的油价高涨中，期货市场中投机力量的增强使不确定性与预期因素更多的反映在油价中，目前高油价更多反映的

是市场对石油供应不确定性的担心。

石油价格频繁、大幅波动的局面短期内仍难以改变。石油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直接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局稳定。因此，从长期来看，不论是石油输出国还是石油消费国，都不希望这种价格的大幅波动。然而，影响价格因素的复杂性和与期货价格密切相关的国际石油价格定价机制决定

了未来国际石油价格仍将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石油价格的频繁大幅变化短期内仍难以改变。

四、应对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若干建议

2003年我国共生产原油16960万吨，但国内石油资源增长潜力已十分有限，未来我国新增石油需求将几乎全部要靠进口解决，预计2004年原油净进口量将突破1亿吨。随着我国对国际石油市场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油价剧烈变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应对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的风险将是我国今后长期面对

的主要问题，建议从四个方面提高应对国际油价变化的能力。

一是要研究制定不同油价水平下的应对策略。由于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变化的因素多而复杂，而且许多因

素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业内外人士实际上很难对油价走势做出准确预测。事实上，不论是1998年的油价大跌、2000年的油价高涨，还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国际油价不跌反涨等，都与业内人士最初预测有很大差异，目前的国际油价也比业内2003年底时预测的价格高出10美元以上。在国际石油价格定价机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未来仍难以做到准确预测国际油价走势，基于此，在继续加强对国际石油市场跟踪分析的同时，要将重点转向研究制定不同油价水平下的应对预案，不断完善在不同油价水平下和油价波动过程中的应对措施，更主动地应对油价变化的冲击。与油价相关的政策措施（如燃油税）的出台也要

充分考虑油价大幅波动的特点，使政策调整能够更有利于各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推进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国际油价频繁剧烈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市场风险。应对市场风险需要建立市场化的风险防范体系。建议从三个方面推进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第一，鼓励石油进口商更主动的融入国际石油市场中，通过积极参与期货交易等避险方式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第二，以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期货的推出为契机，跟踪评价期货交易对规避市场风险的效果，在条件成熟时推出其他石油期货品种，为国内的石油生产企业、用户和贸易商提供规避风险的机会。现阶段可通过建立石油远期交易市场等途径探索有效控制价格风险的方式；第三，逐步放松对石油进口和国内石油市场的管制，适当加快石油行业市场化改革步伐，在从石油进口到批发、零售的各环节引入竞争，一方面通过决策主体的分散化实现风险的分散，另

一方面通过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获得相对较低的石油价格。

三是宜对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进行适当调整。目前我国成品油定价遵循与国际油价接轨的原则，同时考虑了保持国内油价相对稳定的需要，由国家发改委根据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成品油价格的变动情况（通常是在国际油价波动超过8%并持续一段时间后）对成品油价格进行适当调整。但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情况下，现行的定价机制有两个弊端：第一，由于国际油价频繁大幅波动，国内油价相对稳定实际上只体现为分次调价，但分次调价并未减少油价变化对国民经济的冲击。第二，目前国内油价调整存在一个月左右的滞后期，这一方面造成国内调价与国际油价走势可能并不一致，如8月25日国内油价上调时，国际油价却在回落；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流通环节的投机行为，由于油价调整的滞后性使得在国际油价出现大幅波动时，

各界可以准确判断出国内油价调整趋势，批发和零售环节可以据此采取“多买少卖”或“少买多卖”的措施，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成品油供应紧张或压库问题，对石油市场的稳定供应产生不利影响。建议加快石油价格调整频率，并在竞争相对充分后，完全放开油价。从其他国家经验看，在竞争基础上放开油价要比政府指

导价格对消费者更为有利。

四是逐步建立石油储备制度，增强国家对油价进行调控的能力。虽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石油供应突然中断的风险，但通过以轮库等方式在特定时期释放部分战略石油储备客观上将会起到平抑油价的作用。2000年在油价高涨时，美国曾通过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方式对油价进行了干预。在未来油价大

幅波动的局面仍将持续的情况下，建立石油储备制度会有助于提高国家应对油价波动的能力。

作 者：邓郁松

单 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经济类别：宏观形势 库 别：国内论文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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