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战争观

先秦时期的战争观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古代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其中就包括先秦时代光彩夺目的军事文化。先秦时代留下的多种兵书是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兵书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状况。同时, 字里行间还透露着古代战争观念的变化和演进的信息, 十分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讨。

先秦战争观大约经历了四种形态: 天命战争观、民本战争观、功利战争观和战争观的初步融合。天命战争观盛行于三代, 衰落于春秋。民本战争观形成于春秋; 春秋以后, 为一些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发展, 更多地成为一种现实战争的批判理论。功利战争观起源很早, 但其取下面罩, 大张旗鼓地登上战争舞台是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战国后期, 出现了战争观初步融合趋势。

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这一时期, 天命观盛行, 延伸到战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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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即为天命战争观。人们认为: “天”是发动战争的依据, 制导着战争的进程, 安排着战争的结局。甚至连战役的部署、将帅的选择、进攻还是防御、前进还是后撤、是否驰援救守等等战争进程中的诸多重大问题, 都要通过祭祀和占卜的方式向天帝请示, 求得指引和帮助。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

春秋以后, 社会立体动荡: 政治上, 王权解纽; 文化上, 礼崩乐坏; 经济上, 私有土地出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 天命观念衰微, 现实理性萌芽; 神本思想隐退, 民本思想勃兴。旧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动摇, 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枷锁被冲破。。战争观念由天命神鬼为主导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民本战争观兴起;二是功利理性觉醒导致功利战争观勃兴。

民本战争观渐成潮流, 对战争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 春秋时期, 流行于战争活动中的民本战争观, 其立足点是要在战争中取胜, “抚民”只是手段, 为己所用才是目的。民是因为在战争中有使用价值而被重视、被“抚”的。春秋末期以后, 道、儒、墨家的诸子们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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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在民本战争观的道路上开拓前进, 他们继承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又有发展, 不再仅仅把民作为工具, 而是看到了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 提倡关怀人, 尊重人, 以人的生存、安康为基准确定对待战争的态度。

在先秦战争观中, 有三对矛盾相互角力, 推动了先秦战争观的发展。

第一, 战争目的上的服人与兼并。先秦战争目的发展大约可分三个时期: 一是以争夺生存空间、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原始部落战争; 二是以“服人”为目的的三代战争; 三是以“兼并”为目的的战国时期的战争。三代战争目的从掠夺、灭绝敌方的部落战争到以使对方服从为目的, 因为三代王朝地域范围扩大, 建立自己的共主地位成为政治目的, 不再如以前部落战争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 不必将对方赶尽杀绝。这种“服人”论一直影响到春秋。春秋时期, 与“以德服人”对立并存的是“以力服人”, 与“服而舍之”对立并存的是“兼并”。

第二, 战争手段上的重人道与重实力。所谓重人道, 有两个层面的内容: 黜暴力而重仁义。坚信“仁义”等道德手段有比战争暴力更有效、更深刻的征服力, 因而否定战争。总起来看, 先秦战争手段的人道化伦理建构, 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西周立国以后, 在强大的“敬德”、“明德”政治思潮中形成的“以德服人”的战争观念。二是春秋后期以后, 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诸子们所倡导的尚柔、禁贪; 教战、戒杀等思想。三是战国中期以后, 以荀子为代表所努力创建的“礼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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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王权与军权。政治的核心是政权, 在先秦就是王权。王权与军权是政治与军事关系的集中反映。由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 关系错综复杂,所以, 王权与军权的关系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与政治斗争相伴随, 不断发展演变的。粗略概括起来, 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王权直接统驭军事,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表现在军事指挥体系上就是君将一体，君王亲自担任军事统帅, 领兵打仗。接下来出现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对周天子而言, 是王权与军权的分离, 或者说是王权丧失了军权; 但对各国诸侯来说, 又是一种新层次上的君权与军权的统一。王权与军权分离。表现在军事指挥体系上就是君将分离, 将相一体。这一时期, 旧的王权体系瓦解, 新的君权体制还在建立之中, 君权与军权的关系非常复杂, 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也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君将分离, 将相一体在有的诸侯国是国君被架空的表现, 如晋国、齐国; 在有的诸侯国则是君权强化的反映, 如秦国。?文武分职, 专职将帅出现。王权以新的方式加强对军权的控制。专职将帅出现后, “相”并没有专司政务, 军事事务乃至战场指挥仍然是其职责之一。专司政务的“相”还未出现, 但是, 文武分职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总起来看, 先秦战争观主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发展: 一是作为思想家们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论证他们的学说服务; 一是军事家、政治家们对自己从事的军事、政治斗争的理论总结, 为现实军事、政治斗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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