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津租界地置地当寓公

到天津租界地置地当寓公，曾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野政客们一件颇为时髦的事情。之所以选在天津，一来租界地里安全，甭管谁上台，都不会跑到租界地里找麻烦；二来天津离着政治大舞台北京近，前台无论发生什么事，后院立刻知道，可进可退，十分方便。

在天津的租界里，那些民国时期的总理、总长，还有北洋时期的各省督军及早年声名显赫的遗老遗少、官僚买办比比皆是，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几乎走过一个大院子就能说出一个人名，溥仪、那桐、袁世凯、冯国璋、唐绍仪、张勋、孙传芳…… 随便拎出来一个，就是军政界的大腕。如此多的大人物集中在一座城市的某一狭窄地域内，这似乎只有天津卫才有这般的“荣幸”。 今天当人们从高楼林立的天津窥到那一百年前的津门旧影，偶然经过那些镶着白色玉石文物标牌的熟悉建筑，往往会恍然一惊，这些带着异国风情旧建筑的老主人，正是那些曾在租界地盖楼娶妾颐养天年，抑或是今朝当总统明日当寓公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界风云人物，为途经的人们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旧日心情……

“寓公”一词，古已有之。据《辞源》解释，寓公系指失去领地寄寓他国的诸侯而言，后来也泛指寄居他乡的官吏身份之人。

清末，天津成为距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就达四十万。升迁无望的失宠大臣，在京城不敢张扬不义之财的王爷，观望宫廷变化的下野官吏，统统跑到天津这块风水宝地来，置房子买地做买卖都能发财。及至近代，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封建皇室、贵族、重臣顿时失去权势，被称为遗老遗少，成为被时代抛弃的落伍者；民国建立以后，北洋军事集团攫取了政权，政局动荡不安，派系纷争乃至穷兵黩武，权柄频频易手，军阀、政客忽而上台忽而下野，政坛人事朝夕嬗变。这样，社会上就出现了一批批所谓寓公的特殊人物，他们栖身于租界，托庇于外国势力之下。天津距政治中心北京，近在咫尺，又是外国租界最多的繁华都市，很自然地成为了寓公云集之地。 天津到底有多少寓公？

就清朝遗老遗少来说，地位最显赫的莫过于逊帝溥仪。其他贵胄人物如溥仪的父亲载沣、庆亲王载振，以及满汉臣僚载涛、那桐、铁良、荣庆、李淮、张鸣岐、马玉昆乃至太监小德张等等，都在天津筑有安乐窝。

北洋政府的许多要员，还在台上掌权的时候便在天津安置了私宅，以为退身之路。北洋政府的五位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在天津租界都有奢华的宅邸。北洋政府时期的32届内阁，有三分之一的总理，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高凌霨、潘复等，都曾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设有公馆。内阁部长一级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声显赫的如曹汝霖、王揖唐、王克敏、曾毓隽、段芝贵、鲍贵卿、陆锦、刘冠雄、吴毓麟、吴光新……至于下野的督军、督办、巡阅使和省长一类的人物也是多不胜数，如张勋、倪嗣冲、孙传芳、王占元、陈光远、齐燮元、卢永祥、李厚基、田中玉、王怀庆、汤玉麟、张作相……等而次之，寓居天津的一般军长、师长、厅长、局长，夸张一点说，多如过江之鲫。有人曾做过估计，天津租界里的寓公先后不下500人之多。他们形成了天津社会一种潜在势力，让天津成为了一个酝酿政治风云的“大后台”。 溥仪

溥仪这位末代皇帝在天津度过了6年的寓公生活，这6年在天津，溥仪逛街、吃西餐、看电影却依旧做着他的复辟大清王朝的美梦；在天津，文绣一场轰轰烈烈的“妃革命”，让溥仪丢尽了面子；在天津，溥仪在日本人的阴谋下出逃东北……

张园和静园，津门宅邸，要不是因为溥仪先后在此落脚，这里也只是“津门宅邸”。 在天津隐居于日租界静园的溥仪并没有真的安心世外，表面上他只是闲娱在吃喝玩乐之间，

对外除了遗老旧臣外一律不见客。然而，在这7年间，日本人牢牢地控制着溥仪，并在他的身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清朝遗老遗少们也向溥仪灌输借用日本人的力量来复辟的思想，而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则希望日本人加速对中国的干涉，趁此大捞一把。就这样，日本人想找个傀儡作为侵略中国的遮羞布，于是就想到了溥仪；溥仪等复辟派们想要达到复辟的目的，也想借用日本人的力量，于是二者就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了。

就在静园被日本人闹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溥仪没有想到，他冷落多时的妃子文绣也来给他“添乱”。1922年12 月1日，北京的老百姓有幸目睹了统治中国300多年的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结婚大典。但是，人们并没有想到，9年后，文绣就在天津闹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妃革命”，与溥仪正式离婚。

文绣不愿做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她向往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然而，她这一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在这个没落的帝王之家，却根本得不到满足。文绣曾经痛苦地几次自杀未遂，然而，就在文绣寻死不成，终日以泪洗面、度日如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该法规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得知此条法律的颁布如获至宝，终于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文绣于1931年8月25日闹起了轰动一时的妃子革命。

那些日子，溥仪手足无措，坐卧不安。为了维护小皇帝的脸面，溥仪的律师和身边的遗老多方通融，才免去了对簿公堂，以溥仪一次给予文绣生活赡养费5.5万元了结。

此后，当天津记者刘冉公在报上登出了为溥仪辟谣新闻的同一天，溥仪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离天津而去，葬送了东北。 徐世昌

当寓公的下野政客，并非悠闲自在，大部分人还想伺机再走上前台北京，去发号施令，去发挥“余热”。但也有人心甘情愿当一回闲云野鹤，残囊醚炷辍T伪毖笳笞芡车男焓啦?922年被直系军阀击败下台后，就曾寓居在英租界牛津道一所小洋楼里，做了17年“租界寓公”。 徐世昌的住所是单独一个大院，即现今的新华路255号，楼房系三层，砖木结构，其别致的凹字形陡峭瓦屋顶与弧形欧式观赏露台，相互衬托，具有鲜明的英式别墅建筑特色。室内装修具有中国传统意味，各种设备齐全。院内花木扶疏，景色秀丽。与他“文治总统”的身份十分相称。

徐世昌在天津寓所里，著书立说，诗、书、画一体三面。书房匾题“退耕堂”，辑《退耕堂政书》，明志曰：“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徐氏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徐世昌还是一位精于鉴赏的文物收藏家，如扬州画派启蒙者清初画家八大山人朱耷的《河上画图》写意长卷，是其十分难得的花卉代表作，徐一见倾倒，购藏后钤章秘宝之。如今它已归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成为清人作品的镇馆之宝。

徐世昌喜欢在住宅空地上开畦种菜。每当茶余饭后，他就来到菜畦旁，或亲自指点佣人培植蔬菜，或自己换上短衣，手持锄头，在菜畦中间劳作，并以此为题拍摄照片，题名为“退耕图”。他常吟古诗“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引以自豪。

徐世昌与严修是同年考进士之挚友，徐在寓所多次接待过严修。严修创办南开学校时，徐世昌带头慷慨解囊捐资。张伯岑校长承诺：凡徐家后人入南开毋庸考试。

为了表示厌倦国事，他从不看报，并不许子女在他面前议论国事。“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反常态，每晚睡前让子女读报。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对时局更加关心，并推断蒋介石“纵然有些诺言，也是权宜之计，过后可以不算数”。蒋后来所作所为果然不出其所料。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汉奸王克敏、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日本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

土肥原多次劝说徐世昌出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不但闭门不见，还痛斥这些败类：贪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晚节不忠。

这一年，日本人在天津游说的不仅是徐世昌一人，还有政治名声不太好而且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但令日本人扼腕的是，此时的曹锟可谓高风亮节。无论是面对日本特务还是汉奸，或是不开大门，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这当是曹锟一生中最为耀眼的亮光。 倪嗣冲

倪嗣冲出身官僚家庭，是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安徽督军。做官后的他由于深知官场内幕，善于钻营，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他的军政生涯中，紧紧追随袁世凯和段祺瑞，可谓北洋派皖系急先锋。但1920年，皖系战败，倪嗣冲辞去安徽军政各职，寓居天津。

和其他寓公不同的是，倪嗣冲是北洋军阀中在天津投资最多的一人。他曾投资金城银行60万元，投资大陆银行10 万元。倪嗣冲身边的王郅隆，是天津粮业的权威，在商会中也是个主要人物，对于经营盐务、粮业、银行业均有丰富经验，尤其是在合作运销江南大米、兜售军粮生意中替倪嗣冲捞到了巨额利润。

随着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超额利润大大地吸引了北洋军阀官僚投资于见效快的纺织、食品及化学工业。倪嗣冲也不例外。

天津裕元纱厂是倪投资最多的一个企业，投资额达100余万元，他还投资20余万元在西站开设大丰机器面粉公司，与天津大盐商李颂臣合资设恒益粮号，投资4万元。倪嗣冲还投资中国油漆公司创办北京丹凤火柴公司，后与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合并，改为丹华火柴公司、生产安全火柴。

财源广进让倪嗣冲在天津频盖寓所。倪嗣冲在津寓所有三处，第一处在原意租界三马路(今河北区进步道)西段南侧，是一幢非常讲究的大楼。第二处在原英租界围墙道(今南京路和平保育院)，原为一座大楼，院内地势宽敞，他又加盖楼房一幢，有假山、凉亭，配以花草树木；甚为幽雅。倪嗣冲很是喜欢这里，自1920年在天津寓居后，就一直住在这里。第三处在原英租界马场道(今儿童医院址)，倪购置地皮后，计划兴建为晚年生活的倪家花园。这第三座住宅仅建成院墙及花房数间，1924年，倪嗣冲便患疯癫病死。他在天津留下的除了他显赫一时的名声，还有来不及享受的万贯家财。

说不尽的民国风云人物

以1928年为界，可将“中华民国”38年的历史分为两段：1928年前，通常被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际公认的中国首都在北京； 1928年后，则由国民党实行专政，是为南京政府。因此对我们来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像是隔了一代的历史。 显然，民国的政权并非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北洋军阀”其实是国民党的死敌，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才要发动“北伐”去消灭它。北洋集团和国民党的对立，可上溯到民国成立之初。民国二年(1913年)3 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北洋集团刺杀，引发了“二次革命”，但旋即失败，孙中山等人只好流亡海外。因此，此时的中国，虽有分裂的苗头，却无分裂的事实。但是到了1916年初，梁启超、蔡锷、唐继尧等人为了反对洪宪帝制，发动了护国运动。国民党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借助地方军阀的势力，

在西南和华南的一些省份站住了脚跟，并终于星火燎原。从此，中国陷入“一国两府”的分裂局面，一直持续到1928年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 将这些历史统称为“军阀混战”，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在军阀混战的背后，另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首先，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多是从“北洋系”，中派生出来的，而“北洋系”可说是袁世凯的禁脔，故袁世凯在世时，军阀混战是不存在的。其次，袁世凯死后，在北洋政府的中央，关于如何结束分裂的问题，被争论得不可开交，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三位总统要和平统一，段祺瑞和张作霖却力主行武力征服。然而对于北洋集团内部，这几个身居权力巅峰之人，主观上都是排斥军阀混战的，因为他们都自诩为北洋的领袖，而军阀混战即北洋内讧。再次，从1916年到1923年，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是有连贯性的，他们和南方军政府一起，为消除分裂局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1928年前的民国，前后有过七位“总统”，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五任 “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一位“执政”(段祺瑞) 和一位“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由于赖以产生总统的国会和“约法” 屡遭摧残，加之前五任总统无不下场凄惨，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便不能也不愿用“总统”之名了，但他们确实都是如假包换的国家元首。 这七个人都已被盖棺论定。除张作霖尚有些评书传奇流传于世之外，其余六人皆被绘上丑角的脸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身处新旧交驰、天地翻覆的时代，具有后人所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对他们，绝不能简单地一棒子打死。 首先，他们都曾是清朝的臣子，故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派官僚的习气。但在前清，他们又是思想较为进步、实际上也很有作为的臣子。如袁世凯之经略朝鲜和治理直隶，徐世昌之治理东北，都是卓有成效的，在当时都是有口皆碑的。而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在张之洞、袁世凯以西法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崭露头角的，是名噪全国的军事人才。至于曹锟和张作霖，一直被认为是两个粗浑的武人，却也在剿平东蒙匪乱的艰苦战争中立下大功。值得一提的是，袁、黎、冯、曹、段，都出身于正规的军人；徐世昌虽是文人，却也曾在小站新军中担任要职；只有一个张作霖，出身竟然是“胡匪”，但他们这些东北“胡匪”，却被宋教仁亲切地称作“二十世纪之梁山泊”。 其次，就整体而言，他们是失败者，已被证明不能将中国带上光明的道路。但是毫无争议的是，他们都是民国前17年中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在权力的巅峰，也都不是一事无成的，至少在主观上做了一番努力。有的固然鹰扬跋扈，有的却颇有些壮志未酬的悲凉。袁世觊在民国初年，于政治阴谋之外，在经济方面是有一定起色的，因此他那 “袁大头”的银元才能如此坚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三位受制于人的可怜总统，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和平统一的政策，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符合。而段祺瑞和张作霖，虽然大体上奉行军事对抗的政策，但是前者通过参加“一战”为中国争取到了少许的外交筹码，而后者最终拒绝与日本继续合作，以至于陪上了自己的性命。至于曹锟，虽然是通过贿选才当上总统的，却在任内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宪法，且并无多少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昏君”或“暴君”，他的领袖才能还被顾维钧博士在《回忆录》中赞赏不已。何况，曹锟的政治生命，是与吴佩孚牢牢捆绑在一起的，而吴佩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得到民众广泛拥护的。 最后，他们的晚节令人叹赏。这些被指为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早已被革命的军队打倒，但当他们面对外敌时，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民族气概。冯国璋和黎元洪去世较早，而当他们年轻时，都曾主动刺探过日本的军事情报，以报国需。黎元洪参加甲午海战时，敢于凿船自沉，后来他屡次身处危境，都甘愿成仁，决不有损大义。徐世昌、段祺瑞、曹锟以及吴佩孚，上世纪30年代都陷身于华北，自然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但他们都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除了段祺瑞被其学生蒋介石接到上海予以保护外，徐、曹、吴都于不久后辞世，而他们的死因，或多或少都与日本人有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更为天下共知。至于袁世凯，虽然复辟帝制，后来窝囊地死去，却留下了两行遗书：“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其死不瞑目，仍

念念不忘外侮。如果我们了解他年轻时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会加深对这句遗言的理解。 综论之，这七位“总统”，都只能说是复杂时代的历史人物，而不能一概加以简单的否定。中国社会一贯的传统，是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界定英雄，故只崇拜打下江山的风流人物，而对声名狼藉的“军阀”不屑一顾。然而，这北洋时代的17年，不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也是一个迥异于民国后22年的“异数”，就这些“总统”的个人情况而言，也同样如此。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最充分地了解那个风云惊变、万象峥嵘的大时代。

--------夏双刃

李纯与南开大学秀山堂 王昊

如今的南开大学附属幼儿园不显山不露水，那一栋建筑也毫无特色可言，拿它与周围几桩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相比，更让人觉得她老旧的不可言说。可是谁能想象的到，八十年前，就在这座建筑的原址上，曾伫立起一座即便是在现在看来也十分气派的大楼——其名为“秀山堂”。

解放前，南开大学原有建筑多为私人捐款兴建，为纪念捐资者对南开的贡献，故学校建筑物大部分以捐资人命名。木斋图书馆即为卢木斋先生出资捐建；思源堂则得惠于袁述之先生慨然捐助，“思源”亦有“思袁”之意。当时作为南开大学行政办公和文商科教学使用的秀山堂便是以北洋时期江苏督军李纯的名号所命名。

李纯，字秀山，天津人。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后追随袁世凯，深受器重，成为北洋嫡系。民国以后，先后出任江西督军、江苏督军、浦口商埠督办等职。李纯46岁时暴卒于督苏任上，身后却留下了巨额财产，其敛财之谜曾引得世间众说纷纭，猜测不断。不过，李纯虽系武人，却对乡梓办学“情有独钟”，他曾先后在天津河北三马路、河东关帝庙等地创办秀山小学三处。1919年严修、张伯苓为筹建南开大学，离津南下各省，向军政、绅商筹措办学经费。严、张一行车至南京，李纯接待甚为殷殷，并慨允愿为南开大学募集二十万元，同时还广泛发动北洋军政要员为南开捐资。平心而论，一介武人能如此热心公益，此举亦不失为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更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李纯去世后，遗书致其二弟李桂山，嘱将其遗产的四分之一——约50万元捐助南开大学作为学校永久基本金；另四分之一财产捐施直隶，作为赈济水灾居民之用。

1921年4月6日，李桂山的代表赵星五在天津懋业银行会见严修的代表武问泉、校董卞俶成、校长张伯苓和华午晴，当面交到李纯遗嘱捐予南开大学基金民国元年公债券218万8千元又现洋48元，总计约合50万零6银元。学校接收这笔款项后，当即存入懋业银行。李纯也被校董会推为南开大学创办人，李桂山为基金管理员。1924年落成的学校行政办公和文商科教学楼便是以李纯所捐基金建设而成，为铭记他对南开的慷慨捐输，大楼被命名为“秀山堂”，并铸李秀山铜像，以兹纪念。1937年7月30日秀山堂为侵华日军所毁，直至1971年学校在原址基础上重建地上一层和部分二层，作为南开大学的附属幼儿园使用至今

李纯是谁？

在这个google横行的时代，知晓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然而“李纯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我，正如同“天津是谁”这个问题一样，google是苍白的。

天津是谁？一座城市就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他的灵魂，有他的性格。其实在我看来，天津的灵魂和性格，和我刚刚造访过的这座老宅，有着惊人的相似。

天津是一座寂寞的城市，它的繁华似乎随着北洋时代的结束，也慢慢归于了沉寂。天津者，天子经由之渡口也。这片秦时的渔阳古地，由于作为明成祖出海的港口而得名，扼守京畿，拱倚帝都，600年前成为了京师的卫城。它的偏安一隅，也许从地理上注定了它的命运。以江淮驻军移民形成居民主体的天津，今天仍然存在以旧城为中心，呈倒置等腰三角形形状的“方言岛”，在整个华北地区，泊自外乡、特立独行的天津话正像一座孤岛般存在着。

“八国资本的滩头、没落贵族的外所”，描述了天津近代的短暂喧闹，这在它的老城中留下了极多的遗迹。走在和平区那些破旧逼仄的巷道间，身旁的某一处老屋也许就是当年一个叱咤风云人物的隐居所在。时常闪出的几处斑驳的名牌上往往有着一些尘封多年的名字，诸如曹琨、冯国璋、孙传芳、黎元洪、段祺瑞，乃至逊帝溥仪。他们和那老宅的主人——李纯一样，或为下野政客、或为失意军阀、或为遗老遗少，带着“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落寞和惆怅，避居天津，在充满灰色的庇护和享乐中，放任着余生的颓唐。

死血的注入不会给机体带来生机；李纯们的到来，自给天津融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气氛，塑造了一种游离、自闭而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性格，甚至一直笼罩到了今天。现在这些黯淡的遗迹，正如我镜头中李纯的老宅，独自支撑着疲惫的身躯，尘封在杂乱的堆砌之下。

同上海一样拥有九国租界的天津，在海河之畔，坚实高大的罗马式券柱、凹凸起伏的巴洛克式立面、还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华美雕刻，依然在苍凉中舒展着身躯，那些斑驳的铜牌上还依稀可辨“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的字迹，祭奠着远去的时代。此刻，它们旁侧堆满了凌乱的火柴盒小房，身上可见无聊的涂鸦，内部回响的是占据这里开店的生意人对房东的咒骂，从它们脚下走过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这些静默庞然大物的兴趣。这是一座城市的整体失忆，历史在嘈杂聒噪的市民文化面前显得无奈。此时，上海外滩的租界建筑群正璀璨夺目，光彩照人。

天津到底是谁？关于天津，书上和新闻中会找到太多关于它的消息，然而这些东西却正如企图用google去查询“李纯是谁”一样，看到的是一些生硬的头衔和评价，却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有血有肉的真面目。当天津面对这个其实每个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在棘手之外，更多了一些尴尬。恐怕它自己也难以定位它的从前和现在。

一座城市的灵魂，渗透在骨子里，贯穿它生命的始终。当我看到在邓公苦心经营MarketEconomy已逾近30年的今天，这里的生意人依然用迎风招展的旗帜强调着斗大的“国营”两个字时；当我发现在时代日渐追求简约清新、返璞归真的今天，这里女孩们的打扮还是浓妆艳抹、花枝招展时，我知道，天津仍然是寂寞的，这种寂寞与其历史如出一辙。当年的喧闹在今天还存在，只

是变作了热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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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orsing 回复于：2006-08-27 15:48:40

[color=Blue]美国前总统胡佛故居

许多历史资料记载：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胡佛早年发迹津门，在天津断断续续工作和生活了15年之久，但他的故居在哪里？一直是个谜。

胡佛发迹津门 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胡佛于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的西布兰奇，6岁丧父，8岁丧母。 1895年他从加州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几家采矿公司工作。1897年应聘为伦敦的比尤伊克——莫林采矿公司派往澳大利亚分公司经理。1898年12月，24岁的胡佛应清政府的聘请来中国工作，经天津利顺德饭店经理墨林介绍在墨林公司——中国机矿公司当经理，兼煤矿技师，当时他的中国名字叫胡华。 翌年2月10日，他与大学女友卢·亨利结婚，据说俩人是在利顺德举行的隆重婚礼，在蜜月中一起游过中国的许多省区，在天津生下了两个儿子小赫伯特和艾伦。 不久，胡佛在开平煤矿担任总工程师，妻子卢·亨利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工作。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天津兴起，胡佛和其他外国人同被囚禁达四星期之后释放。不久，八国联军入侵天津，胡佛指挥侨民为联军建筑街垒，卢·亨利帮助护理联军伤员。后来，他们才撤退到戈登堂（今天津市政府址）附近的利顺德饭店。是年7月，八国联军在攻占天津城厢时，胡佛利用熟悉天津地形之便，亲自作联军的向导，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侨民中的“风云人物”。 胡佛在任职期间，与德进琳一道从清政府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张翼手中秘密买下了开平煤矿。此事被张翼的亲家周学熙发觉，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告发。1905年初，清政府令张翼偕著名学者严复赴伦敦劳伦斯法庭，与胡佛、德璀琳打了一场国际官司，历时3个月。同年3月15日，法庭宣告中国胜诉，责令胡佛、德璀琳限期归还开平煤矿。不久，胡佛等人经过密谋，使英国另一同级法庭竟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没有开庭、没有审理的情况下，宣布取消了劳伦斯法庭的判决。清政府收回开平煤矿的事终成泡影。 1912年6月，由胡佛与德璀琳参与，正式签订开平、滦州两矿联合营业契约，成立开滦总局，由政府派督办。由此，经胡佛等人策划，英国在远东地区诞生了又一个大型企业——开滦煤矿。 1913年，胡佛在天津发迹后，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在旧金山自设公司，并在世界各地设立分公司，成为商界知名人士。后参与政府粮食部门的领导工作，1921年开始当了八年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他当选为美国第31届总统。1933年胡佛任期届满，回加州致力于胡佛研究所工作。他一生著述颇丰，有《采矿原理》、《持久和平问题》、《美国史诗》等。1964年10月20日，胡佛因病在纽约寓所逝世，终年91岁。

寻访胡佛故居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胡佛纪念馆就曾派人来津寻访胡佛故居。那时，他们找到了天津历史博物馆，该馆陈克先生（现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曾带领他们在小白楼一带作了一番寻访，但没有结果。

1993年6月，第一届中国利顺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天津日报》曾发表了孙建军、赵晋夫、董建津撰写的《叩开利顺德神秘客房》一文，在“309号：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在这里发迹”的小标题下，写到“1903年，胡佛从开平煤矿的巨额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在利顺德饭店前人称墨林角的地方营造了一幢豪华别墅（今市委院内?红楼?）”。但据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罗澍伟所长讲，市委院内的“红楼”是英国驻津领事馆。

1995年，在天津开发区工作的美国国际技术管理公司副总裁、法学博士孙约翰先生找到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罗澍伟所长，希望帮助寻访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在津故居。孙约翰先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对天津的历史特别感兴趣，他搜集到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天津租界的地图和胡佛在津故居的住宅图，并从英文版《胡佛传记》中胡佛给妻子卢·亨利的信中了解到在地图上大致的位置。位置是在墙子河平安桥（位于今音乐厅一侧南京路上）下马场道上。根据提供的线索，罗所长找到了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顾问杨大辛先生，一起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与考察。他们一座一座地对照住宅图考察马场道东口的楼房，但一直也没有找到。后来，听说和平区重庆道小学的校舍楼是近些年重建的，于是罗所长不辞辛苦地来到位于马场道6号的重庆道小学。他请学校老领导和老教师观看胡佛在津故居的住宅图，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太像拆掉的西楼了。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罗所长翻阅了学校的校史资料，看了老楼拆前的局部损坏情况的照片。据校史资料记载：重庆道小学原建筑为东西两栋楼，中间有甬道。楼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局部三层，并有地下室，有宽敞的后院，建筑面积3345.42平方米。据专家推测，该楼为20世纪初所建。从资料可查，1942年前，该楼分别为6家民宅。

1942年在英文学校（今20中学）成立日本宫岛女子高级中学，该楼为“女高”宿舍。抗战胜利后，改为第十区中心国民学校。解放后改为第十区中心小学，后易名第五区中心小学、新华区中心小学、二十中附小。1968年改名为和平区重庆道小学至今。

1995年夏天，罗所长因工作忙，希望笔者帮助寻访认定胡佛在津故居，为此我多次走访了重庆道小学，老校长尹德生和老教师对照胡佛故居的住宅图认真回忆，有的还画了图，并找来在老楼校门前拍的照片协助认定。尹德生校长讲：故居的住宅图是老楼的侧面，可是现有的照片是正面的。但从正面照片可以看出窗户都是拱形的，有许多相像之处。

为了进一步寻访认定胡佛在津故居，笔者又走访了毗邻的二十中学老教师、重庆道小学的老毕业生，他们对照胡佛故居的住宅图都认为是重庆道小学已拆的西楼。笔者也走访了市房管局史志办公室的同志，但是没有收获。1996年3月，笔者走访了和平区教育局校舍管理科，孙吉禄科长见到胡佛故居的住宅图后说：这就是重庆道小学，该校老楼地震严重损坏，我曾多次到该校检查校舍，其西楼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楼的侧面。他找来了负责档案的张津如老师，张老师费了很大的周折找到了老搂的四张照片，有一张是西楼的正面照片，其他三张是损坏的局部照片。虽然没找到侧面照片是个遗憾，但这张正面照片却非常清晰，为确认胡佛故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996年5月30日，孙约翰、罗澍伟、陈克、魏克昌、方兆麟等美中专家学者及《今晚报》、《天津青年报》、《天津商报》记者聚集重庆道小学，与重庆道小学领导、教师举行座谈，大家一致确认：和平区重庆道小学已拆的西楼是胡佛在津故居，该校是胡佛在津故居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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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orsing 回复于：2006-08-27 15:49:12

[color=Blue]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曾于1899年2月至1901年底在中国生活了近3年，这3年是他人生的创业阶段，他在中国发迹并积累了大量资本，为他今后步入政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离开中国10余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他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当年在中国的经历，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赞美和崇敬。

从孤儿到总统

赫伯特·胡佛，1874年8月10日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一个虔诚的公谊会教徒家庭。父亲是一名铁匠，在胡佛6岁时去世，3年后，母亲也相继去世。孤儿胡佛先是寄居在叔叔家，两年后迁居舅舅家，11岁后搬到俄勒冈州，由任学校督导的伯父将其抚养成人。坎坷的童年经历，让他过早地成熟并学会了自立，白天在伯父开办的俄勒冈土地公司里当办公室杂役，记账、打字，晚上读商业夜校。17岁时，胡佛考入了斯坦福大学，在这里胡佛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卢·亨利，这为他四年的苦读增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胡佛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为了生存，他只得到加利福尼亚州当了两年矿工，每班工作10个小时，却只能挣到可怜的两美元。1897年，英国经营矿业的最大商行组织毕威克——墨林采矿公司招聘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地质学家，并要求应征者为35岁以上。当年只有23岁的胡佛在应聘时，用虚报年龄的手段获得了这份工作。从此，胡佛的生活发生了转机。

不久，胡佛被派往 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一些矿区工作，当过工程师，做过管理人员。他的精明、圆滑、耐心和洞察力，深得业主墨林的赏识。1899年2月，24岁的胡佛奉派来到中国，在莫林公司——中国机矿公司任经理兼煤矿技师。经过广泛收集资料和考察，在《开平煤矿报告》中胡佛做出的结论是：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100万英镑，这个企业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高盈利的实业企业。于是，1900年7月30日，胡佛与德璀琳、墨林合谋从清政府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张翼手中秘密买下了开平煤矿。

1901年2月，胡佛因骗占开平煤矿和秦皇岛港有功，被提升为中英合办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总办。但是好景不长，同年秋形势急转直下。比利时股东从欧洲其他股东和中方股东手中买下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他们派了自己的人来做公司经理，还带来了比利时技术人员。胡佛同新任经理意见不合而辞职。同年11月，墨林公司以20%的股权吸收他入伙，胡佛携眷属回了伦敦。

1904年后，他还曾为开平公司经秦皇岛向南非斯互金矿输出华工，收取了43万元的佣金。至此，他已成为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百万富翁，这也为他后来步入政坛奠定了物质基础。

1913年胡佛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在旧金山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并在世界各地设立分公司，成为商界知名人士。至1914年，他已经拥有了400万美元的财产，并以这些财产为后盾逐步步入政界。先是参与政府粮食部门的领导工作，后从1921年开始当了8年的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

寻找金矿1899年2月，当收到墨林要他到中国工程矿业公司工作的电报后，胡佛立即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在加州的女友亨利，问她是否愿意嫁给自己，并一起去中国。得到亨利的同意后，胡佛立即前往加州与亨利举行了婚礼。第二天，他们俩双双启程前往中国。3月，胡佛夫妇抵达北京后不久，即来到天津并在今重庆道小学西楼旧址上住了下来，亨利在天津的一家 医院工作。他们给自己分别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胡佛叫胡华，亨利叫胡潞。此后，在这里，他们生了两个儿子赫伯特和艾伦。

墨林本打算让胡佛来中国开发煤矿、修建港口设施，然而，中国工程矿业公司的中方经理张烨茂却认为热河一带有含量丰富的金矿，如能发现一座大金矿，就会马上发大财，利润无可估量。胡佛虽表示异议，但还是服从命令带队开始了对热河一带的考察工作。

1900年4月，由100名中国骑兵和20名军官组成的考察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路上人欢马嘶，旌旗招展。一星期后，抵达山海关矿山时，眼前的一幕却让胡佛大惊失色。只见数千名当地群众黑黑压压地一起向他们涌来，胡佛以为是当地人不欢迎他们而要发生暴力冲突。翻译解释说，当地群众传说有一位外国“大官”的眼睛能穿透土地找到黄金，特来看看你和你神奇的眼睛。胡佛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他们很快失望地发现这片矿山早已被人开采过了，根本不可能再找到新的矿脉。此后，随着张烨茂不断收集有关金矿的信息，胡佛带队一次又一次踏上探宝的征程，他们走遍了山东、戈壁滩、东北、山西和陕西等地，每次考察少则数天，多则两个月，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未能发现金矿，他们沿途仍进行了多次地质勘查，希望能够找到蕴藏着铁、铜和铅等工业用金属的迹象，但这同样让他们失望了。这样的马背之旅一直进行了将近两个月，当到达戈壁沙漠时，胡佛突然接到“停止考察”的命令。6月，垂头丧气的胡佛回到天津时才知道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

被困天津一个月

在天津，胡佛听到了有关义和团袭击传教士和其他洋人的消息。胡佛和他的夫人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都躲到了胡佛的家中。但有一天深夜，一枚炮弹呼啸着飞进了他家的后窗，在房间里爆炸，将前门和它四周炸得粉碎，胡佛夫妇幸免于难。

侨民区内俄国上校瓦加克是军衔最高的军官，美国、日本、德国、俄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全部士兵都听他指挥，唯独英国军队听命于一意孤行的海军上校贝利。瓦加克听说胡佛手下有一些工程人员，就命令他们把逃到侨民区避难的华人基督徒组织起来修筑街垒。胡佛率领其他

几名外国人，很快组织起1000多名惊恐万状的华人基督徒，大家用一个大仓库的堆积物迅速垒起了一道墙，并在十字路口搭建了街垒，并以此为掩护击退了义和团的进攻。亨利则加入了志愿服务队护理伤员。

随后，张烨茂和唐绍仪也带着家眷躲进了侨民区。他们在一所与胡佛家隔街相望的大宅院里安顿下来，不久又有五六百名处境相似的中国下级官吏和受过外国教育的华人逃来此地。炮击停止后，不时有冷枪向侨民区射击，一些失去理智的侨民认定子弹是从胡佛家对面院子里射出来的。于是，贝利下令将张烨茂、唐绍仪等华人抓了起来进行战地军法审讯。正在吃晚饭的胡佛急忙放下饭碗连忙赶了过去，只见在火把的照耀下，盛气凌人的贝利正充当法官审讯着“犯人”，并听说已有几名中国人在附近河岸上被处决了。胡佛试图上前说明他们的身份，但歇斯底里的贝利却命令他马上离开。见此情景，胡佛骑上车直奔俄军总部将此事汇报给了瓦加克。听完胡佛的讲述后，瓦加克立即带上一个排的俄军士兵赶过来释放了这些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几枚炮弹击中了唐绍仪的住所，他的妻子和一个婴儿当场被炸死。胡佛等闻讯后及时赶到，与唐绍仪每人抱起一个孩子冲过街道来到胡佛家里，并由亨利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胡佛救下的孩子是唐绍仪五女儿唐梅，后来她嫁给了中国资深职业外交家顾维钧。18年后，唐梅来到了华盛顿见到胡佛时，用纯正的英文说：“我是唐绍仪的女儿，天津遭围困时,是您抱着我穿过街道的！”

密买煤矿发横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大沽，22日，英军以“饲养信鸽为义和团传递情报”为由，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抓了起来。正当被关在太古洋行一间旧厨房里的张冀惊魂未定之际，他的德国顾问德璀琳来了。深得张翼信任的德璀琳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张翼当日就被释放了。

德璀琳救了张翼，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成为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无奈，于次日开具了“保矿手据”，答应：“委派古斯塔·冯·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此后，胡佛与德璀琳共同炮制了《出卖开平矿务局合约》，即“卖约”。7月30日，德璀琳以开平矿务局总局代理的身份，胡佛以墨林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在“卖约”上签字。“卖约”规定：“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掌或应享有之权利、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利、数据、利益，转付、移交与开平有限公司。”

10月，胡佛带着“卖约”回到伦敦，墨林在嘉奖他5000美元后，又提出了对“卖约”的修改意见。他建议以他个人的名字取代“卖约”中威克——墨林公司的名字，以便他个人享有所有权益。墨林后找到国际财团为靠山，将开平卖给英商组成的“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组成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并且在英国进行了注册，承接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权。

1901年2月初，胡佛返回天津，串通德璀琳修改“卖约”。他们不仅以墨林的名字取代了威克

——墨林公司，而且还扩大了出让权益，并将“卖约”改为“移交约”。为了威逼利诱张翼签字，胡佛除承诺张翼终身为督办，给予优厚报酬外，还答应新公司将提出5万英磅股标作为张翼与德璀琳的酬劳，并许以一笔用以贿赂和收买有关方面的款项，包括给清政府的20万两白银。但看到“移交约”等于出卖开平矿务局的主权时，张翼坚决拒绝签字。为此，胡佛又连夜拟制了一份只是合办增股而非卖矿的“副约”。他对张翼说，“移交约”是为了满足英国法律的要求，而“副约”才是据以行事的文件。胡佛还威胁张翼说：“如果他不签字，英国公使和美国公使都要到中国外务部告状。”后经数次修改“副约”，并在丁家立的撮合下，2月19日，张翼、德璀琳、胡佛共同在契约上签字。

后此事被张翼的亲家周学熙发觉，并告发给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世凯接连三次向朝廷参奏张翼。1904年底，清政府令张翼偕著名学者严复赴伦敦劳伦斯法庭打了一场国际官司。翌年1月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张翼、胡佛、德璀琳、墨林等对簿公堂。经过数月14次的开庭审理，法院判决：“副约”对于各被告都具有约束力。但法院同时认为，该“副约”不能构成一个本院能判决强制执行的合同，因而不能直接命令履行合同。这场官司表面上是清政府胜诉了，但判决书只是“无法强制执行”的一纸空文，清政府根本无法收回开平煤矿。

胡佛这段不甚光彩的历史，一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疮疤。1928年竞选总统时，政敌就攻击他“手脚不干净”，称他当年在中国以非法手段捞取了一笔横财. [/color]

[color=Blue]清朝末期的13年中（1898年－1911年）中国共有16家华商银行成立。商办津浦殖业银行是这16家华商银行中以资本额排定，除通商、大清、交通三行之后的第四大银行，该行于宣统三年三月一日正式营业，总行设在天津法租界4号路（今滨江道）。

清末民初天津有八大家，李家是其中之一。津浦殖业银行就是盐商富豪李士钰（李善人）家族创办的。

宣统二年十月李士钰与其兄李士珍（“珍”应该是金字旁）（翰林院待讲学士）其弟李士铭开始策划成立银行事。李氏兄弟就是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家第一代。1932年李颂臣任津浦殖业银行总董的时候，李颂臣、李赞臣、李敬臣等则是八大家中的李家第二代了。

天津保存的近代建筑，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各自施展才能，为海河两岸留下了不少景观。这些建筑设计师中，包括意大利的保罗·鲍乃弟，奥地利的盖苓，比利时的沙德利、窝尔美，美国的海明勃利等，其中鲍乃弟和盖苓尤为突出。

意大利建筑设计师鲍乃弟

意大利建筑设计师鲍乃弟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居住在天津。他原住意租界大马路（现建国道），后居英租界科伦坡道（现常德道）。其职务为意租界工部局工程处工程师。他的妻原也在津居住，后来回了意大利。鲍乃弟又曾与白俄女子卓娅共同生活。卓娅赴希腊后，一说鲍乃弟随她去了希腊，一说回了意大利。

鲍乃弟为意租界、英租界、法租界设计了不少房屋。这些房屋充溢着南欧和意大利风格。鲍乃弟设计的主要建筑有意租界回力球场（现第一工人文化宫），其斜对面的立多利大楼，还有霞飞路2号张氏故居。五大道上的新式里弄住宅疙瘩楼和安乐村也出自鲍乃弟之手。这些建筑现已成为影视片的外景地，电视连续剧《今生今世》、《侬本多情》、《上海探戈》等多取景于此。 意租界回力球场 回力球场离马可·波罗广场不远，属意租界中心位置。回力球场（现民族路45至47号）建于1932年至1934年，为意大利塔式风格。主入口处门厅建有36米高的灯塔式塔楼，塔顶设有灯柱，正侧立面檐部一窗台下，饰有姿态各异的回力球运动员浮雕装饰带，突出了建筑物的特色。建筑内部设有回力球赛场、大看台、彩票房、宴会厅、舞厅、健身房、休息室等。

1945年，意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回力球场被勒令停业。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邀请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关颂坚和原意商立多利房地产公司瑞士籍工程师凯思乐按需要重新设计，将回力球场改建成文化宫大剧场。 花园路张氏故居

霞飞路（现和平区花园路）位于法租界，为圆形马路，围绕着法国花园（现中心公园）。这里是法租界的中心，四周以法式建筑为主，2号为张氏故居。

张氏名张谦，广东新会人，曾任中国驻檀香山领事、驻葡萄牙公使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长等职。1922年，由鲍乃弟设计的这幢小楼是集仿式楼房，造型新颖别致。主体是2层带地下室。楼门口设有两侧对称的高台阶和门厅。院落宽敞，有汽车房，并设有花木绿地和花坛。整所楼转墙为铁艺透视墙，景色幽美。[/color]

danceorsing 回复于：2006-11-29 12:55:13

[color=Blue]早在1879年11月3日，李鸿章的德国顾问汉纳根坐在轿子里观看天津，就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在这个城市宽阔的街道上，拥有数量众多的两三层小洋楼并且带有很大的花园，让人看起来就舒服，这样的景象即使在上海和香港也不多见。”当年小洋楼的设计师中有一位皎皎者，奥地利国家建筑鉴定议员著名建筑设计师罗尔夫·盖苓(ROLF GAILING)。

阿尔卑斯山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逶迤于漫坡碧草之间的兰色多瑙河，山巅上一座座巍峨的城堡交织出一幅幅童话般的美景。1884年7月盖苓在这里出生，自幼陶醉在如诗如画的环境里，使他对建筑和大自然的和谐美有着独到的领悟，并立志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建筑美的追求中来。

1903年在他19岁高中毕业后即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建筑学和建筑工程学。1907年大学毕业后，他立即开始了独立建筑师的生涯，同时在大学里教授建筑结构设计和建筑技术等课程。1920年2月，盖苓取道满洲里来到中国。第一站到达北戴河，适逢当时的中国政府正急于把北戴河建设成现代化的疗养胜地，中国著名实业家朱启黔先生统筹北戴河建设的总体规划，幸运的盖苓立即受顾于当地的政府。北戴河是朱启黔先生的故乡，这里有起伏的丘陵，有蜿蜒入海的南北戴河、茂密的森林，更以迷人的海滩蜚声海内外。盖苓在华早期的作品就是为北戴河海滨设计的酒店、莲花山(LOTUS HILL)钟楼、咖啡屋、西山拱型桥以及市内交通设施等。当时，欧洲处在两次大战之间经济萧条时期，盖苓珍惜在中国的宝贵时光，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了近三百座楼宇的设计，北戴河、沈阳、大连、天津、青岛、南京、上海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的许多作品保留至今并成为当地的著名建筑。

1920年12月，在中国初获成功的盖苓把他的妻子带回中国，盖苓一家很快就和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盖苓一家自1922年住在今河西区蚌埠道，在天津生活了30余年，他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为一体，在津多年，他掌握了流利的汉语。在旧英租界剑桥道42号剑桥大楼也就是重庆道24号，盖苓在这里开办了美术建筑事务所，作为西方的设计师，他把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带到了中国。他善于博采众长，吸收一切优良的传统，在他的设计室中原原本本复制了一座蓟县独乐寺的木制模型。盖玲似乎悟出了中式建筑的奥秘，这座始建于唐朝的中式建筑，力学结构之严谨、造型之生动，木质构件的连接竟然没有一枚铁钉的设计思想和施工工艺，常使盖玲激动不已。盖苓善于挖掘不同民族对美的共识，多元化的艺术构思，正是盖苓作品的独到之处。请看昆明路117号，德奥式的尖顶、英式宽敞的明窗、意式的拱券门，墙上装饰着中式兽环，庭院中可以见到中式的月亮门、太湖石、鸭池，他把多种建筑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能使人从中领略到几何图形组合所产生的形式效果，丰富了视觉的美感。欣赏盖苓的作品，仿佛钢筋、石头、水泥也会说出它的风格、流派、起源。

原津浦铁路局局长徐士章之女徐绪玲深情地回忆道：“我们都管他叫GAILING。我父亲说盖苓盖的房子就是好，他要价特别高可质量特别好。盖苓房子的特点是尖顶房，除设计漂亮以外，布局也合理。”

根据盖苓先生的长子弗朗西斯提供的设计图纸，摄影师们按图索骥，又在天津找到了三幢盖苓设计的别墅，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盖苓在天津设计建造了约250处作品。以20世纪上半叶的设计水准，人拉肩扛为主的生产力水平，平均每年要为天津建造出8到10座楼宇，这简直是个奇迹。

除了住宅、别墅以外，盖苓还设计了许多大型公寓建筑。

座落在马场道上的香港大楼是一座高级公寓式楼宇，俯视投影图为L型，占地1750平米，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其外墙设计色彩对比鲜明，园、方多种窗型按几何折线对称分布，楼内单元设计从居室、卫生间到厨房、餐厅讲求精到紧凑、实用完备。主要房间设在东西两面，并在二楼以上向外挑出两米利于采光采暖拓展空间，楼内设有安全疏散通道。

座落在重庆道上的民园大楼，占地3058平米，依地形形成近似三角形楼盘，地上三层局部

四层半地下室一层，楼内由四款不同结构的单元组成。庭院小园林式的构思立意新颖，玲珑剔透、典雅大方，重庆道一侧二楼以上设计为通接阳台，突出了正面的层次感，楼外围墙采用通透方格式结构。一层依楼内单元分割而成的小院内有连接室内的梯级，加上剑桥大楼，三座公寓式的建筑在天津可谓老幼皆知。当年落成时，在西方国家也属于时髦的新潮流派，从建筑美学到力学结构到选材，不仅在天津是大手笔，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领风气之先的。

七十度春夏秋冬过去了，这些建筑毫无落伍之憾，盖苓还设计了许多商住楼，大沽路商业街曾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洋货集中的地方，这座楼宇是当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天津分公司在天津的展示厅，许多西门子最具代表性的机电产品，正是在这里介绍给中国市场的。

位于现河西区解放南路的德美医院，由盖苓和著名桥梁建筑设计师史考夫联袂设计并建造。由于医院本身的特殊需要，给他们的设计提出了许多高难度的要求，两位设计师在整个设计中没有采用木制材料，手术室的墙壁用两米高的玻璃瓦覆盖，经过特殊处理的玻璃窗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尘作用，从先进的X光室、花园式的病房、电理疗室到消毒室、洗衣房、厨房都有极其精到的构思，其大部分先进的设备从德国购进，个性鲜明，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是盖苓的又一特色。

唯一的例外是座落在睦南道上的实业家李勉之庭院，院内四座别墅一模一样，仿佛春风中四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这是主人分别留给四个儿女的财产。1929至1934年，盖苓先生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讲授建筑设计、房屋建筑、建筑材料等课程，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建筑师，任期结束时受到时任系主任的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盖苓曾经想为天津建设继续出力，可惜1952年8月1日盖苓先生与世长辞，享年68岁，埋葬在他的第二故乡天津。

盖苓一家在天津生活了三十余年，他们深深地爱着天津，这里是盖苓夫妇五个子女的出生地，这里有浓浓的乡情。盖苓先生去世后，盖苓夫人携其子女挥泪离开天津回到奥地利，其长子弗朗西斯·盖苓赴美国定居，多年来他们时时怀念天津，时刻关心着天津的现代化建设。弗朗西斯把他父亲的设计图纸捐赠给近代天津与世界博物馆，这些饱蘸着建筑设计师心血的蓝图又回到了它们的故乡天津。[/color]

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的天津小洋楼中，有不少作品出自中国建筑师之手，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理源和关颂声。 沈理源与华信工程司

沈理源(1889-1949)，浙江杭州人，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官费留学意大利，在罗马奈波利工科大学攻读水利和建筑专业。回国后在天津任建筑师先后达30年，设计的房屋有百余处。此外，他还在北京设计了劝业场、真光电影院和清华大学的电气馆、体育馆、图书馆等。

沈理源曾从事建筑教学工作，担任过天津工商学院（今天津外国语学院址）和北京一些大学的教授。沈理源在天津曾经当过华信工程司总工程师。华信工程司原为外国人开的建筑事务所，1931年后改由沈理源经营。早期他设计了天津盐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央银行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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