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战

史学家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划分为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难当头，国民党军队纷纷开赴抗日前线，从正面抗击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总是或集中或分散的把两个战场的理论转达给我们。作为教师理解两个战场的理论以及真实存在没有问题，关键是学生。根据以往教学的经验，只要两个战场理论一出台，学生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都是打日本的战场，怎么会出来两个？”“敌后是什么意思？是敌人的背后，还是战场的背后，指躲起来不参加抗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来英勇顽强，勇挑重担，为什么不去正面对敌，而要跑到后方？”学生的这些疑问确是初中历史这部分教材教学的难点，也恰好是教师处理好这部分教材内

容的切入点，只有帮助学生弄清楚这些问题才有可能突破“两个战场”这个难点。

一、敌后战场的概念

对于正面战场的概念，同学们的理解一般没有问题。而“敌后战场”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敌后战场是指在被日军已经占领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战场，由共产党领导，以开展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打击日伪军。所谓敌后，我从字面理解其含义是“沦陷给敌人以后”。这是抗战形势的需要，也是中国军事落后，正面战场失利造成的一种必然的结果。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共同夹击日军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抗日的战场被分配为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体现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即使正面抗战失利，中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亡国而放弃斗争。存在两个抗日的战场是历史的必然。

二、共产党军队主要担任敌后作战的原因

共产党军队担任敌后抗战任务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在十年内战时期共产党实力弱小，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就采取了毛泽东制定的游击战术。由于一段时间采用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红军被迫长征。共产党的主力部队转移到了陕甘宁边区，主力分散于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边远农村，中国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都由国民党严密控制。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速战速决为战略方针，前期主要目标就是夺取大城市，所以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是日本人的选择，国民党军队必须承担。共产党是从来不会胆小怕战，拈轻怕重把主要作战任务交给盟友的。而且八路军也参加过正面战场作战，比如太原会战，取得

过平型关大捷。

三、两个战场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都是缺一不可的。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大小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总的来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们越来越能够认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两党两军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最大考验。尽管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与矛盾，但中

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这种结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尊严。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对抗日战争初期战

略防御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共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正面战场的英勇作战抗日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广大的国民党爱国官兵抗击了大批日本部队，使以快速进攻为作战特点的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战场被束缚住了手脚，长期抗战得以实现；而如果没有敌后战场，没有共产党领导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失败也就真的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失败，中国也就没有了收复失地和进行反攻的余力，中国可能全部变成日本殖民地了。况且，战争后期，日军把主要兵力用来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依靠人民的智慧最终打败了敌人，这是不变的历史事实。

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二为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同这两个矛盾的性质与相互关系直接相联。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

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拥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西安事变后，蒋政权由“攘外必先安内”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

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他要求美国给予军事经济援助时也把担心“国内中共之

猖狂”作为重点。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互相支撑、相辅相成

必须肯定，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创议和促成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历史，承认抗日战争中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支撑、相辅相成。负责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总体上说是积极作战的，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强大敌人攻势前战略性的后退不可避免。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至1944年初，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了22次大的会战，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我方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使日军在正面战场逐步得到遏制。同时，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迟滞，与在它的背后出现了它从未预计到的战场有重大关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部队从抗战一开始就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军不得不用相当大的力量投入这个战场。关于国共两党抗击侵华日军和伪军的比例各种历史教科书上均有比较经典的说法。个人认为，抗战初期几年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由于我方力量比较弱小，整个中国战场以国民党军队抗击为主；到1943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个比例逐步扩大为67%和95%，国民党军所担负的抗击逐步减少到日军的36%和伪军的5%。如果按1943年统计，这个比例是可信的。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人，到了1945年初发展到91万人，还有农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220万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9.2万多次，收复国土83.7万平方公里，占沦陷区总面积的66%。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国土，其后方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八年中，共产党军队毙伤俘虏日军共52万多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

场的存在是日本侵略者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国民党军队1944年初已经扩大到650万人，其中有一部分于1943年应美国的要求进入缅甸、印度作战。摆在国内正面战场上的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全程起了不小的作用。抗战期间撤退到重庆的

国民党政府没有和投降日本的汪精卫集团合流。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进行了英勇的作战。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政策在抗战期间也屡次发生危机，抗战初期的皖南事变和部分小规模摩擦就是例证。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团结抗日的高昂情绪，这种局面才没有遭到根本破坏。phone2002提到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秘密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它们绝大部分发生在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整个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基本维持了比较良好的局面，城南旧事仍然沿用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消极抗战”这几个字概括国民党在抗战时

期的全部表现，并不奇怪。但是，这不符合事实。

结语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对于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国民党人、国民党军队以及其他党派、团体和一切爱国人士，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公正地评价所有曾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政党和个人，积极促进和改善两岸关系，凝聚民

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之思考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正面战场的研究的进展是非常显着的，但是距全面真实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尚有相当路程。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说，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关于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现在人们习惯地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分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实际上这两者是就抗敌所处战线和区域而划分的，从总体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场是一个统一的战场――中国战场。正像有的学者所说：不能把抗日战争看成两国三方的交兵，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进攻的战争。有关正面战场地位的评价，说穿了也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评价。显然，在中日两国交战中，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并没有真正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着部分军队和根据地，并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在名义上，它统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峙和摩擦。因此，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它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它妄图以武力进攻，逼其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撤退，战略相持阶段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滇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后还曾妄图实施进攻四川计划，在在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民政府军投降。但国民政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到底。最后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管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处于主体地位。这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贬损正面战场的地位和战绩，也就必然贬损整个中国抗日战争。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着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台湾则说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不无关系。如果要外国学者承认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同时又贬损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这只能是南辕北辙。

第二、关于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

中国抗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的持久战争，中国不仅在军事上抵御日本的进攻，而且要在政治、外交、经济各个领域与敌周施搏斗，而军事抵抗的战略又与政治、外交、经济的抗日战略紧密相关，互相配合。换一句话说，中国抗日战争运用的是总体战的战略。我们观察抗日战争特别是正面战场作战不能单纯看军事战略，还要研究抗战总体战略，否则就容易陷入片面性。例如，有些学者批评将正面战场军事战略没有以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而单纯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这种批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能否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比如抗日战争初期，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持续一年二三个月之久，国民政府军队以劣势装备，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进攻，其重要战略意义就是掩护国力西移，为持久抗战建立好西南西北抗战基地。如果指责其过多过大过快的损失，是否允当？事实上在可能条件下正面战场诸如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中也采取过以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战法。又如，一些论着批评国民政府抗日依赖外援。事实上弱国抵抗强国，不能不争取外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实行“苦撑待变”未可厚非。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苦撑待变”战略就抗战而言，不免带有消极性质，就外交而言，则不失为一明智的政策，因为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努力获得各种外援是外交的首要任务。“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争取了友邦。（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苦撑待变”的结果最终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将中国一国孤立抗日的战争转变成盟国一致抗日的战争。

总之，研究正面战场不能脱离抗日战争总体战略的视角。

第三、关于正面战场的系统研究

目前研究正面战场还偏重于正面战场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研究，这恐怕是不够的。正面战场研究应是一个系统工程，研究内容至少还应包括国民政府统帅部至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国民政府军队状况，内部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士气、作战能力、后勤保障等；战地和后方的军政关系、党政军民关系；政治动员、军事动员、供给支援；各战区和各部队包括军种间之协同，各战场之间的配合；国民政府军队与盟军的关系等。近年有的大陆学者撰述论及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和青年军等，这是可喜的迹象。（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周春雨：《抗战后期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热潮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正面战场研究中还应当重视军事将领的研究。大陆学者只对李宗仁、张自忠等极少数将领的抗战事迹发表过论着。

第四、关于如何对待有关正面战场的某些传统论断对于既往中共领导人着作中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一些论断，我们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有的论断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知灼见，有的论断可能是出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激烈政治斗争环境的需要而作出的估计和论辩，未必尽合事实。比如，说武汉失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就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单就抗战与反共的关系而论，这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因为抗战是解决民族矛盾的范畴，反共是解决阶级矛盾的范畴，就国民党政府而言，抗战固然可以联共（不反共），但反共未必不抗战。有反共而不抗战终至投降者，如汪精卫之流，也有既反共而又坚持抗战不投降者，如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揆诸史实，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进行多次会战，有时还主动发起攻势，能说它一直“消极抗战”吗？史学界对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认识也在逐步变化。有的学者分析说：蒋介石“主观上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而“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对于消极抗战，避战，躲进峨眉山观战，坐山观虎斗之类论断，我们不能据以构成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历史的框架，而要根据历史史实来检验其是否正确。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

针对以往贬低正面战场抗敌战绩和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分割开来的倾向，一些学者指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相配合。在战略防御阶段，两个战场主要是战役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两个战场是战略配合。（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徐焰：《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许多论着强调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配合作用，现在也有论文论及正面战场主动与敌后战场作战相配合，如统帅指挥机关（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曾下令部署配合百团大战的情况。（刘贵福：《国民党军队对百四大战的反应和策应配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孰为主战场，在有些学者中间发生争论，对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为主战场没有异议，但进入相持阶段后孰为主战场则意见颇见歧异，有谓敌后战场为主战场者，有谓正面战场为主战场者。现在有的着作避开孰为主战场的提法，而说“敌后战场在决定整个抗日战场运动和战争结局中的地位越往后越显着”。（《中国复兴枢纽》第4页）

（四）正面战场的军队

对正面战场军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不够的。已有论着涉及正面战场军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战区划分等，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活动述及较多。其他多为论述地方势力军队如桂军、川军、滇军开赴前线英勇抗日事迹，以及地方势力军队与中央军队关系等情况。

有论者认为：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拥护蒋介石一致抗日，比较团结，蒋借抗日之名分割使用各地方军队，或拉拢监视力图削弱。地方势力则进行抵制。（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五）正面战场与盟国的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局与盟国对日政策和战略方针的关系，抗战史论着一向对于苏美等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比较关注，对苏美等国援华抗日的活动，包括军火、飞机、派遣空军人员、派遣军事顾问等都有不少论述。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与盟国军队共同抗日过程中，与英美矛盾，从战史或中外关系史角度均有研讨。其间还发生过突出的史迪威事件，它一度是战时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

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

在抗日战争的中国军事战场上，一直存在着由中国翠¤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辟并坚持的敌后战场（简称“翠¤敌后战场”）和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国民政府名义统帅数百万国军承担对日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简称“国民党正面战场”）两个相互呼应又彼此相对独立的战场。在1950——1970年代，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学者及其论著指责翠¤和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的同时，中国大陆学术界也主要集中研究和赞扬翠¤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及其对抗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严厉批判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是如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否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对中国抗战的重要作用。如此一来，一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全民族浴血抗战，变成了“半边”抗战。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斗争的伟大史迹与主要内容，也由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对日抗战，变成了翠¤和国民党的“摩擦”作战，而不是反对日本侵略军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样的抗战史研究及其论著，显然不能全面、客观、公正、科学地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丰富生动、可歌可泣的真实面貌，也无法以有力的论证使国际学术界承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的重大作用和杰出贡献。故自1978年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陆学者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突破抗战史研究领域内的教条主义禁区，切实加强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及两个战场关系的科学研究，并以1985年、1995年、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为契机，掀起了研究抗日战争的高潮，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论著。其中，通史性论著如：龚古今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罗焕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3卷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大年主编：《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翠¤党史出版社1995年），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从198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大量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论著来看，中国大陆学者研讨较为热烈且进展甚为显著者，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对翠¤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关系的深入研讨

1、对中国抗日战争存在着两个战场这一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此点，早在抗战初期，矛老人家等翠¤领导人就曾有过明确的论述。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经过热烈研讨后，大多数学者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将两个战场互相分离和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比较一致地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翠¤敌后战场都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关系，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和相互策应的关系。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国民党军队是战略防御作战的主体，八路军、新四军主要以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防御作战，双方既有战略上的支持配合，又有战役战斗上的相互配合。这也是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在抗战中期的战略相持阶段，两个战场正式形成，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的任务，以一套相对稳定的防御作战线，保卫着西南、西北等大片国土，作为中国坚持抗战的战略大后方。翠¤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在这期间，由于翠¤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空间上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处于脱离状态，双方已基本上不可能再进行战役战斗上的配合，而主要是在战略上相互策应和配合。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民党战场多次出现危局，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便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主战场。

2、对两个战场相互关系的科学论证。对此，多数学者都赞成“互相依存论”。即认为：抗战期间国共两个抗日战场的关系，就是一种如矛老人家所说的“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互为依存关系。这种互为依存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如果“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又“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作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强调指出：抗战期间两个战场这种互为依存的关系，不但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而且居于主导地位，是抗战时期中国抗日军事斗争的主流。在1987年7月中国现代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学者还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抗战时期两个战场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单独依靠哪一个战场，都难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缺少了哪一个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与发展都是不堪设想的。对于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都不应低估。军博在其《关于宣传全民抗日战争探讨》的文章中也明确提出：“没有敌后战场，日本就可能抽出几十万机动兵力向正面战场进攻，正面战场将难以坚持；没有正面战场，敌人将其全部兵力压向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也难以承受”。不过，也有学者对“互为依存论”表示了异议，认为：如果“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所受日军压力必定成倍增加，困难自然大得多，但依靠人民群众，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就无法独力维持。”

此外，有的学者则从“整体观”的视角论证了两个战场互相配合、共同抗日的有机联系。提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只能把中国看作是交战的一方，把日本看作是交战的另一方，决不能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割裂开来，看作是两国三方的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互相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不能割裂的。

对于两个战场互相配合的内容，学者们总结指出：它们是在总的持久战方针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战略统一行动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直接支援；有八路军配

属友军进行作战，也有友军配属八路军行动”。在抗战前期，多是战役、战斗上的配合；在抗战中后期，则主要是战略上的配合。有的学者还从实证研究出发，或者论述了抗战初期忻口战役中国共两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事例，或者以“百团大战”期间，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卫立煌、阎锡山等部署国军配合、策应翠¤及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为例，论述了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抗日作战的情形。

学者们还进一步论析了国共两个抗日战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重大意义，指出：这是阶级利益对立的两种力量在与共同民族敌人作战时的一种特殊合作形式。正是通过这种大敌当前、联合抗日的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不但在军事上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一场符合中国抗战利益的持久战，而且在政治上也保证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不致破裂。这就说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主要敌人一致的情况下，阶级利益对立的政党和集团不但可以合作，而且合则两利。在反抗强敌入侵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有机联系，游击战和正规战的互相配合，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够“苦撑待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有的学者提出：两个抗日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配合，共同对日作战，“是中国翠¤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特点，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两个战场对抗日战争进程和结局，乃至战后中国政局中国前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注意到了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有机联系的同时，有的学者也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指出：两个战场因执行两种不同的抗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即：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执行消极防御方针和进行正规战；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深入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于是就出现了在“战场选择、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等方面”均不相同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且分析道：两个战场的出现和形成，“起因是抗战一开始就确定了国共双方军队的分割指挥”。其次是“抗战开始后战局的演变及国共双方对战地的不同选择，使得两个战场以不同的方向平行地扩展”。其三是“国共两党各自选择的不同的战场和不同的作战方式对日作战，是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其四，“当时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也决定了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战，而只能进行游击战”。有的学者认为：两个战场的出现，是由敌我力量对比所决定的，是统一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下的合理分工。

3、两个战场有无统一的总的抗日战略方针？对此，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主张“速胜论”，翠¤主张“持久战”，故双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总的抗日战略指导方针。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持久战战略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和全国大多数人的共识，暨承认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有一个统一的总的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其具体情形是：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翠¤人率先提出并向国民政府建议实行持久战的抗日战略方针。在翠¤和要求抗日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将领的努力下，1937年8月召开的南京国防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以“持久消耗战”作为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学者们指出：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所共同主张和实行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既有颇多相同之点，也有若干不同之处。从总体上看，相同点是主要的，但其差异和分歧也不可轻视。 国共两党在抗日持久战战略上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于：一是在确立持久战战略方针之客观依

据上的一致性。即：以矛老人家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及军队领导人分别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和“以空间换时间”、主张持久消耗战的论说中，都对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基本特征进行过全面的论述，大家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国民党蒋介石因忽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翠¤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等进步因素的存在，而对持久战战略的认识程度不如矛老人家和翠¤深刻。二是在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主要特征暨对其长期性认识上的共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其实质就是要通过长期战争逐步消耗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最终实现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战略目的。对此，翠¤主张通过长期抗战，积小胜为大胜，积蓄力量，争取由敌强我弱转变为力量平衡、再发展到我强敌弱，最后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在抗战中几度幻想依靠外援，主张速胜；但从其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的表现来看，也是认为必须抱定3、5年如一日的精神，在持久抗战中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三是在实行持久战战略的军事目的上，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都是为了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此，学者们特别强调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内虽然出现过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散布“亡国论”并最终走上汉奸道路的现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长期与日本保持着和谈渠道并多次出现妥协倾向；但其主导方面是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广大国民党官兵在抗战中也以其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精神和行动，为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四是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战略思想，是在中国翠¤的推动和帮助下形成的。如国民政府军委会总参谋长白崇禧把矛老人家的《论持久战》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以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在对抗日持久战战略的理解和实践上，也有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之处。其主要表现：一是国共两党在实行抗战持久战战略路线上的根本分歧。国民党奉行的是一条单纯依靠外援、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翠¤实行的是一条依靠、动员、组织和武装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主张全中国人民都积极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文化知识出文化知识。二是在对“持久战”战略的理解上的差异。“翠¤主要着重于政治，而国民党则着重于军事”。“翠¤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基本是政治战略方针，多注重政治和民众的动员”。“国民党的持久战多从军事上着眼，注重政府和军队的行为，相对比较忽视对民众发动，而且国民党的整个政策还有限制人民群众的倾向”。三是在作战原则上的明显不同。翠¤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以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积极防御来实现持久战。强调的是防御中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和灵活性、主动性、计划性等战略思想。而国民党军持久战的核心思想与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表现在作战技巧上，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设防，处处据守”“深沟、高垒、厚壁”。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拖延战术和消极防御战略。尤其是“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虽然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对于保存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力量，延长战争时间，分散和消耗日军兵力等，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军队以保存实力、消极防御为其抗战的指导思想，未能在对日作战中实行以运动战为主大踏步前进与后退的作战方略，“以空间换时间”竟成为某些国民党军队和将领或丧师失地，溃败奔逃；或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的逃跑主义在理论上的托辞。四

是以矛老人家、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领导人对抗战战略相持阶段意义理解上的重大歧异。矛老人家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并强调指出：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蒋介石则把中国的抗日“持久战”分为“防守时期”和“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两个阶段，否认需要经过一个艰苦而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矛老人家等翠¤领导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种否认战略相持阶段存在的理论，实际上“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了‘持久战’的外衣罢了”。五是国共两党坚持持久抗战的表现与趋向不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虽然自抗战一开始，就确定以“持久消耗战”为其战略指导方针，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对日作战也比较积极努力，但其在抗战初期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还是“速胜论”，至武汉失守特别是1939年的“冬季攻势”受挫后，才真正确定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但又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所以在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多是以“保存实力”、“消极等待”、“苦撑待变”为战略指导，在行动上，则自战略相持阶段起，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并多次出现拟与日本侵略者妥协的倾向。而翠¤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则始终如一地坚持抗战到底，并从战略相持阶段起，逐渐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主力军，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砥柱中流和决定性作用。六是国共两党在实行对日持久抗战的基础上的不同。翠¤的持久战战略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而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则是建立在依靠外援的基础之上，存在着侥幸取胜的心理。七是国共两党主张对日持久抗战的政治目的不同。国民党主张持久消耗战，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目的在于恢复其旧的统治秩序；翠¤坚持持久战战略的主旨在于：从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有机结合出发，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当然，对翠¤的持久战略与国民党持久消耗战战略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上述概括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学者们尚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也都认识到：只有通过承认国共两党在持久战战略指导方针上的一致性，来论证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一个统一的总的战略方针，又细致辩析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持久战战略的理解与执行上的差别，“这才合乎历史实际”。才能使该问题的研讨逐渐走向深入。

4、关于两个战场形成时间的讨论。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两大战场。”次年，矛老人家在翠¤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又再次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此后，这一观点作为权威结论，不但普遍地存在于1980年代以前的翠¤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论著与教材中，且至今仍有不少学者继续坚持此传统说法。但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在抗日战争刚开始之时，中国只有国民党正面战场一个战场。对于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之开辟暨两个战场形成的初始时间，学者们或者主张以1937年8—9月间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为标志；或者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从1938年秋后算起”。 还有的学者在具体考察了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挺进敌后作战的历史过程和敌后战场战略作用之发挥情况后，提出：两个战场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1939年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或者主张以1940年初国民党战场出现明

显的消极抗战倾向为标志；或者主张以1943年春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作为两个战场形成标志等多种意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此问题的研讨，各种说法皆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要真正确定一个明确而又能够被多数学者接受的时间或事件作为两个战场形成的标志，尚需要学术界做更深入而细致的思考与论证。

5、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主次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传统观点认为：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从始至终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它抗击了多数日本侵略军和全部伪军，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自198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基本上赞同：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承担了抗战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但两个战场的“主次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抗战初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对抵抗日寇的入侵起了主导的作用，抗战后期翠¤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对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有的学者具体论证说：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由于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为主要军事进攻方向，翠¤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力量较为弱小，不可能承担起正面迎击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的战略防御任务，而只能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执行从侧背打击日本侵略军的作战任务，而翠¤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尚处于正在开辟与形成的过程中，还不被日本侵略军所重视，故国民党正面战场便成为了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渐趋消极和翠¤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日本侵略军逐渐感到了翠¤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的威力，于是把敌后游击战场视为主要打击目标，敌后战场因此而逐步成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主战场。至于敌后战场何时成为中国抗日主要战场的？学者们虽然提出了“1939年底”、“1940年”和“1940年解放区局部反攻”等多种说法，但其论说或者过于简略，或者一篇文章中多说并存，似乎有进一步具体而深入研讨之必要。

另外，有的学者还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战争中战役、战斗的作战规模来考察后，尖锐地提出：国民党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则处于次要地位。持此种意见的学者强调指出：即使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重大战役，其作战规模远远超过了敌后战场。因此，“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对此，反对者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成为延缓日军正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侵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被迫转向推进线的后方，因此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有的学者提出：不能以作战规模的大小来评判敌后战场作为中国抗日主战场的作用，而应当是看其实际的作战效果；或者认为：“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经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二、对翠¤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场的更深入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抗日战场，是自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所高度重视并且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者持久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不过，在1950—1970年代期间，该课题因被包含在属于政治学的翠¤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之范畴内，故出版的资料和论著等成果虽然较为丰硕，但在基本观点和材料的运用上多大同小异。比如，在论点上，多数论著都

着力于论证和强调：翠¤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它抗击了多数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敌后战场因为坚持了全面抗战路线，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战略，实行了人民战争，代表着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正确方向；敌后战场包括了对日、伪、顽三个方面的斗争，翠¤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不但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积蓄了革命力量。客观地说，这一时期关于敌后战场的研究也的确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绩，为新时期敌后战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即：研究者思想比较保守，学术视野较为偏狭，在众所周知的客观环境及时代条件局限下，研究和论说时往往比较片面地强调翠¤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比较强调和关注翠¤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斗争，而对于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合作抗日的方面，对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之间的战略、战役配合，研究和宣传得就稍显不足。另外，受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影响，对于国共两党、两军一些重要而敏感的人物与事件，亦未能给以客观、公正的评说。自1978年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者们逐渐突破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若干学术禁区，使敌后战场的研究不断得以深化，不断地迈上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近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30年的数量和水平。在专著方面，除了在关于抗日战争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对敌后战场的论述占了很大比重外，值得注意的专题性论著有：张廷贵等著：《翠¤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张国祥著：《山西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淇主编：《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刘家国著：《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田玄著：《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乐思平著：《鏖战华北——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以上诸书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辅一著：《新四军简史》(翠¤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编：《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由中央军委组织编辑出版的大型军史丛书之《八路军》、《新四军》（分别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1988年出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翠¤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共10卷16册，翠¤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翠¤抗日部队战史；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论著有：南京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研究会编辑：《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1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魏宏运、左志远著：《华北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谢忠厚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稿》（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师文华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晋绥抗战》、《山东抗日根据地》、《牺盟会和决死队》、《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等翠¤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史或者史料集多种。据有的学者分析统计，仅在1978—1998年的20年间，即发表了关于敌后战场的论文300多篇。这些论著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一是从正面概述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战略方针、历史地位与作用者，如何理：《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李惠：《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中的决定性作

用》（《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魏宏运：《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载于该氏：《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蓉：《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向沦陷区发展》（《翠¤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刘家国：《论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战略举措》（《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二是对敌后战场某些战役、战斗或具体史事的考述和评价，如朱大礼等：《关于新四军建军等几个历史时间的考证》（《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徐则浩：《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董振平：《关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平型关之战的称谓》（《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等；三是对敌后战场一些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如索世辉：《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翠¤党史研究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沈长生等：《新四军新军部是何时成立的》（《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等。从这些论著来看，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敌后抗日战场的研讨，主要聚焦于下述几个问题上。 关于敌后抗日战场内涵的科学界定问题。在传统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观念中，敌后抗日战场，又称为“解放区战场”。后一种称谓源始于矛老人家在翠¤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同时，朱德在翠¤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也直接名之曰《论解放区战场》。此后相沿成俗，中国大陆学者便习惯地将“敌后抗日战场”与“解放区战场”两个名称交互使用，专用于指翠¤领导下的抗日战场。但自1980年代以来，也不断有学者对此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学者们或者认为：敌后战场应当包括敌后抗日军事战场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张把二者“合二为一”，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加以研究；或者认为：虽然从历史事实和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斗争、根据地和党的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武装割据”理论来看，敌后抗日军事战场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但是为了使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不致于过份宽泛和便于从军事学的角度加强对敌后抗日战场的研究，还是应当划分为“敌后战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两个彼此相对具独立性的课题。另外，学者们对于如何看待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暨是否应将其包括入敌后战场的范围之内，也有着明显的分歧和争论。关于此点，我们将在后面撮述，此不赘言。

2、对于敌后战场抗日战略方针的研讨。关于翠¤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敌后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或者“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点，中国大陆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一方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传统的观点认为：1937年8月22—25日召开的洛川翠¤中央政治局会议（亦名“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分散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抗日战略方针。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政治局会议上，翠¤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坚持游击战的抗日战略方针。还有学者认为：直到翠¤六届六中全会上矛老人家的游击战战略方针被全党接受之前，翠¤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略方针仍然是以正规战为主。对此，有评论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个战略方针从提出到形成直至为翠¤党和军队的多数同志所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瓦窑堡会议在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时，也初步提出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任务和未来红军作战方针的一些设想。其后经洛川会议而进一步深化和走向成熟，至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而终于成为了全党的共识。

与此相关，针对传统观点将从“洛川会议”起翠¤党内围绕抗日军事战略方针而展开的争论

和存在的意见分歧视为“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由翠¤中央党校等单位组织有关学者利用档案史料，对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三月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抗战初期翠¤中央几次重要会议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基本认定：在抗战初期，翠¤党和红军领导人围绕开展游击战，还是进行正规战、运动战这一抗日战略方针的抉择，的确曾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但这只是正常的工作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争论，后经过讨论取得了一致的共识，并非什么“党内尖锐的路线斗争”。对于“左”倾教条主义思潮影响下，人们曾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绝对化的对立起来而提出的一些偏颇之论，学者们指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中国翠¤人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和作战形式，是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必须；但是它也不排除在形势有利时，适当地集中兵力以运动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尤其是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场上，八路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作战，这样的作战形式和战机也是不少的。所以，当时在翠¤党和军队领导层内部对军事指挥和兵力运用有某些不同意见和思想认识也是完全正常的，不能动辄就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来看问题。

3、关于敌后战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问题。前已述及，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战场的形成问题。对此，传统观点一般都根据矛老人家、朱德在翠¤七大上所作政治、军事报告中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分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但自1980年代以来，不时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他们提出：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国民党正面战场一个战场，当时八路军还将主要作战目标定位于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上；并且基本认定：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正式形成之最早时间应当是1938年秋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有的学者论述道：抗战初期，当国民党军队进行内线防御作战，处于敌进彼退状态时；八路军则逆日军进攻方向而进，向华北敌后挺进，在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在这个意义上，把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视为敌后抗日战场的开端，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际运作时，八路军3个主力师是在太原失陷后，才在华北敌后分别实行战略展开，建立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才初具规模，在江南，新四军是在1938年向苏南敌后进军，创立抗日根据地作为华中敌后战场的开端。而即使是在这时，敌后我军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在很多情况下仍处于比较多的犬牙交错状态。“所以，真正形成互相独立的两个战场则是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这就说明：翠¤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形成应有一个过程，且华北、华中、华南三个地区敌后抗日战场形成的时间也并不一致。从八路军出师华北，到太原失守后八路军主力战略展开在山西周围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再到翠¤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战略方针，八路军3个主力师挺进山东、冀中、冀鲁豫，到1939年初，“华北解放区战场在斗争中形成”。华中敌后抗日战场的创建以1938年4、5月间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建立茅山根据地为标志，到1939年上半年新四军在皖南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第四、五支队开辟津浦路东西根据地以及新四军江南部队北上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华中战场初步形成”。“1939年春季以后，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日趋活跃”，则标志着华南敌后抗日战场的形成。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是立足于对敌后抗日战场战略作用的考察，即：直到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翠¤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比较明显而且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4、关于敌后抗日战场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评判，实际上涉及

到前述两个战场究竟谁是抗日的主战场这一敏感问题。传统的观点如前所述，即强调翠¤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够艰苦支持并争取到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自1980年代以来，多数中国大陆学者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并且更进一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上，对之进行了更充分而全面的科学论证。如有的学者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惨败溃退与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作用进行比较论析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是对付敌人最有效的战略和战术”。“似乎可以说，正是在国民党的阵地战遭惨败后，游击战术的威力和作用更加显示出来。国民党正规军队作战，总是大军云集，把队伍平行摆开，列阵而待。更糟糕的是在华北战场上，把战斗力低劣的队伍配置在第一线，把战斗力较强的队伍放在第二线。日军凭借其优势的武器，以迂回和中央突破的战术，击破一点，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多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于是华北大片国土沦亡、政权瓦解，百姓涂炭，??正是在这危急时刻，八路军以游击战术插入敌后，??它最大的功绩是把日本占领的中国大部分领土变成了战场，使日军不得不回过头面对无时不在的大大小小的挑战，从而陷入了类似两线作战的窘境”。“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陷的危险，那末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有的学者根据统计数据提出：在八年抗战中，侵华日军共伤亡133万人，其中，翠¤领导的敌后战场共歼灭日军52万人，占全部被歼日军人数的40%；歼灭伪军118万人，几乎100%。从歼灭日军绝对数字来看，国民党军多于我军；但如果以作战军队的人数比例来看，翠¤军队在抗战开始时约5、6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在抗战开始时有陆军170多万人，抗战胜利时为440万人。则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人均歼敌数是国民党军队人均歼敌数的2倍。有的学者则分别考察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东北抗日联军等翠¤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后，提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不仅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而且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战争的形势，有力地推动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在整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无以估量的垂范作用”。或者称赞：新四军是“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华南敌后战场，不仅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的抗战，而且还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也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的对日作战”。有的学者则总结提出：“在我国进行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不是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而是翠¤领导的人民战争才坚持八年之久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因此，翠¤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了坚持持久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敌后战场“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可磨灭的贡献。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农村包围城市，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但如前所述，也有学者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军队的作战规模等方面考察后，提出：即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民党军正面防线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军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先后进行了诸如“三次长沙会战”、“宜枣会战”、“昆仑关大捷”等多次重大战役，其每次战役所投入的兵力和战斗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敌后战场，因此，“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也并非少数，且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的蓬勃开展和不断深入，持此种意见的学者还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5、对敌后战场一些重要战役战斗的具体研讨。在关于敌后抗日战场一些重要战役战斗的具体研讨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对“百团大战”评价上的拨乱反正。众所周知，因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是“百团大战”指挥者的缘故，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曾随着彭德怀政治命运的起伏，经历了一个从充分肯定、基本肯定到全盘否定，再到“失大于得”、“得失各半”、“得大于失”等多元化认识和当前基本上全盘肯定的复杂演变过程。在研讨中，多数学者基本认定：百团大战的发动及其巨大战果，对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驳斥国民党顽固派指责翠¤、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提高翠¤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海内外的威望和地位，都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而重大的作用。当然，作为一场出动兵力100个团、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战役，百团大战在军事指挥的某些阶段或者环节上也许还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甚至于如在战役第二阶段进行了与八路军武器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及个别战役指挥上的失误；但从总体上看，应该是功大于过，得大于失的。有的学者提出：百团大战发动之初，八路军总部主要是进行正太路交通破袭战，并未计划出动这么多部队。但在战役打响后，一些八路军部队主动投入战斗并扩大了战斗地域和作战成果。有的学者认为：百团大战并不存在“引火烧身”的问题，无论有无百团大战，日军在“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下，都要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而百团大战之前形成了八路军扩军高潮，军、政、民组织在百团大战的战役战斗中得到了巩固和提高，这些恰恰为后来战胜严重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的学者则不赞同“建国以来许多版本的翠¤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教材或专著，采取把百团大战与治安强化运动分开的写法，提出：“在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并非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但主要由于对于翠¤力量认识的不足，完全未做准备，因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百团大战后，日军“加深了对翠¤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开展了对华北各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翠¤政策的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学者们还在探讨百团大战结束时间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认为：百团大战开始于1940年8月20日，结束于同年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公布部队战绩，共进行了3个多月。有的学者则主张，以1941年1月24日暨晋西北军民结束反扫荡战斗，共进行了5个多月。

此外，学者们对于平型关战斗中歼敌人数、夜袭阳明堡机场和雁门关伏击战等战役战斗，均展开了热烈研讨，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观点。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国民党正面战场，主要是指侵华日军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一般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线两侧和一些重要战略要地。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了这些战略要地的正面防御作战，故中国大陆学者习惯于将其称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与翠¤领导的敌后战场共同抗日斗争的重要军事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50——1970年代的近30年时间里，与台湾学术界在国民党翠¤的影响下，极力贬低翠¤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同样的，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也极力淡化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的历史及重要作用。在这期间，中国大陆除了在个别回忆录性质的文史资料选辑中偶尔涉及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情形外，几乎没有公开出版或者披露过有关国民党

军队抗日作战的史料和论著，学者们即使是偶然涉及到此敏感问题，也是努力描绘国民党军队在其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在正面战场上是如何丧师失地、节节败退的，在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功过上显得极其薄弱并且有欠客观、公正。

自从1978年翠¤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尤其是翠¤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消除台海两岸隔膜的良好愿望出发，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便开始真正正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日作战中的表现，并借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机会，展开了关于抗日主战场的争论，使得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成果较为丰硕、进展极其显著的领域之一。在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专著方面，主要有郭雄等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马振犊：《血染的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荣维木)、《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章)、《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敖文蔚）、《铁血远征——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田玄)等。在资料纂辑出版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3种，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该书共七卷，其中第二卷即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在具体战役的专题史料方面，主要有：翠¤中央党校翠¤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本），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南京市政协编：《中国空军抗战史料》等；回忆录性质的口述史料，主要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之：《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松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多种（均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此外，《历史档案》、《民国档案》、《近代史资料》和重庆市档案局编：《档案史料与研究》等，也先后编辑刊发了诸如：《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三次会议记录》、《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有关忻口战役作战指示和各部队战报选》、《武汉会战战况史料选》、《宜昌战役档案史料选》等大批珍贵档案史料。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抗日御侮》等，也已成为中国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必用的资料。在日本方面出版的资料或者回忆录中，值得关注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译：《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长沙作战》、《香港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1945)的中国派遣军》、《华北治安战》(这些史料均由中华书局内部印行)，以及《大东亚战争全史》、《冈村宁次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日本侵华内幕》等。比之于1980年

代以前，可供使用的资料已算是非常丰富。从新时期发表的大量论著来看，中国大陆学者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与讨论的热点及其进展，主要集中在下述问题上。

1、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到底有无抗日准备。1980年代以前的传统观点或者对此问题避而不谈，或者认为：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以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都因忙于国内的“剿共”和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安内”战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则坚持所谓的“不扩大、不妥协、不屈服”等原则，直到“七七”事变发生时，都并未做抗日的战略准备。但自从1985年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提出国民政府曾有抗日战争的军事准备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此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坚持传统观点的学者继续认定：“在抗战前的长时期内，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抗战几乎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已着手抗日的准备工作。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战略区；在军事准备上，进行了诸如实地侦察、修整江海防要塞和建筑国防工事，对军队进行统一整编和重新部署、充实军备，进行针对日军侵略行动的军事演习等；在经济建设上，主要是改进交通运输和后勤补给状况，进行财政、工业、水利等抗日准备，以增强国防经济实力等；并实行了国民军训、加强防空等。而《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和1988年第1期发表的《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也从史料的角度使人们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准备抗日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要领和军事部署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不过，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工作及其成效，学者们普遍评价不高。如有的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准备抗日的问题，但大多停留在计划和口头上，只是到1935年底，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侵华行动已经威胁到国民政府统治的稳固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才“不得不逐步把抗日准备从口头的幌子变成了初步的行动”。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到了1936年春季，国民政府开始全面修筑国防工事，至“七·七”事变前，江浙、山东、河南、晋绥、冀察等战略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已基本完成；到了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虎门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但由于受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的整个抗日准备工作可以说是“计划周密，进展缓慢，魄力有限，功效甚微”。

2、对国民党“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的评价问题。如前所述，传统的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只有“速胜论”。对其是否有战略方针以及如何评价其抗日战略方针，却持回避态度而几乎没有研究。而目前多数的中国学者则一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一个统一的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国共两党在持久战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大胜”。

对于国民党是何时提出“持久消耗战”这一战略方针的？学者们或者主张1932年说。即：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就明确写道：对日本要“长期抵抗”。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更明确地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发展至1937年8月，国防会议便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或者主张1935年说。认为：1935年春夏间，蒋介石提出了“持久消耗战”这一对日抗战战略的初步构想；至1937年8月7日，由南京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为抗日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但直到1938月11月，南岳军事

会议时才最终在国民党军、政领导层中形成共识。也有学者主张：一直到了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翠¤才确定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并将其运用到的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上。如有的学者提出：过去我们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总是以片面抗战的路线笼统地评价之，认为这一时期的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并无一定的战略指导方针；而台湾的一些史学家又过份强调国民政府与国民党蒋介石早已洞察了抗日战争爆发的必然性。认为：从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就拟定了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以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抗战初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持久抗日军事战略有一个形成过程。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国民党及其军队“持久战的思想已有所萌芽”；但是在淞沪战役的指挥中，“我们丝毫也看不出任何持久作战的战略思想，相反，却大有赌国运于一战的打算”。淞沪战役后，国民政府虽然已被迫认识到“战事已转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但这“并不等于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了持久战方针，更不等于在具体战役战斗上能正确地运用持久战的战术”。直到南京、上海失陷后，国民党蒋介石才“逐步认识到了主动积极防御的重要性”。台儿庄战役“标志着国民党军事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在武汉保卫战中，国民党军及正面战场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战斗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军队不仅有节节抵抗的消耗战，也有主动围歼敌人的进攻战。在达到消耗日本侵略军力量和争取到坚持抗战的时间这一战略目的后，国民党军队便主动撤出了武汉，保存了继续坚持抗战的实力。有的学者分析指出：从抗战开始到南京失守，国民党军队虽然实行了“持久消耗战略”，但“实质上是试图用阵地消耗、战役持久，来达到战略速决的目的。”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才“开始实施持久战战略，并在理论上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敌败我胜的战争结局作了论证”。

对于“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的内容，学者们分析指出：它主要是由“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组成。其核心的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即：在中国抗日战争艰苦战斗的历史进程中，将会丧失一些国土，但可以由此用“空间”的损失来换取持久抗日作战所需要的“时间”，以逐步耗散敌军兵力，积蓄自身的抗战力量。“持久消耗战”战略的具体实施方略是“积小胜为大胜”，即：通过若干小的战役战斗胜利积累而成大的战役战争胜利，由局部的对日作战胜利扩展成为全国的彻底的抗日战争胜利。“持久战与消耗战是同一过程的战争发展趋向，持久说的是战争的时间，消耗说的是战争的内容”。

至于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及其效果，中国大陆学者多数者主张“二重性说”。即使是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认为：一方面，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国民政府统帅部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国情及其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抗战是长期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通过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力量的过程，从战略退却转到战略反攻，去争取抗战的胜利”。按照“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略，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的态势下，应当努力对日作战，但又要极力避免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保持军队主力不被敌军消灭，同时迅速扩建和加强军事力量，将坚持抗战的重心移向西南与西北地区，使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不能得逞。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也包含着诸如：其持久战战略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企图依赖外力援助

取得抗战胜利，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式，以阵地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争形式不适合当时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等错误因素。而且这些错误因素还“随着战争的延续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倾向的日趋上升，”在不断地发展着。同时，由于国民党在“持久消耗战”战略指导上的这些错误，造成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过快、过多和过大的损失，在抗战相持阶段其消极抗战倾向的逐步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严重失败。有的学者指出：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理论，“对奠定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格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但它又“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因而不能制定合乎中日战争特点的具体战略战术，而且在实战过程中，国民党往往背离持久作战的宗旨。”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战思想始终是不完全的”，“实际上只是指狭义的军事作战行动战略”。例如，在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统帅部就有了“持久消耗战略”的作战指导思想，但由于参战军队采用的是错误的“消极防御”和固守阵地的阵地战战术，使得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不能取得切实有效的战果。还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持久消耗战战略应该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运用两个层面的内容。动员全中国社会的最大力量与日本侵略者持久地拼消耗，以坚持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抗战到底，争取抗战胜利，是其战略目标；而“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则是其战略运用。国民党正面战场对这一战略的运用，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因其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作战、阵地战等战术所带来的明显局限性。相比而言，翠¤人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和“外线速决战”的作战方针，充分地把握了持久战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就要明显的持高一筹。

3、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若干问题的研讨。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是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初期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期间，国民党军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先后进行了平津战役、淞沪会战、忻口战役和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但这些战役最终都以国民党军力战不支、撤守退却而告结束。因此，持传统观点的学者每当提及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时，多以“丧师失地”、“腐败无能”等词语贬抑之。但从198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后，开始对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认为：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翠¤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战场努力抗战与节节败退交织交存的现象，学者们或者指出：“努力抗战是值得肯定的主流，丧师失地惨败溃退则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或者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一方面由不抵抗主义转变到比较努力抗战，但另一方面，又因为因循苟且、战争准备不足、消极防御、片面抗战、，内部派系不协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造成丧师失地局面，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或者指出：中日国防力量和技术上的差距，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溃败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若干战役的具体研讨，学者们主要围绕下述问题，展开了热烈

共存亡的打法，往往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令数十万国军将士浴血沙场，英勇牺牲，从而显示出一种慷慨悲歌、与敌偕亡的积极抗战景象。而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已改变战略指导思想为“持久消耗战”，在战役的指挥和作战方式上表现得较为理性了，不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有时，为了保存实力和避免更大的无谓牺牲，甚至采用对日避战态度，这就难免给人以消极抗战的印象。其次，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始终是抗日与反共并重的政治、军事方针。在抗战初期，因为日本侵略者大兵压境，将主要进攻目标指向国民党正面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以全部力量用于对日作战，而无力兼顾其积极的反共活动。但在抗战中后期，一方面是日军需被迫分散兵力来同时对付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翠¤敌后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受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压力日益减轻，使其越来越来越有更多的力量从事反共活动。按照矛老人家等翠¤领导人的观点，国民党反共活动方面越积极，其在抗日方面就必然会越消极。另一方面，中国翠¤及其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和人民军队力量的逐步成长壮大，特别是“百团大战”后国民党蒋介石了解到八路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便心生疑惧，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与翠¤争夺中国的统治权，便越来越注重保存实力。尤其是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英美对日宣战，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是把战胜日本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盟军和外援上，在对日作战中更加重视保存实力，其消极抗战和对日作战时“避战”、“逃战”的倾向亦更加普遍和愈益严重。但国民党正面战场这种消极抗战的作法，与其一直未停止对日和平交涉一样，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就必然地具有向日本人妥协投降的意图。

（2）、对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概而言之，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意见是基本否定态度。即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因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在对日作战中“极力避战”，虽然其军队在某些具体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但总的特征是“避战”、“逃战”和节节溃退，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妨碍和破坏坑战的作用。第二种意见是主张分成两个阶段评价。第一阶段是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也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一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可谓功过参半。第二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主要是依靠英美），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在这时期，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更加腐败，大批将领投降，部队失去战斗力。虽然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又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失败。所以，在这个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对中国抗日战争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自“七·七”事变到1940年，日军始终以国民党正面战场为进攻重点。1938年11月至1940年，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比较坚决地抗击了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较为沉重的打击。这时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对华作战重点对准翠¤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呈现消极避战状态。第四种意见对于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否地位日益下降持质疑态度，认为：“无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还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翠¤敌后战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3）、对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若干战役的重新评价。1944年初，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日军大本营自称曰“一号作战”），企图打通平汉、粤汉

铁路，掌握中国大陆交通线，同时阻止美空军利用中国浙、赣、闽等地机场空袭日本本土。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均以“大溃败”来概括国民党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并在肯定国民党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的同时，指责国民党翠¤的腐败造成了正面战场的这场大溃退。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也相继有学者分析指出：日本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并没有达到摧毁美空军基地和压迫国民政府投降的战役目的，“对1944至1945年初中国战场的形势，不能因一个豫湘桂的失败，就得出局势恶化了的简单结论”。有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将主要力量运用于滇缅战场和打通中印公路的战役，才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的失利。有的学者在评述国民党军豫湘桂战役的全面溃败时，对衡阳保卫战、洛阳战役、灵宝战役、桂林守卫战等，也给予了补充研讨和积极的肯定。例如，对于常德会战，学者们即指出：参与守城的国民党军第57师与敌血战，指挥员伤亡率高达95%，后勤兵员亦上战场作战，一直战至城内部队全部牺牲，其战况惨烈无比。日军也因伤亡严重，而被迫全线退却。又如：衡阳保卫战，国民党军第10军在军长方先觉率领下，孤军守城达40多天，直战到弹粮皆绝才被迫弃城。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1944年的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事实上形成了“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且随着滇西战场的胜利，中国战场摆脱了遭受日军两面夹击的局面，为1945年东线战场的反攻奠定了基础。因此，全面衡量和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得失，1944年的中国抗战还是“互有攻守，各有得失”，而中国方面则“得大于失”。 此外，学者们还对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南昌战役、上高战役、中印缅作战等具体战役战斗及其胜败得失，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启示我们：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是由许多重大战役以及更多的大、小战斗所组成的。对这些战役战斗的具体实证研究，是科学、全面而公正地评价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地位、作用的重要基础。

5、关于国民党地方部队抗战表现的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部队参加抗战的兵力达百万人以上，国民党军一些战区如第二战区即以地方部队为主力军。但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桂军、东北军、川军等国民党地方部队参加抗战的史实及其作用研究较少，而较为注意揭露一些地方实力派将领参与反共磨擦、进行对日妥协活动的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和不断深入，对国民党地方部队在抗战中的军事活动及其作用的研究，亦日益成为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军事活动的重点内容之一。从发表的论著来看，新时期中国学者侧重于以大量的史实说明国民党地方部队积极参加抗战并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形，强调指出：国民党地方部队几乎参与了正面战场所有的重要战役，在广大的抗日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参加抗日战争并英勇奋战的史实及重要贡献，是研究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中国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伟大意义。

6、关于正面战场海军与空军作战问题的研究。这是1990年代以后，才引起中国大陆学术界重视并开辟的新研究领域。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中国海军抗战，因1997年著名的“中山舰”在沉没60年后被打捞出水而引起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重视，并掀起了研究热潮。目前，学者们主要集中研究中国海军以长江为主要战场的江海防对日作战问题。对此，有的学者将中国海军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

长江下游配合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进行了江阴要塞保卫战。第二阶段，为配合武汉保卫战而参与了长江中游的马当、湖口和田家镇保卫战，并以自沉军舰堵塞长江水道来阻击日本海军溯江而上的攻势。第三阶段，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于长江中游以水雷封锁长江航道来拱卫陪都重庆，同时在长江下游开展敌后布雷游击战斗。并且提出：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先是在淞沪会战中为了配合陆军作战而采取攻势防御，准备协同陆军攻击由海口登陆之日军，并围歼长江口内的日本军舰，但因汉奸出卖，围歼日舰计划未成，于是转而实行守势防御，主要采取沉船阻塞、水上袭击、水上封锁、布雷游击等作战形式，配合陆军的防御作战。就战术而言，这也是国民党军持久消耗战战略在海军作战中的具体运用。

对中国空军抗战史的研究，学者们指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在敌强我弱，实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坚持与处于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搏战，涌现出了高志航等一批著名抗战英雄。后在“战果与消耗俱增”的艰难窘境中，先是于1938年与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联合，在武汉、南昌、兰州等地与日本空军展开大规模空战，并远征台湾，轰炸松山机场；太平间战争爆发后，又与美军“飞虎队”联合，与日军争夺中国西南地区的制空权，轰炸日军在越南、泰国和中国境内的机场。至1943年鄂西中日大空战后，中国空军取得了空战主动权，并由此转入了战略进攻态势。在研究中，学者们除了着重记述中国空军英雄血战蓝天的壮烈史实关对一些史事及细节做必要的考订外，也对苏联志愿航空队、陈纳德领导的美空军“飞虎队”的在华对日抗战史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充分肯定。

另外，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配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还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海空军对日抗战的专著和历史文学。它们既有助于普通民众了解中国海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和战斗事迹，也为研治抗战时期中国海空军对日作战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线索。 四、几个争议较大问题的激烈论辩

1、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这个问题是1990年代中期学术界研讨较为热烈的问题，它包含：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总的战略反攻阶段，敌后解放区战场有无战略反攻和国民党战场有无战略反攻3个具体问题。

（1）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总的战略反攻阶段？自矛老人家发表《论持久战》，将中国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后，中国抗日战争曾经有一个战略反攻阶段似乎已成无庸置疑的铁定事实。但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展开发讨论，并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也没有出现战略反攻态势，其理由是：从理论上说，所谓“战略反攻”，一般是指战争的一方在战略防御的最后阶段，对进犯之敌实施战略攻势行动，是一种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过渡形式。在性质上，战略反攻带有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从敌强我弱向我优敌劣形势转折的意义。但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形势来看，从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状况而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敌强我弱的中日力量对比格局也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抗日战场并不具备战略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阶段也就没有能够到来。从历史实际来看，抗战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势行动，在性质上属于战役、战斗的进攻，而不是战略进攻。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即决定依靠英美盟军力量战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加上在雅尔塔会议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便放弃了依靠自己力量反攻的打算。后来，国民党了也曾制定了号称“白塔”的反攻计划，但始终没有战略总反攻的行动。

有的学者提出：长期以来史学界依据矛老人家的《论诗久战》，认为抗日战争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但是，当1944年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时，国民党正面战场正面临着豫湘桂大溃退，所以从全国抗日战场的整体形势来看，中国抗日战场并没有进入所谓的战略反攻阶段。至1945年8月中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前，日本政府已决定投降，并发出了投降通知。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而是在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在外部力量的支援下，急速转入胜利。”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战场即使有反攻行动，其时间也只有从1945年8月9日矛老人家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日本签字投降这20多天时间。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主张：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至少可以从1944年算起。因为从国际形势来看，从1943年下半年起，同盟国即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同时展开战略反攻，至1944年同盟国的战略反攻已进入到大规模进攻而且胜利在望的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和“四大强国”之一，也于1943年下半年开始，即在敌后战场发动了战略反攻，1944年通过在印缅战场上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的胜利，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至于中国抗日战场的战略反攻开始时间，则有1943年下半年、1944年初、1944年夏、1945年春和平共处945年8月等多种说法。有的学者还提出：我们不能简单而教条地理解战略反攻，战略反攻应当是包括总反攻与局部反攻两方面。局部反攻即标志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从这个视角来看，1944年，中国军队在敌后和西南的滇缅两个战略方向开始了已部反攻。西南方向反攻胜利后，1945年春，中国军队又制定了桂柳反攻计划，同年5月的湘西会战及其胜利拉开了东线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5—7月，中国军队开始战略大反攻，相继收复了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从总体上看，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由于海空军力量薄弱，不像其他盟国反攻作战时那样具备渡海作战、打进日本本土的条件，而只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二是中国战略反攻虽不像欧洲战场、苏联战场那样进行大兵团的进攻作战，但也与盟国的战略反攻一样，具有对侵略者攻势增多增强、向城市交通要道进攻、攻势猛烈等特征。

另外，中国抗日战争包括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两个部分，要说清楚中国抗日战争是否有战略反攻阶段，就必须分别对解放区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做具体剖析和论辩。对此，学者们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

（2）、敌后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阶段？对此问题，学者们也是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持否定意见者认为，判断敌后抗日战场是否有战略反攻的关键，是要看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是否出现了我方大体取得优势，呈现出我强敌弱的战争态势。而在事实上，“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不论是整个抗日战争，还是解放区战场，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状况并没有改变，战略反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而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也就没有到来”。“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作战，在性质上不是战略反攻，而是战役、战斗的进攻”。至于日本投降后敌后战场的大规模反攻作战，实际上是日军拒降与八路军受降之战。这种“八路军同日军的受降之战”，实际上是国共两党之间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将其称为战略反攻“似乎不太恰当”。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抗日战争中后期敌我力量对比中的日强我弱并不是绝对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抗日战争中日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一定

要将中国抗日战场放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形势下来分析，才说得清楚。从国际形势来看，1943年下半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已经处于左支右绌的明显劣势，处于被动境地。即使是在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所谓军事优势也是相对的，中国抗日战场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解放区战场已经取得了局部的优势，具备了战略反攻的条件。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抗日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反攻，主要表现在：一是敌我力量的变化，有明显的反攻形势；二是解放区军民有明显而积极主动的战略反攻行动；三是有显著的反攻战绩。但这些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对于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起点，又众说纷纭。或者主张以1943年秋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为标志，或主张以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为标志。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3）、国民党正面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没有实施战略反攻”。并且指出：1945年春，国民政府亦曾决定于同年秋开始对日军发动战略进攻，然而，日本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使国民党正面战场遭受重挫，喘息未定，反攻还“未及部署就绪，日本就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方面的‘大攻势计划’，未及实施”而只能停留在构想上。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出现过战略反攻阶段。如1944年初，中国军队与盟军在滇西缅北的反攻并打通中印公路，即是中国军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收复失地、配合盟军的局部反攻作战。并且强调指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局部失败，“不能掩盖中国军队同时期反攻胜利的事实”。至于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战略反攻开始时间，学者们同样是各持己见。或者主张以1945年4月的湘西会战为起点，或者主张以1945年春夏老河口、湘西两大战役为战略反攻开始的标志，进入8月后，则进入大反攻阶段，并且一直持续到同年10月甚至年底。

关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讨论与意见分歧。按照传统观点的说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抗日战场只有翠¤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对于活动于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中国大陆学者虽然也承认其客观存在，但强调那只是国民党和蒋介石为了反共才部署到敌后战场去搞“摩擦”的，而否认其抗日作战的性质。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也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了抗战时期还存在着一个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形成了一个敌后游击战场，应当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且论述道：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就已经注意到了运用游击战术的问题，提出了“应多运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安”的对日作战策略。1937年9月，第一战区主力调往晋东时，即命令吕正操、孙殿英、李福和等部留在河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主力军队有30个师30多万人和地方军队30万人，并建立了冀察、苏鲁两个战区等敌后游击战争指挥机关。有的学者提出：国民党自南岳军事会议后，即开始全面实施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的行动，“设立了冀察、苏鲁两个游击区，配置了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共20万兵力，另外在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设立了7个游击区，配置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总计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兵力约在50万人以上。这些游击化了的正规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极大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有的学者根据何应钦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党军在八年抗战期间，其投入敌后游击作战的军队1938年多达80万人，1940年底减少到60多万人，以后由于大批伪化和整编精简，呈逐年减少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a6m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