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并流地区的区域发展与贫困问题

三江并流地区的区域发展与贫困问题

孙智明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031）

摘 要：贫困已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已然成为当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十分普遍严峻又十分紧迫的现实。在我国，贫困的大量存在已成为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障碍，尤为突出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亟待解决。一提到“三江并流”地区，就会被贫困、西部、民族、山区、农村、生态等一系列问题所困扰。正因为它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决定了该地区发展与贫困矛盾存在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而把反贫困做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关键，以加强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关注和了解，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关键词：三江并流;保护;发展;贫困

Abstract: Impoverished already was not a question of a political nature, already became the current various countries' economic society to develop an extremely universal stern extremely urgent reality.

In our country, the impoverished massive existences have become the hindranc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important barrier, the outstandingly west national minority area is urgently awaits to be solved.As soon as mentioned “three Jiang Bingliu” the area, can impoverished, west, the nationality, the mountainous area, the countryside, the ecology and so on a series of questions puzzle.Because of its particularity and the vulnerability, has decided this lo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verished contradictory existence long-term characteristic and the durability, but counter-does impoverished for solves these question core key, strengthens to the national minority poor area atten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already was the fact which was unable to avoid. Key words:Three Jiang Bingliu;Protection;Development;Impoverished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089（2010）08-0006-04

一、三江并流区概况

“三江并流”位于东经98°—100°30′，北纬25°30′—29°的地区，并行奔流着3条世界级大河，就是位于青藏高原南沿至滇西北的横断山脉纵谷之中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三江同发源于青藏高原，并肩奔流于云南西北部。 三江并行而流在云南境内约170余公里，位于云南省西部的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辖辖的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县、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兰坪县和玉龙县三州八县，整个区域4.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80万。这里地处

偏僻、地形复杂且少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成为诸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地区，但同时区内地形破碎而峻陡，生态景观丰富且脆弱，耕地稀缺而分散，山地灾害多样而频发，山高水低使得水资源利用困难。该区域处于中国四大贫困区之一的青藏高寒区边缘，贫困面大，属典型的边疆（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除玉龙县外，其他七个县一直属于国家级贫困县[1]。

同时，“三江并流”地区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以仅占有中国0.4%的面积而容纳了中闰20%的高等植物。这里生存着的动物总数均达到中国总数的25%以上。 “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也是世界最大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3年7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全票通过将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三江并流”自然景观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二、三江并流区区域特征及功能定位

1、生态屏障区。三江并流地区的天然林为全国仅存的天然森林资源地区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天然林资源, 高等植物210余科, 1 200余属, 6 000种以上。其国土面积仅占有中国的0?4%,但却容纳了中国20%的高等植物。这里生存着哺乳动物173种,鸟类417种,爬行类59种,两栖类36种,淡水鱼76种,凤蝶类昆虫31种,其动物种数均达到中国总数的25%以上。此地的冷、云杉分布区为云南林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冷杉、云杉林有林地面积为53?2万公顷,拥有森林蓄积

量1?55亿立方米,占全省森林蓄积量17%。西部横断山区,森林面积占全省有林地总面积的61%左右。天然林在保水固土、调节气候、维持生态平衡方面有着其他生态系统截然不能代替的巨大作用。三江并流地区的天然林在维持长江、澜沧江和怒江水道畅通、水质清洁、固土防洪及长江下游的黄金经济地带提供优良的环境和生态保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之前,这一地区的天然林资源遭到过度的开发和利用，生态系统的日趋脆弱,使三江并流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破坏加剧,进而造成了对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地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2、物种中心生物基因库。三江并流区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0.4％，却拥有全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包括200余科、1200余属、6000种以上。容纳了中国20%的高等植物种类，其中，40%为中国特有种，10%为三江并流区特有种。区内有国家级保护植物34种，云南省级保护植物37种，容纳了中国8.5%的珍稀濒危植物种类。区内现有哺乳动物173种，鸟类417种，爬行类59种，两栖类36种，淡水鱼76种 ,凤蝶昆虫31种，其中含有国家级保护动物77种，79种动物列人CITES(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名录, 有57种动物被列人自然基金会(IUCN) 的世界濒危动物红色名录。这一地区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自然特性 ,并且其生态系统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而显得非常脆弱，生态环境的再生能力十分薄弱，正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多种外来人侵物种的威[2]。

3、保护区及限制开发区。三江并流地区多种保护区域由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流域内的山脉组成，整个区域约4.1万平方公里，2003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择区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同时，三江并流区域范围

内还包括了位于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名目众多的特殊保护区。各种保护区之间存在大面积的地域重叠，造成一片地理区域同为几种保护区域的现象[3]。众多的保护区域的重叠，使生态安全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保障。其含概的天然林保护地区、草原退化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石漠化和荒漠化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开发利用进行相应保护和限制开发。

4、扶贫的重点区。三江并流区域包含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及其所辖的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县、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兰坪县和玉龙县三州八县，总人口约80万。这里地处偏僻、地形复杂且少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成为诸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地区，但同时区内地形破碎而峻陡，生态景观丰富且脆弱，耕地稀缺而分散，山地灾害多样而频发，山高水低使得水资源利用困难。该区地处青藏高寒区边缘，贫困面大，属典型的边疆（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14]。 5、多民族文化基因库。“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世界罕见,其地处内地中原文化、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青藏高原文化的边缘地带。这里生活着14个少数民族，其中6个少数民族为当地独有。由于该区地理位置偏僻，又是高原山区，境内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地理特征，使14个少数民族保存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在高原上居住着以牧业为主、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在金沙江河谷与丽江盆地中是以农业为主，深受汉族影响，但完好地保存着原始的东巴教和灿烂的东巴文化的纳西族；在高原与河谷、低地间的山坡上，居住着彝族、普米族；在南部山区与河谷中，生活着傈僳、怒、独龙等民族；而在东南部山地与平坝中，则生活着农业与手工业十分发达，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白族。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在伴随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以宗教而言，既有从远古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遗存下来的原始宗教，如祖先崇拜、信仰万物有灵观念，也有进人阶级社会后所形成的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有近代从西方传人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有从本民族宗教信仰与其他宗教融合而成的一些民族民间宗教，如“东巴教”、“达巴教”、“毕摩教”、“本主信仰”等。就民族而论，有些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一种宗教，如藏族；有的民族既信仰外来宗教，又信仰本民族的原生宗教，如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还有的民族，其中这部分人信仰这种宗教，另一部分人信仰那种宗教。尤其独特的是，该地区的民族宗教，包括外来的传教士，历史上虽因各自宗教、习俗、文化和利益的不同而发生过多次战争、冲突与碰撞，但他们在总体上长期共生共存、和谐相处[5]。

三、三江并流区贫困现状

三江并流区属典型的边疆（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除玉龙县外，其他七个县一直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怒江傈僳自治州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882元的贫困人口还有27.53万人，低于637元的未解决温饱的人口还有13.38万人，分别占全州农业人口的60%和33%。全州有12.7万人需要易地安置，有4.5万特困户居住在茅草房内，占全州农户总数的47%；迪庆藏族自治州包括1988个自然村，其中，461个不通电，

1027个不通公路，全州35万人口中，失去生存条件的接近10％，多数人居住在半山甚至高山区域，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比例远远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玉龙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5%，而且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区、半山区，贫困人口比重大。全县年人均纯收入在620元以下，人均年有粮在365公斤以下，绝对贫困人口有57，2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7%。[6] 四、三江并流区存在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一）保护区保护与反贫困之间的矛盾。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矛盾日趋突出的今天，三江并流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还面临着生存与脱贫问题。生态的保护、经济的发展发展与反贫困问题是互相交织，既不能破坏生存环境，但又要发展经济，既不能只考虑环境的保护，又忽视当地居民的贫困问题。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7]。但因为具体需要的不同，一个地方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且很多生态多样性的地区同时也具有较好的旅游景观、地质地貌或生物资源。因此，同一片区域可能被指定为几种不同类型、具有不同保护目标的自然保护区。三江并流地域就是一个保护区重叠和极度贫困并存的最典型的区域。

1、保护区对贫困的损害作用。贫困并不是保护区的产物，而是各种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在既有的条件下，不能否认保护区对贫困的不利影响。保护区通常位于农业生产水平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被社会边缘化的偏远地区。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保护区内和周边的居民对区内自然资源有强大的依赖性。而保护区是划定地理界限、为达到特定保护目标而指定或实行管制和管理的地区，因此，各地区经过立法通常都限制或禁止对区内自然资源的获取，这就割断了居民与保护区内自然资源的直接联系，使他们丧失了赖以生计的食物、燃料及其他经济收入。在没有其他缓解措施介入的情况下，这直接导致了当地贫困水平的增加。

2、保护区对贫困的生态服务。保护区可以为生活在区内或周边的人，甚至整个社会提供许多生态产品和服务。2008 年2 月在马德里举行第三次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一致通过的《马德里行动计划》中，新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公认生态系统提供的四种服务：支持服务，例如营养循环、土壤形成和初级生产等；供给服务，如食物、淡水、木材和纤维及燃料等；调节服务，如气候、洪水和疾病调节以及水净化等；文化服务，如美学、精神、教育和娱乐等。所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区的设立，有利周遍的居民获得更加肥沃的土地、洁净营养的食物和淡水、良好的气候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舒适愉悦的人文生活。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可能成为一个有益的概念框架，作为可持续发展场所的本质可以被看作是努力设计和发展符合地方具体需要的、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群体带来环境、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支持、供给、调节和文化生态系统服务。

3、贫困对保护区的损害。保护区当地的贫困问题若不能缓解，将给保

护区带来更大的压力，生态环境将遭到破坏，这也是许多保护区设立后生态状况反而出现恶化的原因之一。保护区的设立打破了当地社区、居民的生存惯性，他们对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原初占有和使用难以为继，其基本生存方式受到挑战。在更先进、更适合的生存方式出现之前，他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不得不冲击保护区的限制和禁止规定，铤而走险，从保护区内获取生活资料，或侵蚀保护区的土地用以农业生产。 由此可见，保护区与当地贫困间的关系具有相互性和复杂性。总体而言，保护区的设立对减缓当地贫困有利有弊，但有利之处是长期、相对间接的，而不利之处则是眼前、相对直接的。相反地，贫困对保护区的建设与运行是不利的。因此，应给予保护区所在地贫困问题以足够的重视，抑制不利作用，使保护区对缓解贫困起到积极作用，或至少不造成危害。 （二）多重保护区与反贫困形成悖论。开发与保护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一个悖论，因为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会对原先的状态造成变化或者是破坏，特别是不可再生的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一旦破坏很难恢复。 三江并流地区整个区域约4.1万平方公里。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优势，在不同结构类型和地方保护划分中，三江并流地区在1989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3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此外，三江并流区域范围内还包括了位于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名目众多的特殊保护区。形成大面积的地域多重保护区现象。

保护区的设立对缓解当地居民的贫困有利有弊，利弊权重的大小难以精确衡量，有时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保护区可成为反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同一区域的多重保护却加剧了当地的贫困，限制有利作用的发挥，扩张了不利作用，为三江并流区域原有的贫困人口带来了更大的生产生活压力。

1、多重保护区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固然联系。在同一区域内，因保护区的设立类型和设立目的不同，其法律依据也有所差异，这使得当地社区居民因此享有的权利义务亦有所差别。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同限制和多重叠加，使居民的权利空间越来越小，愈来愈被隔离在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之外，加深了贫困程度。其中，最根本的是不同保护区导致的资源产权问题更加突出，产权界限不明，在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不合理分配导致居民所拥有产权的资源数量有限或质量欠佳，从而导致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量赶不上需求量。他们为了生存，必然要去侵犯其他产权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如砍伐国有林木或索取其它自然资源[8]。在自身贫困加剧的同时导致了更严重的生态破坏。

2、多重保护区的设立，导致管理机制混乱。由于职能不同的机构管理各种不同的保护区，实行的也是不同的管理体制，使原本就分散的管理体制更加混乱，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分散的管理体制违背了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权限不明，导致利益面前争先恐后，责任面前相互推诿，各管理部门间利益冲突重重，未能发挥管理者的作用。导致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保护区理论上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不能到位，当地社区与居民无法受益。

3、多重保护区的加剧了居民的利益弱势。多重保护区的设立，使利益

群体增加，利益冲突加剧，而当地居民在利益关系中却处于更加弱势地位，加之居民较弱的权利意识，使得其自身要求往往得不到重视。权利意识薄弱以及呼声弱本身就是贫困的表现，并可导致更深层的贫困。如在实行较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内，尤其是核心区和缓冲区一般不允许旅游活动，然而，若该区域同时是以旅游开发为首要目标的风景名胜区，旅游管理者、旅游开发商、旅游引导者、观光者等将成为新加入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亟需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当他们行为被允许后，就陆续开展各种旅游开发项目。而当地居民的呼声较弱，无力与之抗衡，促使了较强利益方的苟合，使当地居民成为了被压制的对象。一方面保护区内及周边商业开发破坏资源的行为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保护区内和周边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却得不到满足。 4、多重保护区的设立成为政府掠夺式开发的“正当理由”。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保护区的设立成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博弈场所。在很多情况下，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涉足保护区的开发，阻碍了区域的保护。同一区域的多重保护，政府总是避重就轻，钻法律的空子，在保护区内实行掠夺式的开发，甚至不惜破坏大量的森林资源或者在实行严格保护的保护区搞基建、修路桥，造成山体滑坡、水土流失等问题，使当地居民面临的生态灾害增多，生命财产受损更大，增加了贫困程度。 (三)发展与反贫困间的矛盾

1、保守陈旧的思想观念成为反贫困最大的绊脚石。长期以来，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认识落后，思想方面不够解放成为三江并流地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可以说，除了地理、历史因素之外，导致三江并流地区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落后。西部地区自给自足、知足长乐、随遇而安的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缺乏开拓、创新、进取的精神;传统的计划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主动意识相对落后。在各种经济发展要素中，人的思想观念是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开拓创新意识逐步展现为现代市场经济观念，这种观念使东部地区很快从产品经济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三江并流地区的干部及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养成了相信自己经验的思维方式，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经营模式、新的技术运用具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导致了三江并流地区经济在结构和市场发育水平上都较差[19]。

2、薄弱的经济能力成为了反贫困的最基础障碍。三江并流地区资源丰富，但资源的转化能力差。沿海地区企业的效益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这已是事实，即东部地区企业投资收益率高,而西部企业投资回报率低,东部地区企业处于低投入—高产出—高收益的良性循环中,所以东部地区的贷款收益比西部高,贷款风险比西部低。且受沿海较高资本收益率的诱惑,西部的投资人还可能直接到东部投资兴办企业。而使得对急需资金的三江并流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人力资本缺失、科技落后成为反贫困的关键困难。由于经济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三江并流地区人才大量流失，人才的流失造成了三江并流地区同东部发达地区在人才、技术上差距进一步拉大。1998年东部地区的研究开发人员占全国总数的50.05%，而三江并流地区的研究开发

人员仅占全国总数的18.76%。1998年批准的三种专利中，东部地区占全国总批量的59.5%，而三江并流地区仅占 11.8%。在反映科技创新能力的科研成果转让方面，两地区的差距拉得更大，东部地区在全国技术市场的成交额中占了67.99%，三江并流地区仅占13.11%。促进三江并流地区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依靠足够数量的人才，但是三江并流地区人才总量少、总体素质低、分布不合理，人才资源开发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极大地制约着当地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4][6] 王欢欢.保护区重叠对贫困影响的法律分析——以云南三江并流区域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2] 唐尚渡，王艳萍.构筑 “三江并流 ”地区的生物安全屏障.林业调查规划,2004;5:29（增刊）

[3] 王欢欢，王冉.云南三江并流重叠保护区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分析.生态经济,2008.12

[5] 缪家福.“三江并流”区域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保护.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01

[7]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10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67号发布

[8] 韦惠兰.基于产权视角的社区共管研究[J].特区经济，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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