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辩护人伪证罪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伪证罪

存废之争

李庄案之前，多数人并不知道306条款为何物，但在刑事司法界，这是耳熟能详的一处陷阱。被306条款“收拾”的李庄，实际与十几年前发生的多宗案件多有类似。

1998年6月，黑龙江律师许玉峰领刑八个月。他为一宗盗窃案当事人辩护，结果被告的口供前后不一，多次反复，当事人在再三追问下供说是律师教的，于是许玉峰被刚出炉的306条款究责，证据只有一项——犯罪嫌疑人的证言。经两审程序，许玉峰律师仍然没有脱出法网。

许玉峰案只是一斑。《财经》记者从全国律师协会得到一份并不完整的统计，其中收录了自306条实施以来的107个律师案例。“李庄应该是第108个。”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里红说。

这份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共有32名律师最终被判有罪，超过60%的案件在审判前获得“解决”。几起不了了之的案件中，有的理由是“公安找不到人”。

“306条款已经成为了办案机关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斗不过你，就赶走你!赶不走你，就收拾你!”北京一位律师如此评价306条款被滥用的状况。

第306条第一次出现在1997年10月实施的《刑法》中，并沿用至今。该版草案研讨期间，曾专门征集司-法-部、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意见。当时的焦点在于该条涉嫌“歧视”——每个人都有“资格”触犯伪证罪，为什么偏偏要给律师单独来一条呢?“这是职业的歧视，甚至是成为了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报复。”一名与会者说。

第306条之后的第307条，规定的就是一般主体的伪证罪，当时有人质疑，“为何不能把两条合并，把律师看成是公民中的一员”。

在当时的一次司-法-部领导参与的研讨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称这个条文不容讨论，争议之声被叫停，关于这一条款的反对意见最终没有得到采纳。

此后13年间，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递交提案，要求修改或者废除第306条，理由也很多，如涉嫌行业歧视;“引诱”一词太模糊，导致随意适用;与国际通行的律师司法豁免精神不符等，甚至有不少人直接使用“恶法”一词对其定性。

历年来的提案只有一次得到回复，且无实质性结果，只是将提案内容纳入到了相关的法律修正研究工作之中。

律师触线第306条的事件每年都有，由此发生的争议总是借势而起。但因附带了群体之争、行业之争的灰暗色彩，争议的核心价值反被淹没。

而实际上，随着司法实践的逐渐展开，越来越多的律师发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之间的冲突不解决，刑事辩护律师的生存空间就仍然比较狭窄。两法之间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三大冲突”，再次导致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逐年下降。

首先，《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不被监听。但《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其结果就是，公安机关派不派警-察在场都不违法，也可以说都违法。

其次，《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除了有上述权利，还有权查阅、摘抄、复制实质性的案卷材料，比如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

第三，《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才可以调查取证。而《律师法》则规定，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可以自行调查，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大大提前。司法实践中，律师何时可以取证完全受制于侦查机关。

原以为《律师法》可以保障自己的相关权益，降低代理风险，结果并不如人愿。律师们很快就发现，如果把这些立法冲突和刑法第306条结合起来看，问题就远远比“难于工作”严重得多。

事实上，从提出立法建议直到新的《律师法》通过，司-法-部门以及律师界也一直寄希望于通过《律师法》来淡化《刑法》第306条的影响力。很多人认为，“律师会见当事人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就是冲着第306条去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并不待见《律师法》。有些人认为那是部门法，与己无关，有些人认为它是《刑事诉讼法》的下位法，不构成对抗。他们更愿意依据《刑事诉讼法》来对待刑事案件。

2008年8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答复政协委员的提案中指出：“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这份回复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后发生的律师触犯第306条的案件中，已经很少有办案机关敢拿出监听录音和笔录作为证据。

但第306条的威力依然不减当年。不用监听作为证据，但办案人员依然在监听，当事人翻供仍然被经常性地看成是律师唆使和引诱的结果，依照第306条抓律师并判刑，依然可以只凭当事人口供，无需借助其他证据进行。

法治周末：刑法第306条之痛

广西北海4律师伪证案最新进展，杨在新律师已被北海市警方逮捕，其他3名律师取保候审。

7月4日，援助律师团成员张凯在微博上发出真诚邀请，呼吁取保出来的3名律师能够站出来讲话。

3名证人、4名律师，因同一起“伪证案”被采取强制措施，抓的抓，关的关，广西这起空前的4律师伪证案让刑法第306条这把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全国律协的有关调查显示，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已经掌握的因刑法第306条被追诉的律师多达140多人，但该调查尚有很多遗漏，实际数字更高，而最终被判定有罪的只有32起(其中大部分仍在申诉中)。

这些律师被抓的时间节点，既有在开庭前、也有庭审过程中，包括庭审时当庭被抓和休庭之后被抓。究竟是什么伪证罪让律师如此防不胜防?

《法治周末》为此邀请著名学者、律师，针对刑法第306条本身和之外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试图寻找到开启未来的那把钥匙。

第306条第1款的立法价值是负面的

《法治周末》：刑法第306条的立法，在执法层面上引起了一些混乱。刑法第306条和第307条规定了同样的罪名，但后者的主体是不特定的，而前者把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来规定。要不要把律师作为特殊的主体单独拿出来入罪?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对于现行刑法典第306条第1款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在现行刑法典颁布后，乃至在当前立法中都有很大争议。

现行刑法典中可能还没有一条像这一款这样，会遭到一个行业如此集中、一致性地反对，而且也被提到是否有悖于适用刑法平等原则这样的高度，立法者恐怕对此也是始料不及的。

这一现象值得从刑法立法和刑事政策两个维度进行反思。

从该款的设置，可以推想，立法者会有两个动因：一是对律师行为的特别规制。二是现行刑法在立法中就被定位在统一刑法典这一规模上，那么就要求将所有的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规范纳入到其中。

但进一步分析，这两个可能的立法动因也都是值得推敲的。

就第一个动因分析，正如有些论者所述，律师实施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行为，其行为性质与一般主体实施这种犯罪没有质的不同，而就社会危害性来看也没有量的不同。这一点立法者也是予以肯定的，因为第305条、第307条第1款与第306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模式和轻重都是一致的。

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特殊主体规定一个独立的犯罪，实际上就是针对律师而设，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角色的绝大多数是律师。即便立法者在修订刑法典时没有歧视律师的意思，但客观上法条表述所传递的信息却是不利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的，就是说似乎会令人感到律师更容易毁灭、伪造证据，更容易妨害作证。那么，对于律师就应当予以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评价与制裁。

可以想见立法者不可能有意传递这种信息，但这种误读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误读不仅给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执业活动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开展正常的辩护工作，而且在公众心目中，尤其在执法、司法人员心目中对律师的职业信誉、社会形象会产生怀疑。

刑法第306条第1款不仅在立法技术上有缺陷，在立法价值上也是有缺陷的。从实践中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其社会效果是不好的。具体而言，在立法时所预见到的负面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

据全国律协的统计，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不止140多名律师被依第306条追诉，但仅有32起被判定有罪，其中还有很多在申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国各地刑事辩护数量锐减，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律师拒绝参与刑事辩护的不良局面。

可以说，该条造成的客观效果不仅体现对律师执业活动本身的不利局面，而且对整个民-主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加剧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失衡;助长了有关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性报复，恶化了控辩双方的正常关系;对律师事业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消极作用。

从总体上而言，刑法第306条第1款的立法价值是负面的，因此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由国家立法机关予以修改或者删除。

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田文昌(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如果了解了刑法第306条的来龙去脉，问题就清楚了。

刑法第306条来源于刑诉法第38条，后者是在1996年刑诉法修订时增加的。其入法的背景，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时提前介入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使公安、检-察-院两家对此如临大敌。

博弈的结果，刑诉法中增加了第38条。1997年刑法修改时，相应增加了刑法第306条。增加这两条的目的是为了对律师加以制约和限制。

所以，刑法第306条首先是歧视性条款。

实践当中，大部分情况是这样，一旦律师调查证人证言发生变化以后，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立即回过头来找证人去核实。

那么，这对证人产生的直接威胁就是两次证词肯定有一次是伪证，那你就必然承担伪证罪的责任。而你为什么说假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你自己说的，要么是律师唆使的。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证人包括被告人，为了保护自己，就会说是律师唆使的。

实践中，真正引诱、威胁证人作伪证、当事人作虚假供述的绝大多数未必是律师。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单把律师列出来?因为在有的人眼里，律师就是为“坏人”辩护的，跟当事人是一伙的。

其次，刑法第306条还有明显的引导性作用。 它的实际后果更严重在哪里?不仅是引导抓律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抓律师，实际上是破坏了整个辩护环境，既中断了被抓律师的辩护活动，也让别的律师不敢充分辩护，致使所有的辩护作用都被削弱和抵消。

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辩护律师不敢去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是律师辩护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么多年来，全国的辩护律师一提调查取证都是恐慌至极，敢于调查取证的律师微乎其微。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律师不能调查取证。这种现象极其严重地妨碍辩护职能的发挥，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是非常可怕的。

刑法第306条表面上限制和侵犯了律师的权益，严重挫伤了律师的积极性，但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破坏的是整个刑事辩护制度，最终毁坏的是司法公正。

控辩平衡的格局被彻底破坏

《法治周末》：你如何看待第306条所引发的执法混乱，乃至常常被利用来打压律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韩嘉毅(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在刑法第306条的威胁下，使得刑辩律师被-迫放弃取证，保护自己;也使得刑事诉讼这种控辩平衡的格局被彻底破坏。

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侦查机关所有取得的证言都是真实可信的，就不用开庭审理，直接依照侦查机关的证言来定性、判案就得了。

从这个角度看，既然要开庭、并且还要质证，那就应该让律师从不同的角度质疑侦查机关取得的证言才对，包括提出相反的证据。

律师找证人的目的就是因为律师认为证人的陈述有问题、需要他如实作证，要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要讲清理由。

那么，如果证人原来的证言确有问题，就必然改变说法。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质证、真正的辩护、才有助于法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

田文昌：如果证言一律不能改变，律师的辩护也就没有意义;而证言一旦改变，律师就会陷入危险。这实际上是一种两难的悖论。

韩嘉毅：再从律师的司法实践的角度上看，利用刑法第306条抓律师的情况在不断的扩大化。抓律师的时间上有开庭前的、有开庭过程中的、也有开庭后的;从是否做调查的情况来看，调查证人的律师被抓、没有调查证人仅因为被告人改变供述，律师也被抓。总之，只要言词证据上有问题，律师就有危险。

可以肯定地讲，每一个刑辩律师对于庭外接触证人都怀着万分的恐惧和小心。如果法庭对于律师申请证人出庭能够予以理睬，确保证人出庭、并且以当庭陈述为准，谁还会冒险取证?

每一次律师被抓都不是只有单一的责任方，这使得被抓的律师感到格外恐惧，而这种恐惧也深深地影响着更多正在从事刑事辩护和将要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

北京在不久前就发生了这样的极端案例，由于被告人当庭翻供，律师当庭拒绝辩护。

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不断出现的辩护律师被抓的个案引发的恶果。发展下去还有可能出现更极端的案例，律师在看守所一听当事人要改变之前的供述，他就说“我不干了，我要退出”。

传统理念不能容忍律师合法对抗 《法治周末》：刑法第306条之外的刑事诉讼理念问题比它本身的问题更大。这是相关联的，有了刑法第306条，再加上我们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以控方为中心或者说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在这种传统理念下，是容不得律师去做实质性的辩护、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合法对抗的。如果律师连这样的权利都无法正常行使，那么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又如何保障?

田文昌：这可以说是从根本理念上对刑事辩护制度的轻视或者否定，整个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刑事辩护制度的作用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

在西方，古罗马时期就有辩护的雏形，中世纪就有刑辩律师，而中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只有30年。

由于中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历史太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律师的概念是非常淡漠的，甚至是非常排斥的。

机关也无话可说。三是取证时一定遵守有关机关的程序，例如笔者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时，需向关押在汉中的一名服刑人员取证，我的两位助手专程去了汉中监狱，但汉中监狱却答复需由省监狱局批准，我的助手从汉中打来电话，问我能否找人通融一下，我当即通知二人回宝鸡，与其到达西安，专门走访了省监狱管理局。监狱管理局出示了相关手续，二位助手再次到达汉中，进行了取证，取证时还有监狱管理干部在场。后来我们向法院提供这一证据时，同时提供了监狱管理局的批准手续等，从形式要件上多了一枚公章，更加增强了该证据的可信度，该证据最终被法院采纳。同时，律师取证时不能犯低级错误，由于律师介入刑事案件分三个阶段，有些犯罪嫌疑人亲属“救人”心切，一开始就要求律师取证，有些律师忘了侦查阶段的律师任务，过早取证，反而被侦查机关认为干扰侦查，最后得不偿失。四是做调查笔录时一定要两人以上，有可能时，记录一人，问话两人，多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份风险。同时在谈话笔录中应多次强调应如实供述问题，并告知其应承担伪证的法律后果，这一表述至少在调查笔录的开头和结尾标明两次，同时要求证人在每一页笔录上签字，不留下任何疏漏。

四、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保密义务 (一)刑事案件有别于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资料来源于当事人提供和律师取证，所以随时可向当事人公开。但刑事案件材料来源于公检法机关。因此我们不能把刑事案件材料随便向当事人公开，以免出现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得知情况后互相找人串通，律师无意充当了串供的帮凶。

(二)也不可由犯罪嫌疑人的亲属随意帮助转交材料。例如我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后，当事人为了进一步加强辩护力量，又在西安聘请了一名律师，而该律师又忙，便让当事人的亲属将以前的复印材料转交于他，我当即指出其漏洞，该律师也深明大义，立即派助手到我处取回了资料。所以，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应引起注意。

(三)也不可口头上向犯罪嫌疑人泄露案件的相关信息，切记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是独立的。

总之，律师如何避免触犯刑法306条之规定，是一个敏感话题，如上所述，不一定完全正确，本文仅是抛砖引玉，以企引起同仁更多关注。

《刑法》第306条与律师的权利

一、《刑法》第306条并不构成对律师的职业歧视 有学者认为《刑法》第306条之规定有失公正，构成对律师的职业歧视。他们认为，《刑法》第306条冠以律师为特殊主体，模糊了律师尽责与违法之界限，助长了对律师尽职代理的否定与限制，构成了对律师的职业歧视。第306条之规定极大的挫伤了广大律师承办案件的积极性与信心，直接影响了新《刑事诉讼法》之实施。单独规定律师伪证罪在社会上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使公众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能起多大作用产生怀疑，使艰难的律师刑事辩护工作处于更加困难的局面。本来，新《刑事诉讼法》废止了不利于法制、人权的收容审查制度、免予起诉制度，建立了有利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之无罪推定制度、律师提前介入制度、控辩双方法庭举证、质证制度等，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注意与肯定。然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使律师视刑辩

为危途。对于律师来说，刑事辩护变成了一项危险的工作。即使参与辩护，也是缩手缩脚，以求缓和与公诉人的关系。其结果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辩护减少，刑事辩护质量不高，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刑事诉讼法》的许多优良制度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并真正落实，直接影响到民-主与法制建设，影响到我国的公正司法形象。因此，应该废除所谓的“306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理由如下：

??

《刑法》第306条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限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1)律师;(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诉讼代理人是指刑事自诉案件原告方委托的代理人或者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委托的代理人。在自诉案件中，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也可以委托任何人作他的代理人。可见，《刑法》第306条规定的犯罪主体不限于律师。并且，律师除了作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之外，还可以在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进行辩护代理活动。而《刑法》第306条明确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只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才可能触犯此条。可见，并非律师的所有业务活动都有触犯《刑法》第306条的可能。既然《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不限于律师，并且并非律师的所有活动都有可能触犯《刑法》第306条，我们就不能说《刑法》第306条是一条歧视律师的条文。

虽然律师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并且他们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辩护代理活动为业(同时也进行法律咨询，帮助办理法律手续等业务)，其触犯《刑法》第306条的可能性远远比其他人大得多，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律师触犯了《刑法》第306条。但是，律师更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应归咎于法律的规定。因为，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律师以及其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滥用权力，违背职业道德、职业义务，不择手段地帮助当事人逃避法律的制裁。为此，他们不顾事实的真-相，千方百计制造虚假的证据，有的亲自毁灭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有的伪造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有的则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有的则采用威胁引诱手段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虚假证言或者使不是证人的人冒充证人作证，等等。这些活动，严重妨害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侵犯了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等重大权益，有的甚至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上述现象是律师触犯《刑法》第306条远远比其他一般人多的原因。就像青少年是暴-力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我们不能以此为由，认为这是《刑法》对青少年的歧视，而要求取消《刑法》分则中所有关于暴-力犯罪的条文一样，认为《刑法》第306条是一条歧视律师的条文，而要求取消该条。实际上，该条规定了妨害司法罪中的一项罪名，其立法本意在于更好地查明事实真-相，保证司法的公正。实践中该条被不当引用那是多种因素所至，就法条本身而言，并不具有任何有违正义的意思。

二、律师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实施的妨害证据的行为不按《刑法》第306条定罪处罚

??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为行使其权利，受托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从上述法律规定来分析，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的阶段，律师可以进行的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会见在押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在会见的过程中，他有可能唆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使侦查机关无法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一重要的法定证据;有可能唆使犯罪嫌疑人或者会见后唆使他的亲属毁灭证据，或者作为中介帮助犯罪嫌疑人要求其他证人作伪证。可见，律师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的阶段，最有可能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实施妨害证据的活动。但是，此时律师实施的任何妨害证据的活动都不按《刑法》第306条定罪处罚。这是因为，律师还没有具备《刑法》第306条所要求的犯罪主体的资格。《刑法》第306条规定了只有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才可以成立该罪，即《刑法》第306条规定的犯罪是身份犯。而《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犯罪嫌疑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可见，公诉案件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犯罪嫌疑人还不能正式委托辩护人，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之前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律师显然就不是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辩护人。《刑法》没有对辩护人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则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有论著认为，《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应当包括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受犯罪嫌疑人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的律师。笔者认为，如果将上述律师也包括进《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实际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含义的。既然法律明文规定以犯罪主体的一定身份作为其犯罪构成的要件，身份成为行为之可罚性的基础，直接影响犯罪的成立。那么，由于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的阶段，律师还没有被委托为辩护人，还不符合《刑法》第306条对犯罪主体的要求，所以，对于在这一阶段实施的妨害证据的行为，尤其是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实施的妨害证据的行为，不能按《刑法》第306条来定罪处罚，而只能依照对犯罪主体没有特殊要求的《刑法》第307条“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来定罪处罚。从这个角度来看，《刑法》第306条也不是专门针对律师的。

??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以触犯了《刑法》第306条来追究律师在这之前实施的行为的刑事责任，律师一走出法庭就被检察机关拘留。理由是他在单独会见当事人时，实施了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行为，其犯罪后果发生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后的刑事诉讼活动中，直接影响判决的公正性。这种观点和做法都值得商榷。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并不具有《刑法》第306条所要求的犯罪主体的资格。如果这样做，实际上是割裂了犯罪主体和犯罪行为在时空上的同时性和关联性。而我们知道，犯罪构成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件组成的有机整体。正确的做法是依据《刑法》第307条对其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刑法》第307条帮助毁灭、伪造

证据罪的主体是不包括当事人本人和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而除了没有妨害作证这一行为外，其客观方面的规定基本上与《刑法》第306条类似。所以，如果是进行了妨害作证的活动，还应按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由此也可以看出，《刑法》第306条并非是针对律师的。

??

三、刑法第306条与律师刑事豁免权

1990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第8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时，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旨在使律师能够摆脱内在的压力，消除怕担责任的顾忌，大胆地为被指控人辩护。《英格兰与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可见，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之言论及相关活动给予刑事豁免，已成国际通行做法。国内一些学者则认为《刑法》第306条实际上是否定了律师的刑事豁免权。

律师刑事责任之豁免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内容：(1)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所谓言论，包括口头发言、提问，以及书面发言材料，如辩护词等。律师刑事辩护言论之豁免不同于公民之言论自由。律师刑事辩护言论之豁免是赋予律师一种法庭言论之特权，使律师可以没有顾虑地发表辩护意见。(2)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向法庭提供或出示之文件、材料失实的，不受法律追究。(3)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之人身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而我国《刑法》第306条第2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这与上述第二项基本上符合。可见，《刑法》第306条第2款实际上是我国部分律师刑事豁免权的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第306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之所以受到种种非议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存在偏差。它与律师的所应享有的权利并不是完全冲突的，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实践中出现的对律师正当权利的不当乃至违法的侵犯，与其说是《刑法》第306条的规定所致，倒不如说是目前的中国离理想中的法治社会还有一定的差距所致。作为律师不能简单地认为《刑法》第306条是针对自身职业所设计的，作茧自缚后又说茧的不是，这样的方法并不可取;作为司法机关不能滥用《刑法》第306条，而有意无意地曲解立法本意。《刑法》第306条与其他的条文一样，其在适用上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并没有出现立法上的不公平。在“接近正义”的道路上，需要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努力。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a1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