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专题：中国古代金银器鉴赏30讲（下）

文博专题：中国古代金银器鉴赏30讲（下） [发布日期： 2011-01-26 ] 本文已被浏览过 3005 次

邵磊 （南京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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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唐一朝，金银器制造业性质的变迁对唐代金银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唐代中后期金银器的区域性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具体怎样区别？ 唐初，金银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明确的金银制作机构主要有两个，一是掌冶署内的作坊，一是金银作坊院。后来又增加了一处，即文思院。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多件金银器皆为文思院出品，如鎏金银盐台、银茶碾、银茶罗以及重三百八十两的金花银五足炉等。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大都是皇室与贵族施舍，可知文思院所制金银器大都是供应皇室的。唐代早期出自皇室和中央官府金银作坊的金银器，亦不乏出土的实例，如西安西郊出土的咸通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敕造“宣徽酒坊”银注壸，可能即出自金银作坊院。今所见8世纪中叶以前的唐代金银器，由于大多不具錾款或墨书，故尚难断其属性，但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精美的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不仅在工艺上较晚唐带刻铭的皇室作坊的制品更为精美绝伦，加之出土于唐代都城长安，故应属皇室或中央官府金银作坊的出品无疑。

唐代中后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社会大背景下，加之金银原材料产地、供应多依赖于南方的客观现实，中央政府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允许地方官府甚至私人制造金银器，再通过赋税、宣索和进奉的方式收缴产品，于是出现了皇室、中央官府作坊和地方官府作坊、私人作坊并存的繁荣景象。地方官府和私人作坊金银手工业的兴起，金银器制造加工的产业化，使皇室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控制金银器的流向，金银器的使用逐渐趋于普及，大量造型简洁、质地轻薄且錾刻名称、重量及作坊牌记的银质器皿应运而生，这正是金银器趋于商品化的重要标志。而金银器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普及程度越高，这充分表明，由于广泛的需求和原材料的充足，晚唐社会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金银器的实际拥有者。至此，金银器的使用再也不是少数权贵们所能垄断的了。

唐代地方官府金银作坊的遗物，以1982年镇江丹徒丁卯桥银器窖藏的发现最为重要。这批遗物中，同类器物的重复率极高，且绝大多数未经使用，并伴存不少残次品与半成品。如银钗是妇女束发用物，使用时少者1枚，多亦不过数枚。唐代银钗种类极多，往往在华丽的钗身上雕镂花草飞凤，有繁缛复杂的纹饰，精美富丽、张扬华贵，足以令人想见唐代妇女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风尚。而丁卯桥出土银钗饰多达760件，顶端均为简单的半环状，无任何附属装饰，大量造型简洁而雷同的银钗集中在一起，不应是个人自用的首饰，而只能是待加工出售的半成品。除钗类外，丁卯桥窖藏出土的器皿也很特别，如银盒多达28件，内有15件素面圆形银盒，造型、尺寸、重量都与伴出

的4件鎏金鹦鹉纹圆形银盒成品完全相同，区别仅仅是没有纹样装饰。这一现象表明，15件圆形素面盒应该尚在制作之中，最后完成的样式应与有纹饰的4件圆形银盒大致相同。凡此种种，充分表明该窖藏出土的器物应是作坊的出品。由于丁卯桥窖藏银器数量极多，且成品异常精美，私人作坊难以致有如此之大的规模，因此，它们应是由地方官府经营或控制的作坊的物品。

唐代中晚期，随着私营手工业作坊和单独经营者渐多，唐代金银器制作的私人行业也已出现。《南楚新闻》载：“（薛）昭纬经（黄）巢贼之乱，流离绝粮，忽遇一旧识银工，邀食甚丰。昭纬作诗曰：一碟毡根数十茎，盘中犹更有红鳞。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冶银”。可见个体金银工匠身为高级技术人员，收入丰厚令人羡慕。浙江长兴县下莘桥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约100件，也存在同类器物大量重复出现的情况，如银钗有45件，显然不是个人遗物。而其中的25件素面银钗很简朴，只是双股银条而已，另有16件比较华美的凤钗，钗的顶端饰镂空凤凰缠枝花。凡此种种，似乎是为不同订户分别制作的器物。至于勺、匙29件以及银筷15双，也不像是一般家庭的生活用品。下莘桥窖藏出土器物重复又不配套，应属待出卖的商品。与产量大、器物精美的丁卯桥官府金银作坊相比，下莘桥没有高级奢华的器物，两者之差异或应正是官营、私营作坊的区别。

官府手工业作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在唐朝前期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例，为国家手工业主体，生产目的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直

接消费，因此，掌冶署、金银作坊院几乎是强制性地征招集中了各地有高超熟练技术的金银工匠为官府或皇室服务，客观上也为工匠们提供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机会。身怀绝技的工匠，往往世代相传，一直为官府服务，从而保证了特殊技术的传授和提高。以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为例，可以看出唐代早期由皇室控制的官署金银器在工艺史、科技史上的巨大成就。天论是盆、碗、杯、盒等，器形都规整稳定，体态和谐，说明唐代工匠对合金比例掌握得非常熟练。从金银器皿的修整痕迹上来看，加工刀具多种多样，而且精密度很高，扣合都非常紧密，如三足束腰形小银罐，以子母口相扣合，盖上后极紧，空气无以逸入，以致时过一千余年，银白色的内壁依然锃亮如新。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和镂空双蜂团花挂链银香囊，总共有四层结构，球形外壁和半球形金盂的圆度率极高，与内外两层机环的连接使用铆钉和管状垫片。四层结构的四个连接点呈垂直分布，由于设计科学、制作精确，组合在一起，至今仍然运转自如。由于官府制作金银器，原材料充足，故在产品的质量臻于很高水准的同时，往往亦表现为生产的不受限制和不计成本。如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众多的人物纹带把金杯、小口银瓶等，系由铸造而成，胎体甚为厚重，金银属贵金属，极少制作大型器，也极少制作厚重的器物，何家村窖藏众多的胎体厚重及形体硕大的金银制品的出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供朝廷的皇室和中央官府作坊，在生产制作上不计成本的客观现实。

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兴盛发展起来的地方官府与私人作坊里生产出来的用作商品的金银器，往往在满足人们喜爱与需要的同

时，对珍贵的金银材料却尽可能减省，即便是专门制造的进奉之物，由地方官府或私营作坊承制，也显示出了轻薄的特征。然而轻薄却并不意味着质量的降低。

区域性的特征，只有在同时期作品的比较中才能体现出来，将西北中原地区发现的金银器与以镇江丁卯桥窖藏银器为代表的南方器物群比较，就能看出中晚唐以来金银器的南北差别。中晚唐的金银器皿普遍流行多曲瓣器形的做法，但南方器物的曲瓣更为醒目，如丁卯桥菱花形银盘、素面多曲银碗、葵花形银茶托等，特别强调器物的弧曲变化，使口沿凸凹显著，整体造型如盛开的花朵，北方制品则比较含蓄，如法门寺饰折枝花的葵花形银盘，口沿虽是五曲瓣形，但分瓣处只是微微之内凹，整体感觉仍是圆形。

南方地区的碗和杯类器物，流行较高而粗壮的圈足，特别是大型带圈足的盒主要为南方金银作坊所专擅，丁卯桥窖藏共计出土了20多件这种形制的银盒。北方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这种带圈足的盒，从錾文内容来看也是南方进奉的贡品。

南方对动物造型追求逼真的效果，丁卯桥银筹筒被制作成十分写实的龟形座，龟昂首作爬行状，背甲按龟背自然状态做成不规则形，但都较为完整，龟甲片内还錾刻细密的线纹，自然和谐，极为生动。法门寺地宫龟形银盒及山西繁峙龟形银盒虽与银筹筒用途不同，但都是外形写实的龟形器，唯造型呆板，细部装饰之图案化倾向也很浓厚。如法门寺龟形银盒，其龟甲被严格限制在龟背整体之内，故有些龟甲

片只有半片或更小，失去了仿生效果，类似的龟纹装饰还见有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龟纹桃式银盘。可见，同样是龟的造型，南方和北方在塑造思想乃至技艺上都是不同的。

在金银器的装饰纹样方面，南北区别就显得更明显一些。中晚唐金银器纹饰大都不再追求满地装式的华丽繁缛，常在配置纹样时留出空白，这种装饰手法被称之为“开光”。虽然这是中晚唐金银器装饰变化的共同规律，但在北方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人们更乐意于接受分单元设计的花纹，再在花纹部分鎏金，用鎏金的黄色和银的洁白形成强烈对比来表现别样的艺术情趣，这也就是唐代文献中经常提到的“金花银器”。当满地装饰花纹的金银器在北方地区衰落之时，南方金银器纹饰采用满地装式的做法却仍然盛行，如丁卯桥的4件鹦鹉纹圆形银盒，婴戏纹银壶均为通体装饰并鎏金的豪华作品。法门寺双狮纹花瓣银盒，与丁卯桥窖藏满饰纹样的银盒在造型和装饰上十分接近，但银盒底外壁錾刻“江南西道团练观察处置等臣李进”等内容，表明该银盒仍是来自南方的进奉之物。

有唐一朝，北方金银器流行莲瓣纹为主体的艺术题材，其中早期花瓣内饰各种缠枝花草，中晚期逐渐流于简率，多以放射状的细线刻纹寓示叶类植物的筋脉。相较而言，南方金银器纹样虽然种类繁多，盛于北方，特别是各种形态的折枝纹更以自由奔放、不拘一格而著称，如折石榴纹、折枝花叶纹等，频频见于南方出土或进奉的金银器上，但莲瓣纹却比较罕见。纹饰种类的多样化和世俗化是南方金银器装饰

的重要特点，如民间喜闻乐见的鸳鸯、凤鸟、鹦鹉等题材的频频出现，使得中晚唐以降的南方金银器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世俗情趣。 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人们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意识的差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手工业者为了自身利益而迎合社会需求方式的旨趣,唐代南北系统金银制品在种类、形制、纹样乃至制作工艺上的区别，概由于此。 17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唐代华贵的金银茶具是如何与典雅的饮茶时尚相结合的？唐人善饮酒，豪饮之风催生的唐代酒文化是如何反映在金银器上的呢？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饮茶具有悠久的历史。有唐一朝，饮茶之风极盛，不仅帝王贵族和上层的官僚士大夫对饮茶情有独钟，就连乡村野邑中也不乏茶肆与茶客。丰富的饮茶经验，经过汇集和总结便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精于茶道、被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所著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著——《茶经》。 唐代人乐于茶道，对饮茶用具十分讲究，一些高级场合甚至大量使用金银茶具，西安何家村、耀县背阴村、江苏丹徒丁卯桥等地也出土有唐代茶盏、茶托等。特别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用于烹煮、贮存、饮用的各种不同用途的整套金银茶具，令人瞩目。饮茶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是僧徒们在坐禅修

行中最理想的饮料。在为寺院的一些高僧作忌日的时候，也要举行茶贡。唐代法门寺地宫发现许多茶具，也说明了茶饮在佛事活动中的重要性。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各类金银茶器具，旁及其他地区的部分发现，可使人一窥唐人饮茶器具的使用方法及饮茶的繁缛程序。下分述之。 烘焙器

据陆羽《茶经》，唐代时，茶叶采摘下来后，要经过热蒸捣碎，拍成或方或圆的茶饼，然后烘干贮存。茶饼如在贮存后取用，则要装入焙篓中，烘去水汽，以保持茶叶色、香、味。法门寺出土金银丝结条笼子和鎏金镂空飞鸿雁毬路纹银笼子，皆是焙篓。焙篓形体呈圆柱形或委角圆柱形，有盖和提梁，下承四足。 碾罗器

唐代饮用的茶绝大多数均先制作成团饼，所以烹茶时要碾罗成茶末。碾一般以木石制作，但以银制为上，可免铜腥铁涩。法门寺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由碾槽、槽身、槽座、辖板、锅轴配套组成。碾底錾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二十九两”，槽身嵌于槽座之中，底部呈弧形，口沿外折，剖面呈V形，便于碾轴反复运行。槽座长方形，两侧各辟镂空壸门三个。碾轴与碾子配套使用，碾茶时以手持轴转动即可。法门寺鎏金飞天仙鹤壸门座银茶罗子由盖、

身、座、罗、屉几部分组成。罗为双层框，可夹固丝织罗底。屉为长方形抽斗，上有环形拉手。

碾罗以后，茶末往往置于贮茶盒中。法门寺龟形鎏金银茶盒以背甲为盖，龟首及足中空，首腹、尾腹均焊接。龟形茶盒毕竟少见，多数茶盒仍作方形。 烹煮器

喝茶之前必先烹煮，因之需要煮茶的炉具、夹拨木炭的火筴、汤匙等。

煎汤煮茶，必用炭火，有焰为活火，因此对炉具要求严格，这种炉具称之为风炉。法门寺出土壸门圈足座银风炉，由炉身、炉盖组成。盖底为三级圆台，与炉身子母口套合，炉身呈上小下大圆台体，宽沿，折边，平底，炉内有两对称提手。座呈喇叭形圈足，周围有六个壸门。炉底为两个相同的半圆形银片卯接而成。风炉是烹茶器具。类似的器物，在镇江丁卯桥也有发现，唯形体略小。

地宫内还出土系链银水筯（筴），上粗下细，两端平齐，顶有宝珠，重76.5克。是夹拨木炭送进风炉的火筴。

鎏金飞鸿纹银则是投茶时的匕状量具，“凡煮水一升，用茶末方寸七，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

鎏金云纹长柄银匙形与则相似，但是身与柄部呈平直状。茶匙之用途，是在茶末投入沸汤后，不断拂击汤面，以使茶末融于汤水，从而掌握汤的浓度与黏度。 贮盐器

唐代饮茶或调以盐，因《茶经》曰：“芽茶得盐，不苦而甜。”法门寺出土摩羯纹三足银盐台和鎏金人物画银坛子，即属贮盐器。银坛有盖，坛身錾出的四个壸门，各有一人物画，下为喇叭形圈足。 点茶、饮茶器

唐代倒茶、饮茶的金银器有注壶和茶杯、茶托。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有长流银执壶，束颈，长曲流，这种设计造型考虑到了注汤“有节而不滴沥”的效果。出土的金银茶杯实物有西安何家村金银窖藏出土的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舞伎图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茶托的存世数量略多，这种茶托早在东晋、南朝时期已出现于南方地区，质地以陶瓷多见。

茶事之外，有唐一朝，饮酒亦蔚成风气。上至帝后王臣、下至在野小民，莫不以纵酒豪饮为乐事。唐代窖藏出土的银羽觞及众多的金、银碗、杯等，皆为唐人善饮的实物见证。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其所作《帝京篇》中即曾倡导饮酒习俗。武则天虽为女流，却也如同须眉丈夫般性喜豪饮，其《早春夜宴》诗有云：“送酒唯须满，流杯不用稀。务使霞浆兴，万乘汛落归。”一派

干云豪气跃然而出。帝王如此好酒，臣民善饮更是情理中事了。“诗仙”李白即有斗酒诗百篇的美誉，其所作“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洒，与尔同销万古愁”句，可谓大唐盛世纵酒、嗜酒的生动写照。与李白的浪漫情性不同，有“诗圣”之誉的杜甫是一位关心世间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人，或者为了浇愁，或者为了抒怀，杜甫对酒更是钟情有加，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细致入微地展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

唐人善饮酒，而且每饮必行酒令，以增加饮酒的乐趣。白居易诗有“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句，其中的骰盘、鞍马都是当时的酒令名称。但唐人饮酒行令的方法到宋代已经不为人知。所幸的是，1982年镇江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中的酒令筹，为世人了解唐代的这一饮酒习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丁卯桥出土的酒令筹共50枚，皆作长条形，弧形柄。每筹正面均刻有楷书令辞，字沟内鎏金。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段为《论语》中的辞句，下半段为行令的具体内容，规定饮酒的对象、方法、数量。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也乐乎，上客五分”； “瞻之在前，忽然在后，来迟处五分”； “四海之内皆兄弟，任劝十分”等等。唐代酒令繁复多样，其合理的成分在于：“贯彻”能者多饮的原则，为了活跃气氛，鼓励人们涌跃参与，又为饮酒制造了各种方法和借口，譬如赴宴迟到、话多酒少或者不说话、放错酒杯、衣着光鲜等，都可以成为罚酒的理由。

在唐代，盛置酒令筹的筒大多称为玉烛，丁卯桥银器窖藏中与酒令筹同出的银筹筒就自铭为“论语玉烛”。中国古代的酒令根据内容可分雅令、俗令、通令、筹令四种，其中雅令的典型标识为以四书或小说中的故事题材制成酒令，丁卯桥出土的《论语》酒令，应即属于唐代社会中上层流行的雅令。 18

唐代金银器是如何与炼丹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丹砂是炼丹的主要原料，我国炼丹的历史很早。西安沙坡村原汉长安城遗址发现的一件黄金制成的灶具，灶面釜内盛金制粟珠，此灶与真实生活中的灶在外形上别无二致，但因系黄金锤制，并饰以精美纹饰并镶嵌绿松石，装饰华美，富丽堂皇，故不应是一般随葬的明器灶，而极可能是象征炼丹用的“祠灶”，至于釜中所盛的以炸珠工艺制成的金粟粒，当即是 “可以化为黄金”的丹砂的寓意了。 李唐肇起于陇西，其门第远不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等著姓旧族清显，为了与上述高门大族相抗衡，李唐皇室自诩为老子后裔，努力抬高道教地位，利用道教来宣扬“君权神授”的政治神话，并以颁布诏令的方式，确立了道、儒、释的官方排位。与道教兴盛相偕应的，是炼丹术的发达。西汉以来“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观念深入人心，希冀延年益寿、渴望长生不老的信念使得帝王们信奉、服食金丹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使用金银器时有了巨大的热情和十足的精神动力。有唐一朝，22个皇帝多数热衷于服食丹

丸，其中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6位皇帝均因服食金丹引起水银中毒而死。文献中关于赏赐、进贡丹药的记载比比皆是，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整套金银药具及丹药正是这种宫廷贵族时尚的真实再现。

何家村窖藏所出土一套完整的贵金属药具，其中以炼丹的石榴罐、仰莲座罐及盛置丹药的圆盒最具代表性。何家村窖藏出土银石榴罐4件，形制基本相同，其中一件有棍状的孔塞。小口，圆筒状长颈，为银片打制成环状，焊接在罐口之上。颈部有一圈外凸的棱带，颈与腹部相接处有小孔，孔内有棍状的塞。器壁厚重，圜底。腹部有一周明显的焊接痕迹，应为两半浇铸，焊接成型，外壁留有同心圆加工痕迹。孔塞分三段，顶钮为花蕾状，向下依次加长，变细。

银石榴罐是古代炼丹的器具，或称简单的蒸馏器。《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中的鼎图中有石榴罐之样，并画出使用时之倒扑状。可证该石榴罐与推测用来熬药的金、银锅，盛药的金、银盒，服药的碗、杯组成了一整套药具。

与银石榴罐同为炼丹之用的还有仰莲瓣座银罐，上部为圆肩鼓腹，高颈罐形；伞形盖，宝珠盖纽；下部为饰仰莲瓣一周的圆底碗，碗底开一小孔。通体涂金。罐体与仰莲座是分别锤鍱成型后再焊接起来的。此罐的装饰纹样在唐代金银器中属比较普遍的艺术题材，但其组合而成的形制却较为特殊。

何家村窖藏出土银罐中还有鎏金鹦鹉纹提梁盖罐一种，器体以锤鍱成型，底部圈足和覆扣碗底圈足为焊接技术复合成一体，提梁尚可自由转动。纹饰以鹦鹉纹为中心，四周饰以折枝花，形成一个圆形图案，在整体布局上采取了分单元的形式，留出较多空白，所饰折枝花草皆阔叶大花，肥厚繁茂。鹦鹉多为南天竺国或诃陵国贡奉，为唐朝贵族的宠禽。此鹦鹉纹提梁罐形制及花纹与唐李寿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中第28人所持的提梁罐极相似，可见这种饰鹦鹉纹的提梁罐在唐代贵族阶层中颇为流行。罐盖内有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紫石英与白石英都是制作“五石散”的主要原料，可知此种提梁罐亦可充作药罐。

盒是唐代金银器中的常见器类，主要用来盛化妆品，较大者也用来装药材。何家村窖藏共出各种金、银盒28个，其中圆形素面大银盒7个，大粒光明砂银盒是其中之一。盒呈圆形，由盒盖、盒底两部分组成，盖、底均隆起。盒内所装物品及数量分别以墨书写在盒盖的内、外壁上。

“大粒光明砂”又称为“朱砂”，也就是炼丹术中被视为至尊的“丹砂”。此外，何家村窖藏中还出土有盛井砂并黄粉的鎏金石榴花纹的银盒。井砂为朱砂的一种，黄粉即金屑，《唐修本草》载金屑味“辛平有毒”，主“镇精神，坚骨髓，服之神仙”。

总体而言，何家村窖藏发现的这一套完整的金银制药具和多种药物，计有贮藏药物的鼎、盆、罐、煎药的锅、铛、铫、炼丹的石榴罐、

仰莲座罐，捣药的杵、臼，服药的杯、碗、壸。药物有大粒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丹砂、朱砂、上上乳、次上乳、白英、紫英、珊瑚、琥珀、密陀僧、黄（金）粉、金箔、麩金等。这些药物大多有镇静安神、益气明目，健五脏提精神之用，在唐代均属名贵药物。这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及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史的一次重大发现。从大量墨书题记来看，唐代炼丹用药已经普遍使用“两”或“分”作计量单位，且非常重视药物的产地，知道区分药物质量的优劣，并严格控制服药的剂量，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医药、道教炼丹史乃至化学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19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兴盛，金装银塑的佛教用品也渐而流行起来。唐代以贵金属妆扮的法身法器较此前在规模、种类乃至用法上都有了怎样的变化？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盛世，唐代佛教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鼎盛时期。除了佛教思想的成熟和宗派的应运而生外，佛教用具不计工本的金妆银塑，更是表现此种鼎盛气度的重要标志。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件银质鎏金的捧真身菩萨，菩萨高21厘米，边座通高38.5厘米，重1926克。菩萨头戴化佛花蔓冠，上身袒露，斜披帔帛，双臂套钏，手捧荷叶形银盘，盘上置一长方形鎏金银匾，匾上錾文11行65字，曰：“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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