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讲 训诂简史

第17讲 训诂简史

了解训诂学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训诂学、振兴训诂学。训诂学历史源远流长，这里只作简要分析。 一、先秦朝代——训诂萌芽期 （一）训诂的产生

我国训诂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萌芽。当时我国正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文化蒸蒸日上，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地发展。但由于诸侯割据，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于是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加以今语和古语的不同，人们阅读古典文献，往往不容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来为他们解释古今的异语和各地的方言，训诂就应运而生了。明代古音学家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言里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古今南北之异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分歧差异，这就需要人们去“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在先秦时期，这种工作是口头的，零散的，不系统的，个别的训释材料也散见于文献正文中，如《孟子·梁惠王下》：“畜君者，好君也。”《逸周书·谥法》：“和，会也；勤，劳也。”《庄子·让王》：“无财谓之贫。”还有一些训诂材料保存在解经性质的“传”“记”或“说”“解”之中，如《春秋》“三传”、《周易》“传”、《韩非子》“内外储说”、《管子》五“解”等，可见，训诂工作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并形成一定的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的训诂尚未尚未独立和系统化，它属于训诂的萌芽时期，它因思想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由语言的分化与文字的演变所引起。

（二）训诂的形式与意义

先秦训诂有如下一些形式：Ｐ202

第一，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某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如《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呢？）Ｐ202

第二，语文作者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哲理或政治主张。比如《左传》宣十二年叙述“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以显示夸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肯，在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的字形是从止从戈，说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武”。这里讲字形自然不是出于训诂学的目的，而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说文》“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故止戈为武。”于省武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以武器也。”按《说文》引用“止戈为武”的说法，但不一定就是正确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

第三，同义词和解释古书字义。比如《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看不见的叫“夷”。听不见的叫“希”，抓不住的叫“微”。）因为“夷”“希”“微”是哲学上的术语，一般人不了解，便加以辨析说明。这固然不是出于训诂的目的，但与训诂相接近。Ｐ203

以上种种，尽管目的不同，作用是相通的，都是从语言文字上给人以某种解释，训诂的实质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尽管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毕竟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训诂学最先出现，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只有训诂学是最适应社会需要的，所以训诂学首先萌芽了，到了战国末期，训诂已经由萌芽逐步发展了。

二、两汉时期——训诂兴盛期

真正的以解释文献语言为目的而进行系统的训诂工作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训诂家和训诂专著，这是训诂学的兴盛期。

（一）兴盛的原因

汉初，为了愈合长期战争的创伤，维护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恢复和繁荣文化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于是学者们开始搜集秦火流传下来的文献古籍。当时语言文字的变化也比较大，古文、籀文已成为古董，篆文也渐被简化了的隶书所替代。加以去古渐远，古音古义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需要注解才行，这就势必产生了训诂的要求。而且当时发明了纸，书写工具毛笔也在使用中不断地完善，这无疑也促进了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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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经学空前昌盛。特别是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更是大大促进了训诂的发展。“今文经”就是用汉隶写成的儒家经典，多数靠口耳相传，不拘字词本身，而好发微言大义，治经重实用而轻学术，虽然也用“传”“说”“解”等书名，但实际上只是“为我所用”的义理推阐，很少有语言文字上的真正训诂。

真正的语言文字训诂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由古文经学推动的。“古文经”就是用先秦六国古文书写的而且在汉代逐渐被发现的一批儒家经典。如鲁恭王毁孔子宅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古文经中多古字古语，要明经义，必须先通晓文字，所以古文经学更偏重于识字考词，并且自觉地与传统的“小学”相结合，相互为用，使训诂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与今文经学相抗衡，让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而列入学官，古文经学家们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语言文字和训诂注释研究工作，出现了一大批系统的训诂专著，从而使汉代的训诂工作空前兴盛。

（二）兴盛的表现

１、出现了一大批训诂家。著名的有毛亨、郑玄、许慎、扬雄、刘熙、孔安国、马融、贾逵、孔僖、高诱、服虔等。他们的讲经材料都是以训诂的形式出现的。

２、出现了一大批训诂专著和注释书。就篡集和系统研究训诂材料的专书来说，汉代已有四部开创性的篡集专书，即《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这种专书训诂是在传注训诂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释义、探源和析形等训诂独立发展的结果。

《尔雅》是最早的一部按事类编排的同训词典，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辑录，经过长时间的递相增益，汉初才完备。这部由儒家门徒缀辑古代诂训而成的专书，按事类分为十九篇，前三篇解释一般词语，后十六篇解释各种名物，往往将相关的归为一条，而用义界的方式分别加以解释。《尔雅》的贡献在于汇集和保存了先秦主要典籍中的常用词语及其训释，并加以归类整理，从而突破了随文释义“既通于此而不必尽通于彼”的局限，开创了词典式的工具书先例，为后代学人学习古代文献、继承古代遗产，特别是为注经传经提供了方便，因而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奉为训诂之祖，并擢为经书。

《方言》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西汉扬雄著。全书搜集了二千三百多个词语，归为六百七十五条，以音义为线索，区分古今和方域的异同，并创造了一整套术语（如“通语”、“某地语”、“古今语”、“转语”等）加以表述，这种综合时空来研究语言的原则，以及以方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的兼贯纵横的训诂方法，给后世训诂学带来了很大影响。特别是通过语音转变来考察词语，把不同的词用“语转”联系，说明它们是同一语音形式的变体，这种方法更直接地为后世训诂家所继承。

刘熙的《释名》是一部用声训方法推求名源的专书，也是我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他提出了“义类”说，重点揭示词语音义的来源，其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大致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解释。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是我们今天借以解读古代文献的重要训诂专著。

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注释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仅《诗经》，两汉列于学官的就有鲁、齐、韩三家，另外还有《毛诗》流传于民间。《诗经》的注释，西汉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其它儒家经书也各有数家乃至十多家注释同时行世，可见注释成果之丰。

３、出现了各种训诂方法和术语

传统的训诂方法如形训、声训、义训在汉代成熟。《说文》全书用分析字形来探求词义，《释名》从声音入手解释名字命名之因，《尔雅》用同义词、近义词来进行训释，并且形成了丰富的训诂术语，如《说文》用“象??之形”表示象形字，用“从某从某”表示会意字等。

（三）兴盛期的特点

西汉统治者尊崇儒术，在国家设立五经博士，当时人多为儒家经典作注释以阐述儒家思想观点。儒家以外的著作只注《老子》。《老子》之所以受到特殊礼遇，又与汉初曾经崇尚黄老有关。东汉注释范围比西汉扩大，内容涉及多方面，不限于注释儒家的经典和道家的《老子》，还包括《国语》、《战国策》、《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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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吕氏春秋》、《楚辞》以及纬书、术数之类。这说明当时的训诂学有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趋势，也反映出谶纬迷信的思想对训诂学有很深的影响。西汉随文释义的注解和通释语义的专著中，形训、音训、义训的训诂方式业已广泛运用，既涉及字形和词的音义，也涉及句法、章法及修辞等。

（四）训诂学基础的奠定

汉人遍注群经等，使后人能据以通读古籍并作进一步考释；汉人通释语义，使后人能据以了解字词意义与作用，并进一步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探索，其体例与方法也都为后世所依循，为训诂学的发展开辟了蹊径，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毛亨、郑玄、许慎等，是这一时期奠基的代表人物。

（五）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以前，人们离《诗》、《书》之类的著作还不算太远（战国时代距西周也不过四五百年），一般人还看得懂，所以不需要多中训诂。到了汉代，距离《诗》、《书》、《礼》《春秋》的时代逐渐远了，社会上就要求有训诂的知识帮助阅读古籍。除了随文释义的注释书之外，《尔雅》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成为训诂词义专书之祖。方言的复杂促使方言学的兴起，《方言》成书，成为比较方言学的先驱。文字符号的变化，促进了字书的出现，逐渐形成文字学基本理论，并由高质量的《说文解字》的问世而达到了高峰。声训的具体提出，使人们考虑到语音和语义的关系问题，开了语源学的先河。总之，汉代训诂的成就，给后世语言文字的分析研究作出了范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后世语言学所借鉴。如果没有汉代人的训诂实践和理论探讨，后代训诂学的发展要困难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越靠后，困难就越增多，由此看来，汉代训诂的成就在训诂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三、魏晋隋唐时期——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

齐佩瑢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训诂学处于“训诂学的中衰”期（《训诂学概论》）第四章），这话说得过头了点。其实这个时期的训诂基本上沿着两汉“高潮”的余波发展，也有新的成就，只是和汉代训诂学高峰比较起来，显得不那么突出，有些方面表现出保守（保守不等于衰落）倾向。王宁教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其发展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再度注释的出现

所谓再度注释，指的是针对汉代的经注，再作进一步地解释。这种解释既要补充说明两汉的注释没有说明的地方，又要对汉代已经注解的地方用中古的语言与文化再次梳理，以便使当时的人们对经书原文有更深刻的了解。再度注释的代表作是孔颖达奉敕编写的《五经正义》。

汉代的训诂大多是针对经典文献而进行的，间或也有注释训诂材料的，但大多简略，对后世影响不大。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有人对某些训诂材料加以系统的再度注释，如郭璞注《尔雅》和《方言》，皇侃作《礼记义疏》和《论语义疏》，刘炫有《孝经述义》、《毛诗述义》等。

再度注释的目的是为了疏通和证明一度注释，其中有一些成果已经是进一步的考证，这种训诂体式，深化了训诂内涵，并留下了更为重要的训诂材料，间接开启了清代的考据之学。再度注释的考证性质，郭璞在《尔雅序》里已明确提到：“事有隐滞，援据征之；其所易了，阙而不论。”他的《尔雅注》或引方言，或援今语，或标明语转，或揭示引申，都是为了证明当时人不“易了”的词义。更值得重视的是，其于名物训诂能注重实证，如《释草》以下诸篇往往用目验之实物加以刻画描写。因考证而揭示的“诂训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以及“转相训”等条例，对后世训诂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义疏之类的再度注释大概受到佛教讲经的影响，佛教徒为了传播教义，使民众易于理解和接受，往往在经注的基础上推衍义旨，替佛经作疏，其解释比注经更为详细。这种佛教经疏直接启发了儒家，他们为儒家经典作疏，阐明注义，申述经旨，掘发义理，使经学由传注的字义训诂发展成为义疏之学。义疏的特点也在于考据，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既是南北朝诸儒义疏的集大成，也是考证经注的代表作。它把前代各家义疏的不同文字和解释重新加以研究，然后作出一种既能发挥前人见解，又能让读者信服的正确的解释。这种工作必须对前人所做过的各种解释加以分析，较其异同，然后补充大量的证据，既证实或反驳了自己赞成或反对的成说，又推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义疏之类的二度或三度注释材料，不仅能保存大量的古训古义，而且能给人们提供有效的考证方法。例如《五经正义》中就曾综合运用过本证法、旁证法和理证法等，这些方法都为清代的考据学所继承。但由于“疏不破注”，这种再度注释往往在义解上难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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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它们为了证实汉魏传注已有的结论，有时不惜牵强附会，排斥异说，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２、训诂范围的扩大

由注经而注史、子、集，标志着训诂范围扩大，汉代的训诂对象大多是经书，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都有若干种注释行世。经部之外，也有延及史部、集部和子部的，属于史部的有晋·徐广《史记音义》、宋·裴骃《史记集解》、吴·韦昭《汉书音义》、齐·陆澄《汉书注》、陈·姚察〈汉书训篡〉及《汉书集解》、隋·萧该《汉书音义》、晋灼《汉书集注》等。徐广把《史记》的不同字句记录下来，写成《史记音义》十二卷，在此基础上，稍后的裴骃作了《史记集解》。《史记集解》常引用前代文献来补充史实，对旧注不够明确或有疑义的地方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论证。所以《史记集解》流传很广。至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引》，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后人将三书合刊，称为“史记三家注”。唐代颜师古著《汉书注》，采用集注体裁，除以东汉的训诂大家所作的注释为主外，还采用了隋以前多家注释，勘比考异，辨伪存真，可谓集其大成。他的基本方法仍是汉人注经的方法，先校正文字，复原史实，然后辨析词义，标明假借，考察名物，揭示辞例。这种方法往往能摆脱旧注，自立新解，许多历代悬而未决的问题经过颜氏的精心考据和周密论证，每能作出令人信服而不可移易的结论。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李贤的《后汉书注》亦属此类史书训诂，但成就不如颜师古注。

魏晋以后，经学式微，玄学兴起，老庄之道受到重视，因而带动了对子书的研究。属于子部的，以道家的《老子》和《庄子》的注解为最多，另有张湛《列子传》。纵横家有魏晋间皇甫谧《鬼谷子注》，小说家有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兵家有曹操《孙子兵法注》、贾诩《吴起兵法注》等多种，五行类有李氏《九宫经注》，医方类有吕博望《黄帝众难经注》、陶宏景《本草经集注》、雷公《神农本草集注》等多种。

到了唐代，几乎将所有的子书都注了一遍。 集部有郭璞的《楚辞注》及《子虚上林赋注》、皇甫谧《参解楚辞》、罗潜《江淹拟古诗注》等，特别是李善的《昭明文选注》和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是两部非常有特色的训诂材料，《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总集，其中部分篇目原来就有注解，李善的《文选注》实为集大成之作，他对“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者，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李善注采用了“征引”的体式，这种体式极少对词语进行正面的训释，而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在此之前词语出处的语料及解释。由于采用这种体式，李善注中征引文献典籍异常广博。李善之所以采用征引的体式，是因为文学作品的训诂不同于群经诸子，有些意境及词藻之义难以指实，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时最好的办法是汇集相同语境的用例，弄清词语的出处，让他们相互发明，从而显示其意蕴。或“举先以明后”，“或引后以明前”，同时代人的作品亦加征引，目的在“转以相明”。这些征引条例，李善在注中都有明确的论述。李善在运用征引体式时，顺应《昭明文选》的文学特点，注意词藻，无论是题解，还是注文，都有较浓的文学色彩，词能称物，文能逮意，与被注作品珠联璧合，颇能让读者赏心悦目。所以《昭明文选注》不仅是一部文字训诂和校勘的重要资料，同时其本身也是一部颇具文学色彩的语言文献。后世《文选》成“学”，与李注是不无关系的。

《水经注》也是一部文学色彩较浓的训诂文献，除了解释水名及其地理位置以外，还征引各种资料记叙水域附近的物产建筑、人文风俗及奇闻逸事等。注文知识广博，材料丰富，其价值远远超过经文本身。同时《水经注》也是较早的专科训诂，共名物考证注重实验和史迹，对后世的实学派训诂有一定的影响。

３、集注、集解的出现与字书、韵书、义书的分立

集注、集解的出现，字书、韵书的独立，标示着训诂篡集工作的分化。魏晋以来，篡集的形式多样，内容也各有侧重了。首先是出现了集解式的注释书，即将注解同一对象的不同训诂材料汇集到一起，可以单独成书，也可以随文附列。同一著作有多种不同的注解，这是产生集解训诂的前提条件。集解式训诂材料有的只是篡集旧说，并不参与自己的意见，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解十卷，《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等。多数集解类书除了聚集众说以外，往往还要评判得失，论断取舍，甚至加入自己的发明，如前举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唐颜师古的《汉书注》（实际上集注）等，再如魏何晏的《论语集解》等。

在集解与集注中，最徝得注意的是部分“音义”书，它们把各种注音和各种解释都搜集起来，按一定的体例编纂成书，颇便训诂应用。著名的有南北朝时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唐释玄应和慧琳分别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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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经音义》。这种书注解的对象往往不是一经一典，所以与“集解”专释一书者略有不同；但又与汉代创立的“雅书”体例有异，因为它随文摘录，并未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经典释文》共三十卷，第一卷序录可以看作是全书的纲，包括序（说明著书原因）、条例（说明书的编纂方法）、次第（说明所收各书的安排顺序和理由）、注解传述人（介绍各种经典的传授源流及注家）等内容。从第二卷起，依次集录有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十四部经典的音义材料，但这些材料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堆积，篡集者往往有所取舍，并间出己意加以补充。诚为研究古汉语形音义的重要训诂资料。

佛教传入我国以后，佛教徒们运用汉语的文字训诂之学，采取“音义”的方式替佛经加注，不仅注汉语的词，也解释外语译词。唐释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就是汇集这类双语研究成果的训诂著作。《一切经音义》援引群籍，保存了许多早已失传的训诂资料，其注音释义，能疏校源流，穷讨本支，佛儒合观，相互为用。

字书、音书与雅书分立，各自向专门方向发展，是这一时期训诂篡集工作的又一特点。 文字类的篡集编排如魏张揖的《字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等。也有收集俗字、难字、杂字、错字、异体字等并加以训释的书，如张揖的《难字》和《错误字》、沈约的《俗说》、王劭的《俗语杂字》、李少通的《俗语难字》、段仲堪《常用字训》等。另外还有统一书法、规正文字的字书，如隋曹宪等著《桂苑珠丛》，唐有颜师古的《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九经字样》等，甚至连武则天也对文字感兴趣，召人撰写了《字海》100卷。这些字书以字形为中心，从编排体例上说，应属于传统小学的另一个分支——文字学。于是，文字与训诂学的分立，已具端倪。

音韵学也是魏晋以后兴起的一门与训诂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汉末根据梵文的发音原理，发明了反切注音法；魏晋学者继续对声韵进行研究，从而产生了声韵专书。魏时李登的《声类》是最早的一种，而后有吕静的《韵集》、李概的《音谱》、王该的《五音韵》、周研的《声韵》、沈约的《四声》等，但都已亡佚。至隋，陆法言等参酌诸家声韵，综合南北古今，创出《切韵》巨著，韵书的体例规模宣告确立。《声类》是由训诂书向韵书的过渡形式，而后，声韵的研究与诗赋文学的创作结合起来，韵书的编纂就不再受训诂体例的束缚，而以韵为纲统领文字，并以声韵的分析及韵字的归部为主要目的，这就脱离了文字训诂之学，《切韵》则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至唐孙愐增广《切韵》而写成《唐韵》，释守温制出三十六字母，音韵学比文字学更彻底地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学科了。

雅书本身的发展并不大，这一时期除了郭璞等为《尔雅》作注或作音义外，篡集式的词书只有《小尔雅》和《广雅》。《小尔雅》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著录，可能成书在魏之前，但原书亡佚，今本是后人取《孔丛子》十一篇单行的。全书十三章，都用“广”字名篇，表明是为补充《尔雅》而作的。魏张揖撰《广雅》，也是为了增广《尔雅》。《广雅》共收名物训诂2343项，“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说，靡不兼载。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训诂也大矣。”（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如上所述，魏晋至隋唐间，注释工作有所深入，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训诂篡集的种类有所增多，所以这是一个训诂学的发展时期。

四、宋元明时代——训诂的革新期

宋元时期的训诂就是对汉唐经常充满怀疑，因而力求摆脱汉唐的影响，纷纷另创新说的时期。清人桂馥说：“尽破古人之藩篱者，其在赵宋乎！”（《札朴》卷七）‘

其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王宁认为主要是因为下面两个原因：

一是宋明理学的需要。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麻痹农民斗志，大力提倡理学，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为“天理”，把所有违背封建制度的思想、行为当作“人欲”，要“存天理，灭人欲”。为了阐述和发扬这种理学，从周敦颐开始，经程颢、程颐，到朱熹，他们不断以理学为中心，结合佛道，从经书中寻找各种证据，以附会义理，反过来又以“理”说经，穷理尽性，橫发议论。这种各取所需的为时代服务的经学研究，势必冲破前人注疏的框框，废除汉唐训诂的束缚，以“理”作为高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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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衡量高下的标准，凡前代注疏中合乎“理”的，就加以认可和发挥，不合乎“理”的就坚决否定，并肆意诋毁。因此，自北宋以来，随着理学的兴起，经学训诂的治学风气和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疑古创新之风盛行，附会义理之法勃兴。

二是训诂工具的改进，为疑古创新提供了客观依据。所谓“训诂工具的改进”，主要指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钟鼎彝器的陆续出土及其铭文的研究，导致了古文字学的发端，出现了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及无名氏的《续考古图》、《博古图》，特别是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一大批古器物文字著作。另一方面，宋代的吴棫取古代韵文如《诗经》、《易经》、《楚辞》等以求古音，据古人用韵以求《广韵》206韵的古音分合，开创了古音的研究。吴氏著有《毛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等。稍后的郑庠撰《古音辨》，明杨慎编《古音丛目》，都继承了吴棫的方法，推进了古音学的发展。古文字学与古音学在宋代的创立，对于训诂学无疑有一定的影响。

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语言文字材料为宋人满足理学需要而疑古创新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条件。

宋明时期疑古创新表现在经学训诂上，是随着怀疑和改动经书原文，基本不信汉唐旧注而代之以理学的说教。如欧阳修著《易童子问》，认为《易经》的“十翼”是假的；司马光怀疑《孟子》不是孟轲的作品；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完全不用“三传”，而只顾发挥其尊君抑臣之“大义”；如此等等，确乎如经学家皮锡瑞所说：“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皮锡瑞《经学历史》）

表现在字学训诂上，则不信《说文解字》，而常用自己的“理据”来说解文字。王安石的《字说》和王圣美的“右文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字说》共二十卷，按韵编排。该书旨在分析文字的构造意图，间有推求语源的性质，其说解或依据儒家文献，或来自佛教经典，大都不符合造字之初人们的思维规律和思想观念。虽然王安石凭借政治势力推行其说，但当时就曾遭到苏东坡、杨时等人的嘲笑和批评。王子韶曾著有《字解》二十卷，可惜不传。他的“右文说”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

“右文说”揭示了音义相关的部分规律，对后世训诂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１、宋儒们的疑古创新

宋儒的疑古创新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切，随心所欲地空衍私说，打破了汉唐时期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守旧局面，开创了一个无拘无束、敢想敢说的训诂新时期。这种着眼时务、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具有积极意义，不应该完全否定。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求实的精神，陆九渊曾经这样说过：“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种用“六经”说明自己思想观点，强经就我，正是为了宣传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服务的。无怪后人讥讽他们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了（其实陆九渊也曾公开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见《象山全集》卷三十四）纯是借释义宣扬理学。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说该书“集理学家训诂之大成”。

宋人治学常不墨守前人传注，长处在于能扫前人之障翳，短处则是兼凭臆断，不免虚妄浅薄，以致不合事理，因此，对宋人训诂，要正确看待，有所取舍，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为其橫发议论所蔽。以文字学而论，在过去的汉学家看来，是趋于衰落的，但唐兰却认为宋代的主要进步有二：一是古文字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二是文字构成的理论和六书的研究。吕大临的《考古图释文》还是文字学里的第一部书，只是当时材料不多，要抛开《说文》去另搞一套，是很难成功的。王安石一派“在学术上也很表现他的革命意志“（马叙伦语），但他把一切文字都按“会意”一种方法去拆开解释，多出臆测妄说，就不可信从了。

宋人仿照唐人，也编撰了四种义疏，即邢昺的《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尔雅正义》和孙奭的《孟子注疏》。这四种注疏与唐代的九种注疏合称为《十三经注疏》。朱熹的《四书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也很有名。较著名的通释语义的专著有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王洙、司马光的《类篇》，王安石的《字说》，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著作和研究外国语言的著作，如《蕃尔雅》、《羌尔雅》、《天竺字源》等。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经学训诂大师。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影响最大。他用儒学统一佛道，通过注释经书阐发理学。但他既不像汉唐诸儒那样遵修旧文而鲜见创新，也不像一般宋儒那样空衍义理而学无根柢。他继承了传统训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又融合了时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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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形成了独具时代风格的训诂学。朱熹十分重视字词句本身的训诂，主张以训诂说经，强调前人的传注笺疏等资料，如注《诗》多采《毛传》、《郑笺》，注《楚辞》多用王逸旧说，注《论语》多据何晏《论语集解》，又多从《说文》等。守旧注以治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这在宋儒中独树一帜的。同时朱熹也不排斥当代学者的新思想、新看法，他主张创新，并寓创新于自己的注释之中，这又使他高于汉儒而具有时代的特征。朱熹的训诂还有一点为后人所称道，这就是简洁明了，可读性强。他说：“解经当取易晓底语句解难晓底，不当反取难晓底解易晓底。”（朱熹《朱子语类》卷四六）这使他的训诂成果得到了广泛流传，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训诂还能利用当时刚兴起的古文字学材料，开创出以出土文献证传世文献的训诂新方法。当然，朱熹也难免有强经就我、空衍义理的毛病，甚至也有缺乏证据的轻率怀疑和随意篡改经文的行为，这些都表现出了朱熹的局限性。

２、明末训诂的进展

明末文字、音韵、训诂之小学在朱熹等的崇古与创新相结合的治学态度影响下大有进展。如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它们既继承了《说文》系列字书的传统，而在编排和解释方面又都有较大的改进和创新；朱谋玮《骈雅》和方以智《通雅》等，虽属雅书系统，但《骈雅》将《尔雅》、《广雅》之释训扩为专书，开创了以偶释偶的复合词专书体例。《通雅》则突破了《尔雅》的范围，以经史为主，兼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广博近乎类书的大型词典。陈士言《俚言解》、张存绅《雅俗稽言》及李实《蜀语》，都是对方言俗语的研究，黄生的《字诂》和《义府》，更是综合性的训诂成果。该书无论是解字，还是注释经史子集等文献词句，都能引证精详，立意新奇而多发明，这是他继承了汉学无征不信的朴实学风，又发明了宋明时代疑古创新的结果，对清考据实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总之，宋元明时期的训诂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疑古创新是其主要特色。这一特色造成了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效应。毫无根据的疑古和随心所欲的创新，基本上否定和割裂了汉唐朴学的传统，使训诂学一度走入歧途，在某些方面呈现衰落趋势。但勇于创新的精神一旦与传统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朱熹那样的理学大师，从而推动训诂学的发展。总的说来，宋元明训诂学在经历了暂时的曲折以后，仍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有所创新、有所进步的。

五、清代——训诂复兴期

训诂学真正从文献学里游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从清代开始的。由两汉到明代，大多数古代经籍已被注疏、笺证了若干遍，后人没有必要再去重复郑玄、孔颖达等前人的工作了。另外，经历代学者的探讨，使小学研究日益充实和深化，人们对汉文字的性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认识得比较清楚。在此基础上，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开始，到乾、嘉时期，训诂学逐步复兴。前后三百年，一代代学者，几乎把所有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都重新一一作了文字和语言的考证，致力于揭示古义；甚至有些已亡佚的书籍也被千方百计地辑录成书。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有了比较明显地变化，那就是摆脱了经学的束缚。

（一）复兴的原因

清代训诂学由衰转盛的原因何在？王力在谈到清代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隆盛时期时说：?有人寻求清代小学发达的原因，以为清儒躲避现实，走向考据，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同样是躲避现实，晋人则崇尚清谈，清儒则钻研经学，可见躲避现实决不能成为学术发展的原因。相反地，资本主义萌芽倒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原因。其次，西洋科学的发达，对清代的汉学虽没有直接的影响，却有间接的影响。举例来说，明末西欧天文学已传入中国，江永、戴震都学过西欧天文学。一个人养成了科学脑筋，一理通，百理融，研究起小学来，也就比前人高一等。因此，我们把清代语言发达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影响，并不是讲不通的。

清代研究?汉学师承?，这是很有道理的。就小学方面来说，江永的弟子有戴震，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而王引之与王念孙则有父子关系。俞樾是私淑（旧封建士大夫往往对自己所敬仰而不得从学的前辈，自称为私淑弟子）王氏父子的，俞樾的弟子有章炳麟，章炳麟的弟子有黄侃。其他各人，即使是没有师生关系，也是在学术上递相接受了深刻影响的。这样一脉相承，有利于把优良的东西继承下来。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清代学术的发达，这也是原因之一。

清儒的学风是优秀的，江永在古音学上推崇顾炎武，称为?特出?，但是他说：?细考《音学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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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渗漏。?戴震和段玉裁是师生关系，二人相与论韵，先后十五年。戴氏在公元1769年不赞成段氏支脂之分为三部之说，直到公元1773年春，‘将古韵考订一番’，然后‘断从此说为确’戴氏定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写信给段玉裁说：‘顾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从而参酌焉。’戴氏没有摆老师的架子，要求段氏必从；段氏也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没有因此而改动他的古韵十七部。他们堪称师弟中的二难。段玉裁为江有诰的《江氏音学》作序，奖励后进，不遗余力，不但不因为江有诰修正他的十七部而有所不满，反而在一些地方做到了‘降心相从’。这种服从真理的精神，令人叹服！……这种实事求是的、百家争鸣的精神，也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勇于辩论，勇于汲取别人优点，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优良学风，也是推动清代语言学向前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不容忽视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70－172页）

王力这段话说明清代训诂学在内的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萌芽及西学渐进，二是清代研究“汉学师承”，三是清儒有优良的学风。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我们也应该了解，清代训诂学的空前发展毕竟还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条件分不开的。“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由于采用残酷镇压政策，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清政府一面继续镇压，另一面也有鉴于元王朝专用镇压手段，终被赶走的历史教训，对汉族人民采取一些怀柔政策，尤其是千方百计地拉拢汉族的知识分子，沿用前代科举取士的办法，使知识分子尽入其牢笼。与此同时，又大兴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不敢再存反抗之心，于是知识分子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努力学习八股文，准备应试，以取得功名，走上仕途；还有一条就是埋头窗下，钻研经史，以求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两条路，不管走哪一条，都要下苦功学习古代的经典；而要学好这些经典，就非学点训诂学不可。清代训诂学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周大璞《训诂学要略》30－31页）还有，康熙、雍正、乾隆时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繁荣，促进了乾嘉学派的产生和盛行，也有利于训诂学的发展。

总之，这一政治经济因素是当时的客观存在，不应有所忽视。同时还得指出：语音学和语法学的进步也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以语音学而论，南宋吴棫第一个提出古音问题，但毕竟还处在幼稚蒙昧时期。至明，陈第作《毛诗古音考》“排比经文，参证群籍。??以探古音之源。”并列举旁证，“以经证经”。这种排比、归纳的方法为清代古音学开了门径，为训诂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由于清代学者用力甚勤，清代古音学研究有了卓越成就，训诂学便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训诂学要有新发展，定在古音学基础奠定之后。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语法学的兴起，自然也给训诂学带来了福音。高邮二王训诂学最精，这与他们具有较强的语法观念是分不开的。

（二）复兴的表现

清代学者为群书所作的注疏多得难以数计，其中较著名的有惠栋的《周易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刘文淇的《左传旧疏考证》、陈立的《春秋公羊义疏》、柯劭忞的《春秋谷梁传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沈钦韩的《汉书疏证》、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惠栋的《后汉书补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等等。

清代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数量也远远超过前代，而且体例也比前代更为完备。有注释前代训诂专著的，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戴震的《方言疏证》、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朱骏声的《语言通训定声》等；有仿效《尔雅》编著的，如吴玉搢的《别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叠雅》、陈奂的《毛诗传义类》、朱骏声的《说雅》等；有集古代传注汇成一编的，如阮元的《经籍篡诂》；有考订群书，成一家之言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有贯通音义、探求词语源流的，如戴震的《转语》，有专释虚词、研究语法的，如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念孙的《经传释词》等。

以上所列，并非全部，仅经部，据阮元编《皇清经解》及王先谦编《续皇清经解》，就收录著作达四百多种，由此可见清代注疏篡集之盛。

（三）功绩卓著的训诂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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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顾炎武

顾炎武是开导清代学术风气、奠定清代学术基础的卓越训诂学家。他崇尚汉学的求实，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提供实事求是、重博征，贵创新，求致用，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顾炎武《日知录》），由此开启了有清一代优良的学术风气。一生著述颇丰。著有《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韵补正》、《金石文字记》、《左传杜解补正》、《明季实录》、《三朝纪事图文》、《圣安纪事》、《皇明修文备史》等书，凡四十多种四百余卷。他把考据学与经学、文学结合起来，通过正文字、审音声、明训诂来研究经史。特别重视古音学，主张以古音求古义，明确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从而奠定了有清一代即音求义的训诂方法论基础。

２、戴震

戴震是皖派的开山祖师，他治学具有独特的风格，主张把义理与考核结合起来，以考核为手段去通晓文章，寻求义理，于是形成了既有创新精神，又能实事求是的清代考据学。戴震继承顾炎武的训诂方法，进一步把文字、音韵、训诂结合起来，开创了近代语言文字学的先河。他主张“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古经解构沉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间序》）。这种从文献语言出发，形、音、义互求的训诂方法，影响和支配了此后的整个考据学界，奠定了语言文字学的基础。

戴震著有《转语二十章》、《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诗补传》、《方言疏证》、《毛郑诗考证》、《诗谱》、《古历考》、《声类表》、《声韵考》、《孟子字义疏证》、《校水经注》及《戴震文集》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在音韵上区别《广韵》的等呼洪细与韵类异同，创立了古音九类二十五部说及阴阳对转的理论；文字上以互训为转注，以一字数用为假借，提出了六书的“四体二用”之说；训诂上以形证义，以音求义，在实践中发展了形音义互求的训诂思想。

３、段玉裁

段玉裁与王念孙都是戴震的高足弟子，他们继承、推广戴震的研究方法，开创了文献词义研究的新领域，将乾嘉训诂学推上了高峰。

段玉裁著述宏富，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汲古阁说文订》、《古文尚书撰异》、《诗经小学》等三十多种。其中《说文解字注》是他的代表作。该书取材广博，考证翔实，将音韵、文字、训诂、校勘熔为一炉，明其条例，必其义端，堪称训诂、文字两学并重的巨著。

《段注》的重要贡献，在于对文献词义和词汇规律的揭示。词义研究是段学的中心。首先，他完善了本义、引申义等一整套术语，用以分析和描述多义词的词义系统，揭示了一字数义的原因，从而为文献训诂考求和确定词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操作方法。他或以形索义，或因声求义，往往先确定字的本义，然后联系文献用例，推其引申义，明其假借义。这种贯通本义与引申、假借之义，从词义系统上把握具体字义的研究方法，使字书训诂与经传训诂相互印证和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文献训诂的效率和准确性。

其次，他具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善于辨析古今词义的细微差别；同时创立“统言”、“析言”之别，反映了词义在使用状态下的变化。他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古字少而义该，今字多而义别”，所以段氏认识到了词义因时代不同 和使用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所以他注《说文》特别重视对词义作历时的比较和共时的辨析，并从理论和方法上作了阐述。

再次，段氏根据音义相关的理论和文字孳乳的现象，进一步揭示了词汇中的同源规律，指出“凡云‘之言’者，皆通其音义以为训诂，非如‘读为’之易其字，‘读如’之定其音，”将训诂中的同源字与通假字和注音字区别开来，并在意识地联系同源字，从同源系列中考求词义。

段氏治《说文》，直接继承了戴震形、音、义互求的研究方法，他说：“圣人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所以他在作注之前，先成《六书音均表》，定古韵十七部，然后施于《说文》，使审音、考字、训义互为发明，相得益彰。

当然，段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知道字形造义与实义的区别，往往把造意当本义而滥言引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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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崇许，拘束字形，往往不顾文献实际而强为曲解。

４、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

王念孙笃好经术，尤精小学，是一位见识渊博而治学专精的学者。著作不多，但分量很重，如《古韵辨》、《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尔雅郝注刊误》、《释大》等。其子王引之秉承家学，与交相与切磋，著有《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等。

王氏训诂不囿于形体，不斤斤于推求本字本义，而是广集同例，综合比较，贯以音义，建立系统，使单字单义的训诂，发展到同义词群和同源词族的词义系统研究阶段。王氏“假《广雅》以证其所得”，在《广雅疏证》和其它著作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语义学理论和训诂学方法。概括起来，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通过分析声、义的近、同、通、转关系，广泛地联系同义词群和同源字族，并进而建立揭示同源词“源义素”的“义类”理论和关于意义变化的“义通”理论，对词语的孳乳规律和词义的演变途径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入探讨。王氏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充分显示了声音在训诂研究中的地位。因声求义，不限形体之法，对于辨明假借、训以本字也有重要的作用。王氏同时还指出：“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王引之《经义述闻·序》）王氏训诂善破假借是其特点之一。

其次，王氏注重研究复音词，对汉语复音词的内部词义构成作了深入分析，并从训诂的角度，分出了其中具有同义语素的一类，即“连语”，揭示了“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本质特征，从而推进了汉语词汇构成的分类研究。王氏认为连语的上下两个语素同义，不能够分别作出不同的解释，这正是着眼于内部的语义构成关系来划分的。由于王氏正确地认识了这类词的构成特点，所以能够克服前人望文生训、分同义语素为异义词的弊病，纠正了大批长期误解的同义复词，为复音词的训诂实践提供了范例，从特定的角度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

第三，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比例而知，触类长之，揭示了许多修辞条例和语法规律，特别在虚词训诂方面继往开来，功不可灭。王引之说：只要“按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凡其散见于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这是一种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办法，王氏父子用这种办法训诂，创获颇多，特别是语法和修辞，如《经义述闻》中归纳了“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例，“上下省文”例等等，直接开启了清末以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为代表的“文辞条例之学”（章太炎语）。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专门归纳经传中的疑难虚词作释，纠正了前人以实义解虚词的许多谬误。

乾嘉学术以段、王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从经传单字单义的训诂上升到语言文字内部规律的系统探求，从而为近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特别是文献语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自乾嘉以后，社会日益动荡不安，严重脱离实际的考据训诂之学逐渐不为人所重，除俞樾、孙诒让等少数几位清学殿军尚能固守乾嘉遗绪，保持朴实学风之外，大多数学人转而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或以经术作政论，或借小学治专业，形成了晚清的实学派训诂。

３、晚清的实学派训诂

晚清的实学派训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张今文经学，如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他们把学术与政治结合起来，掘发经典之微言大义，为其革新救世服务。这种学术对于解放思想，推动社会前进起了积极作用，但对于语言文字本身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贡献。因而一般认为晚清的训诂学由此趋于衰落。另一类注重考实，即研究某一专科的词语及名物源流。他们虽然不以语言文字为终极目的，但或多或少都与训诂学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语词是文化的载体，词源更与词所指称的事物特点直接相关。不考实，名源难明；不对专科知识作深入研究，又绝难对实况考察明白。所以考实必须以训诂为工具和手段，而考实的结果又往往反过来为词汇训诂学提供材料和方法，为训诂学开辟新的领域。

自清代乾嘉以来，实学派训诂突出的作风是重视历史。无论对中国通史、思想文化史，还是对各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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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主办的“高校训诂学师资培训班”的２８名学员，联名向全国语言学界发出了成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倡议，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此后，经过1980年１年的酝酿，1981年３月，在武汉召开了筹备会议，成立了以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教授为首的筹备组。

1981年5月2日至５月５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湖北省党政领导到会祝贺，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的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８０多人，列席代表３０多人，提交论文７０多篇。会议就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性质、方法、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讨论并通过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章程，选举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章程规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是中国传统语言学、训诂学工作者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全国广大语文工作者，研究我国传统语言学，为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与港澳台及海外的文化交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贡献。学会的主要任务是继承、整理、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加强训诂学的应用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繁荣。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历任会长依次为陆宗达（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徐复（第二届，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第三届、第四届，北京师范大学）、李建国（第五、第六届，国家语委）。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举行过多次学术活动。

1982年６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校训诂学教学大纲讨论会”，５０多人出席了讨论会。会议讨论通过了“训诂学大纲，决定编写高校通用的训诂学教材”。

1982年11月，在苏州举行学术年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60多人，列席代表40多人，提交论文142篇。陆宗达、殷孟伦、徐复、王力（北京大学）、周祖谟（北京大学）等语言学界前辈云集，使本次年会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盛况空前的一次学术活动。会议就训诂学领域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

1983年11月，在扬州召开“纪念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学术讨论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协助江苏高邮县政府在王氏祖居的基础上建立了王氏父子纪念馆，在中国尚属首创。此举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强大反响。

1984年春，在西安举行学术年会。10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80多篇。会议讨论了训诂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

1985年４月，在开封——洛阳召开“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120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70多篇。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得到河南省政府的支持，重修了许慎墓（郾城县），修建报许慎纪念馆，树立了许慎塑像（洛阳）。

同年10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在武汉——南京联合举行“纪念黄侃诞辰100周年、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10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80多篇。同年10月，在江苏金坛举行“纪念段玉裁诞生250周年学术讨论会”，协助金坛县政府建立了段玉裁纪念馆。这次会议和本年度前两次会议一样，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7年５月，在浙江富阳召开学术年会。近160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120篇，会议讨论了训诂学与古籍整理问题。

1988年４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与山东大学、高密县政府在山东高密联合举行“郑玄学术讨论会”。6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50余篇。与会代表瞻仰了郑玄墓和郑公祠。同年８月，在长春举行学术年会。会议交流了训诂教学和研究情况。

1990年11月，在苏州举行学术讨论会，并纪念南京大学洪诚教授逝世５周年。

1991年11月，在贵阳举行学术年会。会议就训诂学与古籍整理、训诂学的教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92年8月，在湖南索溪峪举行学术年会。会议讨论了训诂学的理论建构等问题。

1994年9月，在合肥举行学术年会。会议就训诂学与传统文化、皖派训诂成就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地讨论。

1996年8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学术年会。会议以“训诂与辞书编纂”为中心议题进行了研讨。 1998年10月8日至14日，在云南昆明——大理举行学术年会。会议就“训诂与辞书编纂理论研究”和“训诂与方言研究”这两个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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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在南京举行学术年会。会议就“《说文解字》及《说文》学研究”和“徐复教授学术思想研究”这两个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2000年11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与瑞安市政府联合在浙江瑞安举行“孙诒让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围绕“孙诒让学术思想研究”、“孙诒让生平事迹研究”、“孙诒让与清代学术”以及“有关孙诒让其他方面的研究”等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讨。

2002年8月11日至15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就“训诂与中学语文教学”和“西北地域文献研究”两个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训诂与中学语文教学”中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一直关注的问题，如1991年贵阳学术年会后，学会就曾主持编纂过《中学文言文标准注释》。这次专门加以探讨，是针对新编中学语文教材的文言课文增多的需要而进行的。以“西北地域文献研究”为议题，既是因为这次会议的地点在新疆，更是因为国家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两个议题都体现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同仁关心社会、为国服务的热忱。

中国训诂研究会此前还先后编辑、出版过《黄侃学术论丛》、《金坛段玉裁研究论集》、《王念孙、王引之研究论丛》、《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高邮王氏四种》、《中学文言文标准注释》、《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等著作。还举办过三次训诂学讲习班，培养过一批训诂学教学、科研人才。

22年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在积极促进训诂学不断发展的同时，自身的组织建设也在不断地完善，已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社团。学会内部管理日趋规范，对外交流日益加强。德高望重的年长会员热情关注学会的成长，始终把握着学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一批新的、学有所成的年轻会员的加入，又使学会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正在为我国训诂学、语言学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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