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县文化简介

睢县历史文化

睢县位于黄淮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植被丰富，降水适中，十分适于人类生存。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生息繁衍之地。目前在睢县境内发现的史前古文化遗址以河南龙山文化类型为主，如位于蓼堤镇周龙岗村的周龙岗遗址、位于周堂镇乔寨村的乔寨遗址和位于县城北5公里处的王庄遗址等。河南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古文化，其年代据C-14法测定约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从周龙岗等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可以推断，当时居住在睢县一带的古人类尚处在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生活用具则主要为陶器和骨器。制陶业已相当发达，陶器多为轮制，故较精致，种类也较多。在周龙岗遗址中并发现烧制陶器的陶窑遗迹。学术界一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我国古史中所说的夏代。殷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在睢县发现多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平岗镇岗下坡村和犁岗村之间的犁岗遗址。该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厚，内涵丰富，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也有少量青铜器。两周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址亦多有发现，出土文物更加丰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睢县境内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大都具有时间跨度长、不同时期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累积叠加的特点。如在周龙岗遗址中发现有年代更早的属于仰韶文化（距今5000~7000年）的彩陶陶片。在乔寨遗址中既有河南龙山文化遗存，又有殷商文化遗存和汉代墓葬。在犁岗遗址，殷商文化遗存和两周文化遗存及汉代墓葬并存。这一特征显示出睢县境内各个时期的古文化有着很强的连续性，也表明睢县一带自远古以来，人类活动从未中断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睢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西周初年封商族后裔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市睢阳区南），睢县一带属于宋国。由于这里地处宋国西部边陲，与齐、鲁、郑、卫、曹、许诸国邻近，因而成为春秋时期诸侯间盟会征伐的场所。“春秋五霸”中的首位中原霸主齐桓公先后在首止（在今睢县城东南5公里处）、葵丘（今睢县北部）大会诸侯，主持订立盟约，史称“葵丘之盟”。盟约规定：各国之间不可堵塞水源，不能阻碍粮食流通；各国君主不得更换嫡子，不可随便杀死大夫；各国要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原来相互龃龉的诸侯国自盟约订立后言归于好等。“葵丘之盟”对于促进中原地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继起，试图称霸中原。而其时崛起于江汉之间的南方大国楚，亦有北进问鼎的野心，于是形成宋楚争霸的局面。宋国是弱小国，宋襄公虽欲称霸，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便打出“仁义”的旗号，以图笼络中原诸国共同抗楚。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的军队战于泓水（今睢县东南与柘城县交界一带），宋襄公讲究所谓“仁义”，坐失良机，一定要待楚军渡河列阵就绪，才下令进攻，结果被强大的楚军击败，宋襄公本人也身负重伤，翌年不治而死，其霸业随之灰飞烟灭。宋襄公死后，葬于襄陵（一称襄台，在今睢县城湖湖心岛东北隅）。睢县一带遂成为宋国西部的重镇，“襄陵”之名，屡见于先秦古籍中。泓水之战后，宋国日渐衰弱，四周土地为强邻不断蚕食鲸吞，到战国初期，西部襄陵一带被并入魏国，成为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市）东部的重要屏障。《史记?魏世家》：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1年）“诸侯围我襄陵”（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系此事于惠成王十七年）。又，襄王十二年（公元前307年）“楚败我襄陵”，皆指今睢县县城一带。

从襄邑到睢县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大兴郡县之制，初于承匡置县（承匡一名承筐，即今睢县匡城村），后以承匡“卑湿”，乃东移县治所于襄陵，并改县名为襄邑。故睢县建置历史为2200多年，是河南省最古老的县之一。西汉沿袭秦制，仍称襄邑。西汉末外戚王莽“改制”，改襄邑为“襄平”，东汉初仍称襄邑。自西汉以来，襄邑以其文化发达、丝织业极盛而闻名于天下。两汉襄邑北有睢水，

南有涣水（二水宋金以后因黄河南泛湮为平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引《陈留风俗传》谓：“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供焉。”又旧志引《绘水述异记》云：“睢涣二水波纹皆成五色，其人多文章。”这里“文章”用其本义，即花鸟虫鱼的图形。丝织品上织出花鸟虫鱼五色图案者称为“锦”。东汉著名学者许慎作《说文解字》释“锦”字曰：“锦，襄邑织文也。”清代段玉裁在此条下注引《汉书?地理志》云“（襄邑）县有服官”，又引司马彪《舆服志》云“襄邑岁献织成虎文”，指出许慎是“以汉法释古，谓若今之襄邑织文，即经典之锦文也”。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要比20世纪温暖湿润，非常有利桑树的成长，使丝织业的繁荣成为可能。据史书记载，两汉时期朝廷在齐郡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陈留郡襄邑县（今睢县）设置名为“服官”的官署，即管理织造宫廷服饰的机构，其主管官员称为“长”和“丞”。临淄的产品为缯帛，襄邑的产品则主要是锦绣，故许慎以“襄邑织文”来解释“锦”字，而扬雄《魏都赋》中有“锦绣襄邑”之句。今睢县城湖西北隅有汉代濯锦池遗迹，旧志谓：“盖（汉）邑之善锦者环池而居，故得名焉。”以上所引可证明汉代襄邑丝织业盛况。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亚洲大陆气候由温暖转为寒冷，黄河流域为战乱所残破，曾经极盛一时的襄邑丝织业也随之凋零。隋统一南北后，开凿大运河通济渠来沟通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此后数百年通济渠（也称汴河）成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襄邑适当通济渠中段，因而再度繁荣起来。北宋以汴京（今开封）为京师，以开国皇帝赵匡胤发迹之地宋州为应天府（称为南京，今商丘市睢阳区），襄邑地处两京之间，引起一些文人墨客的流连。著名诗人陈与义(号简斋)在乘船途径襄邑时写下脍炙人口的《襄邑道中》一诗。苏轼更与襄邑结下不解之缘。他曾把“襄邑抹猪”推崇为天下美食之最，今日传世名菜“东坡肉”即由“襄邑抹猪”演变而来。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打着“新党”招牌的章惇拜相执政，持“旧党”立场的苏轼受到打击，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在当时属偏远荒僻之地）知州，乘船南下赴任途中遇大雨留宿襄邑，住在县城西北隅乾明寺，应当地人士之请，手书《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并作后记述其原委。后襄邑人特将其手迹刻石建亭，名曰“宝墨亭”。两赋书法被后世推崇备至，视作“东坡书法之冠”。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鉴于崛起于北方的女真人政权——金显示出南侵的野心，朝廷感到有必要加强京师周围的防务，于是在汴京四周设置四个“辅郡”：颖昌府（今许昌市）为南辅，郑州（今郑州市）为西辅，澶州（今濮阳市）为北辅，升襄邑县为拱州称东辅。四辅郡各派重兵驻守，以拱卫汴京。拱州下辖考城（今民权县西北一带）、柘城、太康、宁陵、楚丘（今山东省曹县）五县。由县升州，表明北宋时襄邑的经济繁荣和战略地位已非寻常的县可比。汴京为金人攻陷后，宋室南渡江南，金改拱州为睢州，以境内旧有睢水，故名。睢州以襄邑为附廓（州治所在地），下辖考城、柘城。金代名医张子和（名从正），史书称其为“睢州考城人”，或径称其为“睢州人”，即是因金代考城县本为睢州所辖之地。元袭金制，仍设睢州，辖襄邑、考城、柘城三县。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升归德州（今商丘市）为府，睢州及其所辖二县改属归德府。清沿明制，睢州为不辖县的平州，是河南省九州之一。中华民国二年睢州改称睢县。

红色睢县

近现代睢县和全中国一样，经历了内忧外患交织、天灾人祸并行、社会动荡不安、民生极度凋敝的艰难岁月，并最终走上复兴之路。在反抗内外敌人侵略压迫的长期斗争中，睢县人民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睢县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睢县既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又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大革命时期，睢县是中国共产党在豫东地区开展活动较早的县份之一。1923年，睢县人姜朗山在上海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数不多的中共早期党员之一。1925年秋，共产党员、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肖人鹄以广州国民政府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睢县开展革命活动，并和睢县的共产党员郭景尧（在杞县读中学时入党）取得联系，很快发展了睢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春，肖、郭在睢杞边界睢县一侧的郭河村建立了睢县第一个中共支部。肖人鹄等人

在县西部、南部地区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举办农民夜校、读书会，并进一步组织起农民协会。当年五月，睢县民间结社红枪会会众发起攻打驻睢军阀部队营长牛朋的大暴动，由于缺乏正确领导和精心组织，暴动在军阀部队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这一事件显示了睢县人民不甘受压迫的决心和力量，也引起了中共党组织的重视。一些村的红枪会被改造成农民自卫团，成了农民协会所属的武装组织。到1926年下半年，睢县的农民自卫团总数达3000多人。当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于秀民来睢工作，此时全县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40多人，共建立起5个党支部和8个党的工作点。1927年3月，中共睢县委员会在李康河村宣告成立，于秀民为书记。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反对军阀统治、废除苛捐杂税的口号。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所向披靡，豫东一带的军阀部队闻风丧胆，革命形势空前高涨。豫东地区的中共领导机关决定在各县发起武装暴动，以策应北伐进军。中共睢县县委按照上级指示，把农民自卫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别动队睢县支队”，于1927年5月26日举行起义。驻守县城的军阀部队闻讯弃城逃走，农民军兵不血刃占领县城，成立“睢县治安委员会”作为临时革命政权，开明绅士杜如珩被推举为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于秀民、苗泽生、马集勋等人作为重要成员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治安委员会”成立后，迅速安定了全县的局势，并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如处决了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临时县知事马振淇和平时欺压人民的劣绅、县衙班役等10余人；查抄了一些劣绅的家产；释放了被无辜拘押的百姓；发布告示取消苛捐杂税，豁免农民积欠的田赋等等，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十余天后，新投降北伐军的原北洋军阀军队某师开进睢县，迫令农民武装退出县城，“睢县治安委员会”宣告解散。不久，河南省当局开始反共，下令取缔工农运动，并通缉马集勋等睢县著名共产党员。党的活动被迫中止。大革命虽然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在睢县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1930年，从上海返回家乡的姜朗山在老家县城西刘庄村办起平民学校，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当年秋，杞县的共产党员吴芝圃来到睢县和姜取得了联系，重建了中共睢县县委，苗泽生为县委书记。县委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地开展活动，到1932年，由于县委负责人苗泽生、姜朗山二人在开封被捕，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睢县中心县委于1938年1月成立，统一领导睢县、宁陵、柘城、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党的工作，书记张辑五。中心县委利用睢县国民党当局“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合法名义，在县城黉学大成殿开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为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批骨干。5月下旬，睢县沦陷在即，中心县委决定把自己掌握的武装建立为抗日游击队。5月31日，日寇陷睢，县委遂率领这支队伍撤至睢杞（县）太（康）边，和来自杞县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成立了“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后来，“第三支队”编入由彭雪枫将军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成为威震敌胆的新四军第四师的前身。在中共领导下，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游击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冲破敌伪顽的封锁围攻，开展得如火如荼。睢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39年夏秋，仅在游击区中心长岗村一带，被日伪屠杀的抗日志士、抗日军人家属就有50余人。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吓倒、被消灭，反而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愈战愈勇，不断壮大。到1944年夏，日伪设在睢县境内的大多数据点都被拔除，敌人被迫龟缩在县城周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控制了全县2/3以上的土地。一度被敌伪吹嘘为“强化治安模范县”的睢县，变成了埋葬侵略者的坟墓。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睢县抗日联合政府在县西南部的闫庄村宣告成立，抗日游击区转变为较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原来的敌占区也被开辟为游击区。在根据地和游击区，中共党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仅长岗区就有30个党的支部，党员总数达200多人。

解放战争时期，睢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1947年2月，县城再度被解放，国民党睢县残余政权逃亡到陇海铁路以北地区，睢县全境基本上为中共领导的民主政府所控制。1948年6、7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在睢县、杞县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了一场运动歼灭战，史称“睢杞战役”。睢杞战役的主战场在睢县境内的西陵、蓼堤至董店、帝丘店一线。参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有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所属的10个纵队，20万人，国民党军队直接参战的有邱清泉、区寿年、黄伯韬3个兵团12个整编师等计25万余人。战役自6月27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进攻区寿年兵团的作战命令起，至7月

6日晚解放军主动撤离战场止，历时十昼夜。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区寿年兵团大部、黄伯韬兵团和邱清泉兵团各一部共近5万人，生擒国民党军兵团司令中将区寿年和七十五师师长中将沈澄年于睢县龙王店村（今睢县蓼堤镇罗阳村），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解放军方面伤亡2万余人。睢杞战役的胜利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战场的有生力量，使战场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开展中原、华东战局造成了更加有利的形势。战役期间，中共睢县县委、睢县民主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大力支援前线。共出动支前民工5760人，大车200多辆，担架1440余副。民工们冒着酷暑和生命危险，从火线向后方转移伤员。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增援，睢县民工还配合部队，掀翻陇海铁路路轨数十华里。全县各区都建立起临时兵站，筹措物资支援解放军，其中仅供给华东野战军各部的粮食就有518500斤。

在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期间，睢县人民掀起了支援前线的高潮。全县出动的支前太平大车达5410辆，累计运送军用物资达206万公斤，其中包括粮食35万公斤，蔬菜17万公斤，柴草34万公斤，猪肉1.18万公斤，棉布1.87万尺，单、棉军鞋1.33万双等。先后出动的支前民工达98210人次，担架1250副。睢县广大民工不辞劳苦，不避严寒，在通往战场的大路小径上，克服种种困难，把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为淮海大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中，至今仍陈列着一辆来自睢县长岗的“支前英雄大车”。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睢县人民不屈不挠，与内外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他们不但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进人民军队，还在家乡组织起民兵武装，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抗日战争时期，睢县青年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著名的新四军游击队（后为新四军第四师）、睢杞太独立团、水东（新黄河以东）独立团、冀鲁豫军区三十团等抗日武装中，睢县籍战士占有很大比例。解放战争时期，睢县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参加解放军热潮。如1949年3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睢县入伍的新兵即达2500人。作为革命老区，睢县为革命队伍输送了大批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睢县籍干部遍布全国各条战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有1000多名睢县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文化睢县

睢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英才俊彦，代不乏人，操觚染翰，著为文章，绮丽宏富，蔚然可观。故前人称睢州“士秀而多文”。北宋百余年间，襄邑竟有四人状元及第，最为难得。四人者，前有郭贽、许安世，后有张去华、张师德父子。父子状元，尤属罕见，自有科举制度状元名目以来，为数极少。文学评论家许顗（字彦周）生当两宋之间，所著《彦周诗话》，为后世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议论多有根柢，品题亦具有别裁”，“卓然有识”，为宋代诸家诗话中之“善本”。其故居诗话楼遗迹在今睢县城湖湖心岛，前代题咏甚多。元明清三代睢州文教极盛，科举成绩亦骄人。著名书院锦襄书院、绘川书院、正学书院、道存书院、洛学书院等享誉遐迩，大儒田兰芳、李遥讲学其中，远近负笈者动以百计，造就人材，指不胜屈。清初理学名家、著名清官汤斌以其文章事功，享誉当时及后世，被清朝廷赐谥“文正”，从祀文庙，而清代260余年，获赐“文正”谥号者，数人而已，从祀文庙（即孔子庙）更是封建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殊荣。近代以来，流风余韵，传布不息，文教未衰。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睢县第一中学，曾经是商丘地区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至今仍为中原名校，60年来为革命事业和国家建设输送大批人材。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苏金伞、陈雨门皆为睢县人。苏金伞从事新诗创作达半个多世纪，成就斐然，其作品具有浓厚的豫东乡土气息，清新明快，享誉诗坛，深受读者喜爱，并被翻译成英、日等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 县城变迁古城沧桑

受黄河屡次泛滥泥沙淤积的影响，睢县古今地貌有较大改变。县城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先后迁移三次，均与黄河泛滥有关。

第一次迁移发生在2200多年前的秦代，由承匡（一名承筐，今睢县匡城村）迁至襄邑古城（约在今城湖西1公里范围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灭魏后所置的承匡县移治襄陵，

并改名为襄邑。承匡，本为宋国西部边境重镇。《左传》文公十一年：“夏，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筐。”晋杜预注：“承筐宋地，在陈留襄邑县西。”《水经注》引京相曰：“今陈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战国策》：“犀首以梁与齐战于承筐而不胜。”均指此地。或以“孔子畏于匡”之“匡”即承匡，实误。清代学者顾祖禹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中谓：“秦置承匡县。后以承匡之地卑湿，徙县于襄陵。”秦灭魏在秦王赢政二十二年，即魏王假三年（公元前225年），下距秦灭齐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还有四年时间。《史记?魏世家》：“（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关于治所东迁的原因，史籍皆谓由于承匡“卑湿”，即地势低洼积水。考承匡“卑湿”的原因，实由黄河泛滥所致。《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魏都城，即今开封市），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这一记载表明，秦将王贲围攻大梁时，采以水代兵之策，引黄河水淹城，因而灭魏。然而黄河一旦决口，势必殃及大梁东南地区，承匡也难幸免。故秦统一中国后只得废弃积水日久的承匡城，东移至20公里处地势较高的襄陵置县，且改县名为襄邑。秦时“卑湿”的承匡故城一带，今日反比县城周围地势为高，可见古今沧桑之变。秦时所筑襄邑城，旧志称为古城，其修筑之具体年月已不可考。

二次迁移时在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由古城迁至襄陵附近即睢州旧城（今县城北城湖）。宋襄公墓襄陵在今湖心岛东北隅，仍可见古时人工夯筑之高阜隆起。宋襄公死于公元前637年，即泓水之战的第二年，他的死显然与在泓水之战中“伤股”有关。宋襄公为何葬于此地，史书无记载。或者与其母桓公夫人的遭遇有关。桓公夫人是卫国（今濮阳一带）人，生下宋襄公后被丈夫宋桓公遗弃，返回故国。宋襄公即位后，限于礼制，母子难以重逢。桓公夫人思念宋国，作《河广》诗二章以抒发情怀。宋襄公以“仁孝”自诩，死后葬在宋国西部距卫国较近之处当在情理之中，故襄陵又被称作“望母台”或襄台。宋襄公既葬于此，宋国必然要在其陵墓附近设置管理机构，襄陵至此成为宋国西部重镇。故今日睢县建城的历史，可上溯至2600年前。秦所筑襄邑城历两汉魏晋隋唐五代至北宋末年，前后1300多年。旧志称：“古城为邑旧治，在今城（指旧城）西一里许，避黄河而迁者也。”可见北宋末年古城屡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已难以为继，被迫向东边襄陵附近地势较高处迁移。城迁后原古城遗址遂为水淹没，成为湖泊。故清初《睢州志》载：“城西曰西湖，一曰万粮陂，今皆湮废。”可见明代睢州旧城西曾有一西湖，清初已淤成平陆。这个西湖，就是由襄邑古城废弃而成的，因在旧城之西，故称西湖。

第三次迁移历时较长，前后百余年始完成，由睢州旧城（今城湖）南迁至睢州新城（即今日县城）。北宋崇宁年间所筑拱州城（即睢州旧城）规模要比襄邑古城大得多。据旧志记载，城周长共十里零三百步。金元两代，中原战乱频仍，州城失修，城墙大部分圮坏。明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调开封周王府所辖坚城卫屯守睢州，改名睢阳卫。卫指挥使吴仲奉命率部重修州城。后年深日久，城外地势因黄河泛滥后泥沙淤积而逐渐抬高，城内地势则相对日渐低洼，排水不畅，水患日甚。成化十三年（1477年），黄河在杞县决口，狂流过睢，冲破城墙，淹没州城。官衙民舍，学宫庙宇，一时“荡析无余”。水退后官民大力排水整顿，但积水面积仍大，州城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因而大减。城南关外有东西向高阜，名为“凤凰岭”，长达数里。城中居民为避水患，纷纷移居于岭上，几年间聚集上千家，景况日见繁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河南巡抚章焕来睢州巡视，见此情形，遂令在州城南关外居民稠密处再修筑一座新城，以防“盗贼”侵扰。这座新城周长十二里，和原州城不同之处在于新城城墙全部用砖砌成，而旧城则为土墙。新城高二丈五尺，城门七座，其中南门三座：中间的一座叫“鸣凤门”，左侧一座叫“左光门”，右侧一座叫“右光门”；东门名“朝阳门”，东北一小门名“左翼门”，西门为“翽蕤门”，一小北门与旧城西南门相对，名为“右翼门”。自此，睢州有了新旧二城。旧城即原睢州城，始建于北宋末年的那一座。新旧二城相连，旧城呈正方形，新城椭圆，状如“凸”字。民间呼新城为“凤凰城”，有“凤凰三展翅”之说，其说源自凤凰岭，即今县城解放路东西大街，故新城七门命名，皆与凤凰有关。新旧二城周围皆有城河环绕，各门前设浮桥以便往来。官衙、儒学、仓廪、监狱、察院、卫所等官方机构仍驻旧城，新城则多为民居和商肆，二城并存，功能互补，是中原地区的名城重镇。此后由于天下太平日久，到明

末崇祯初年，睢州新旧两城皆因疏于修缮而颓败，城墙残缺，城濠淤塞，城门破旧。为防“盗贼”，崇祯四年（1631年）睢州大规模修治新旧两城。旧城原为土城，这次便在土墙外加砌砖石，所以用工最多。新城本为砖城，故仅予以全面修葺。同时对新旧两城城濠进行疏浚，新旧二城于是焕然一新，号称固若金汤。崇祯八年，李自成率农民军转战至睢州，围攻数日，因城坚未克而伤亡颇重，遂解围遁去。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三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再攻睢州，城陷。李自成一怒之下，驱使百姓平毁睢州新旧两城的大部分城墙，填平城濠。当年九月，李部围攻河南省会开封，月余未克。明朝河南巡按高名衡谋以水代兵，遂掘开黄河大堤，时值秋汛，黄河水势浩大，迅即灌入开封，李自成军亦解围而去。黄河水向东南一泻千里，由于睢州新旧二城已无城墙可以防洪，大水先冲入睢州新城，再向北倒灌入旧城。两城官衙民舍，庙宇商肆，大部分为洪水淹没。幸存者新城东西一街数百步，旧城则止余襄陵（今湖心岛）、金锁岭（今北关村）上数家。这一年是旧历壬午年，故旧志及睢州人士的著述中称为“壬午之变”。清初，旧城仍旧一片汪洋，战乱逐渐平息，四方逃亡的睢州人相继返回，定居新城东西大街两侧，睢州知州也在新城东大街路北租赁民宅权作衙署。当时的睢州新城，四面环水，遍地芦苇，城内与东关仅靠一条羊肠小道来往。清初孔尚任在其名作《桃花扇》第二十六出《赚将》中借高杰之口说：“俺看睢州城外，四面皆水，只有单桥小路，也是可守之邦。”大体上反映了清初大水之后睢州新城的情景。旧城由于常年积水，至此废弃成湖，即今日睢县县城北之城湖。城湖四周的一些地名，仍能反映出睢州旧城的大致轮廓，如老东关、老北关、西门口等皆是，而老一代睢县人至今仍称城湖为“老旧城”。旧城城墙残迹在20世纪50年代尚可在城湖四周看到，90年代末开发城湖，环湖修路，遗迹从此消失殆尽。睢州新城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重新修筑，以后又屡加修治，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咸丰年间，目的是防捻军和太平军。民国年间，城墙仍基本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建设需要，城门及城墙被全部拆除，一部分城砖用来建造睢县第一中学教学楼（今睢县高中老校综合楼）。今日睢县县城，即在原睢州新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成。

古城新貌

睢（州）县古城在2600多年的建城历史中，盛衰交替，其中西汉、北宋和明代是三个历时较长的繁盛期。清代中叶以降，逐步走向衰败。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由于久经战乱，古城已失去了中原名城的雄姿和昔日的繁荣，呈现出一片衰败残破景象。1950年全城只有2000多户，10000余人。城内建筑大致沿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呈狭长分布，四周布满坑塘和洼地，芦苇白茅及蒲草丛生。城内没有供排水、供电和环卫等公共设施，大街、小巷道路凹凸不平，晴日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遍地。商业衰微，大部分居民生活贫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重建恢复，县城重获新生。但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30年间，县城发展十分缓慢，甚至一度出现停滞和倒退。如1970年全城仅有居民1500户，8200多人，大多数是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建于1956年的睢县高中三层教学楼，80年代之前一直是全城最高建筑物。城内的公私房屋以砖木结构平房为主，楼房很少。

改革开放在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睢县县城这座千年古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1986年到2000年，县城建设驶入了日新月异、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变化之大，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2000年县城整体规模比1985年增加3倍；建成区面积接近7平方公里，是1985年的2.5倍；总人口5万多，是1985年的2倍；道路总长达32250米，是1985年的近5倍；人均占有道路长度和面积大大超过全市、全省平均水平；水口路、睢州大道、世纪大道、湖中路等一批城市骨干道路相继完成开发建设；湖滨广场、世纪公园等项城市公共设施的建成，更提高了县城的城市品位；城湖的开发和美化，使千年古城面貌一新，并跻身中原重点旅游景区行列。一座商业繁荣、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各业协调发展的县域中心小城市已具雏形。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给睢（州）县古城留下了众多的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密布。其中主要的有：城东南乔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西周龙岗古文化遗址（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匡故城遗址、城西南的圣寿寺塔（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忧寺塔、城内的袁家山古建筑（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汤文正公（斌）贤良祠（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睢州儒学文庙大成殿、睢州旧城遗址（城湖风景区）、宋襄公陵（襄陵一称襄台）、骆驼岭、汉代濯锦池遗址、宋苏东坡二赋宝墨亭、睢杞战役烈士陵园等。有待修复或重建的历史胜迹有许彦周诗话楼、张师德清香馆、父子状元坊、三进士坊、桃花洞、甘菊泉、锦襄书院、乾明寺等。

1993年3月27日，睢县和卫辉市、汤阴县、濮阳市一起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名人

东园公姓唐，名秉，襄邑人，传曾居襄邑东园，故称东园公。避秦末战乱，隐居商山，与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合称“商山四皓”。汉初，数次拒绝朝廷礼聘。刘邦称帝后，立吕后所生之子刘盈为太子。后戚夫人得宠，其子刘如意得刘邦欢心，刘邦遂产生废刘盈立如意为太子之意。吕后闻知甚恐，问计于张良。张良建议让“商山四皓”出山辅佐太子，吕后即命太子卑词厚礼请“四皓”出山。“四皓”见太子谦恭礼士，诚心相邀，便答应了。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75年），刘邦抱病平定淮南王黥布之乱，归来病情加重，决心废立。文武大臣百般规谏，刘邦执意不从。一日刘邦于宫中设宴，令刘盈侍候，“四皓”紧随太子入宫，个个须发如雪，衣冠楚楚，举止高雅。刘邦见了大惊，问之，方知是“商山四皓”，大惑不解，问：“我求你们数年，你们都避而不见，今日为何与我儿交游呢？”东园公说：“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因而不见。当今太子仁义孝敬，礼贤下士，天下有识之士愿为太子效死，所以我们来辅佐。”刘邦见刘盈羽翼已丰，遂打消废立之意。刘邦死后，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卫臻字公振，三国魏襄邑人。其父卫兹乃汉末名士，曾为曹操谋士。卫臻凭借父亲的功勋赐爵关内侯。魏文帝（曹丕）黄初初年，封安国亭侯。当时群臣共同颂扬魏文帝的功德，以为应受汉禅。独卫臻阐明禅受的真义，称扬汉朝功德。曹丕多次向卫臻示意，并表示“天下的珍宝一定和山阳公（汉献帝）共享”。后升侍中、吏部尚书。魏明帝继位，封康乡侯。累官至司徒，进爵长垣侯。屡次上疏辞官，明帝以旧臣不准，并下诏褒扬他。死后，赠太尉。赐谥号曰“敬”。

张廷蕴襄邑人，五代后唐跟随庄宗征伐四方，每临阵，身先士卒，奋力死战，以至金疮满体。很受庄宗赏识，授官指挥都虞侯。庄宗在魏博时，刘皇后从行，常纵优伶人为非作歹，廷蕴把不法优人全部斩首。后因破李继韬有功，升羽林都指挥使、左监门卫上将军。后晋开运年间（944年）病死。廷蕴虽武夫，然廉洁奉公，敬重士人，历任七州刺史，归葬之日，家无余财。

张谊字希贾，襄邑人，幼年独自好学。曾潜诣洛阳龙门书院，刻志励学。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中进士。后晋时，累官中书舍人，因张才识渊博，端明殿学士和凝把他推荐给宰相桑维翰，拜左拾遗，在集贤院修书撰文，经常论及国家大事。

郭贽字仲仪，宋初襄邑人。太祖乾德（963~967年）中，进士及第（状元）。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年）中，为著作佐郎、右赞善大夫，兼太子侍讲（太子的老师）。太宗去东宫，出《戒子篇》，命郭贽注解，并令其为诸王子讲说。曾两次主持贡举，累官至参知政事。曹彬为弭德超诬陷，郭贽替曹彬辩冤，曹彬得免。郭贽敢于直谏，曾表示：“我受皇上非常之恩，誓以愚直报答皇上。”太宗问：“愚直有什么好处？”郭贽答：“犹胜奸邪。”真宗继位，拜刑部侍郎，进吏部、秘书监，真宗称之为“纯厚长者”。拜工部尚书。随真宗泰山封禅后，升礼部尚书，78岁去世。真宗因郭贽曾作过他的老师，特亲临灵室哭祭，赠左仆射，谥“文懿”。著有诗文集三十卷。

张去华字信臣，张谊之子，宋初襄邑人。幼时励志苦读，善于文辞。周世宗平淮南时，去华才18岁，慨然叹曰：“战事还没有结束，老百姓还没有安定，这时用兵打仗，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于是著《南征赋》、《治民论》献给皇上。下诏面试，授御史台主簿，弃官归家。宋建隆初年，游京师，中进士第一（状元），拜秘书郎。劝朝廷收取桂州。官至工部侍郎。去华姿容美貌，宽和有涵容，尚气节，善谈论。曾经进献《无元论》，提出让农民休养生息，真宗非常赞赏，让他书写龙图阁四壁。著有文集十五卷。

张师德字尚贤，去华第十子，最受父亲器重。宋真宗到汾阴祭祀，师德献《汾阴大礼颂》，这一年，以进士第一名状元及第，官集贤馆校理。每逢朝政有大事，向外派遣使者，皇上就说：“张师德可以胜任。”契丹、高丽的使者来朝见，也多由张师德主持接待。累官左谏议大夫。著有文集十卷。

郑雍字公肃，襄邑人，进士。先任兖州推官。韩琦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皇帝，诏试满意，授秘书阁校理，后掌管太常礼院。神宗宣仁皇后知道他是个贤才，临朝听政后即升为起居郎，进中书舍人。周种上疏请王安石配享神宗庙，郑雍极力反对，说：“王安石执掌国政不能尽职，若不是先帝神明，罢其宰相，国家遭到破坏损失将不可估量。现在周种一介小民，竟敢妄加横议，请朝廷明正其罪。”朝廷采纳其议。累官至御史中丞。当时枢密院和中书省二府为防干谒，禁止外人求见，郑雍感叹地说：“招纳贤才，布列朝廷，是宰相的职责，对不愿登门求见者，犹当物色访求，怎么还能如此设禁呢？”于是援引贾谊廉耻节行之说以进谏。下诏弛禁。拜尚书右丞，改左丞。后受元佑党狱牵连，改任郑州知州，不久又任成都知府。元符元年（1098年）提举崇福宫，未任而去世。徽宗政和中赠资政殿学士。

许安世襄邑人，宋英宗治平丁未（1067年）进士第一人（状元），文字为欧阳修、王珪所推许。曾作《公生明赋》、《咏史诗》为世传诵。王安石向朝廷推荐，安世因反对王安石的政见，不肯附会得官。司马光、吕献可、邵尧夫都很器重他。后官至都水员外郎，死于黄州，苏东坡为其助丧

许翰字嵩老，襄邑人，进士，召为给事中。北宋末写信给当朝宰相，谓百姓困苦，盗贼并起，天下有危亡之忧，愿罢云中之师，修边保境，与民休息。靖康初年，金兵首次围攻京都未克，退兵，许翰即献决胜之策。当时种师道因年老罢官，许翰说：“师道是名将，沈毅有谋，虽老可用。且金人此行，关系我国生死存亡，应马上起用师道予金人以重创，则中原可保。不然若再次来攻，必有不救之忧。”朝廷未采纳他的建议，遂称病辞官。不久果然有“靖康之变”。东京陷落，徽钦二宗被金人俘虏。高宗继位（1127年）主战派首领李纲推荐许翰做了尚书右丞。后主和派得势，李纲罢官，许翰求去，说：“李纲忠义英发，舍去李纲就没有人辅助中兴，留我在朝也没有什么益处。”高宗不准。黄潜善上奏要求诛杀陈东，许翰对亲近说：“我和陈东都是劝皇上留下李纲的，陈东被诛，我还能留在朝堂上吗？”一连八次上疏辞官，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去世后赠光禄大夫。许翰通经术，正直不挠，历事三朝，终不得志。著有《论语解》、《春秋传》若干卷。

许 忻 两宋之际襄邑人。许忻初中进士时，奸相蔡京当国，权倾天下，听说许忻人才学问俱佳，就要把女儿嫁给许忻。许忻却不愿意攀龙附凤，明确表示蔡氏女不是自己的理想配偶。由此得罪蔡京，不得除授官职。南宋初年，赵鼎拜相，素知许忻才智非同一般，便向他咨询朝政。许忻即列举亟待革除之弊政十条献上，大受重视。高宗召见，许忻对答如流，龙颜大悦，退朝后私下对近臣说：“朕近日得一人，卿认识他吗？”当时宋金两国议和，主和派占主导地位。许忻却极言金人狡诈多变，应做两手准备。以致抵触时议，不得大用，外出为湖广运判，迁韶州知州。历官数年，廉明自持。家本贫穷，辞官后仍贫寒如昔。晚年流寓江西临川，以闭户读书为乐。

（承前篇）睢县历史文化

孙德谦元末睢州人，官中书左丞、大同行省平章事。明军攻大同，德谦据城固守，誓不投降，城破而死。手书《自决》等诗数章，辞意慷慨。诗云：“有计难为用，心驰东北天；偷生难度日，何面见诸贤。”其二云：“忠孝人之本，临危欲要坚；偷生恐辱国，魂气迸山川。”《付诸子诗》云：“我今忠为国，汝等孝持身；忠孝各尽道，庶几报君亲。”《付诸将诗》云：“固守孤城众议深，岂知共事负初心；如今有计难为用，泪血哭干痛不禁。”其二云：“城陷身羁事已违，孤忠耿耿欲何依；谁知一片丹心苦，日逐白云东北飞。”

韩政睢州人。元末追随朱元璋起兵中原，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带兵取濠州，克安丰，平浙右，北伐中原，分兵扼守黄河，阻断元朝山东援兵。攻取益都、济南、济宁、东平，改任山东行省平章政事。大将军徐达攻打元都，下令韩政会师东昌，镇抚临清。元都既定，又令政分兵守广平。

蚁尖寨在林虑山西北20里，元右丞相庸等据寨剽掠，大将军徐达攻克诸山寨，惟蚁尖寨久攻不下。韩政攻寨，庸投降。调韩政征伐陕西，还兵守御河北。洪武三年（1370年），封韩政开国辅运推试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东平侯，世袭俸禄1500石，赐铁券。移镇山东。不久又征河北，招抚流亡，出居庸关，直捣应昌。取火林，深入土剌部，进至阿鲁浑河，大胜而归。出巡河南，再巡陕西，练兵临清。洪武十一年（1378年）卒，明太祖朱元璋亲临其丧，赠郓国公。

李干字贞臣，明初睢州人。元末，以国子生出仕，为扩廓帖木儿幕僚，被朱元璋军俘虏，安置在镇江。不久升入司农司，参预议礼、议律、议官制。明初设六部时，为吏部郎。出为陕西行省郎中兼秦府参军。后召入翰林待诏直内阁，因年老辞官，侨居苏州。李干精通先代典籍，参与明初各项典章制度的制定，议论精当，为当时所推重。

李孟旸字时雍，明朝睢州人，成化进士，官户部给事中。曾到大同盘查粮库，回朝以后，陈奏加强边备的十件事，为朝廷采纳。甲辰（1484年）出使占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王被安南（今越南北部）王杀害，朝廷派遣使者封占城王之弟齐亚麻勿庵为王，诏书未至而勿庵已死，他的臣下提婆苔窃取了封印。朝廷又派遣孟旸封王的二弟古来为王。孟旸上言：“占城地处险要偏僻，和安南之间的矛盾还未平息，提婆苔又生篡位野心，万一不听朝廷命令，就会损害中国的威信。应当让占城派遣使者，令使者传命古来，同时下诏安南，令其悔过，不再与占城相争。”皇上采纳他的建议，数年之后，古来终于来崖州接受了明朝封诰。弘治中任湖广参政，分守常德，升广西左布政使，再升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粮储。转南京户部侍郎，晋工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多次到孟旸处诉说南京宫殿毁坏，请予修缮。孟旸说：“国家已定都北京，修此何为？”此议方止。南京郊区多产芦苇，苇课是一项很大的收入。年久逐渐被权势人家侵夺。孟旸一一清理，课税增多，国用充足而民不被骚扰。有人以受灾请减免苇课，孟旸认为：洲人争着佃苇，可想其利很大，如果免其课税，则国用不足，必加重百姓负担，是有损于根本而有益于蛀虫，加以拒绝。正德初年，三次上疏请求致仕。卒年78岁。著有《南冈集奏议》、《睢州志》等。孟旸身材高大魁梧，胸怀宽广，恼怒不加于仆役。其弟孟晊，同榜进士。孟旸官给事中，孟晊官御史，时人称为“双凤”。

蔡天祜字成之，睢州人，号石岗。其父蔡晟，明成化进士，曾任山东济南府知府。天祜弘治乙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正直敢言，对诏旨认为不当的，敢于封还驳正，因而触怒权臣，被排挤出京，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当时正值江西盗起，朝廷议定调福建的兵协助剿灭，天祜率兵平定了盗贼。转任山东副使，时值荒年，天祜多方节俭，救饥民数万人。造圩田数万顷，百姓名之为“蔡公田”。济南龙山、淄川盗起，骚扰百姓，天祜捕获贼首，馀皆溃散。转任陕西参政，升山西按察司使。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五堡守军作乱，巡抚都御史张文锦被乱军杀害，朝廷震惊。议由侍郎胡瓒率兵征讨，乱兵欲生畏死，聚众谋叛。朝廷以天祜为巡抚，前往大同平叛。他冒险单骑前往乱军营中，恩威并举，晓以利害，果断处置，斩首恶十余人示众，胁从者不问，局势很快得到控制，再无反复。嘉靖皇帝说：“有臣如此，纾吾远虑。”升兵部侍郎，奉诏还京，大同百姓户户香花净水泣于道旁，哭声震野，且送且留300余里，并立生祠祭祀。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又发生兵变，朝延再次起用蔡天祜，惜于途中病逝。天祜多才多艺，弹琴围棋，射的投矢，演阵占象，诗词歌赋，无不精湛。清代汤斌说：“吾乡先辈名臣，必以石冈公为首，其人品甚高，所用未尽其才。”

鲁邦彦字正卿，睢州人，七岁丧父，家境贫困。从师学习，稍知经义，就认识到应该向圣贤看齐。励志苦读，日背诵千余言。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省试中解元（举人第一名），二十九年成进士。授官行人。奉命出使唐藩，唐王赠以金银。邦彦辞谢。唐王又赠送礼物，邦彦说：“每日有美食、美酒享用，不敢再受礼物。”三年满考，依例当选备皇帝侍从官，即令不选，也可作郎官，没有再放回故署的。当时奸相严嵩掌国政，邦彦从不与结交。按惯例，吏部文选司郎官，因手握选拔文官大权，都傲慢无理，上朝时其他各部郎官没有谁敢和他们争先后或者并行的，独邦彦与之抗礼，所以迟迟不能升迁。因挂念母亲年老，请求终养回乡。闭门谢客，精研经术，当时海内学者多宗法王守仁，邦彦专攻程、朱之学。隆庆改元（1567年），寻访先朝俊杰，由台省联名推荐，起邦

彦为吏部主事，改光禄丞，皆不受。鲁邦彦精通经学，留心国家大事，对当朝掌权者皆危言忠告。人们私下议论说：“鲁君议论太高，怪不得难以升官！”杨嵩为吏部尚书，劝邦彦出山，写信说：“海内以您是否出仕来衡量天下是不是有道。”著名学者耿定向说：“临大节不可夺其志，我相信鲁君。”著有《河图洛书说》、《大学讲》、《中庸解》、《就正录》等，皆中正精实，发前人所未发之论。巡按御史题其门额曰“理学名贤”。

张一霁字天光，睢州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历官衡州知府，为政宽和。升参政。督粮苏松时，大学士高拱当权，想报复他的前任华亭县人徐阶，示意张一霁加以诬谄。一霁严辞拒绝，称病归家，闭门谢客，而声望更高。后被起用为山西按察使，转任浙江左布政使。当年浙江西部发生水灾，宦官被派到浙江督织造者，反而大肆搜刮，百姓不堪忍受。一霁依法裁抑，宦官大为不满，一霁感叹地说：“直道不容，吾其行乎！”再次上疏致仕。一霁在家乡多行善事，被称为“善张”。

皇甫仲和明初睢州人。洪武间为天文生，历升钦天监正。据《明史》本传，永乐皇帝北征元朝残余势力，袁忠彻以星相、仲和以占卜随军。一日，军队进至大漠北，帝犹疑不决，欲还师，召仲和占卜，仲和占后说：“今日未申间有警。”并指出敌军来袭的方向，以及战事结果是我军先败后胜，帝又召袁忠彻问之，和皇甫仲和所言相同。永乐帝以二人相互串通，发怒说今日无事，定斩二人。后敌果于占卜测定的时间蜂涌而至，明军初次冲锋受挫，后总兵谭广率精兵舞盾牌砍敌马腿，战场疾风扬沙，敌人败退。帝欲乘夜回军，二人劝阻说：“不可，明日必来投诚，待敌投降后，再整军而归。”第二天，敌人果来投降，说：“不知皇上在此。”正统十四年（1449年），仲和已老，英宗受宦官王振欺骗，要亲征瓦剌。百官谏阻不听。仲和审时度势，建议先立储君，以防敌人劫持皇上以要挟，后果有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敌人兵临城下，人心震动。仲和仰观天象，预言敌兵必退。第二天，总兵杨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带兵驰援北京，不数日，敌退。

孙坤字顺夫，睢州人，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升肃州兵备副使。肃州离嘉峪关仅70里，常受游牧民族兵马骚扰。为确保边境安全，孙坤整顿军纪，加强巡逻侦察，抚慰军民，修筑长城，边境得以安定。转四川参政，累官至湖广巡抚。当时有给皇宫采伐木料的差役，又有贵州苗民暴乱，久拒官军。官府帑币匮乏，人民穷困。孙坤以民为本，独持大体，考察权衡利害，掌握时机，捐俸治理蜀道，以便利往来。采伐大木如法早办，受到朝廷嘉奖。贵州苗民作乱，孙坤晓以利害，只惩办为首数人，不发一矢，不遣一卒，而乱平。因功高遭忌，遂辞官隐居林下，卒于家。

傅性敏字维学，睢州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任龙游县知县。龙游本无县城，性敏到任始修筑。升兵部武选司主事，改车驾司郎中，任承天府知府。承天是嘉靖皇帝之父陵墓所在地，按旧例，知府以上的官都要参见守陵的宦官，性敏抗礼不为所屈。当时权相张居正大办其父丧事，巡抚以下官员都穿丧服哭临，只有傅性敏一人素服角带，一吊而已，因此得罪张居正，被贬为福建盐运司同知。不久升庆阳府知府，当时庆阳遇荒年，性敏发官仓赈济灾民。改任陕西苑马寺少卿，兼按察司佥事，辞官归家，闭门读书。

李汝华字茂夫，号桂亭，睢州人，明万历四年（1580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李汝华居官清廉，正色立朝，裁断果决，据理依法，不畏权势，又体察下情。出任江西南赣巡抚时，正值倭寇侵略朝鲜，他挑选精锐士卒前往朝鲜抗击倭寇。明神宗朱翊钧，贪财如命，派宦官四处加征矿税，地方官吏稍有不从，或革职，或逮治，全国民怨沸腾。汝华奋力抵制税使矿监，宦官们便以抗旨相威胁，他毫不动摇，并上书陈说矿税利弊，要求撤回宦官。掌管户部主持国家财政时，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他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开源节流，缓和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李汝华办事精干老练，下级请示问题，立刻明确答复。公文堆积如山，他信手批阅，却少有差错。后兼掌吏部。万历时朝廷缺官往往不补，以至于李汝华一人兼吏、户两部二尚书、五侍郎之任。他主持二部长达十一年之久。虽善于理财，苦心经营，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朝财政危机，他请求神宗把专供皇宫开支的金花银拿出一些补贴国库，遭到了神宗严厉斥责。他请求辞职，皇帝不理不睬，直到明神宗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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