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研究的范畴

学好翻译必备

一、翻译研究的范畴

1．名称问题

在我国，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翻译学”一词来指称翻译研究整个领域。翻译学作为一门研究翻译现象的人文学科，其学术地位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然而，该学科的名称(尤其是英文名称)却一直有争议。20世纪60年代之前，很多人称之为“翻译艺术”(the Art／Craft of Translation)；60年代后有人使用“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也有人视之与“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同义。西方翻译工作者对“翻译学”(Translatology)一词比较抗拒，主要原因是，英文translatology和德文translatologie显得太高调，太学术化。1972年，美籍荷兰学者霍姆斯(J．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文中建议用“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来称呼该领域，这样可以摒除大多数的纷争与误解。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这一名称逐渐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很多 学者都以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例如苏珊·巴斯纳特(S．Bassnet)著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980)，书名就是源于霍姆斯的建议。此后，用“翻译研究”作书名的数不胜数(如Snell-Hornby 1988；Baker 1998；Munday 2001)。

不过，“翻译研究”在汉语中听来不像是一门学科，而“翻译学”一词在我国已被广泛接受与使用，并且已经进人不少书籍词典之中。因此本书作者力图用“翻译学”指称整个领域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翻译研究”则主要指研究途径及其相关的活动。但是要绝对区分这两个术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翻译研究”一词也已广泛用来指称整个领域。因此在下面的篇章中，“翻译研究”除主要指研究途径及其相关的活动外，有时也会与“翻译学”一词交替使用，同指一个概念，即翻译学领域。

2. 翻译学的性质与目标

在霍姆斯(1972／1988)看来，名称不统一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障碍，而更大的障碍却是人们对该学科的实质缺乏共识。翻译学究竞应该包括哪些组成部分?过去有人认为，翻译学就是关于术语的比较和词汇研究；也有人把它等同于比较或对比语言学；还有更多人用翻译理论来指翻译学。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一个学科，因为这些分支未能引起人们思考翻译学的实质。霍姆斯认为，翻译学实质上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学科。经验科学通常有两大目标：一是描写经验中的特殊现象；二是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问题的基本原则。其研究方法的基础是观察、描写和解释。就翻译学而言，翻译过程、翻译作品及其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都是客观现象。因此，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1)描写客观翻译现象；(2)建立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

3．翻译学的架构与范围

翻译学应该怎样架构?应包括哪些研究范围?对这些问题，中外学者都进行了探讨，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下先描述霍姆斯提出的在译界颇有影响的译学构想图，然后对多家的观点进行评述。

（1）霍姆斯的译学构想

图瑞(G．Toury)一直非常欣赏霍姆斯在文章中提出的译学构想，他曾把该论文收进自己主编的论文集《跨文化翻译》(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1987)，希望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能引起更广泛的反响。但由于论文集是在印度出版，而且印数有限，并没有出现图瑞预期的效果。直到1988年，霍氏把修改补充过的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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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重新刊登于自己主编的论文集中，其译学思想才得到翻译学界的广泛认识和积极反响。论文集问世不久，西方翻译学界召开了“第一次霍姆斯译学研讨会”。会上，一些著名翻译理论家，如斯内尔霍恩比(M．Snell-Hornby)、兰伯特(J．Lambert)、赫曼斯(T．Hermans)和图瑞等，均以霍姆斯在该论文中提出的翻译研究构想作为发言的主题(见Van Leuven-Zwart and Naaijkens，1991)。1995年，图瑞在《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1995)一书中，把霍姆斯的翻译研究构想以结构图

霍姆斯把翻译研究分为三大分支：一、描写翻译研究(DTS)；二、翻译理论(TTh)；三、应用翻译研究(ATS)。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同属纯研究性质。描写翻译研究包括三个导向的研究：(1)产品研究(product-oriented)；(2)过程研究(process-oriented)；(3)功能研究(function-oriented)。产品研究是传统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对翻译作品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对个别译本进行描述和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译本比较可以是历时的(不同时期的译本比较)，也可以是共时的(相同时期的译本比较)。霍氏相信，译作研究的结果最终有可能成为一部大型的翻译通史。

过程研究关注的是翻译行为本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但又多多少少与原文吻合的译文?他那个小小的“黑匣子”(black box)是如何运作的?此研究领域极少有人问津，因为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霍姆斯认为，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也许终有一天翻译“黑匣”之谜可以解开。到那时，就有可能出现心理翻译研究(psycho-translation studies)的分支。

功能研究者感兴趣的并非对翻译作品本身的描写，而是对它们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功能描写。其研究的重点是语境而不是文本。研究的范围包括：何种文本在何时何地被翻译?原因何在?影响翻译作品的因素是什么?霍氏指出，该范围的研究与社会学有紧密联系，因此有可能促成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的产生。

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理论研究又分普通理论研究和特殊理论研究两部分。特殊理论研究至少包括六个方面：(1)语言媒介；(2)范围；(3)层级；(4)文本类型；(5)历史时期；(6)特定问题。语言媒介研究涉及人工翻译、机器翻译、机助翻译、口译和笔译。范围指任何两种或多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层级实际上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单位。传统上，词和词组被认为是翻译的基本单位，以描写语言学为基础的研究则以句子为单位。随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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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语言学的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冲破句子的局限，提出把语篇作为翻译单位或自由单位(rank-free)理论。文本类型(或话语类型)研究的是不同类型的文本翻译中的特殊问题。文学专家和神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翻译和圣经翻译中的文体和语体等复杂的问题；七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也开始研究科技文献的翻译问题。然而，霍氏指出，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开花结果，原因是到目前为止，对于语篇、文本和话语尚未有定论。历史时期研究分两种：一是研究当代的翻译；二是研究过去的翻译。特定问题研究指对某一专门问题进行讨论，其范围包括翻译等效的实质这样带广泛意义的问题，也包括隐喻翻译或专用名词翻译等具体的问题。

应用翻译研究包括三个部分：(1)译员培训；(2)翻译辅助(主要是指词汇、术语、语法方面的辅助)；(3)翻译批评。

霍氏认为，描写、理论和应用是翻译研究的三大分支，这一顺序表明了三者的重要程度。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单向性的，对翻译经验的描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数据和基础，而描写和理论两个分支的研究结果又应用于翻译教学、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之中。但实际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任何一方都在为另两方提供资料，也都在吸取和利用另两方的研究成果。例如，翻译理论离不开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大分支中所获得的全面而具体的数据资料；反过 来，如果没有任何理论作前提，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也无从开始。因此，描写、理论和应用三大分支的关系又是辩证的、平等的。

最后，霍氏指出，在三大分支中，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尚未专门提到，那就是翻译学史研究和方法论(或叫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关注的是哪些方法、哪些模式最适用于哪个方面的研究(例如，翻译理论如何构建才最有效；用哪种分析方法才能取得最客观、最有意义的描写结果等等)。另外，元理论研究也涉及学科自身的结构问题。

图瑞(G．Toury)；G仅是霍氏的翻译研究构想的支持者，而且是积极的实践者。他的著作《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就是实践与发展霍氏的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翻译学涉及面最广、系统性最强的专著之一。在图瑞看来，描写研究分支是翻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分支，因为该分支的研究成果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资料和依据。他以霍氏的译学思想为基础，进一步阐释了描写翻译研究中翻译功能、翻译作品和翻译过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翻译功能(即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预期地位或功能)决定译作的形式(即译作的组合形式)，而译作的形式又决定了翻译的策略。然而，图氏又指出，在翻译研究中，任何描写研究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例如，在产品导向的研究中，研究者不能不涉及到其功能的决定因素以及生产出“合适的”产品的策略。

霍氏译学构想中最大的优点是对翻译学科中各分支的合理划分。这种合理划分可以显示不同的研究活动在整个学科机构中的位置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图瑞，1995：9—10)。霍氏译学构想中的每一个分支都是以翻译为中心，而且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应用分支为描写分支提供研究素材，描写分支的研究结果为理论分支提供数据和基础，而理论和描写两个分支的研究结果又作用于应用领域之中。这也意味着，在翻译学领域中，每个研究者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都是跟其他研究者的工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2）有待完善的霍姆斯译学宏图

霍姆斯的译学架构是开放性的，尚未完善的。正如他自己在文章后面所说，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在他的译学架构中还没有适当的位置，例如他对应用研究分支似乎不够重视，只是列出了几个范围，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论述。根据今天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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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他的应用分支可大大地扩展(见图表2)。

（3）中国学者的译学构想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我国有几位学者曾构想过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例如谭载喜、金陧、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谭载喜(1988)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三个部分。金陧(1989)建议把翻译学分为四个门类：一、翻译学基础理论；二、翻译学本体理论；三、翻译学专项研究；四、翻译技巧研究。杨自俭(1989)把翻译学划分为三个层次：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刘宓庆(1993)设想中的翻译学学科架构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后来(2003)又提出，译学应分为“翻译史”、“翻译理论”和“翻译资讯工程”三大块，而“翻译理论”包括了“基本理论”、“应用理论”和“跨学科--多学科整合理论”。范守义(1993)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用技巧和多视角研究”三大部分组成。

在以上学者所提出的翻译学学科架构中，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的内容结构”与霍姆斯的译学构想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借鉴语言学的学科划分方法，把翻译学分成“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 三个相互联系的分支。谭氏“应用翻译学”部分和霍氏的几乎一样，包括了“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工具书的编纂和机器翻译”。而谭氏的“普通”与“特殊”两部分也跟霍氏的翻译理论研究部分非常相似。不同的是，谭氏“翻译学结构”中，缺少了被图瑞认为是翻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分支，即“描写翻译研究”分支。在其他几位学者的译学构思中，也见不到类似霍氏所提出的“描写翻译研究”分支。虽然刘宓庆强调，“中国翻译理论必须重描写”，但在他的“翻译学的学科构架”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理论研究。

描写翻译研究在我国大陆地区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正是我们的翻译研究无法深入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张南峰(1995)指出，我国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范围太窄，例如“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目的、用途以及译语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其他社会因素”；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焦点一直放在制定单一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他认为，我国翻译研究的出路是“建立独立的翻译学”、“扩大研究范围”和“开展描述性的翻译研究”。孔慧怡(1999)也指出，我国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范围太窄，“很多人在讨论翻译时， 谈的是指导性观点(指导性并不代表客观)；假如我们要探讨翻译的文化力量，就必须把这个范围扩大，以描述为基础，研究在翻译过程开始以前和翻译产品面世以后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包括选材、选择译者、出版安排、编辑参与、当代反应和历史地位，而每一个阶段都受当时的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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