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着》看余华的苦难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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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文法学院 学 术 论 文 写 作

2011-2012学年第 2 学期院系 文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班级 2010级 中文三班 姓名 凌 玥

从《活着》看余华的苦难叙事

凌 玥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焦作457000)

摘要:余华的《活着》是一部典型的“苦难叙事”的杰作。作者通过直面苦难的重复叙事和苦难与温情双线交叉叙事使得悲及骨髓的苦难被剥离开来,从而使主人公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张力,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使读者的灵魂在苦难中得到了净化。 关键词:余华;活着;苦难;

On Yu Hua’s Suffering Narrate from

the Novel “Being Alive”

Ling Yue

Abstract: Yu Hua’s novel“Being Alive”is a typical of suffering narrate of a masterpiece.Through face the suffering repeated narrative and double cross of suffering and wormth of narrative, the suffering has been stripped.And made the hero won great tension of lives,and accomplishe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life.And made readers souls be purified. Key Words: Yu Hua ;“Being Alive”;Suffering

谈及苦难叙事,余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作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余华在对文学叙事的探索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对于苦难,余华把它的抽象溶解于历史的生活场景中,溶解于具体的个人命运里,通过对人性细节的把握和自身对人悲剧处境的体验,余华在普通人的身上找到了关于苦难的一般性解释,并随他体验的深入在理解上和叙述上不断地发生变化。”[1] 在余华的小说中,几乎有一种宿命意味的执着呈现:人活着就是要受苦,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忍受隔膜、伤害、亲情的丧失、理想的覆灭。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写道:”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

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2]哪怕生命里难得的温情一次次的被撕扯得粉碎,也要坚强的忍受。

余华的小说是行走在苦难中的,这是贯穿在其所有作品中的。如果非要说他的前后期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话,前期主要是通过血腥和暴力叙述生命中无尽的苦难,而后期,则是运用比较平静、温和的语调描述撼人心魂的事件,面对苦难,主人公所体现出的更多是超越之后的宁静、宽容与大度。本文主要通过直面苦难的重复叙事和苦难与温情的双线交叉叙事来分析余华的苦难叙事。

一、直面苦难的重复叙事

余华是“苦难叙事”的开创者,他用极其冷漠甚至可以说冷酷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首首生命悲歌。提到余华,一个个的字眼就不由自主的从脑海中蹦出:血腥、暴力、恐怖、死亡??他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像解剖尸体一样,将人们生活中的苦难一点点的剥离给我们看。

“余华的早期作品中对于血腥和暴力的叙述冷酷无情,对于残暴的刻画细致入微,极度渲染。”[3]对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中对曾经做过中学历史教师的疯子的描写“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了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于是他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锯子锯着鼻骨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4]这种极端冷酷甚至残忍的描写,让我至今都觉得胆寒。余华的这种直面苦难的叙事方式将他对生命之苦之惨的理解推向了顶峰。“他的写作内容残忍到了极致,叙述语言也冷漠到了极致。”[5]

在这些个极致到达的同时,小说所营造出的巨大张力与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到达了一个极限,于是,余华的苦难叙事方式开始发生转变。虽然依然是直面苦难的叙事方式,但具体的写作方法由大量的血腥、暴力的描写转为温和、平静的叙述。如写福贵埋葬有庆后“我看着那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6]读到这里,不仅福贵的心里像撒满了盐,读者的心中好像也被撒满了盐。没有了对血腥、暴力的露骨的刻画和张扬,这里的描写悲伤而又含蓄,却更能让读者体会主人公此刻内心的苦楚如撒了盐一般,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另外,《活着》总是先用一个陈述句说出事件的结果,接下来才具体描述当时的情景,如“‘谁料我一走凤霞就出事了。’‘谁知道家珍的身体刚刚好些,有庆就出事了。’‘这样的日子过到苦根四岁那年,二喜死了。’[6]等等。这种非常平静的叙述语调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不平静性进行鲜明对比,于波澜不惊中更体现作品的悲剧色彩。同时,这样的叙述方式仿佛将死亡和苦难从读者身边拉远了,让那种苦难不再那么地沉重,从而引发读者对生命意义的思索。

《 活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纯粹至极的死亡全景图,在这幅图中,“死亡”作为一种相似事件反复发生。在修辞学上,‘重复’是指依靠重复某一词或某一词组来达到特定的修饰效果的修辞手法。而在小说中,‘重复’则作为一种文本结构为了达到某一特定文学效果而重复叙述相同或相似的某一事件,

某一行为。主人公福贵一共经历了七次亲人的死亡:父亲因其输光家产被气死,母亲因无钱看病而死,儿子为给县长的老婆输血而被抽血致死,女儿因难产而死,妻子因劳累过度而死,女婿在工作中被石板拍死,外孙因过度饥饿后的饱食而胀死,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一连七次的悲剧重复发生在福贵一个人身上,而且这苦难一次比一次来得猛烈,一次比一次沉重,然而主人公福贵却没有像一般人想的那样去自杀以获得解脱,相反,他从这一次次的死亡中,更加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活着的不易,使得他磨练出了巨大的生命包容力。

《活着》 中“死亡”这个悲壮的主旋律反复出现,是因为作者受了《马太受难曲》的很大影响,余华希望自己能以一种音乐式的高度凝练的结构完成对作品的创作。“《马太受难曲》有3 个多小时,却只有一首歌的旋律。我反复听,寻找到了一种最伟大的叙述,就是用最单纯的手法写出最丰富的作品,这

[7]

个力量震撼人心。” “正是因为对简单原则的极力推崇,《活着》才赢得了某种近乎透明的审美效果。这种最朴素的叙事方式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审美效果,就是使故事自身的情感冲击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创作主体的悲悯情怀自始至终地洋溢其中。”[8]因此,反复的“死亡”旋律,渲染、烘托着福贵忍耐量的强大,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活着》用十二万文字叙述着一件事——死亡。这七次惊人的相似的死亡事件产生了浓重的悲剧效果,使得整部作品变成了一部苦难的史诗,也是一部对生命意义探索的史诗。

二、苦难与温情双线交叉叙事

死亡事件的不断重复在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与此同时,把它全部镶嵌到一个人的生活中,放大了苦难的宽度和广度,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宿命感,但日益浓重的悲剧来的日益猛烈,难免会使读者沉浸在主人公的悲悯故事中不能自拔,最终也不会造就一部成功的小说。那么怎样在重复叙事的结构下造就出一部伟大的小说呢?余华通过苦难与温情双线交叉的叙事手法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活着》是一部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的作品。其中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部,但由于作者叙述方式的改变,叙述的语调从极度冷酷变为温和、平静,叙述角度从第三人的冷眼旁观变为第一人的忧伤温和,描写方法从冷酷残忍的单纯苦难叙事变为苦难与温情双线交叉叙事,使得整部小说更加沉郁、悲痛。“在这部充满死亡气息的小说中,我们却感受不到恐怖、阴森、杀气,看不到鲜血淋漓的惨状。虽然《活着》中的苦难让人悲及骨髓,却不至于跌入绝望的深渊。”[9]毫无疑问,福贵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然而苦难在福贵的人生中并不只是充当了对立的角色。“书中的苦难与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福贵在苦难中觉醒,在苦难中拥有,在苦难中失去,最终,这一切又帮助福贵超脱苦难,拥有了生命的包容力。”[10]

在苦难这条主线延伸发展的同时,作者引入了另一条副线——温情。苦难摧毁了福贵原本安逸的生活,但却让他体会到了亲情的难能可贵。“我常对家珍说:‘你到田埂上去歇会儿’家珍是城里小姐出身,细皮嫩肉的,看着她干粗活,我自然心疼。”[6]他开始心疼自己的妻子了,与先前在赌场踢打怀孕妻

子的纨绔子弟已大不相同了。虽然此时他们的生活非常困苦,但是很温馨,读者看到这里也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对于儿子有庆,福贵也有着很深沉的爱,在埋葬儿子时,他将一颗颗石子拣出来,怕硌着儿子。读到这里突然感觉到此时的福贵如此温柔细腻,更让读者心酸不已,更加剧了作品的悲剧性色彩。当福贵带家珍到有庆坟前时“走到了有庆坟前,家珍要我把她放下去,她扑在了有庆坟上,眼泪哗哗地流,两只手在坟上像是要摸有庆,可她一点力气都没有,只有几根手指稍稍动着。”[6]这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儿子的爱,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难以言说的苦楚,不仅家珍的眼泪在哗哗地流,福贵的眼泪在哗哗地流,读者的眼泪也在哗哗地流。

“在福贵这场苦难命运的滑行过程中,死亡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也是余华有效解读受难的一个人性支点。”[8]一连七次的生离死别,就像刀子一次次割下福贵的肋骨,他除了孤独地承受之外做不了任何事,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在命运面前,任何的反抗都显得苍白无力。然而正是在这悲及骨髓的苦难中,他体会到了生命中难得的温情,这是这难得的温情才激发了福贵对活着的希望,增添了“活着”在这个受尽磨难的家庭中的一丝魅力。同样是因为温情,使得死亡本身变得更加残忍、凄惨,是使主人公的精神和意志受到了更大的折磨,也使得福贵超脱苦难之后的生命包容力更为强大。

苦难与温情的双线交叉叙事使得小说与现实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平衡关系,消解了生活的苦难,使读者悲及骨髓的苦难中见证了生命中难得的温情,在主人公的生命获得巨大张力的同时,读者也经历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心灵得到了一次净化。

参考文献:

[1]陈超.如何构建“苦难”的现实审美——分析余华小说中的“苦难”叙述[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3:23 [2]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2

[3]王春.浅析余华小说《活着》的叙事策略[J].科教文汇,2009,10(上旬刊) [4]余华.一九八六年//现实的一种[M].新世界出版社,1999

[5]齐红.苦难的超越与升华——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主题[J].当代文坛,1999,1 [6]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2

[7]余华访谈:《我永远是一个先锋派》.文学世界——余华专栏,www.White- collar.net [8]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1

[9]余盛祥,王慧英.生活的苦难艺术的审美——浅析余华《活着》[J].黑河学刊,2010,9

[10]李贞.《活着》中苦难的意义[J].合肥:安徽文学,2011(5)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9w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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