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异地高考）基本思路

辩（异地高考）基本思路

看了黄执中政策性辩论的分析思路（需要-根属-解决-损益），做出一些关于辩题（异地高考）的基本分析思路

我提一件事：

我国拥有大量的城市移民，但却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有2亿2千多万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或生活，在城市化大背景下，他们的事业、家庭、不动产、交际圈均已扎根于输入地，绝大部分城市新移民不会再返回原籍。然而新移民作为输入地繁荣的建设者，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承担市民义务的同时，却无法享受与输入地市民相同的权利，其中一个日益凸显的矛盾便是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根据2007年全国妇联的调研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其中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

于民意义重：

大量留守儿童的成长及教育得不到保证

1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些孩子普遍缺失正常家庭生活， 57%○以上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即使随父母在居住地城市读到初中最终也要回到户籍地读高中和参加高考，由于教材、生活环境甚至语言不通等问题，很多孩子成绩一落千丈，一些孩子过早退学走上社会，甚至形成了仇视社会的可怕心理，这些孩子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父母居住城市。户籍限制导致城市新移民不能自然融入所在城市，这种限制无疑是一种歧视，在移民第二代身上更加明显。流动人口子女，无论随父母在居住城市读书，或者留守户籍所在地，都会受到歧视，“外二代”及“留守儿童”犯罪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长此以往必然积累社会矛盾，以至于出现社会动荡。

2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顾，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造成○

不良影响，“隔代教育”问题在“留守儿童”群体中最为突出。据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后，与自己的孩子聚少离多，沟通少，远远达不到其作为监护人的角色要求，而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这种状况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亲情饥渴”，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学习受到影响，给这些可怜的孩子留下了一生的遗憾，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14%[1]。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障碍，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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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太荒悖：

旧的《高招》体制限制外籍人员受教育权利

根据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高考只能在户籍地报考。而全国教材和高考试卷不统一，这迫使大量城市新移民不得不把孩子留守在户籍地读书。以北京为例，义务教育阶段有43万多随迁子女，只能参加中考，不能报考北京市高中。如果他们要继续留在北京上学，只能自己私下联系学校，交高额赞助费，而且三年之后通向高考依然是条绝路。绝大部分外地学生在未到初三时，就不得不回到老家上学，成为留守儿童。新移民随迁子女在高考及其备考阶段陷入无法忽视的困境。

不改行不通：

孩子随父母生活天经地义，以户籍阻隔孩子随父母成长的天然权利，这违背了基本人道。一个城市既然接受了新移民工作、生活和他为这个城市建设的贡献，就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给随迁子女在父母经常居住地高考录取机会，是居住地城市的义务。针对目前的《高招》制度，若不及时的制定出新的政策，必将造成更多的留守儿童，也将影响更多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若一条政策能削弱少部分人的权利，而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获得终生受益的待遇。此计将是必将实行的！

我拟一方略：

实行异地高考政策

（各省已经实行的异地高考政策）

此计定成功：

大部分的随迁子女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条件根据相应政策参加本地的高校招生政策。使大部分的随迁子女拥有进入高等学府受教育的机会。异地高考政策能够解决大部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政令通行畅:

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已在积极实施，部分大城市例如北上广三市，也在近期推出了过度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省市都明确设立了享有此政策的“门槛”。这些限制有效的防止了绝大多数想钻“高考空子”的考生。这道“门槛”也可以有效的防止出现像高考移民、教育资源膨胀这样的问题。不管怎样，各省市都已在积极的探索，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上学问题，也要保证当地考生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也不能造成新的社会稳定问题。总体来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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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异地高考政策，是一项确实能够解决随迁子女上学问题的积极政策。

弊少益处多:

建议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针对以上建议方案，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担忧：第一，人口问题。有人担心会出现大量高考移民，导致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超过承受能力。第二，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人口输入地新移民的孩子大都跟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一定时期内会对人口输入地的教育资源形成压力。第三，如果新移民只要在优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获得就近入学资格而户籍居民必须买房才能获得同样资格，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以下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关于人口过快膨胀问题

有人担忧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会导致高考移民，导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进而带来城市水资源、生活环境乃至社会稳定问题，可以说这种担忧是目前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障碍。那么，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是否必然带来人口快速膨胀？这需要理性分析。

首先，高考移民问题是高招录取不平等带来的。由于历史形成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造成不同省市之间升大学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直接引发了高考移民现象，即使现有户籍制度下，“高考移民”也屡禁不绝。但是，只要严格执行学籍限制条件——比如规定在北京有连续的5年学籍才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和录取，即可防止高考移民。当然，要想根本解决高考移民问题，需改革高招体制，实现高考录取各省市大致平等。而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有助于推动高考录取平等，以北京为例，取消户籍限制意味着现有新移民的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和录取，几年之内北京考生可能增加40%左右，（以现有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比例推算结果），大学录取比例将很快下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高考录取率都在提升），失去了高考录取优势，不会有很多人专门为孩子的教育移民北京。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现有非户籍居民的子女大部分将在父母居住地接受教育，北京将增加约90万人口（参见下文的推算），加上解决子女教育问题消除了一部分潜在移民的顾虑，北京人口会有所增加。但是，如前所述，不会因为开放平等教育就带来大量高考移民，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是有限的，基本上是城市化自然增加的人口。'

其次，过分担忧城市人口规模也是不科学的，北京目前的人口密度远远比不上东京和伦敦，北京的拥堵等问题主要是管理不科学带来的，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控、开源节流解决的，世界上比北京资源贫乏的城市多的是。一些过分的担忧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的翻版，总以为自己能计算出所谓合理的规模，能够控制人口的自然流动，改革开放30年，北京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很多。以过去十年北京的人口增长规模，再过十年北京也达不到东京的人口密度。而且应当指出的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开放，北京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特权会迅速消失，由于特权导致的北京的特殊吸引力也会迅速消失，北京新移民增加的速度也会趋于城市化的自然水平。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去十年间增速正在降低，有专家估计2020年中国人口可能转入负增长，对于人口膨胀问题不用过分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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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资源问题

放开居住地高考之后，一些原本留守户籍地的儿童将随父母到人口输入地就学，给经常居住地教育资源带来压力。首先，人口输入地政府承担新移民子女的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北京这样拥有近2000万纳税人却只想承担1200多万户籍人口的教育是不公平的，北京等大城市有义务增加教育资源，以保障所有纳税人子女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

其次，确实有必要分析，如果依上列条件放开居住地高考，北京等大城市未来几年内教育资源面临多大压力以及解决思路。以北京为例，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的非户籍常住居民是704.5万人。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2006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流动人口的平均户规模为2.28人[1]。两者相除，可粗略得出北京市共有流动人口家庭309万户。又知其中“单人未婚”的家庭户占15.6%[2]，排除这部分，并忽略离异、丧偶等不足1%的情况，得知已婚的家庭为260.8万户。同样根据“2006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这些家庭中，23.3%没有未成年子女，54.7%有1个未成年子女，20.7%有两个，1.4%有三个[3]，则目前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家庭共有未成年子女（包括在京的和不在京的）：260.8万*(54.7%*1+20.7%*2+1.4%*3)=261.6万。又知，未成年子女中，在北京的占到55.5%（2011年我们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年比例在提高），而在其他地方（绝大多数留守户籍地）的则是44.5%[4]，那么261.6万*44.5%=116万，这是父母在京的留守儿童的大致数字。如果按照正常的年龄分布，应该有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是学龄前儿童，但根据我们初步了解，已经在人口输入地跟随父母的学龄前儿童偏多（具体数字有待进一步统计），那么，假定适合上学年龄的留守儿童占整个留守儿童数量的四分之三，116万*75%=87万，估计数字是90万左右。

如果这些适龄留守儿童全部到北京来上学，北京在现有120万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将增加90万，考虑到居住五年的条件限制，可以预期，这90万中小学生的大部分将在未来五年期间逐步来北京上学，即北京的教育资源需要增加75%，相应的教育经费需增加75%，即平均每年增加大约12%。

增加教育经费75%对于北京而言短期内会有一定压力，但并不是不可承受。首先，北京市教育资源目前供大于求。1999年到2008年，北京小学学校数量从2352所减少到1202所，各类中学总数从754所减少到674所，小学生的学生数量从836655人减少到659500人，初高中生的数量从546530人减少到544280人，高考报名人数也是连续3年下降，2011年已经低至7.6万人。受人口出生率和开始普及高中教育的影响，北京市在校生数曾经在1990年代达到将近200万人[5]。也就是说，全部吸纳北京非户籍居民的孩子来北京就学，北京的中小学生数量也只是恢复到1990年代的水平略多5%左右。从2009年的统计看，小学的师生比是1:13.1，中学教育的师生比是1：12.1，大学教育是1：10.1，而欧盟国家的综合师生比为1:16.2[6]。如果说北京的教育达到欧盟的水平，北京市还可接纳的小学生人数为156065，初高中生人数为184425；更何况在原有就读人数中就已经有相当一部分随迁子女统计在内。如果说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3，能接纳多少孩子上学的问题不言自明！ '

其次，从教育经费角度看，北京的教育经费有很大增长空间，2007年纽约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31% [7]，而北京2009年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18.58%[8]，如果达到纽约市的教育投入水平，需要增加投入约67%。总之，如果北京全部接纳非京籍居民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北京中小学生数量将略高于历史最高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比例需要提高75%，略高于纽约市教育投入占财政的比例。 )另外，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即使短期内北京市教育资源不能满足新移民的需求，只要放开社会办学，市场的力量很快能够弥补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不足。以上结果基于一些调研和分析，如果以五年为条件限制放开居住地上学和高考，北京市教委需要认真调研分析，北京市现有多少非京籍居民家庭会把孩子带到北京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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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每年将增加多少中小学生，北京市每年需增加多少教育投入。

三、关于教育均衡问题

关于第三个问题，必须加大力度推进教育均衡才能根本解决。只要一个城市内部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均衡，必然存在激烈的择校风，给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增加沉重的财务和心理负担。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只要下定决心，是可以解决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把中小学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所有公立学校都尽可能实现平等，包括教学设施的平等和师资力量的平等，教师应当在各学校间定期轮换，私立学校政府不拨款。严格遵照居住地就近入学，跨区域的需要获得批准并且缴纳较高的费用。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具体表现为一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择校现象。城乡的免费义务教育虽然早已实现了，但以违规收取择校费为背景的择校现象却多年来高烧不退。在人口输入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新移民只要在优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获得就近入学资格而户籍居民必须买房才能获得同样资格，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因此，为扫除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障碍，从长远计，必须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及由此引发的择校热现象。

近年来，部分城市采取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电脑派位等措施，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风。但是，要想真正遏制择校风，必须采取如下方面的实质措施切实解决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

第一，统一办学条件。政府对于教育的财政投入应得到有力保障，特别是对于目前一些师资、硬件及生源较差的学校，应保证其教育基本投入，以达到同一城市内各学校办学条件的大致均衡。公立学校一律平等，消除公立学校里的重点和非重点之分。 8 E$ a! i+ O9 E

第二，师资的均衡化。教师队伍的不均衡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教师资源做不到均衡化，教育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均衡化。如果师资不能得到很好的配置，教育均衡化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这是教育能够做到均衡化的重点。那些有好的教学理念的校长、教师不能总集中在某些名校。而应通过采取“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加强学校之间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

第三，生源的均衡化。目前已有的探索包括，在升学过程中通过电脑派位等方式弱化竞争性应试的份量，将重点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初中校的按校招生政策，等等。短期内来看，如果较为平等地分配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愿意留在条件较差的初中校学习的学生实际上将有更高的机会考入重点高中，对于遏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倾向，改善薄弱初中校生源质量会有帮助。

第四，完善教育监督机制。为保证教育师资平等，教育行政部门要形成关于教师流动、教师招聘任用等重大问题的公正听证协商制度，扩大社会对教育平等进展状况的知情权 监督权和参与权。借鉴英国对中小学的督导评估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社会化的做法，教育主管部门应逐步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义务教育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对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间的差距进行监测和分析，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布，动员全社会力量来促进师资平等。

教育均衡确实有很大阻力，因为历史已经形成了某些著名的重点中学。目前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教育均衡政策主要是“填谷”而不“削峰”，即提高落后学校教育水平，不削弱优势教育资源集中的学校，这样虽然也会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消除校际之间巨大差异，不能根本遏制择校风。因此，推动教育均衡，需要教育部门更大的决心，在行政主导的国家背景下，相信教育行政部门只要有决心，完全可以推行教育均衡，社会也会广泛支持，障碍完全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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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门槛的看法：

熊丙奇：“异地高考”出台过渡、暂行或试行方案，体现出各地积极探索的态度，但也说明这是当地政府正在寻找平衡点。 此时，地方在推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开放导致了高考移民或本地户籍人口的不满情绪问题，也可随时对“门槛”进行调整。 即使未提出试行或暂行方案的地区，也可能会根据推行程度来调整具体的门槛。

而这些门槛设置，就包括学籍、父母身份和报考学校层次等。这背后是流动人口的多少，以及教育资源的差别和权衡高考移民的问题。

（后边是网上的一些资料。选择性采纳，不过确实做出了有利于咱们关于损益的回应，有些新想法。希望对咱们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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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门槛的看法：

熊丙奇：“异地高考”出台过渡、暂行或试行方案，体现出各地积极探索的态度，但也说明这是当地政府正在寻找平衡点。 此时，地方在推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开放导致了高考移民或本地户籍人口的不满情绪问题，也可随时对“门槛”进行调整。 即使未提出试行或暂行方案的地区，也可能会根据推行程度来调整具体的门槛。

而这些门槛设置，就包括学籍、父母身份和报考学校层次等。这背后是流动人口的多少，以及教育资源的差别和权衡高考移民的问题。

（后边是网上的一些资料。选择性采纳，不过确实做出了有利于咱们关于损益的回应，有些新想法。希望对咱们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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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ae4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