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德崇新 逐利思义

守德崇新 逐利思义 ——巴南商旅文化精义初探

林永蔚

往昔的巴境 ，幅员广袤，山水掩映，风光旖旎, 特色独具。其治所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它凭借长江黄金水道，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控川东、川西、川北之冲途，扼云、贵、川、藏之门户，自古以来不仅是大西南区位险要的军事重镇，而且也是地阜物华的商旅集散之地。

本文所说的“巴商” 是泛指历史上各个时期在巴地从事商旅活动的各阶层的人们。这些曾经在巴山渝水间，从事“商旅”活动的人物群体中，所表现出的忠勇守德、尚文崇新；逐利思义，化义为利的可贵精神，便是本文硏究探索的核心。

一、商贸交通的繁荣是生成巴县商旅文化特色的物质基础。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发展产物、是人脑的生命运动机能。历史唯物论者基于这一认识，得出了“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哲学概念。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我们所研究的商旅文化就是上层建筑的一个分支，它其中的所有內涵都与商贸交通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立驿兴城，开埠建市——商贸交通的兴起是巴地商旅文化的源头。

1、 巴地商品市场的滥觞及汉唐以前的初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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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古代商业及商人的产生甚早，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在许多场合里是作为经济的共生体而长期存在的。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中国古代商旅的发展与停滞，主要取决于国家与政治体制的变迁，而不是自然经济结构的制约。

椐《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 取其笮马、僰僮、牦牛, 以此巴蜀殷富。” 据相关文物考证和已有的史料得知，早在神农时代就已经有了商品交易的蛛丝马迹。

纵然山水阻隔，但巴人东下荆楚，北越秦陇，南连滇黔，西达印藏的商旅之交，自有史以来，线索却依然连续不断。远在三千年前，巴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如南岸涂山出土的琉璃珠和考古发现的其它一些重要器物，原本都不是巴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西汉张骞奉武帝之命通往西域时，在大夏国（Tokhgra；Tochari

中亚古国名，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也发现了巴山特产，这证明了巴地

先民与南方世界早已有所交流。原来从巴地到印度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在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周秦以前，盐和铁都属于宝贵的战略资源，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长期由国家权力掌控。

据《华阳国志》中记载说，巴地“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巴人很早就有了对所辖区域内盐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至今巴地俗语仍叫“盐巴” 。巴域先民大规模地开发盐业，使之成为输出的重要商品。

巴盐生产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期生产技术更趋成熟，这使盐业生产的标准化、商品化取得了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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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春秋时期巴盐生产又跃上了一轮高峰，这一现象对巴地商业文化的兴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巴盐生产流程，长途贩运坎坷，“一方水土一方人” ，这样艰难的产销活动，和其它原始的生存状态一起，逐渐酿成了他们剽悍忠勇，不屈不挠的群体性格特征。

商周以前，商品物质的易主多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进行，商贸这种互通有无，交换物质的方式，当时尚处于原始的低级阶段。据《华阳国志》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灭巴，城江州”。 经向楚民国《巴县志》考证，张仪筑江州城之事应属信史。由于“明清之际，图经荡灭，民鲜土著，故老无征”，因而现在已无从确知张仪所筑之江州城的具体位置。不过，从西汉扬雄《蜀都赋》描述江州城曰“分川并注，合乎江州”来看，其城大概就在今重庆主城区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小什字之间。张仪筑江州后始有了真正意义的“城” ，巴郡开始成为一个有城垣的军事堡垒，但长期以来却是一座经济落后、功能单一的封建城邑。

先秦时期，史上最为著名的巴商当首推“寡妇清”。 “寡妇清”生于秦惠文王设置巴郡之后，逝于秦始皇亲政之初。这个女人名“清” ，姓己无从考证。因其丈夫死后，守贞操而没有再嫁，史称“寡妇清” 。

寡妇清是当时巴郡中名扬中原的朱丹商。据史籍记载，寡妇清一家，由于几代人辈辈传承，对采炼经营水銀矿产的业务已是十分精通，因而积聚了巨额资财。寡妇清丈夫早逝，到她掌管经营家业后，其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财力为巴地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又由于其对秦王朝抗匈奴，筑长城的大力资助，让世人对巴地这边陲一隅也刮目相看。当年始皇帝对她十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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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尊其为“贞妇” ，特此为她修建“怀清台”以示表彰。

寡妇清实为巴郡时期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人物。寡妇清心怀一统的爱国情结应是“德”中首义，从她不囿于巴地山水，商达四海的业绩中可见其励志求新的胆识。在有秦一代，以商贸而名彪青史者，实为凤毛麟角。从众多史料中看来，我们说她具有“守德崇新” 的优秀品质，当不为牵强。

长江上游自秦汉以来，就在全国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巴地经济的发展繁荣，也与长江上游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唐代巴域城市商业日趋繁荣，巴地域的城市商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作用已见增强。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鼎盛时期, 巴域是唐王朝控御西南的前沿和大后方, 也是幅射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 （二）、宋、明和清代前期的集市商贸交通和立驿兴城。

1、宋、明前的巴地商旅发展。

唐末五代，虽说中原混战，但川内社会却相对较为安定。为此，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及广大民众纷纷入川，因而巴域经济在五代时反而有所发展。宋代之后，巴地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在宋末元初，巴渝地区又历经了长达40余年的战争，这使社会生产力又遭到极大的破坏，巴域经济发展进程再次被斩断。明朝时巴域经济又一次快速发展，在《明史》记载的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30多个城市名单上，“巴县”已是榜上有名，成为长江上游仅次于成都的重要城市。

明末至清初持续达30余年的战争对长江上游的经济破坏极大，大西政权建立后，土地荒芜，人口数量锐减，许多城镇，几无炊烟。

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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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的外省移民涌入巴渝，这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巴地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后经济迅速恢复。粮食、木材、食盐、皮革、桐油、白蜡等产品的产量大量增加，并开始外销到其他省份。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上谕说：“川省产米素称饶裕，向由湖广一带贩运而下，东南各省均赖其利。”有学者论证乾隆年间由四川输出的粮食每年约有300万石，其中大都由巴县各码头装船水运。

据考证，在清代中期以前，长江上游与国内其他地区缺乏大规模的商业贸易，这使巴县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优势难以发挥。到了清代康熙、雍正朝时，由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增长较快，加之朝庭对滇铜需求增大，清政府又对长江上游的险滩进行了集中整治。金沙江疏浚工程的完成，提高了长江水系的运输能力，巴县民间商人在沿江配置救生船，也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长江上游航道的畅通，保障了水运的繁荣，也带动了沿江各地经济的发展。

运输大环境的好转，加上移民涌入之后长江上游与全国其他区域商业贸易的需要，使得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巴县成为重要的转运城市。这里除作为滇铜和黔铅运往长江的枢纽外，一些省内及外省要往长江上游及下游贩卖的货品和商人均在巴县集结，巴县成为了川内以至西南与长江中下游经济联系的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

川藏滇黔各地商贩除将粮铜山货运往巴县集结运出外，这“换船总运之所” 中的另一大宗商品即是“川盐”。自贡的大量食盐运抵巴县，除在本地销售外，主要通过綦江、乌江运至贵州，也有部分运往湖北西部销售。清代王尔鉴《巴县志》中记载：“三江总汇，商贾辐辏之区，川西北各井盐，一水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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