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物之实体与程序制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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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格物之实体与程序制度建构 冷传莉 贵州大学 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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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格物 实体法 程序法 制度建构

内容提要: “人格物”是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中的新问题，对人格物法律制度的研究必须上升到一般法律规则层面才会对民事立法及司法有所助益，人格物法律制度也才因此具有真正的研究价值。就实体法而言，有关人格物的管理与处分、共有人格物、人格物的继承、离婚纠纷中人格物的分割、人格物的征收征用以及人格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等重要问题系人格物实体法律规则构建中必须予以规范的重要内容。就程序法而言，人格物诉讼主体的确定规则、人格物诉讼中的举证与抗辩规则以及涉及人格物执行程序中的豁免规则都是应当予以规范并加以发展的重要内容。

“人格物”不是一般的物，它是具有人格利益的、包含了人的感情的物，是人格延伸的物质体现。 [1]虽说“物具有灵性”的观点在现代法律框架下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却是要善待人之外的物，比如埋葬死者的墓地就不得随意侵犯。 [2]由于民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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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物自身的经济价值，忽视了人对物所具有的感情、认可等精神利益，从而多多少少地有悖于民法是以人为中心的市民社会之法这种性质。 [3]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导致那些类似“市场价值很小但对所有权人或其他人个人幸福却有重大意义” [4]的物之权利人在侵权之际无法得以完整的救济。于是必须透过“物之形式”在法律上为“人格物”找到一条保护其特殊人格利益的新路径。为顺应人格权优先保护的司法需求，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经验、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其最大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该解释第四条中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赋予了物之所有人透过人格物之“形”寻求精神救济、维护人格利益之“实”。 [5]但法律本身固有的保守性、滞后性以及不周延性也为这个解释留下了不少弊漏，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的困惑，无法满足人格物救济的司法需要，亟需对人格物的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从一般性规则的层面上进行建构，方可适应实践中对人格物立法完善和司法指导的合理需求。

一、人格物实体法规则 (一)人格物之管理与处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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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以《物权法》及根据人格物的特殊确权规则上确定了人格物的归属之后，其管理权和处分权自然由所有人行使，这是符合物权法的一般规则的。但与普通物权所不同的是，人格物的这种管理和处分与普通物权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因为人格物依附着人格利益甚至体现的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尽管所有权人有权管理和处分，但这种权利使本身必须顾及到人格的尊重、善良风俗的维护，而不能仅仅以物来看待它，必须在管理和处分过程中充分第关注其特殊性。详言之：

第一，若人格物只与个人有关，不涉及家庭、家族人格利益的，则人格物之权利人处分人格物可以在不损害一般人格利益原则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下进行。比如说，对作为夫妻定情物的戒指来讲，丈夫或者妻子因为迫于生活的窘迫而出售该戒指以换取生活费用，这是没有限制的;而对于那些将自己身体上的器官出售以换取相应经济对价的人来讲，也许迫于某种无赖，也许是为一时的经济利益所趋，但这样的规则是违背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准则的，当然也与当下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学和社会学理念不相容的;而对那些捐赠精子，出售人体基因时作为不恰当用途的行为，显然也违背了人类伦理和道德规则，虽然表面上是自愿、自主的或者基于某种特定感情、利益，是对人格物的一种管理和处分，但却得不到法律的肯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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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若人格物与家庭、家族有关，则其管理和处分不仅仅涉及到所有权人本身，还涉及到家族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涉及家庭家族利益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所有权人直接等同于人格物之全部权利人，大抵有如下情形：(1)人格物属于家庭、家族共有，则不论人格物之经济利益或者人格利益的行使都必须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不能以个别人的名义行使权利而损害其他家庭、家族成员的人格和经济利益;(2)人格物属于家庭或者价值中的某人所有或者保管，但因寄托着家庭或者家族之精神利益，则所有人或者保管人为管理处分行为时必须顾及家庭、家族之精神利益，如某传家宝由该家族中的某个家庭保管，则其不能擅自将该传家宝变卖，否则即构成对家族其他成员在传家宝上人格利益的侵害，可能会构成人格物之侵权。 第三，若人格物与社会组织有关，则其管理和处分必须符合法律关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财产的处分规则，否则社会组织中某成员的违规处分行为可能会构成对社会组织人格利益的侵害。如对某个村庄的标志性建筑，某个城市的特色建筑，某个企业的特殊标志，某宗教组织和寺庙等对宗教圣物、经典等等的管理和处分，在坚持人格物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由社会组织依据法定的规则进行管理和处分。如村民要管理和处分本村的“风水树”，因属村民的重大事项，故而应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而不能由村民委员会直接决定等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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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若人格物为国家之物或者文物之类的，则其管理和处分不仅必须符合国有资产管理和处分的规定，有关文物的管理和处分还必须符合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否则违规处理不仅可能构成人格物的民事侵权，严重者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第五，尸体、遗骸、遗骨、骨灰、祖坟等作为最为特殊的人格物，其管理与处分权由有法定利益的近亲属行使。虽然在我国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不太愿意称此类物为人格物，但如前所揭示，其完全符合人格物的全部属性，且利用人格物的保护方式最有利于该类“物”的管理与处分，因而，将之置于人格物视野之下观察是适当的。而其管理和处分权的规则在人格物类型化部分已有交代，这里再次重申的是该类人格物的管理和处分不仅仅是合法性要求，还必须充分顾及公序良俗原则与特定人的情感利益要求。 (二)人格物之共有问题

共有制度是物权的重要制度，是指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对某物拥有共同的权利或者利益。人格物也存在共有的情形，当然这里共有的利益应当体现为对经济利益的共有和对人格利益的共有。就经济利益而言，如基于人格物所产生的收益，诸如人格物转让价款、家宅出租的租金等;就人格利益而言，如家庭或者家族所共有的传家宝、祠堂、家宅、祖坟、墓碑、牌坊或者祖辈的画像、照片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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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进行;三是按照法定程序操作;四是给予被征收人足额补偿。笔者比较关注第四个问题，即什么是足额补偿?对一般财产而言，补偿的价值是该财产的基本经济价值，按照价值决定价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价值可以经过评估客观确定;但对人格物的征收来讲，能评估的仅仅是该人格物作为物之方面的经济价值，而其所包含的人格利益则无法通过评估加以确定，因此对人格物拆迁中的经济补偿来讲，目前所能获得补偿的仅仅是其经济价值，人格物的人格利益价值实际上是被忽略了的。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如何在拆迁中完善人格物保护尤其对人格利益的保护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内容。

笔者认为，有关人格物征收制度完善除了一般性的规则之外，基于人格物的特殊性所在，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1)为保护人格物所体现的权利人人格利益、精神利益的需要，在诸如家宅、祠堂、祖坟等人格物的拆迁中，除了给予合理的人格物之对价或者费用补偿外，还应当给予一定的精神抚慰金，但对该被拆迁的人格物之认定应当本着从严的原则进行，防止被滥用;(2)人格物征收中对确属于人类文化遗产、文物或者地方文化特殊浓郁的，应当尽可能的保留，人格物所体现的文化与精神是任何经济补偿都无法弥补的，因此对皖南故民居等被蚕食的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要轻易对该类人格物予以拆迁。

(六)人格物不适用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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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能全面地平衡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该条首先肯定了要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然后只有在符合善意取得条件之下，才舍弃权利人的利益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并规定了原权利人丧失物权后的救济机制。同时该条针对的标的物不仅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其适用范围不仅针对物之所有权，亦针对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由于物权法是调整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准物权等纯财产利益关系的法律规则，其虽未明确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但结合物权法第1条、第2条、第106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来看，物权法之善意取得只应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的普通财产(但对遗失物、盗赃物、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文物等财产亦不适用，属于《物权法》第106条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的情形)，而不适用于兼及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人格财产。原因在于： 第一，物权法并未将人格物纳入考量的范围，进而其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也不应适用于人格物。物权法立法之际并未关注到人格物的存在，或许认为该类财产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畴，故未对人格物这类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特殊财产进行规定，从立法背景上讲，人格物并不在物权法调整之列。物权法关于物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之善意取得，应当限定在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之不动产与动产，善意取得不适用于人格利益关系。人格物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由于其主要价值体现在物之人格利益之上，鉴于物权法的财产法属性，其不能调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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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格利益属性的人格物，故善意取得于人格物的场合是不能适用的。

第二，民法对人格物的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决定其不适用善意取得。如本文第四章所指出，人格物保护乃是透过物的形式及物的机制进而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人格物的特殊保护机制彰显了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体现了现代条件下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交融发展、现代民法之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而且人格物的保护更多兼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考量。而这些价值取向均不支持人格物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例如基于人格利益不得转让、不得侵犯的规则，若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了属于他人的人格物，其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或者其他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权利人的人格权，因此，尽管该无权处分行为可能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但其依然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法律不能牺牲人格物权利人的财产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人格物权利人的人格利益，以此换取对善意第三人财产利益的保护。相较而言，从现代民法之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的发展趋势来看，人格物中由于以人格利益为主导，故而应当优先保护人格物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不支持第三基于善意取得人格物所体现的财产利益。再如，以公序良俗原则为例，涉及到结婚戒指、定情物、祖传物品、家宅、祠堂等人格物的无权处分，若适用善意取得，不仅会对人格物产的权利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也必将造成有违公序良俗的结果。故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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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保护中所彰显的人格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导致其排斥善意取得的适用。

第三，人格物的法律属性决定其不适用善意取得。如人格物之兼具有形性与无形性之双重特点，故而对人格物的无权处分行为既侵犯了有形的财产利益，也侵犯了无形的精神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基于善意取得只适用于保护善意受让人之财产利益的立法宗旨，因人格物仍然承载着权利人的精神利益，法律就必须在善意受让人的财产利益所代表的交易安全和权利人人格利益所代表的精神利益上进行衡量，显然民法之人文主义精神及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是着重保护权利人的人格利益，而不应是受让人的财产利益。又如人格物的基本价值定在于精神利益保护的特点表明，对人格物的无权处分，也不是简单的物权法意义上的无权处分，更重要的是对人格利益的侵犯，是典型的侵权行为，法律必须给予人格物强有力的保护，若适用善意取得则会呈现以较大的人格利益的牺牲换取较小的财产利益的维护的不和谐状态，有违法律之公平正义精神。再如，以人格物之特定性与唯一性特点为例，在人格物无权处分的场合，一旦认定可以适用善意取得而使善意受让人获得物权，则权利人对人格财产所寄托的人格利益将无法再现，其财产利益也无法获得弥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损失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弥补的，故而人格物属于不可替代财产，其权利人丧失人格物遭受的痛苦远远高于可以替代的纯体现财产利益的财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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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效益考虑，善意取得适用于人格物是不经济的，因为无论是对于个案，还是对于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整体衡量而言，权利人付出的代价是和成本远远高于受让人交易安全所彰显的财产利益，故而不应支持人格物适用善意取得。同样地，人格物的其他属性也依然不支持其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

但必须指出，当人格物丧失了人格利益属性，去人格化后，其变转化为普通之物，可以依法适用善意取得。 二、人格物之程序法规则 (一)人格物诉讼权利主体之确定

在司法实践中，谁可以享有具有人格物之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是案件处理的关键。前文已全面论及人格物之权属确定、管理、处分、共有、继承等实体问题，已经就人格物的权利人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与论证。但贯穿本文的都是以权利人相称而没有称为所有人，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鉴于人格物具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双重属性，则可能出现有的权利人具有人格利益而没有财产利益，则此情况下权利人与所有权人是一种种属关系，以权利人称谓对人格物享有权利之人较为周延。比如传家宝由长子保管，而长子之外的其他子女就具有人格利益但可能没有财产利益;二是涉及到家庭、家族类的人格物，其多为共同财产，由家庭或者家族成员享有共同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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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陆利兵：《执行豁免制度的构建》，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7月6日。

[21]张群：《家宅法的起源与发展——兼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出路》，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1期。

[22]爱泼斯坦、尼克勒斯、怀特：《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601页。

[23]前注 [7]，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书，第910—912页。

[24]参见日本民事执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

[25]该《解释》对人格物保护的缺限体现在：第一，鉴于司法解释时所必须具有的自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相当谨慎的，甚或有意语焉不详;第二，《解释》仅仅提及了侵权，并未涉及到与该类特定物有关合同违约时是否适用的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司法解释所指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指代并不明确，其是否仅仅只涉及“物品”(动产)吗，会不会涉及不动产?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运用;第四，司法解释所适用的对象仅仅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对另外大多数具有人格利益但不具备人格象征意义或者并非纪念物品之特定物无法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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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救济;第五，司法解释所适用的主体仅仅限于物之所有人，而事实上，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之人格利益并非仅仅为所有才享有，其他主体亦有，甚或比所有人更为强烈，而解释并未对此予以关注;第六，解释仅仅是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侵权救济的特殊规则，至多是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的一个特殊规则，并无法将该类物上升为一般性的物权规则。 出处:法学评论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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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种不宜以所有人称谓之，应当为共同权利人。如明朝兵部尚书许弘纲的子孙共369人住在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的紫薇山村。许弘纲留有宫廷画师为其父母画的大幅画像，后保管在其女性后裔许月英的父亲手中，文革后在夹壁墙中发现。许月英欲把此画当作父亲留下的遗产出售牟利，但遭到了许姓子孙的集体反对，理由是此画应属于家族共有，法院支持了他们的主张。” [12]三是在拥有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多个成员之间也存在顺位区分的问题，比如人格物之继承、侵权之诉提起问题，若具有最近人格利益的权利人与人格利益相较较远的权利人都主张权利的话，应当首先考虑人格利益较近的权利之利益。因此，笔者认为，采用权利人的称谓是合适的，在涉及人格物诉讼中，合理确定权利人是该类诉讼有效处理的前提。具体而言： 第一，在人格物为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时，权利人为该自然人。比如某自然人的结婚戒指、定情物、书信、作为唯一亲人之父母照片、婚纱照、结婚录像、甚至包括某些艺术照等遭受损害，该自然人即为权利人。

第二，在人格物为与家庭、家族有关的人格物时，权利人为该家庭、家族的全体成员。如涉及到家庭或者家族的家宅、祠堂、族谱等人格物时应有该家庭或者家族成员行使管理处分之权利;但正如前面所述，家庭成员之间因血缘、身份关系而对人格物之人格利益、财产利益有一定的远近之分，则依笔者的看法，应当确立家庭家族成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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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权利的顺位，这可以是不成文的惯例也可以是成文规则，实际上类似于民法上关于监护人的顺位，应当由最先顺位权利人行使权利，只有在先顺位权利人放弃或者怠于主张权利损害了在后权利人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在后权利人可以主动提起人格物相关诉讼。 第三，在与自然人身体有关的人格物遭受侵害如人的基因、精子甚至拟包括捐赠的器官，则该自然人即为权利人，若其死亡则由近亲属主张权利。

第四，在人格物为与遗体有关的人格物时，具有管理权利的人皆为权利人。如涉及人的尸体、遗骸、遗骨、骨灰、坟墓、墓碑等，前文已全面分析自然人对该等人格物实际上没有经济价值或者应当被忽略，主要体现的是人格利益价值。因此，与该等人格物具有密切关系的主体实际上行使的是一种管理权利，所以所有具有管理权的人均可为权利人。但必须说明的是，这类人格物与公序良俗直接关联，权利人行使权利必须首先顾及社会公德，然后顾及在先顺位近亲属的利益，当然在先顺位近亲属行使权利亦不得侵犯后顺位之权利人的人格利益。

第五，在人格物为与宗教、团体、村庄等具有密切关系的时，该等宗教、团体、村庄即为权利人。正如有学者指出“不仅个人有人格财产，而且团体也有。美国一个州的判决认定，宣判者除非证明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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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适当的替代选择，不得剥夺用于宗教的地块。这里的宗教用地就是团体的人格财产。是我们之前所讲：具有人格利益财产是人格附着特定财产上，人格与财产共同归属于同一所有人，其毁损、灭失所造成的痛苦无法用替代物补救的财产。而按照我国学界的观点，认为团体或者社会团体的概念基本上是“非营利法人和以非营利为目的而未经法人登记的团体” [13]而精神痛苦是大自然赋予血肉之躯的感官功能，是自热人所特有的感觉。而法人、团体或者其他不具有生命的物，都不具有寄寓感情与感受痛苦的能力。“团体之‘人格’是一种认为拟制的，无社会政治性的法律人格，故其仅为团体在私法上的主体资格，尤为重要的是，团体之‘人格’是一种无伦理性的法律人格，故其仅为团体的财产权主体资格。这种从观念上把法人等同于真正的‘人’的理论，错误地扩张了团体人格应有的法律功能，夸大了其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严重偏离了法人制度的本来目的。” [14]所以，法人、团体没有人格利益因素可言，自然也就无法将人格利益寄存于其他物质载体，从而不可能构成具有人格利益财产。因此，也就反证了法人、团体无法成为了具有人格物的权利主体。拉丹说过，“非自然人(或者说团体)只有可替代财产，因为他们除了财产之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nonnatural persons (comporations) have only fungible property because they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wealth] [15]。事实上，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实际上也否认了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但笔者始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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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社会组织等团体实际上享有特定人格物之权利，但是否承认只是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若某些组织特定人格物不予以特别保护，将会不断被蚕食，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丧失，更重要的是有可能成为文化、艺术、民俗、习惯与传统的消失，最终失去的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第六，对具有特定国家和民族情感的文物等，其权利人为国家。正如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盗窃的文物，我们国家就对其享有所有权，有关法国佳得士排行的行为激怒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反映了我们在保护国家和民族文物时制度和手段上的软肋之处，尤其是中国居然不能作为权利人主张兽首返还请求权引起了各界的深思。当然，作为法律制度上将其确定为人格物对待，能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国家亦可成为该类人格物的权利人。 (二)举证责任与抗辩事由

受害人在向法院提出了侵害财产权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时，应当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提供证据。在举证中，要特别证明侵权行为所侵害的财产是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而法官对人格利益因素的认定则成为案子关键中的关键。为防止有人滥用人格利益或者有些按照通常标准被认为是有某种“心里缺陷”的人，比如，具有“恋物癖”的人对某物有着特别的偏好或情感的情况下而索取精神损害赔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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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将“人格利益”认定标准是基于“一般人”、“正常人”或者“理性”的认同。“既要考察受害人的主观感受方面，也要适用理性人的判断标准” [16] “任何财产被毁损或灭失之后，都会导致相关权利人的不快、郁闷与痛苦的情绪，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 [17]但是如果财产的毁损为权利人找到一个“更换新产品”的理由，显然，财产不具有人格利益或者其人格利益不应该被保护。同样，拜物者或恋物者以及精神病患者的那些财产也很难被认为具有人格利益。拉丹认为“我们能够辨别人格财产权和拜物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像我们能够辨别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一样，或就像辨别心智健全和心智不健全的人一样。——认为与某物的联系和人格或者健康的自我建构相冲突时，相对于其他人所主张的权利和利益来说，某人所主张的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物就不应该被当作是人格” [18]。这位美国学者的判断标准在于健康，某特定物质的对象关系是阻碍而非支持的健康的自我建构。当老葛朗台这样一个至死还期望占有神甫的金十字架的拜物者，对自己的财产无比吝啬却又疯狂期望占有他人财产的病态心理或人格利益，是不应该为法律和道德所提倡的。当人格利益与财产的紧密关系超出“健康的”“理性人”的标准时，我们应当将这种“人格利益”排除在可被承认为具有人格利益财产权的范围之外。 对人格物的举证责任之分配，应当根据人格物涉诉的不同情形予以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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