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明朝耶稣会的宣教策略与清初礼仪之争

第二课 明朝耶稣会的宣教策略与清初礼仪之争

一. 明朝的成立和政治

明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后所建立的，基督教在明朝算是第三次进入中国。当蒙古人统治中国时，一直以镇压的手段对付汉人。而元朝王室在末期时十分腐败，彼此争权夺利，政变频频发生。因此各地英雄纷纷谋反，最后由朱元璋将元朝的元顺帝赶出中国。在主后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为明太祖。中国再次自治，并得到统一。直到主后1644年，满清侵入中国，明朝灭亡，中国便再次落入异族人手中。

明代的内政可说是腐败和黑暗的。明太祖的治国方针，是实行君主独裁的政策。明太祖之前，中国的旧制度是以宰相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管理大局，而明太祖继位以后，废了宰相这个职位，由王帝自己兼任宰相，直接统管大局。这大大加重了王帝的责任。明太祖的性格坚毅、辛勤、日理万机，兼任宰相，并不困难。可是明太祖以后的王帝，娇生惯养，不能胜任宰相的职任，结果祸害无穷，终于走上灭亡之路。

明太祖死后，明成祖继位。明成祖是很能干的王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就在此时发生，但是明成祖过份宠信臣官，使臣官掌握刑罚和生杀之权，犯了错误。在明成祖死后，国家大权便逐渐落在臣官之手中。王帝的才智和品格亦每况愈下，明朝的政治因而一直败下去，最后终被满清所灭。 明朝初期实行开放政策，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就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认为这样较为安全。所以耶稣会宣教士方济各即使想进中国传教，也不得其门而入。到了十六世纪后叶，由于神宗王帝不问朝政，又间接的促使利玛窦得以自由在中国传教。由此可见，一国的政治情况和宣教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1.1. 明朝的宗教

明朝提倡的是佛教，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有关。朱元璋幼年时曾在寺院当僧侣，后与起义的英雄反抗蒙古人的统治，最终推翻元朝，自立明朝。当他即位后就提倡佛教，而喇嘛教是佛教其中一宗派，故明太祖也供奉，还封喇嘛为国师，明太祖以后的王室，皆信奉喇嘛教。另外明成祖在一次战争中，曾经得到一位禅宗僧人的辅助，禅宗是佛教的一派，以致明成祖对禅宗也有好感。

除佛教外，明朝还流行道教，但不如佛教般受重视。明朝亦有一、两个王帝是笃信道教的，如明世宗，他甚至沈迷在设坛祭神的迷信中，以致多年不理朝政。

当时回教的信徒已分布在中国各地。如在甘肃、陕西、四川、山西、福建、广东和云南。不过回教在明朝并不兴旺，只是元朝留下的一些影响而已。

基督教的信仰，就在这样的宗教气氛底下传入中国。这对基督教的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

1.2. 明朝的学说

主要的是王守仁提倡的理学(理性主义)。这学说传播得很快，当时王守仁的弟子更遍及全中国。可以说明朝的思想界，是王守仁理学的世界。理学所提倡的，主要是要人发挥人的良知，也就是发挥人类先天辨别是非善恶的心。王守仁认为应该发挥良知，以求达到知行合一的地步，成为圣人(今天所谓「内圣外王」的哲学观念)。所谓圣人，是指心性方面的修养。理学的理论，听起来很清高，实行起来很不容易。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实行良知。明朝时代有些人一生都追求发挥良知，培养心性，什么事都不理，他们的思想，因而流于空淡贫乏。发展到明朝后期，理学学派就变得更虚无飘渺，不切实际。

正在这时，天主教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不少朝臣和学者，均向他学习西方的科学。利玛窦利用中国人这种好学科技的心理，一边教科技；一边传福音，讲解基督教的信仰，受

到很多人的欢迎。

二. 耶稣会教士来华的尝试

在欧洲这时正是宗教改革时期。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各处已影响了许多的国家。天主教在这种声势之下，内部兴起了一种反动运动，称为反改教运动。要求当时的天主教会作以下的事为改革目的：第一，在生活纪律上实行某种改革；第二，整理天主教的教训，使它成为坚实又具权威的系统，以抵抗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第三，重组教会政治的与建设的机关，以应付此种新局面。

当时，伊格那丢(Ignatuis Loyola)创办耶稣会(Jesuit)，提倡天主教内部改革的运动。这种由伊格那丢提倡的天主教内部改革运动在1540年被教宗认可。耶稣会的修士都有严厉的灵性操练功课，生活条规严格，更关心社会及喜欢传讲福音。后来，许多耶稣会的修士远航到世界遍避的角落当宣教士。有远至美洲的南部、中部及北部，菲律宾、日本、中国、巴拉圭、印度。著名的人物有，方济各(Francis Xavier 1506-1552)被称为印度人的使徒，罗马天主教最出色的传教士，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2.1. 方济各

方济各在主后1542年来到亚洲，他首先抵达印度，后去日本。他在日本传教时，听到日本人的责问︰“如果你所传的宗教是真的，为什么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竟然不知你所传的宗教呢?”因此方济各下定决心，冒死也要到中国去宣传福音。主后1551年方济各来到广东沿岸的小岛，名叫上川，等候机会进入中国。可惜当时遇到中国的排外政策，而方济各也病倒了，并于十二月三日死于上川岛，直到死时也尚未完成他进入中国的计划。 但方济各那份到中国传教的心志，却激发了很多传教士要到中国来传教。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步他后尘的，除了耶稣会的传教士外，还有奥古斯丁修道会、法兰西斯修道会和多米尼古修道会的修士。因此方济各的影响，确实不少。方济各计划来中国前，曾在印度和日本传教，被人称为“印度人的使徒”。结了不少果子，这是他事奉生命中，最主要的成果。

2.2. 其他传教士

当时不少差会的传教士，千方百计想到中国来传教，但用尽了各种方法，没有结果。最后有传教士主张用武力迫使中国允许传教士进入传教。这是很危险又错误的提议，庆幸这建议被一班有远见的传教士反对。他们主张坚持用“长期的忍耐”来等待中国打开福音之门。结果那些热切的传教士，集中在澳门等候。一位叫“沙内罗”的修道士，两次去了广州，为教士们请命，但中国政府却不许可。这些都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尝试和努力。

2.3. 西班牙人麦哲伦

麦哲伦在主后1521年发现了菲律宾，使西班牙人对东方发生了兴趣。他一方面在菲律宾传福音、办学校；一方面积极准备进入中国传教。有一次，两名西班牙传教士有机会随一位中国官员进入中国，但途中却被出卖，被抛弃在沙滩上。这次经历，对传教士打击很大，但西班牙的传教士并未因此沮丧，还是继续努力，想尽办法进入中国。这些西班牙传教士，遭到葡萄牙人嫉妒，彼此猜忌，互相竞争，以致水火不相容。两国的宣教士，经过二十多年的尝试也未能成功的进入中国传教。也许传教士彼此不同心，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2.4. 义大利人范礼安

主后十六世纪，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第一次成功的打开了中国福音之门。范礼安是在1566年加入耶稣会的，七年后，他被委派任远东的视察员。他带了四十多名的修道士，来到远东一带，做视察和传教工作。范礼安带队来中国，是一次划时代的旅程。他的贡献如下︰

一. 消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之间的纷争，不再彼此争竞嫉妒。原因是范礼安带

领的四十多名传教士中，除有葡萄牙及西班牙人外，还有义大利人，经过这次合作，大家醒悟到同心的宝贵，从而愿意齐心合力的为福音的缘故、尽心竭力。传教士的同心，为中国福音事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二. 范礼安找到了传福音入中国的秘诀。就是必须先学会中国人的语言--中文。耶稣会

的负责人派了罗明坚(Ruggieri)到澳门学习中文，虽然经过非常艰苦的阶段，但两、三年后罗明坚不负所望，他学会了基本的中文书写，并且能讲流利的华语。当时葡萄牙人，每年都有两次机会进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罗明坚趁机随葡萄牙商人进入中国传道，带人归主，后来并取得了定居的许可证。因为中国官吏见这位外国人没有恶意，又会讲中文，他们感到很喜欢，便容许他在广东省肇庆定居，并建立天主教的修院。

三. 范礼安在去世前安排了利玛窦来澳门学习中国语文，以便和罗明坚一起在中国的

福音事工上，并肩作战。

这是基督教第三次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情况。

三. 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主后1552年出生于义大利。他的父亲曾是高官，希望儿子步他后尘。利玛窦年青时是念法律的，想在将来当律师。但利玛窦在罗马接触了耶稣会，有心志当修道士，终生不娶，抛弃一切名利与地位，一生只服事基督。当利玛窦在耶稣会受训时，范礼安是他的导师。此外，利玛窦在罗马念书时，曾研究过数学、地理、天文学等科学知识，这对他日后在中国传教，是有很大的帮助。在利玛窦30岁时，即主后1582年，他应邀到澳门学习中文。三个月就学会了看中文，他看了许多中国的古书，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一年后便正式进入中国宣教。

3.1. 利玛窦与罗明坚合作传教时期

主后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广东省的省城，肇庆，谒见总督，要求在肇庆买地，建筑教堂和寓所。在当时看来是极不可能的事，但这两位有礼貌，会讲流利中文，甚至会写中文的外国人，却得到肇庆总督的批准，于是他们留在肇庆学习中文，研究四书五经并传播基督教的信仰。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时，由饮食起居，以致礼仪服装，都完全中国化，这使中国人对他们另眼相看，也尊敬他们。此外，利玛窦的学识，也使中国学者敬佩。利玛窦画了一些地图，把中国放在中间，其他国家点缀式的围绕着中国，这地图迎合中国人的“自我中心”心态，也满足了中国学者的好奇心。利玛窦亦将从西方带来的浑天仪，时晷和报时钟等仪器，一并赠送给中国学者，因而交了很多好朋友，当中也有不少人受洗归信基督。

几年后罗明坚和利玛窦计划北上传福音，可是尝试几次都没有成功。他们决定派罗明坚回欧洲，申请支援，可惜罗明坚却在途中病死了。

3.2. 利玛窦承担重任时期

肇庆新上任的总督，霸占了耶稣会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在恳切请求下，结果迁到韶州(今天广东省韶关)，把福音工作向北推进一步。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利玛窦的领导下，仍用西方的科技和知识，来吸引中国学者，并向他们传福音。利玛窦念念不忘北上的事，终于在1601年，抵达北京城。这次北上，对传教工作来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利玛窦和另一位耶稣会的同工，凭着他们的科技知识和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在北京赢得了许多中国学者的爱戴。利玛窦熟读四书五经，与中国学者对答如流，引经据典，使中国学者深深佩服。朝廷中的大臣和学者们，都有受洗信主的。

利玛窦在北京十年间，托大臣将各种名贵礼物，献给王帝--明神宗。其中计有大小自鸣

钟各一，油画三幅、镜子、手琴等。明神宗非常喜爱，因此虽然没有明文声明准许利玛窦留在北京，但也没有干预。当利玛窦在北京有了一定的地位后，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工作，就有更大的自由了。利玛窦在北京工作共十年，中国信徒人数达到2500人。主后1610年，利玛窦息劳归主。总括而言，他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是十分成功的。这使利玛窦成为第一位真正在中国传福音的西方宣教士。

3.3. 利玛窦的成功因素

在此让我们为利玛窦的传教工作稍作一些评论。

一. 传福音的热诚。为了使中国人得闻福音，他不但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谦虚地学习

讲和书写中文，并且研究四书五经。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但利玛窦却不畏艰难，坚忍的研究。此外，他更在衣着、社会礼节和生活习惯上，都学习中国人的样式。为了赢得中国人归主，利玛窦实际上已经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二. 对中国人的爱心。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27年，接触过许多中国人，在当中也受过

一部分人的歧视和欺负，但他始终深爱中国人，对每个来拜访他的中国人，都热诚接待；对每一封来自中国人的信，都认真去回复。事实上，他赢得不少朋友，其中包括不少有名望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他们后来更成为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 三. 利玛窦的著作。利玛窦所著的书有廿多种、大半由中文写成的，其中有“天主实义”、

“交友论”、“几何原本六卷”等等，这些著作均受中国人欢迎，也使中国人开始认识西方的宗教和科学。

思考／讨论问题：

三. 利玛窦算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内地的天主教传教士，他在1610年5月11日临终前说：「门

户我已经为你们打开，但前途仍有不少的危险和困难！」利玛窦是如何用了十三年(1588-1601)的时间由澳门进入肇庆、韶关、南京、天津，然后留在北京十年建立教会的？接下来的日子有那些危险和困难要克服呢？

四. 南京教难(又名南京教案)

这是基督教在中国所遇到的第一次教难。在南京教难(1616年)以前，中间也有一些教士被当地人民围殴、侮辱、住宅被捣乱、被抓坐牢、被驱逐出境等事件发生。但这都仅属于地方性的事件，影响范围不大，而且很快就平息了。但南京教难却不同，这事在利玛窦死后第六年发生，断断续续维持了好几年，后果是颇为严重的。 南京教难的经过是由当时南京的礼部侍郎沈灌发起的，他一向偏爱佛教，对基督教毫无好感，并且带动一班仇视基督教的人，常常逼迫基督徒。在利玛窦死后，他便蠢蠢欲动，想起来排除基督教。1616年沈灌连上三张奏书给王帝明神宗，沈灌告传教士的罪状主要有三方面。

一. 控告传教士送礼物给中国人是为了收买人心，以致在适当时候可以倾覆中国。 二. 传教士曾帮助中国修历，推算日蚀、月蚀等日期。沈灌认为传教士以西洋方法治历，

违反尧舜一向的做法，是有意变乱中国传统。

三. 沈灌指控传教士破坏儒家文化，教导人不拜祭祖先，这更是中国人不能容忍的。

沈灌上书王帝后，王帝并无反应，因上书理由不足，欠缺力量。加上中国信徒徐光启为传教士辩护，王帝原本也不信沈灌的胡言，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沈灌一再上奏，引起各地群众排教。朝廷在压力下，只好下令“禁教”，勒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于是传教士有些被杀，有些下在监里，日后又驱逐出境。这时传教士大多撤退到澳门，有些则躲在信徒家中，不能

再公开传福音。在外表上教会活动看似停止了，但暗地里工作却未停止。不过这次南京教难，确实带给了教会一定的损失和限制，但在神的保守和恩典下，数年后，教难就平静了。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崇祯皇，因推算日、月蚀的士大夫屡屡出错，令崇祯十分不满，于是又准许传教士进中国，天主教在中国又再活跃起来了。

明朝被推翻后，满清入主中国，朝代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南京教案后七、八十年之间，天主教基本上的发展是很顺利的。当时中国十几个主要省分都建立了教堂，信徒人数达一百廿万。但就在教会顺利发展时，传教士之间在礼仪问题上，却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使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打击。

五. 礼仪之争

这次的礼仪之争是很自然的，因为基督教已经进入中国，也在中国带领许多人归信基督教，对于圣经和中国文化习俗之间产生不同的意见，礼仪之争是要处理累积下来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问题。

一. 祭祖的问题。当时中国人以拜祖先，祭孔子，为传统的礼节仪式。但这些仪式是不

是等于圣经所讲的拜偶像呢？信徒信主以后，能否继续参与这些仪式呢？ 二. 神的名字。圣经中「神」这字眼应该翻译为天主呢？还是上帝？

三. 民间的还神会，信徒能否参加或捐款支援。神甫为中国妇人施行洗礼时，能否不采

用天主教的传统仪式，而采用一些中国人所接纳的仪式呢？

这三方面的问题，争论最剧烈的还是祭祖敬孔的问题。利玛窦派认为祭祖敬孔，是中国对祖先的思念，尊敬的仪式，没有宗教色彩，信徒可以参加，大部分耶稣会的修士拥护这主张。反对派的大多属于多米尼古修会和方济各修会，他们认为拜孔子，祭祖先，就是拜偶像，信徒不能参加。究竟谁是谁非？实在难下定论，于是唯有把问题带回去给罗马教皇，由教皇来作判断。结果，教皇裁定了祭祖是属于拜偶像的行为，中国信徒一律不得参与。事实上，教皇这个判决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可是执行这个决定的行动，却不够技巧及缺乏智慧。当时教皇派出一位代表来到中国，在北京的礼拜堂里公他的正式宣告这决定。康熙王帝一怒之下，下令从此以后，外国人不得再在中国传教，免得多事。主后1720年后，雍正继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更大的拦阻了。其实若能给信徒一段较长的时间，去接受圣经关于拜偶像的教导，他们可能较容易接纳教皇的禁令。所以凡事该慎重行事，且要有智慧。

六. 天主教传教策略的检讨(十六至十八世纪)

当我们看过天主教这几百年在中国传教的过程后，便可明白基督教为何一直未能在中国扎根，而要直到十九世纪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传福音时，教会才开始有一个较稳固的基础。

6.1.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策略

由十六至十八世纪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以耶稣会的修士为主要代表。所以耶稣会传教策略，也就是当时天主教的传教策略了。耶稣会当年在中国的传教方法，主要有︰ 一. 以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他们强调科学知识，其中包括有天文学、数学、地理、建

筑和一些机械的制造法等。这些新奇的知识，很受中国学者的欢迎，导致传教士变成受欢迎的人物。

二. 文化适应法。也就是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迁就传福音的对象，用适合他们的途径，向

他们传福音。(1)语言方面︰学习讲华语及写中文。(2)礼节方面︰学习适应中国人的礼节。(3)讲道应用四书五经︰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好的，再加上基督教的信仰就更完善。 三. 以社会上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为传福音的对象。例如︰利玛窦开始时看和尚受尊敬，他

便穿和尚袍；后来看儒家的士大夫更受尊重，他就改穿儒家的衣服。他认为只要上层人物信 了基督教，那么普罗大众一定会跟着归向基督教。究竟天主教的这种传福音的策略，

有什么好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效法呢?这些方法又存在什么问题?

6.2. 策略的检讨

明朝天主教修士来华的确使用了各种方法尝试把福音带入中国，我们在此稍为作检讨。 一. 以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这个策略是颇高明的。由于传教士们大多精通天文，历算和制

造大炮的方法等，中国的皇帝因此批准他们来中国，并允许他们留下。他们先透过科学知识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随之而来就有了传福音的自由和机会。所以耶稣会的传教士先以科技的知识来吸引人，从而带领他们信主，这个基本的策略可说是有效的，也值得我们去学效。

二. 文化的适应法。这是后来宣教士面对中国浓厚和传统的文化而发现的方法。个策略基本

上是值得鼓励的。事实上，十九世纪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也采纳了这个方法。当时差不多每个传教士都能讲流利的华语和写通顺的中文，以致他们能从事翻译圣经和字典的工作。至于中国的风俗习惯及礼节，他们也是非常熟悉。这立刻赢得中国人的尊敬，也更容易与中国人交通来往。

可是当时的宣教策略也有一些缺点：

一. 当时天主教宣教士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看法，而牺牲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重要真理，这是

很可惜的。例如，利玛窦在世时，容许信徒拜祭祖先。

二. 为了使中国人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于是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四书五经都是

好的，但如果再加上基督教的内容就更加完善了，这种说法，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中国人听了传教士这么说，就很满足于中国的文化，认为并不需要信耶稣；第二，天主教的传教士，往往令中国人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会使中国文化更加发扬光大和完善。事实上，我们传福音时所强调的内容，都是永恒生命的真理，而当时传教士所作的却没有帮助中国人面对人的罪。至于基督徒所重视的重生得求、认罪悔改、得救后的成圣等等，天主教的传教士均没有强调，反而着重于遵守教会的圣礼，十诫，仪式等等。这和天主教向来不强调因信称义和个人重生得救的真理有关。虽然在记录里，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受洗归入教会，可是许多教友对信仰是模糊的。

三. 耶稣会以中国学者为主要的传福音对象，希望借着学者去影响平民大众，从而全国接受

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利玛窦这种看法并不太实际，当时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在平民大众中间影响很深，学者们信仰基督教并不能给平民大众带来大的影响。

盼望这样的检讨能够帮助我们日后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并非要否定十六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的贡献，他们的确千辛万苦的把福音带来给明朝的中国人。

思考／讨论问题：

四. 罗马教皇本笃十四世在1724年发布了「自上主圣意」(Ex quo)，将之前1720年加乐(Carlo

Mezzabarba)所定八项准许(在家中立祖宗牌位、对亡人敬拜、敬孔典礼、对祖宗牌位或亡人叩头、在丧礼焚香点烛、在祖宗牌位或亡人前供陈蔬、在新年向祖宗牌位叩头、

在墓前焚香点烛)癈除，引发真正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问题，造成雍正王帝在当年立刻下令全国「禁止传教，封闭教堂」。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文化冲突”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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