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讲解词

博物馆

邹城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筹建于2000年，2002年6月29日建成开放，总投资4000余万元，总占地24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500平方米，陈列面积5000平方米，馆名为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所题，馆藏文物1.5万件，一级文物38件。内设十个展厅，其中七个为基本陈列厅，一楼有：史前厅、石刻厅、精品厅、青铜厅；二楼有：陶瓷厅、北朝摩崖刻经厅、古代书画服饰厅，展出了从原始社会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近千件，集中展示了邹鲁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另有3个临展厅可常年举办临时展览。

大厅内这套编钟是以我市郭庄村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甬钟为原形，由苏州华声乐器厂著名工艺大师金海鸥先生设计制作的一组35套编钟，我们将其定名为“邹鲁和钟”。每个钟体敲击正面和背面能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高音清脆悦耳，低音深沉洪亮，可与任何乐器配伍演奏。全套编钟共有铭文703字，其中音乐铭文599字，它在宫、商、角、徵 、羽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增加变徵和变宫，产生了七声音阶，它表明中国在2500年前就使用了十二律七声音节，是目前为止较能体现中国古代音律的实物。钟是我国古代宗庙祭祀和宴飨宾客时不可缺少的打击乐器，用木槌敲击演奏，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邹鲁和钟的复原制作再现了

邹鲁古代文化的辉煌，也说明了我国春秋时期在音乐艺术领域和青铜铸造领域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看过邹鲁和钟，我们首先参观的是史前厅，史前是指没有文字记载之前的人类历史。史前厅共展出文物91件，通过这些出土文物我们了解到，早在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在此造就了辉煌的文明。迄今为止，邹城境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十余处，其中野店遗址最具代表性。野店遗址位于邹城市峄山镇野店村南，东西宽700米，南北长约800米，总面积56万平方米，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发现于1965年，1972年，山东省文物部门对野店遗址进行了发掘 ，先后揭露面积1660平方米，清理墓葬89座，灰坑23个，房基7座，陶窑2座，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双叠地层，共发掘清理各类随葬品千余件，有陶器、石器、骨角器等，装饰品有石镯、玉环、骨饰等，镌刻精美，反映出当时已有较高的审美意识。野店遗址出土的器物，保存完整，文化内涵丰富，对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有重要价值。下面，就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史前厅，去了解一下我们先民的生活及出土的文物吧。

走进史前厅，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复原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人们的生活场景，他们大多都定居在河流岸和近水的台地上，处于依山伴水之地，便于耕种和采集，是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繁衍之地，距今4640——6170年之间，延续了1500年左右。房屋以所挖坑壁为墙基，周围竖立木柱支柱屋顶，屋顶上搭上草

木，房址有方形、圆形两种形式，均为半地穴式建筑，证明原始先民已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他们使用磨光石器等简单劳动工具进行农耕、渔猎。人类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使用人类自己发明琢制或磨制石器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以使用磨制石器时代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此时已产生农业、畜牧业，发明制陶和纺织，人类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进入改造自然的经济，并已过永久定居生活。社会发展处于原始氏族部落时期 ，根据墓葬区随葬品的多寡不一，证明当时已存在按贫富分区埋葬的迹象，由此反映出氏族内部贫富分化明显。它包括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

大汶口文化指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年代为公元前4300~~2500年。

龙山文化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而得名，距今约5000~~4000年左右，根据文化面貌、分布地区和渊源的不同，可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类型。

史前厅分为陶器、石骨器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为陶器展览。陶器是随着史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生活而出现的。制陶的发明与人类知道用火有密切的关系，被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变得坚硬定型，可能促进先民有意识地用泥土制作他们需要的

器物，原始先民最可能采用的制陶技术，大致有捏塑与贴敷法等。陶器的烧制成为新石器时代最具特色的手工艺，是人类创造的最古老的手工艺制作，是最早的生活用具。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多为手制，烧成温度低，器形简单。中期以后，采用慢轮制陶，陶器的形状规整多样了。出土的陶制生活用具种类繁多，有酒器、盛食器、炊器、水器等，制作精美，许多陶器还采用镂孔、刻花、拧花等工艺，绘成网状、圆圈、和动物纹图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红陶盉】

新石器大汶口文化，高16厘米，口径11厘米，1971年邹城市野店遗址出土，泥质红陶，敛口，鼓圆腹下收，有向上翘的管状，平底，可盛水或酒，造型端庄，工艺精致。

【黑陶盉】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高24厘米，口径8.5厘米，1971年邹城市野店遗址出土，圈足饰有编织纹大镂孔的圆形和三角形纹样，可盛水或酒，造型朴实，工艺精细，属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黑陶中的佳作。

【红陶尊】

大汶口文化，夹砂红陶，胎体厚重，大口深腹，上沿下饰乳钉一周，属盛酒的祭器。

【红陶鬶】

是古代先民的烧水用具，在新石器时代曾是广大地区都能

看到的常见器形，由于鬶只能用双手来制作完成，且由陶土烧制，易于破碎，所以鬶的制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整器状如一只珍禽瑞鸟昂首而立，是富有地域特色的陶塑艺术品。

【彩陶钵形鼎】

原始陶器是使用粘土作原料，用手盘筑揑制或轮制而成陶坯，然后用火烧成器皿。彩陶则是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以天然矿物质原料彩绘，然后人窑烧制成型的，彩陶有禇红、白、黑等诸种颜色图案。野店出土的彩陶器，数量较少，可推断彩陶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艺术品。鼎是古代炊煮食物的器皿，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于烹煮肉食，有的也可盛装肉食之用。

这件鼎底处向外弧形，伸出三个鸭嘴状的实足，口沿外禇红彩带纹上绘有白彩带线条，呈“山岚”状图案，色彩鲜艳明亮，是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为一件独具风姿的艺术珍品。

【鸟首状足盆形鼎】

器身作盆形，施黑衣陶，上腹外侧附两对对称的鸡冠式耳，两耳之间饰一圈凹旋纹。下附三个鸟头形足，足下部向内弯呈鸟嘴状。新石器时代当地居住的原始先民为东夷部落，他们以鸟为图腾，所作器物，多以鸟作为装饰题材。

【陶纺轮】

均为手工制作的灰褐陶，形制有圆柱形、扁圆形，中心有孔。纺轮是古代纺纱捻线的原始工具，为纺锤上的小轮。野店遗

址出土的数件陶纺轮，为研究纺织工艺发展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黑陶镂孔高柄杯】

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中最著名、最典型的陶器，它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已有4500多年的历史。1931年在山东省龙山镇首次被发现，其技术之精、器物之美被考古学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的制作”。黑陶是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又一制陶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如此精致的黑陶是以什么作为原料的呢？它是黄河古道淤积的天然黄胶泥为主要原料，采用高温室渗炭传统工艺烧制而成，胎壁细薄但质地坚硬，表层无釉却漆黑发亮，其型其质“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这件黑陶杯侈口、深腹，细高柄，柄上有几何形镂孔装饰，造型严谨规整，器壁厚薄均匀，装饰朴素大方，既是生活实用器皿，又是制作精美的工艺品，反映了当时制陶技术的高超。

在原始社会里，人类的劳动工具是用天然石头做成的，这种主要使用石质工具的时代，考古界称为石器时代。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錛、石铲、石锯等，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穿孔石斧】

石斧是原始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在野店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石斧在墓中的位置一般比较固定，多放置男性死者身旁或腰部，反映了男子生前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石

斧的磨制首先是打成器物的坯形或用切割的方法制成器物的雏形，再经琢制或磨光等工艺制作而成。穿孔的方法则采用管穿法，即采用一根骨管，在石斧坯的特定位置上掺上细砂和水，骨管在上面搓动，使其成孔。管穿工艺反映出大文口文化制石工艺的新水平。此器通体光滑，制作精细，又无使用痕迹，应属礼器，为部落首领所拥有。

【石锯】

大家可能都知道鲁班发明锯子的传说，鲁班为春秋鲁国人，认为锯是鲁班发明的，其实据考古证明，我国用锯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蚌锯、骨锯及石锯。商周时期出现了铜锯，直到秦汉铁锯的普遍使用，才使非金属锯及铜锯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件石锯以花岗石精心磨制而成，刃部作弧形，两侧对磨而成的锯齿，且有使用痕迹。肩部有两个对磨穿孔，北部磨有插脊，根据插脊和双孔的位置，可以把它嵌入木棍槽中，用绳子通过双孔加以捆缚来使用。该锯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出土同类器物中时代较早的实物。

【玉环】

新石器时代的玉环的基本造型为扁平的圆环状，多用黄玉、白玉制作。整体圆整光滑，内外壁平直，玉环中心稍厚，边缘较薄，通体磨光。这两件玉环玉质莹润，色呈浅白黄色，有彩纹状晕斑，制作精致。

骨角器是先民用动物肢骨、鹿角、猪獠牙等雕刻和磨制出来的生活用具和装饰品。新石器时代，骨、角器使用普遍，制作工艺精美。

【骨雕筒】

骨雕筒是用动物肢骨的一段做成，内空，断面呈椭圆形，一端刻有三道平行沟槽，壁面刮磨光滑，雕琢精细，是大汶口文化中著名的骨牙器雕刻精品。骨雕筒的用途有人根据它常与石斧置于死者的腰部或股部位，推测其为石斧的柄尾装饰物，有人根据其造型特点和装饰特征，推测可能是一种精美的人体装饰品，还有人推测其具有特殊意义，很可能是某种与宗教有关的器物，并认为它与另一类比较低矮、形如环状的牙琮有着联系。牙琮象征着女性，而高立的雕筒代表阳性，当时人们利用两种不同形制的器物通过种宗教仪式来表达天地相通，阴阳交感的意念。

【骨锥】

编织和缝纫工具，用细骨制作锥身略弯，做工精细，表面光滑，其中一件器身上刻有花纹。骨锥的出现，证明了当时人们人们已经能用兽皮缝制衣服，体现了当时先民较高的手工制作水平。为研究当时的物质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鹿角叉】

渔猎工具，由天然鹿角制成，前有一长一短两叉，尖部磨制锋利尖锐，扁圆形柄部有两孔，便于系绳捆绑使用。它是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渔猎工具，因其珍贵载入《简明中国文物词

典》。

【玉石项饰】

大汶口文化，由11件组成，（环径3——5.1厘米），由玉环和绿松石坠组成，玉片较薄，呈浅绿或黄白色，磨制光滑。形制有单环，双连环及四连环等，组成串饰，戴于颈部。

精品厅

邹城自古就被誉为“邹鲁圣地”，以辉煌灿烂的悠久历史和丰厚发达的邹鲁文明而享誉天下，那些文物特色独具、魅力永存的文明古代文物遗珍，是这一辉煌历史和发达的实物见证。我们从馆藏1.5万件文物中精选出部分文物珍品进行集中展示，反映邹鲁先民创造的绚丽的古代文明，请大家随我步入精品厅欣赏以下我们的国宝。

【龙纹玉璧】

玉璧是一种中心有孔的扁圆形器物，由于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因此用玉璧来敬天、祭天。礼天的玉璧须用苍色，象征着天空的颜色。除用作祭祀外，还可用作装饰、祥瑞、敛葬等。玉璧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玉璧的延续时间很长，历经商周、春秋、战国，在汉代还大量存在，而随着工艺的进步，纹饰越来越精美，但祭天的功能逐步减退，逐渐演变成佩戴的装饰品和馈赠的物品。春秋战国时代相当精美，雕工愈加精细，汉

墓中常出土有玉器陪葬品。这块玉璧为大壁，青玉质，呈淡绿色，纹饰分为两层，内层饰谷粒纹，外层饰两组夔形龙纹，龙头部为兽面形，眼鼻突出身躯细长且弯曲，纹饰生动精美，线条流畅，雕琢精致。它的面世，对于解汉代时期礼制、社会风尚和制玉工艺等具有重要价值，实为汉代玉璧中的珍品。

【铜簋】

出土于峄山镇大庄村，为西周时期的一件铭文铜簋，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簋是古代用以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食器，相当于今天的饭碗。古人在宴飨时是席地而坐的，簋放到席上，用手到簋里取食物。商周时期，簋还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列鼎配合使用。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士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铜簋的出土地点，据文物工作者考证属西周时期邾国，簋内所刻铭文为“#作姬#宝簋其万年眉寿永宝用。”证实该铜簋为别国贵族将女儿嫁于邾国贵族时的陪嫁品。此簋圈足下有三兽形足，腹部两侧有一对龙首耳，盖面与横条纹，造型厚重，纹饰精美，它为研究邾国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费敏父鼎】

鼎是古代的炊器，用于烹煮肉食，相当于现在的锅，有的也用于装肉食。商周时期，鼎是用来别上下、明贵贱的一种礼器，使用不同数目，代表贵族的身份、地位。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

数目的鼎，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成为标志统治者权利的一种特殊的器物。

这件鼎1972年出土于邹城市下山庄斗鸡台遗址出土，铸于春秋时期，造型古朴，纹饰清晰，内刻铭文为：“费敏父作孟姒# 媵，其眉寿万年永宝用”17字,费指古书中记载的“费国”，费国是山东境内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之一，在今山东费县东部一带，意为“费国敏父为女儿孟姒陪嫁用的宝鼎，让它永传万年子子孙孙永远享受。”鼎身饰有变形龙纹，线条清晰，铸造精美，对于研究当时礼制和费国的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青铜铸造工艺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

【吴王夫差剑】

剑是随身佩戴用于防身卫体的短兵器，出现于商周，盛行于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青铜兵器的制造，一枝独秀，名闻天下。这件吴王夫差剑，1991年邹城市朱山村出土，生动地再现了吴国兵器的风采。此剑通长59.50厘米，剑身瘦长，脊呈直线，锋部尖利，剑身阴镌篆书铭文“攻吴王夫差剑自作其元用。”此剑为吴王的专用兵器，应为吴国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是春秋名剑中的精品。

由于交往、馈赠、联姻、战争等原因，春秋时期许多有名的吴越青铜兵器，往往出于吴越以外地区。这件吴王夫差剑出土地在春秋时期属鲁国。据《左传》记载，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出兵伐邾，邾国败，邾隐公求救于吴国。鲁哀公七年（前487年），

吴伐鲁，连克三邑。经考证，吴王夫差剑正是这一时期的遗物。这一重要发现对研究吴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及对于研究吴、鲁、邾国战争史有及其重要的价值。

【汉代铜印】

印章是一种集书法、雕刻及冶铸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印章起源很早，是人们交往时的信誉保证，它可以用各种材料制成（铜、木、石等）。先秦时期的印章，大多用金属制作，无论官印、私印，都被称作“玺”。汉朝是将印章的铸刻、凿制推向规范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对官印的形制的要求十分严格，并规定“玺”为皇室专用。这件“部曲将印”为三国时期的官印，庙西村出土 ，汉代军队以部曲为基本编制单位，其印文结构、整体布局都非常注重美感，充满了时代的审美意识。汉代官玺印对研究篆刻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白剑双螭玉剑首】

玉剑首是我国古代用来嵌缀装饰的一种饰物，这种剑不是临阵兵器，而是表示身份地位的佩剑。1975年邹城市十里铺村出土，这种玉剑首正面浮雕双螭纹，背部中心有一圆形孔洞，供剑柄直接插入使用。玉剑首的发现，在山东省属首次，它生动体现了汉代玉工精湛的雕刻水平。

【青瓷辟邪】

郭里镇独山村刘宝墓出土，1974年2月至6月，邹城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一座西晋大型砖墓室——刘宝墓。墓室

为弧形砖顶，方砖铺地，四周皆用青砖砌垒，曾遭盗掘。出土文物多达60多个品种170余件。该辟邪，青瓷质，青绿色釉。器体似一昂首蹲伏的狮子，背上正中有一圆形直口，为插放蜡烛之用。辟邪是古人幻想的神话动物，似狮而带翼，它来源于古印度梵文的音译，意为大狮子，大概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行，具有祈福消灾保佑平安等吉祥的含义。此器造型古雅秀巧，新颖脱俗，釉色温润，是一件艺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西晋青瓷艺术珍品。

【刘宝墓志】

墓志是人们为了纪念死者，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官职、生卒年月及家世等铭刻于石，并置于墓中的石刻。刘宝墓志为碑形，圆首，额上阴刻篆书“晋故”二字。志文七行，共55字。“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丸校尉、都督并州军事、关内侯高平刘公之铭表，公讳宝，字道真，永康二年正月###廿九日###。”隶书有界格，笔势结构灵活，自然纯朴。刘宝字道真，西晋山阳郡高平人，生年不祥，卒于公元301年。刘宝自幼聪颖，能歌善箫，曾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任从事郎中，后任吏部郎。他善于骑射，精于武功，作战英勇，又先后任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等职，后因戍卫北境有功，赐爵关内侯。刘宝不但善武，而且能文，尤通经史，著有《刘宝文集》3卷及《历代史书考异》，流传于世。《世说新语》《汉书叙列》中有其生平事迹。今人谭正壁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将刘宝列入文学家之列，是邹城籍文武兼备的历史名人之一。刘宝

墓的发掘，为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山东境内的西晋考古提供了可靠的断代依据，并以确凿的实物资料证实了山阳郡高平在今山东邹城西南一带，为寻找确立古高平的地望提高了重要线索。

【西晋围棋子】

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奕”，由棋盘和棋子组成，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围棋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近年来，国内相继发现了石、陶、瓷质的围棋盘，而保留至今的围棋子极为罕见。1974年，在对刘宝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这幅围棋子，围棋子出土时盛放在圆形灰陶盒内，用黑、白两种自然石子磨制而成，有圆形、椭圆形，形制不拘一格，造型古朴自然。现存黑棋子103枚，白色棋子129枚，比一副围棋实际少68枚，应是墓主生前使用之物，为研究我国围棋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青瓷虎子】

刘宝墓出土，青瓷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瓷器品种，它在坯胎上施含有铁元素的釉，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由于铁元素的呈色作用，经高温焙烧呈现青色。该器呈茧形，头部做虎头状，造型富硕精美，犹如一只雄健的猛虎欲待前扑之势，胎体敦厚坚硬，釉层光亮凝厚。其用途有水器、溺器之说。西晋青瓷在山东境内发现极为罕见，而青瓷虎子出土在山东尚属首次，为西晋青瓷的代表作。

【铜造像】

这尊纪年明确的北魏至北齐年间的铜佛造像，1975年邹城市平阳寺镇土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公元前六世纪由释迦摩尼创立于印度，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伴随着这种宗教的传播与发展，佛教艺术便应运而生了。这些佛教铜造像就是当时人们顶礼膜拜、寄托信仰的宗教艺术品。佛教虽产生于印度，但中国却是世界上佛教造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的国家。其中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最多。其中北魏永兴二年（公元533年）的铜佛造像堪称我国北朝纪年铜像的精品。该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三尊立像，主佛施无畏与愿手印，双足踏覆莲台上，两侧为肋侍菩萨，面长圆，身穿袈裟，三像后面有火焰纹背光，四足方座上铸有铭文22字“永兴二年三月一日佛弟子马禄为身造像一躯#供之。”记载了供养人马禄于北魏永兴二年捐造。铜像造型优美，铸造精良，纪年明确，为研究我国北朝时期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青花云龙纹罐】

青花瓷是指在瓷胎上用氧化钴作颜料，按照所需求的图案进行绘画，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炉中一次烧成，釉下彩器钴在高温中呈现出蓝色，古称青花。据资料证实，目前所发现成熟完整的青花瓷器制品，为元代后期景德镇所烧制。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的出现，开辟了中国瓷器工艺的新纪元。青花瓷器发色鲜艳，呈白地蓝花纹的釉下彩瓷呈色稳定，饰纹永不褪色。至今为止，国内外元代青花瓷收藏品总数在300件左右，国内现存100多件，

其余200多件散落在世界各地。戈妃墓出土的这件元代景德窑生产的青花龙纹罐，通高33厘米，造型古朴，纹饰精美，明净素雅，多次出国展出，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三彩兽足炉】

1986年于邹城市大束镇云山营出土，唐三彩是一种施以多种彩釉的陶器制品，主要以黄、绿、蓝三种颜色为主，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由于使用的是含毒的铅釉，三彩器主要用作随葬冥器，日常生活用具极少。唐代典章制度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死后可随葬相应数量的冥器，普通老百姓是不能用三彩器随葬的。这件三彩炉为罐形，圆腹三兽足，施黄、白、绿三种颜色，造型端庄，色彩艳丽，是唐代艺术宝库中的精品。

【青花缠枝梅瓶】

1964年平阳寺镇横河村高密昭和王墓出土，明代景德镇窑烧制。明代青花瓷在元烧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在整个青花瓷的发展史上，明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貌特征。这件梅瓶，通高33厘米，口径6.5厘米，样式特点为小口、短颈、丰肩，因口径小，只能插梅枝，故名“梅瓶”。梅瓶纹饰由三部分组成，以旋纹相间隔，腹部主题纹饰为缠枝花卉，肩部饰缠枝牡丹，画面纹饰富丽繁密，层次分明，是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器中的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白釉刻花枕】

1979年邹城镇南关出土，长19.4厘米，高9.4厘米，长方

形，枕面下凹呈枕形，饰花卉图案，周缘界画边框，通体施白色釉。瓷枕是我国的瓷质寝具，出现于隋，宋元时期流行。瓷枕按用途分为生活实用枕、随葬冥器和医用脉枕。器表挂彩釉，以印刻纹饰及釉下黑彩纹饰为主要内容。宋元是我国瓷器发展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瓷枕形式多变，花纹秀丽，纹饰精美。北宋张来在《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中说：“巩人作瓷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这是古人对瓷枕的赞美。这里展出的瓷枕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样式。

【龙泉窑双耳三足炉】

龙泉窑是两宋时期烧制青瓷的名窑，产品当时不仅畅销全国，而且大量销往世界各地。窑址主要分布在浙江省龙泉县大窑村一带，明代中期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这件明代三足炉为敞口、折沿、绳纹双耳、鼓腹三柱形足，颈部饰瘦形花草纹图案，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翠雅丽，釉层温润似玉造型工整，图案生动，烧制工艺精湛。

【龙泉窑福寿双耳瓶】

明代龙泉窑烧制。通体施青色釉，器身为椭圆扁形，口为含苞绽放莲花状，细长颈，两侧有双兽首耳，耳内各挂一圆形活环，腹部分别刻有行书“福”“寿”两字。双耳瓶造型秀雅，釉色温润、透亮。

【红陶乐俑】

这组明代红乐俑为立姿，头戴圆形冠，着长袍，演奏笙、鼓、

琴、钟等乐器，造型栩栩如生，神情动态各异。

【双凤铜镜】

这面明代铜镜为圆形，正面光洁照人，背有钮可穿系，钮座为莲花纹，座下竖刻篆书铭文“洪武七年八月日造，美字二十六号”14字。铭文两侧雕刻双凤在云间追逐图案，伸颈展翅，翩跹欲飞。此镜纹饰生动，做工精美，为明代宫廷用品，为同时代佳品。

【蕉叶白端砚】

砚是我国传统文书用具和工艺刻品。这件明代蕉叶白端砚，为长方形，表面呈红色，砚首有浮雕镌刻“夏夜纳凉图”。墨堂两侧有清嘉靖时期进士朱为弻篆书题文，砚两侧有清代书法家刘镛行书题文，砚背阴刻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诗文。其书法浑厚雄劲，神韵飘逸。该砚集雕刻、绘画、书法于一体，与莱子侯刻石、陶瓦砚同为孟广均收藏的十件文物精品之一。端砚为我国古代四大名砚之一，有“群砚之首，天下第一砚”的美誉。产于广东肇庆端溪。它有发墨护豪、贮墨适中、不易结冰的特点，为明代端砚之上品。

【陶瓦砚】

长方形板瓦状，砚正面可葫芦形墨池，池上方刻篆书“惟天降灵，锡戍曹碎，值时精明，遇人而出，惜彼陶瓦，以古器贾，翰墨是封，以彰以述”32字。池两侧阴刻楷书对联“为爱陶瓦之质，宜加即墨之封。”墨池下方竖刻十一行楷书小字，说明此

砚的出土地点于购得的年代。砚背上刻隶书“建安十五年”五字。经考证，该砚出土地点应为淮南安阳漳河滨一带，为明代仿制的汉瓦瓦砚，为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均于道光年间购得。此瓦砚质地细腻、制作精良、雕刻精巧，实为陶砚之佳品。

【铜戈】

戈是古代战场上用以钩杀的最主要的兵器，盛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多为青铜质。戈头部分称为“援”，有锋利的双面刃，援末转折而下的部分称为“胡”，嵌入木柄部分称为“内”，援末和胡上穿绳缠柄的小孔称为“穿”。商代末期出现有胡戈，西周时期短胡戈较多，有一穿二穿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戈多为插长胡多穿，刃部弧度大。战国晚期出现了一种刺胡戈，成为目前较为罕见的古代青铜兵器。这件战国晚期的三刺胡戈，援至内长29厘米，胡长16厘米，1979年征集于邹城废品回收公司，至今锋芒犀利，寒光闪闪。

【兽面纹铜觚】

商，高21.8米，口径13.6厘米，1971年邹城镇原南关化肥厂出土。酒器，喇叭口，细腰，平底，圈足，腰部中部为一圈形箍饰，上饰兽面纹。

【凤头鞋】

明，长10.5厘米，1953年中心店镇四府厂村出土，体作三角形，鞋状，呈枣红色，头为凤回首状，鞋后跟刻灵芝图案，底刻菱形方格纹，精雕细琢的凤的形态和玲珑精美的鞋的造型融合

在一起。

【陶牛车模型】

牛车通高22厘米，长40厘米，1974年邹城独山村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刘宝墓出土。虽是冥器，但塑造手法则是写实的，比例中规，能够使我们在今天得以看到当时车的实际形象，车双辕舆箱呈矩形，前、后两面开有门盖作卷棚式，这种车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天子将相贵族、士大夫所乘坐的高级牛车。牛车形象朴实，四足撑地，延颈伸首，仿佛随时准备着听侯主人的呼唤，驾车出门。

【陶武士俑】

武士俑通高39厘米，1974年邹城市独山村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刘宝墓出土。武士俑方面大耳，五官端正，头挽高锥形发髻，两目圆睁，蒜头鼻，翘嘴，三屡短须，右手屈曲上举，手中兵器已失，全身涂粉地，衣服纹褶处施浅褐色，发髻、眼、须施蓝色。在魏晋时期俑中，如此造型端正、刻画精细、彩绘明显的精品实属罕见。

【灰陶镇墓兽】

镇墓兽是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兽形随葬物，放于墓前或墓门两侧，起辟邪作用，起源于战国时期，西晋开始流行。这件镇墓兽通高21厘米，长33厘米，1974年邹城市独山村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刘宝墓出土，造型独特，神态雄猛，兽口微张，大眼圆翼作低头状，颈上有两尖角，背部露饰三乳，上有三撮角状鬃

分为工笔、写意、白描、钩勒、设骨、设色、水墨等；按画家身份和画的意味分为文人画、院体画等。古代书画服饰厅展出了我馆收藏的古代书画服饰精品。

【敦煌写经】

唐代流传下来的写经大多出自敦煌石室。我馆珍藏的敦煌写经为纸本，呈暗黄色，纵48厘米，横24厘米，小楷书。佛经28行，476字。此经书写工整匀称，行笔迥劲舒展，丰腴秀丽，饱涵隶碑、晋碑的遗韵。在写经的左侧有跋文一篇，记述了写经的来历：“敦煌石室发现之唐人写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甘肃敦煌发现石室一处，内藏唐代手写书籍及各种文字经典多种········”。此写经至今保存完好，是一件珍贵的书法作品。

【鲁秀“山水人物花卉”女裙带】

邹城李裕庵墓出土。鲁秀是山东地区的代表性刺绣，属“八大名秀之一”。其特点为构图简练朴实，色彩明亮，对比强烈，针法粗细相同，及富装饰性和立体感。我馆展出的元代女裙带，用菱形朵葵暗花菱缝制。长155厘米，宽5厘米，上秀山水花卉人物。中部图案为园林景色，以花鸟为主，辅以假山流水、花草树木作陪衬，一老者持杖立于假山旁，其侧有一幼童。两端图案有祥云、山石、鹿鹤等。墓主李裕庵，曾做过盐山教谕、儒学博士，多次倡修孟庙。李裕庵墓出土了各类服饰50余件，其中鲁绣“山水人物花卉“女裙

带以其工艺精湛，构图色彩迷人，被视为鲁秀中的珍稀佳品，它对研究鲁秀发展史有及其重要的艺术价值。

【素绸绣女鞋】

邹城李裕庵出土。鞋呈三角形，长20厘米，高5厘米。鞋头绣有花卉，鞋底绣一组荷花和水草纹，鞋面绣有牡丹纹和缠枝纹，色彩华丽，绣制精美，为元代鲁秀之珍品。

【董其昌山水图册】

共4幅，每幅纵33厘米，横23厘米。图绘重山叠嶂，取势雄浑逶迤，掩映茅舍。其间烟云缭绕，蓝天白云，小桥流水，构成恬静、清丽、和谐的境界。山石多为披麻皴绘出，多勾皴，少擦染。四幅分别题“仿巨然笔意”、“仿吾家小苑溪山水”、“拟黄子久花溪春岭图等”并署“玄宰”“董玄宰”钤“其昌印”。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明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人），绘画擅长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很大，著有《画禅宝随笔》、《画旨》等。

【亚圣孟子赞】

乾隆皇帝手书。纸本墨书，纵97厘米，横51厘米，楷书9行，共134字。落款右下钤两枚御印书体劲健圆润，结体端庄严谨，堪称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作。乾隆皇帝（1736年~~1795年）在位59年，其间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他尊儒崇道，标榜文治，曾两次祭祀孟子，并在乾隆十三年

（1748年）御书“亚圣孟子赞”，赞扬孟子爱君泽民，拯救人心的功绩。

【郑燮兰花图轴】

纸本，水墨，纵93厘米，横20厘米。图中绘一枝兰草，笔法瘦劲洒脱，墨色浓淡变化分明，充满朝气和生机。卷首和卷尾有作者本人的题记和律诗一首，内寓哲理，富有感情，借兰花的自然特征，比拟做人的刚正高洁和作者傲立高岸的性格。兰花图是将诗书画有机融合在一起的艺术佳作。郑燮（1693~~1765），清江苏兴化人，字克柔，号板桥。工诗文，善书画。擅长画梅、兰、竹、石，尤以墨竹最为著名。书亦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是扬州画派突出的画家。著有《板桥全集》。

各位游客，博物馆参观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仅欣赏到美换美仑的珍贵文物，对邹鲁文明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馆内陈列的文物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见证了邹城从原始社会到明、清各个时期的辉煌，是一部浓缩了的邹城发展简史，参观完博物馆之后相信大家会更热爱邹城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今天的邹城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四面八方的宾客，欢迎大家再次光临，再见。

毛，翘尾翻卷，四腿短粗呈行走状，蹄形足，全身涂白粉，浅蓝色烘托，墨绘曲线形皮毛。

【彩绘陶灶】

汉代彩绘陶的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彩绘陶是以彩绘作为装饰的陶器，即在已烧成的器物表面用不同的彩料进行绘画，但 色彩容易脱落，与真正的彩陶有所区别。纹饰内容多为直线纹、锯齿纹、三角纹、弧形纹、圆圈纹等几何纹图案。由于线条流畅，配合协调，制作美观，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件陶灶通长17厘米，宽13厘米，1997年邹城市庙东村东汉墓出土，灶为长方形，灶面有一釜，火门上有梯形挡火墙，后有烟囱。灶饰直线纹，色彩鲜艳。 【烛台】

西晋，高56.5厘米，1974年郭里镇独山村出土。高座灯，上有浅盘，用于插烛或盛油，座为半球状，网纹镂空，座上一长柱，柱端又分三短柱，用以托起灯盘。 【铜佛造像】

隋大业二年，馆藏。 【红陶乐俑群】

明，高26.5——28厘米，1973年平阳寺镇横河村出土，随葬冥器，泥质红陶，立姿，头戴圆形冠，着长袍。表演吹笙、击鼓、抚琴、敲钟等各种乐器，人物姿态恬静安详，头身分制，颈下端为圆锥形，可插入体腔内，烧成后组合。

【三彩枕】 唐，馆藏 【青釉瓶】

唐，东章村出土，胎骨细白，施浅黄色釉，底部阴刻三字铭文，造型美观，温润典雅。 【仿玉汉刀】 清 【玉山人】

清，高13、5厘米，宽13.6厘米，孟府旧藏。玉质光润，色乳白，山形，主题图案圆雕，一老者躬身站于芭蕉树下，后有一童子持扇随行，周围垒筑皱、透、瘦、漏的太湖石，垒石间芭蕉丛生，繁密茂盛，一副迷人的江南园林的安谧的景象。

【蟠龙纹玛瑙瓶】

清，高14厘米，1986年邹城镇东关办事处出土，白色玛瑙琢制，器体作扁圆形，字母口，盖上一蹲兽昂首怒目，扁圆腹，圈足，腹两侧镂雕蟠龙，虬曲攀扶，护持宝瓶。

【鱼形玛瑙烟壶】

清，高6厘米，1986年邹城市东关办事处出土。器作鱼形，形神毕肖，生动传神，红色玛瑙琢制，玛瑙为不纯净杂色料，有深红色、浅红色和略带红润的淡白色，呈次分明，鲜润可爱。

【白玉带板】

玉带板是古代人们镶嵌在腰带上的玉片，因为制作成板块

状，在腰带上起装饰作用，所以又称为玉带饰、玉带饰片。它是佩戴人官阶的高低和富贵的象征，是历代帝王和达官贵人专用的装饰品。它的作用最早见于南北朝，到唐代已有明确的使用玉带板的制度，到明代又形成严格的制度，一品以上官员方可使用玉带，带板上可光素无纹，也可装饰花纹图案。玉带板的制作在选材上比较严格，一般以上好的白玉为原料，带板背后仅留几个小孔，用线或金银线穿缀。这件玉带板1973年出土于邹城市横河村明高密昭和王墓，玉质莹润，色白，共有十五块带片组成，最大的一块长8厘米，宽4、3厘米，由13块长方形玉銙和2块桃形玉銙组成。玉銙背面、四角或两端凿有小孔，穿有铁线，可缀于带。

石刻厅

“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汉碑以数量多、价值高而闻名天下。邹城的汉碑是济宁汉碑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社会殷实，物阜民丰，科技和艺术、美术都有长足发展。秦汉石刻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秦统一文字后，以小篆为标准字体。秦代石刻，主要指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的刻石，包括峄山、泰山、东观、琅邪、谒石、会稽等处。西汉中早期，石刻主要是以人物的姓名、年月、建筑材料的记号等，属“物勒工名”，西汉中晚期，出现了地界、符契一类的实用石刻。东汉时期石刻文字大量出现，石刻形制正式形成。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孕育下，邹鲁先民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汉代碑刻、画像、石刻等东方艺术文化，这些质朴、沉稳、大气磅礴的石质艺术品在中华历史长河中闪耀着耀眼的光彩。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石刻厅，去欣赏一下这些秦碑、汉刻吧。

【秦峄山碑】

竖立在我们面前的这座石碑就是著名的秦峄山碑，它四面共刻字223个，书法婉转圆润，严谨工整，以“玉筋篆”名誉天下。邹城市东南十公里处的峄山，自古享有“邹鲁秀灵”“岱南奇观”的美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群臣东巡峄山，他站在山顶俯瞰山下城池，顿生君临天下的感觉，便命丞相李斯撰文立石，颂扬其一统天下的功德，这便有了

秦始皇五次东巡七块记功碑的第一块——峄山碑。秦二世东巡时，又在碑上刻了二世诏书。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南侵，途径峄山时命兵士把碑推倒。由于李斯小篆天下闻名，峄山碑虽倒，但慕名前来慕拓者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迎来送往，疲于奔命，便聚薪将碑烧毁，碑被烧毁后，后世又多次慕刻。唐代曾将原保留的拓片传刻于枣木板上，后来枣木板不知去向。杜甫曾在《李潮八分小篆歌》评价唐代慕刻本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他这种看法遭到北宋大词人苏轼的反对，他在《孙莘老求墨妙考诗》中说：“峄山传刻典型在，千载笔法留阳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对传刻的峄山碑杜贬苏褒，各成一家之言，成为千古佳话。

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邹县县令张文仲，按北海王所藏的峄山碑旧本，命人慕刻于县衙门。公元1292年，邹县县尹宋德因惋惜碑文残缺不全，又令工匠重新砻石慕刻。宋代慕刻碑现存于西安碑林。

我馆珍藏的这块石碑是元代慕刻的，刻石为长方体，通高1.95米，宽厚皆0.48米，四面刻字，字形工整，笔画圆建，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的汉字书体，后世称为“秦篆”，它对研究秦代政治、文字及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莱子侯刻石】

这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刻为郭沫若先生称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它就是著名的莱子侯刻石。由于此碑无额，文前也无碑名全称，它的碑名前人所称不尽一致，有《天凤刻石》、《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莱子侯封冢记》等。刻石长60.5厘米，宽46.5厘米，厚5.8厘米，为长方形青灰色水层岩。刻石隶刻7行，行5字，共35字：“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储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勿败坏。”行间有界格，外有边框和斜线。刻石字迹清晰，刻痕显露，保存完好。西汉新蟒天凤三年为公元16年，此时隶书尚处朴质阶段，字形、线质略存篆书意味。清人杨守敬评此刻“苍劲简朴，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清人方塑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评价“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简言之，这件石刻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是隶书成熟之前的作品，虽在技法上、规范上尚有欠缺，但也正因如此，它的原始意味、山林野趣、古拙苍简的气息是成熟作品所不具备的。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

提到《莱子侯刻石》，这还要从莱子古国说起：莱子国是我国西周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方国，位于今龙口市附近。公元前567年，莱子国为齐国所灭，莱子国贵族被迁至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遗址附近，并在当地繁衍生息。公元前16年，莱子国一贵族为一族人分封土地并派族人储子良为特

使，召集了一百多人举办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动，并告诫子孙珍惜封地，特请人对此事撰文立石。可惜该碑此后在山间沉寂了两千多年，一直无人识其珍贵之处，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1972年）才被王仲磊发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又由藤县、邹县的三个秀才访得，三人在碑石右侧刻跋文，记述寻碑经历。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均先生得知后，不惜花重金将其收藏，成为其收藏的十件文物精品之一。后一直存放于孟府。2002年博物馆开馆之际，将它移入石刻厅内，至此，这块稀世汉碑才被公诸于世。

汉化像石是两汉时期装饰墓室、墓词、墓阙、石棺、摩崖等建筑物上，以石为地，以刀代笔，或勾以墨线、涂以色彩的特殊艺术品，是汉代社会最盛行的一种文化仪式，也是当时社会最为精华的一种物质和精神产品，更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石祠堂是墓葬上的祭祀建筑，祠堂的画像雕刻在石室的四壁和顶上，多为故事画，题记多为题榜形式。安排在画面中，是我国壁画常用表现手法，它说明了画像石源于壁画。它出现于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进一步扩大，晚期逐步衰落。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题材、内容极为丰富。按照画像内容的本来意义进行分类，可分为：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现实世界、地下鬼魂世界。邹城作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主要分

布区，其出土汉画像石独具艺术特色，粗犷而不鄙野，深厚而凝滞，朴素而不单调，豪放而不舒散。

【胡汉战争画像石】

东汉晚期，石长2.79米，宽0.82米，厚0.25米，1990年邹城市高李村出土。胡人是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匈奴和北方边地民族的称呼。据《史记、匈奴列传》载，自公元二世纪初，匈奴贵族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两汉统治者为了解除北方边境的祸患，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年间陆续开展了抗击匈奴的战争，史称“胡汉战争”。这块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生动再现胡汉战争的宏大场面。战争一方是深目、高鼻、戴尖帽，应为胡人。画面布局严谨，形象逼真，是东汉时期统治者征战的形象写照，为研究民族史及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质料。

【泗水取鼎画像石】

“泗水取鼎”是汉画石中最广泛的历史故事题材。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成为传国重宝，天下共主的象征。这九鼎从夏王朝传到商王朝，又从商王朝传到周王朝。传至周赧王时，秦昭王从周王室中取走了这九 个鼎，在运输途中，有一个鼎飞入泗水河中。泗水河是古代南北流向的一条大河，北起今山东沂蒙山，南迄古淮河入口，蜿蜒数百里，途经曲阜、沛县、彭城、下邳等城邑，是古代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找到

剩下的八个鼎，然而九鼎不全，一直成为秦始皇的一大心病。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时，在祭祀泰山完成祭天大典后，就专程来到彭城的泗水之滨，组织人力，打捞周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过彭城，斋戒祷词，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是关于最早的记载。秦始皇的虔诚之心只是一厢情愿，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无功而返。“泗水取鼎”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的更为生动具体，北魏时期，郦道元作《水经注》时，依据民间传说，把秦始皇取鼎未能实现的原因归结为“龙齿啮断其系。”全国发现的“泗水取鼎”构图虽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鼎以被捞出水面，而同时在鼎中出来一只蛟龙，咬断鼎系的另一端。由此看来，郦道元的说法自东汉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

邹城高李村出土的“泗水取鼎”图是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面为减地阳文，辅以阴文刻线。中部刻以双层拱桥，桥顶竖两个高杆，两道绳索通过杆顶。正中指挥捞鼎的就是秦始皇，拱桥上手执绳正欲起鼎的皆为妇女，其中一妇女怀抱婴儿也参加取鼎的行列，以此来反映秦始皇的暴虐。桥下鼎以出水面，鼎内伸出一龙头，正咬断绳索。画面左面刻石阙、人物、及仙人侍凤，右边刻双凤、仙人侍兽等图案。

此故事用天人感应论说明有德时宝器和祥瑞才能出现，秦始皇横征暴敛，天怒人愿，是不会得到宝鼎的，揭示秦王

朝覆灭是必然的。

【孔子见老子】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创作于东汉，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孔子见老子图，孔子躬身拜见老子图，孔子躬身拜见老子，老子站立相迎，孔子与老子之间有一小孩，面向孔子。孔子身后有多名弟子相随。下层为河伯出行图。

老子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姓李名耳，又名老聃。曾在周朝担任过吏使，负责古代图书典籍的收藏和管理。当他看到周王室日渐没落，周王对有识之士的治国之策根本不予理睬后，愤然辞官，开始了讲学活动，成为当时一个知识渊博很有社会地位的学者。那时孔子在鲁国，正是青年好学的时候，他一面讲学，一面四方求学拜师。有一天，他听到学生南宫敬叔赞誉老子是一个具有真材韬略的学者，便决定去拜见。孔子请南宫敬叔作引见，不远千里从鲁国去楚国会见老子。老子听说后非常高兴，特定带着徒弟前去迎接。相见后，孔子真诚地向老子请教，老子也毫不保留地将治学的道理传授 给孔子，并赠给孔子有关的书籍，二人从此结为知己。

孔子与老子之间有一个小孩，即项橐，为古代的神童，据说七岁时曾难道孔子，被孔子引为老师。“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汉代画像石大多发现于山东地区，而山东又以济宁地区为多，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孔子故里曲阜就位于这个地区，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西汉初年，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成为官方圣典，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

伏羲、女娲均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是人类的始祖。传说上古时期洪水泛滥，灭绝了人类，只剩下伏羲和女娲两兄妹，为了繁衍人类不得不结为夫妻。但他们不希望后代们继续这种近亲结合，便采取了一个奇特的占卜方法，实际上是对后代的限制办法，就是“滚磨成亲”，伏羲在东山、女娲在西山，两人相对各把一扇石磨滚下来，如两磨合在一起，表示可以成为夫妻。结果，石磨意外地相合，两人便成为夫妻，成为人类的始祖。我馆展出的东汉时期的伏羲女娲画像石上，伏羲着男装，戴冠，女娲者女装有发髻，均为人首蛇躯形尾部相交，手托日轮，日轮中有一三足乌（代表太阳）。正中有西王母像，下为三只鹭正在捕鱼。在邹城郭里镇至今有伏羲庙遗址和滚磨成亲的风俗。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四面八方的人们前来伏羲庙祈福求子，祭祀这两位中华民族的始祖。

【汉石人】

石人于1972年征集于邹城市城关镇西关居委会院内，通高1.48米，肩宽0.49米，臀宽0.48米，底宽0.39米，肩至底高1.24米，厚0.23米，面长0.40米，阔0.34米，是东汉晚期圆雕全身站立像，由灰白色砂岩雕凿而成，表面粗糙，

面部仅雕出眼鼻轮廓，椭圆形脸，眼眉突出，眼窝内凹，两眼明显用刀刻画成近三角形，鼻梁隆起，唇部有刀削痕迹，双肩齐挺，双臂下垂，双手持笏斜靠于左肩上，腰部纤细，臀部肥大，臀部以下向内收，背面依石块自然形状稍作处理加工，表面凹凸不平。

石人从雕刻的技法和造型风格上看，比西汉时期的石雕有明显进展，且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雕刻技法上，采用通体圆雕的塑造方法雕刻手法简洁洗练，删繁求简，没有过多的细节描绘和装饰。这种不强调细部雕刻和过多装饰的手法，产生一种强烈的古拙质朴感，并蕴含浑厚深沉、苍劲雄伟的气势美。在造型风格上，人物造型仍显单调拘谨，动态感不强，透视关系掌握的不好，这与东汉时期石刻作品的简练粗糙、幼稚质朴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这件石人是目前国内现存东汉时期为数不多的石刻精品之一，它为研究汉代雕刻艺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金代石雕】

我国古代一向有在墓前立石雕的习惯，这种石雕也叫石像生。石像生属于陵墓雕刻，是纪念性雕刻的一个类别，多为古代封建帝王、臣属陵墓地上的装饰雕刻常以禽兽、仪卫等显示墓主身份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含义。古代陵墓前排列多少石像生是有规定的，根据官职的大小有所不同。金朝仿宋制，也是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吏才可以享受墓前立石人

的待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邹城市西南郭里镇半石山村的金代乌林达将军墓前的石像生，有石羊、石兽、石人，形体巨大，庄严肃穆，雕刻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品。

【浮雕盘龙纹柱】

元，高225厘米，直径68厘米，征集于郭里镇爷娘庙村，高浮雕，刀法刚劲凌厉，周可伶俐剔透，波涌云绕，蟠龙飞腾，栩栩如生，气势非凡及为华美，是古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

青铜厅

青铜是人类历史一项伟大的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约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公元前三世纪，为鼎盛阶段，它跨越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夏、商、周三代，延续了近两千年。青铜当时作为贵重的合金，主要被制成礼器用器，多用在祭祀祖先先灵，宴请宾客，举行盛大典礼等场合，以青铜器使用的种类、数量等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邹城历史悠久，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地域特色，以它丰富的内涵，多彩的文化精湛的工艺，再现了邹鲁先民两千年前的青铜辉煌。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形成期、鼎盛

期、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周春秋及战国时期，延续时期约1600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有所减少，用途也有所改变，由原来宴飨及祭祀活动的青铜礼器、乐器和在战争活动中使用的兵器等逐步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青铜器根据器物用途不同可分六类：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和杂器。

【伊受铜簠】

簠是古代宴飨和祭祀时盛放黍、稷、梁、稻等饭食的器具。簠的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则一体，分则为两个器皿。簠出现于西周早期，主要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国晚期消失。该簠铸于春秋时期，两侧有兽首形耳，腹部饰窃曲纹与夔龙纹，腹内铸有铭文“伊受作用簠事于考永宝用之”，为追孝类铭文，说明该器是古代祭祀祖先的礼器。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非常重视祖先，他们往往通过铜器铭文夸耀自己祖先的业绩，吹嘘自己祖先的美德以此来行孝道，其目的是要保持世家的尊荣地位，世世代代享受其特权。

【鲁宰驷父鬲】

青铜鬲出现于商代早期，最初为炊器，一般为大口，袋

形腹，下附三足。袋形腹的作用是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商代晚期以后，袋形腹逐步蜕化，且多数铸有精美的花纹，不宜火煮，演变成为盛食器。

鲁宰驷父鬲，西周时期器物，器体厚重，宽平沿外折，裆部近平，足呈兽蹄形。腹部饰变形兽面纹，沿上镌刻“鲁宰驷父作姬#媵鬲其万年永宝用”。从铭文内容上看，应属媵器，即陪嫁之物。该鬲是当时鲁国姬姓贵族宰驷父为其女儿出嫁时的陪嫁用品，让他世世代代永远享用。铜鬲铸造精良，纹饰精美，对研究西周时期鲁国的青铜铸造工艺及社会习俗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伯驷父盘】

盘是古代洗手时接水的用具，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多与匜配合使用。盘的作用与现在的脸盆相近。匜则象一只瓢，贵族行礼仪时，往往用匜浇水洗手，用盘承之。这件盘为西周时期的器物，圆形浅盘，腹部饰窃曲纹，圈足饰雷纹。盘内底铸铭文“泊驷父乍姬沦媵盘子子孙孙永宝用”。说明该盘是鲁国伯驷父为其女儿沦姬出嫁时的陪嫁之物，因同墓尚出“鲁宰驷父鬲”，可知与伯驷父同为一人，应为西周时期鲁国贵族。该盘造型优美，纹饰精细，是鲁国青铜器中的精品。

【铜匜】

匜是古代洗手时的注水用具，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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