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善良的“蓝蚂蚁”

勤劳善良的“蓝蚂蚁”

冷和平

——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起伏摇摆

《赵氏孤儿》的影片，我是在同济大学的礼堂里看的。天生一副喜剧面孔的葛优在屏幕上一出现，便引得观众一片哄笑，把个极具悲剧气氛的作品彻底颠覆了，活脱脱的和《雷雨》在大学生专场演出时的窘况一样，让演员杨立新无所适从，连发五篇微博方可解怵。

当年把《赵氏孤儿》这部作品介绍到国外去的是马若瑟，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翻译的时候，马若瑟偷工减料，硬是把作品中依依呀呀的唱词全给删了。伏尔泰先生觉得这部作品很精彩，便又将此作品改编为《中国孤儿》，角色全部更换，剧情大大翻新，让皇上爱上了男一号的妻子。伏尔泰先生看中的是作品中的中国人的伟大的理性精神，和西方古典主义的精髓不谋而合。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引导了当时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要说一国文化被另一国民族接受，这是常有的事了。但当一种异国文化被一些注视者视作是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的时候，这些注视者就表现出一种对异国文化的向往甚至狂热，而呈现出某些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尤如西方人在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

700年前，马可·波罗的游记为欧洲人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一批由读了游记而产生东方情结的西方人开始关注中国，他们在寻找着游记中所记叙的世外桃源般的幻象，这对于欧洲人而言，无异于是一次振聋发聩的诱惑。于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出现了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波特、约翰逊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航海家和探险家，目的地直指东方。

令人乍舌的是，2011年8月，《环球时报》引英国媒体的一份意大利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说，所谓的游记也仅仅是道听途说的杜撰而已，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有来过中国，因为研究者们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没有找到关于中国古长城和女子缠足等等古迹和风俗的相关描述。据说，中国的研究者们早就翻遍了相关的古籍，皓首穷经也没有找到马可·波罗在扬州为官三年的记载，或许马可·波罗就是那时一大批历险家们形象的总合。

且不管马可·波罗的真假与否，但他的游记的的确确为欧洲人揭开了东方神秘的面纱，对西方而言，中国一半是传奇，一半是历史。

在马可·波罗后的50年，一部把中国吹嘘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游记》问世了，作者曼德维尔把中国虚构成神话般的朦胧，强悍的大汗君王，威慑四方的雄伟宫殿，宫殿里有数不清的奇珍异宝。之后的威廉·坦普尔更把中国称为政治、哲学、道德和文化的楷模。想象代替了现实，历史融合了传奇，欲望充斥了冒险家的头脑，共同构造出他们心目中的文明、理性和丰饶的乌托邦世界。

与乌托邦的中国形象背道而驰的，则是对中国形象的另一种诠释，充斥在西方长达一二百年的舆论中。一伙没到过中国的文人学者，包括政客，他们仅仅凭着几本书的描绘，对中国形象大肆诋毁，这其中有久负盛名的 “小说之父”笛福，散文家德·昆西，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桂冠诗人丁尼生，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文坛领袖爱默生。在这些人的眼里，中国就是一个野蛮、愚昧、落后、邪恶的民族，中国的政治表现出了“愚蠢和可笑可鄙的冥顽”，中国的官僚和乡绅是一种精神涣散、自以为是的腐败和贪婪。所谓的中国的华美壮观、繁盛昌明等，丝毫不值一提，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从而成为当时对中国一片赞扬声里最肆无忌惮的嘲讽。

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率领庞大使团访华，目的是要“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遭到乾隆帝的拒绝。返回英国后，这位对中国充满好感的“中国迷”，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断言：“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永远不能修复”。马嘎尔尼对于中国的抨击报道影响整个欧洲，导致了萨克斯·罗默系列小说塑造的傅满楚博士这么个阴险、恐惧人物的产生，强化了西方社会的错误认识，致使贬抑中国形象之风甚嚣尘上。实际上，傅满楚形象就是皮尔逊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中“黄祸论” 谬论在文学中的最典型的体现。

然而，经历了第一次大战的欧洲人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引以为傲的欧洲文明之国，实际上是战争中的最为野蛮之国，所有的文明自诩都是一种标榜的印记。一些在战争中饱尝艰辛而对欧洲文明抱着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在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在中国文化里，尤其是

中国哲学中探寻拯救欧洲文明危机的道德上的出路 。

毛姆来了，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随即诞生，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面纱》充满着浓郁的中国情调。哲学家杜威来了，他对中国人民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的热情赞不绝口，在中国足足呆了两年多。罗素来了，在北京讲学一年，孙中山称其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奥顿、依修伍德结伴亲赴中国抗日战场，合写了惊心动魄、流芳百世的《战地行》。著名三大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几乎同时发现了“红色中国”的存在，《西行漫记》是斯诺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最值得一提是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描绘了东方群山里的宗教圣土、人间天堂的神秘之地香格里拉，它让世人迷离在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地平线上，为西方人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提供了失而复得的精神上的慰藉。

上个世纪，中国形象一直是西方关注的目标。赛珍珠的《大地》，由于作家“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了解中国的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苏珊·拉宾的《蚂蚁山》，将红色中国喻为“一个暴君统治的蓝蚂蚁的国家”，“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做同一种事”。保罗·洪伦德的《政治朝圣者——西方知识分子的苏联、中国和古巴之旅》说中国“是一个信仰虔诚、道德高尚的社会”，“这个民族昭示了世界上一种全新的文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开花结果了”。纪思德、武洁芳的《中国守灵》，企图泯灭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小阳春”带给世界的光明，喊出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而彭定康回到了他的英国老巢在《东方与西方》中说，“真正的中国的威胁来自于它的那种道德与政治上的邪恶力量”。于是，本世纪初，英国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扬言，“如果说英国曾经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是一个文化霸主”。

这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臆测，国人也不会被西方摇摆不定的话语左右。经过百年来的三大巨变和开放，人们已经从过去沾沾自喜的泱泱大国的辉煌中，或者从落后愚昧的窘况中，渐渐清醒过来，努力打造崇尚和平、重文轻武、讲信修睦、合作共赢的新的中国形象，这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核，无需西方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中国形象的每一次起起伏伏，历史前进的每一次踉踉跄跄，都在广袤的黄土地上开张闭合，留下了踏踏实实的足印。中国人以智慧、勇敢、善良和大度的品行，从五千多年前的黄河流域浩浩汤汤一路走来，没有悲壮和热烈的喧嚣，却有着独持贫贱的担当，这种担当，恰如蚂蚁的勤劳、善良一样，而这正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民众群像的集结和写照！

是与不是，中国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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