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

篇一：廖承志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廖承志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除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之外，身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国后的30多年里，廖承志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廖承志对孙平化说：“老孙，你还真有水平，讲了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语。”

建国伊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廖承志成为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一线工作中的主要负责人。除廖承志外，郭沫若、赵安博、张香山、孙平化、肖向前等一批早年曾留学日本的人员，也战斗在对日外交工作的第一线。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影响下实行反共反华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并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日台条约”，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时难以实现。鉴于此，周恩来提出：“先在中日两国人民间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签字。”

廖承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着重负责对日工作，开始探索开展中日民间外交。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定9月在北京举行。这年5月，作为会议中方负责人之一的廖承志，在北京接待了二战后来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当时，日本政府严禁日本代表团和公民到中国来，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这批日本友人冒了很大的风险。廖承志风趣地对接待组组长孙平化说：“老孙，你作为历史见证人，要记住，在中日关系史上，应该永远留下他们的名字：帆足计，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高良富，女，参议员（绿风会）；宫腰喜助，改进党众议员。他们是不怕犯法，第一批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在接待中，由于孙平化的日语水平有限，闹出了不少笑话，幸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冀朝铸用英语同日本朋友交流，才帮了孙平化的忙。会后，廖承志调侃地对孙平化说：“老孙，你还真有水平，讲了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语。”

为了解决翻译人才不足的问题，廖承志四处“挖墙角”，将在延安时期就从事过对日工作的赵安博、王晓云以及留学过日本的肖向前等人调来，组成了自己的工作班子。赵、孙、王、肖被人们戏称为廖承志的“四大金刚”。后来，廖承志还将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吴学文、在北大日语专业读书的王效贤，以及出生于日本关西并曾长期在日本生活的北大归侨学生林丽韫3人挖了过来。王效贤和林丽韫的日语纯正动听，以致周恩来后来曾明确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我与日本方面的会谈翻译，必须要由林丽韫和王效贤这两个同志担任。”日本友人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

1952年12月，廖承志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为郭沫若），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结识了日本参议员西园寺公一。西园寺公一出身名门，对中国非常友好。在和平大会的最后一天，西园寺公一参加了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晚宴，并即席发表了希望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讲话。会后，西园寺公一专程找到廖承志，表达了前往中国访问的愿望。廖承志听后，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西园寺公一视廖承志为挚友，二人无话不谈。在此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的20年中，西园寺公一竭力为发展两国关系呼吁奔走。后来，周恩来赞扬他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大使”。

廖承志1983年去世后，西园寺公一在撰写的《永远在人民心中》一文中深情地说：“廖先生豁达、热情的人品和那直率的诙谐，开拓着人们的心胸，使他们对当时动辄就误认为是威胁他们的‘竹幕’之国——新中国有了真正的了解。在这件事情上，廖先生是做了不朽贡献的。”

廖承志与日本友人、日中友好协会的宫岐世民先生是世交，二人情同手足。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和宫岐世民的父亲宫岐民藏是挚友。每次到日本，廖承志都要登门拜访宫岐世民。

宫岐世民从1953年起访问中国多达21次，每次也都去拜访廖承志和廖梦醒。1963年，宫岐世民担任了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与廖承志的交流就更多了。1979年6月，廖承志率团赴日访问时，在宫岐世民家的书斋中欣然题诗：“再遇蓬莱须满丝，年迩七十石为奇。心交两代情长久，并肩百岁举红旗。”1963年10月5日，中日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廖承志当选为会长。他担任中日友协会长长达20年，同日本朋友有着极其广泛的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3年廖承志逝世后，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日本人的观点，熟知日本的表里。”

周恩来说：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1952年12月底，在廖承志的协调下，西园寺公一访问中国。他为发展日中友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日本方面，就抗日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归国问题与中方进行谈判。1953年1月，廖承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同以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日本和平联络会代表烟中正春为首的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就日本侨民归国问题进行谈判。最终，会谈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日本派遣“兴安丸”等三艘客轮分期、分批接回那些志愿回国的日本侨民。同时，日本方面负责将愿意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华侨分期、分批送回中国。在实施协议的过程中，每当日本侨民离去或中国华侨回到天津港时，廖承志都亲自去天津港欢送或迎接。这一行动，对于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友好举动，对日本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红十字会为表示感谢，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访日。1954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访问。代表团团长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女士，副团长是中国红十字会顾问廖承志。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是两国民间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央非常重视。当时，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美国、日本右翼实力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都想破坏和阻挠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最后，经过日本友好人士和中国政府的多方努力才得以实现。出发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说：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廖承志说：“小廖，你要辅佐好李大姐，一定把这个团带好，把中日友好的工作做好，也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总之，把第一次出访日本的任务圆满完成。”

那时，北京与东京之间没有直接航班，必须从香港转机前往。为防止敌人破坏，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在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派红十字会的联络部长、代表团成员纪锋和吴学文作为先遣人员早两天到达东京，做些准备工作。在香港，廖承志还一招一式地教代表团成员学吃西餐，为的是到日本后不至于出洋相。中国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受到了日方热烈隆重的欢迎。日本友好团体和进步力量派出的青年小组，全心全意地保卫代表团的安全，被称为“人民警察”。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察负责警卫工作，一时出现了官民共同保卫代表团的场面。在日本，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参加了19次座谈会、17次宴会和13次记者招待会。在访问过程中，代表团广泛宣传中国政府和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主张，引起日本各界强烈反响，开启了中日民间外交的良好开端，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此后，中国各界代表团陆续访问日本，更多的日本代表团也回访了中国。

日本作家由起茂子送给廖承志一份特殊的礼物——两条珍贵的北京犬

20世纪60年代初，池田勇人首相上台，积极支持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改善日中关系的主张和行动。池田首相亲口对松村说：“我不得不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这之前，在日本有一批以日中友好为目标的友人，在受到日本官方迫害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如今，日本政府有了此意，他们的友好活动更加积极。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

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分别指定廖承志和松村谦三为政治联系人，廖承志、刘希文和日方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为经济方面的联系人。

1964年4月20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廖办”），日方在中国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各派首席代表1人、代表2人、随员2人。1964年9月29日，中方7名常驻日本新闻记者到达东京。同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广播协会的首批特派记者也到达了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它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4年，右翼的日本佐藤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再度走入低谷，但民间交往一直没有中断，犹如坚冰下的一股暖流。1964年12月，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船长钱永昌（后来曾担任交通部部长）驾驶着满载大豆、花生等中国农产品的“先锋”号货轮抵达日本神户港，停靠数天后，又装上了日本的成套机械设备、钢材等货物返回中国。

“先锋”号返航前夕，著名日本女作家由起茂子女士委托日本新和船舶代理公司，请求“先锋”号为廖承志带去一份特殊的礼物——两条珍贵的北京犬。原来，1964年3月，由起茂子曾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北京，受到廖承志的接见。接见中，廖承志无意中说起，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北京犬在鸦片战争后一条也没有了。当时，由起茂子想起自己家里的宠物狗有可能就是北京犬，便拿出随身携带的有宠物狗的照片让廖承志辨别。廖承志看后直率地说：“这就是北京犬，能送给我吗？”由起茂子欣然答应了廖承志，说待夏天小犬出生后马上就送到北京。钱永昌得知这段缘由后，欣然应允了这一特殊请求。

钱永昌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由起茂子便带着两条珍贵的北京犬从东京驱车四五个小时赶到神户港。闻讯而来的日本各大媒体记者，早早就聚集在了码头上。由起茂子亲手将两只4个月大的北京犬交给钱永昌，并与它们依依惜别，其情态好像在送别自己的孩子，令人十分感动。日本记者将这一动人画面用镜头记录下来，并在《每日新闻》上以《珍稀北京犬——一个世纪后回到原产地中国》为题刊登了这段佳话。

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廖承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首次访日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新内阁成立。翌日，田中首相公开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我要认真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8月15日，田中首相接见了访日的中国芭蕾舞代表团团长孙平化和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二人向田中首相转达了周恩来的访华邀请，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去机场迎接。廖承志作为外交部顾问参加了中日谈判的全过程。那时，他的心脏病已很严重，周恩来劝他不要逢会必到，但廖承志一得知会议消息，就是已服过安眠药也要马上爬起，坚持着完成谈判的全程。经过紧张会谈，9月29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中日正式恢复邦交，宣告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的结束。

1973年4月，廖承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中日建交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访日代表团，也是廖承志第一次率领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出发前，周恩来特意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回顾了中日邦交“以民促官”的艰难历程，阐述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向代表团成员交代一定要去看望为中日邦交尽过力的老朋友，“饮水不忘掘井人”。此时，正值樱花绽放的季节。周恩来特意嘱咐从田中首相1972年访华时赠送的栽种在天坛公园的大山樱花树上摘下几片树叶，看后亲手交给了廖承志。廖承志掏出自己的笔记本，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珍藏起来。

抵日后的第二天，田中首相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廖承志将笔记本中的几片绿叶呈给田中首相：“这是从首相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而赠送给中国人民的大山樱树上摘下来的。大山樱已在北京扎根落户，长势良好，为感谢首相的好意，请留作纪念。”在热烈的掌声中，田中郑重地接过叶片，连声道谢，并回身交给工作人员，叮嘱道：“妥为保存。”记者频频按动快门，抢着留下这会见刚开始便掀起的友谊高潮。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都采用了廖承志赠送樱花树叶的大幅照片。廖承志赠送的大山樱花树叶，象征着日本人民的友谊已经在中国生根开花，樱树成林，樱花成海，是日中友好的历史见证。

廖承志带着大家来到东京护国寺，凭吊松村谦三先生的墓地。松村谦三虽然活到88岁，但还是遗憾地未能目睹中日邦交正常化。廖承志想起往事，不禁默默流泪。他以中日邦交的既成事实，来告慰这位为改善中日关系奋斗到最后一息的老朋友。廖承志还来到高崎达之助和浅沼稻次郎的墓前祭扫。

那时，前首相石桥湛山已重病多日，久不见客。廖承志嘱咐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与石桥亲属联系。希望去看望重病的石桥湛山先生，以转达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的问候和他本人的祝愿。

石桥湛山家属得知廖承志要去看望，马上允诺。进入石桥家的厅堂，廖承志看见了一幅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横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石桥先生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日本前首相，毛泽东题赠他的这16个字，正是石桥先生几十年来为中日友好日夜操劳的真实写照。石桥湛山的长子石桥湛一把廖承志一行领到父亲床头。此时的石桥先生已经不能说话了。石桥湛一俯身凑近父亲，大声说：“廖会长和孙平化先生来看你了！”石桥好像听明白了一样，嘴唇微微一动。这是廖承志最后一次看到石桥先生。几天后，石桥湛山先生病逝。正在关西访问的廖承志得知噩耗后，带上孙平化等匆匆赶回东京参加了他的葬礼 。

访日期间的一天，大家刚从外边参加活动回来，十分疲惫，廖承志便交代孙平化说，今晚不要安排活动，好好休息一下。谁知刚吃完晚饭，听到隔壁院落十分热闹。廖承志知道，这是谁家办喜事了，便让孙平化陪他去看看。孙平化说：“廖公，你说累，又自己增加节目！”他随廖承志搞对日工作20多年，知道廖承志喜欢热闹，也最善于利用各种场合做民间友好工作。在隔壁人家，廖承志兴致勃勃地举起酒杯，还以流利的江户话祝福新郎新娘。中国贵宾的突然光临，让主人深感惊喜，也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代表团一行回到北京后，有人告诉孙平化，周恩来在一次谈及廖承志一行在日本活动的盛况时说，这是中国和日本的特殊关系、特殊情况，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乘船绕一周，友好达千秋。”

1978年10月，廖承志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10月23日两国政府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签字仪式。

此前，廖承志同来访的保利茂、二阶堂进、竹入义胜、矢野绚等老朋友促膝交谈，在中日友好条约问题上费尽了心血。经过努力，在8月份，园田直外相访华时，中国外长黄华和他一起在和平友好条约上正式签字。

邓小平临行前，特意向外交部交代：此次访日，一定要带上廖承志这个“日本通”。到达日本后，日方给予了隆重接待。这次能够陪同邓小平参加互换批准书仪式，多年努力见到成果，廖承志感到非常高兴。

早在1973年8月，周恩来会见当时到访的日本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时就说：应该考虑签一个中日互派旅游船的协议；既使不搞书面协议，我国也欢迎日本方面先派“日中友好之船”来访。从那时开始至1978年，日本来访的“日中友好之船”已达41艘，运载了1万多日本朋友来华访问。但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安排回访。“来而不往非礼也”，廖承志觉得应该组织友好之船回访日本。为了配合邓小平访日，促进中日友好形势的新发展，中国方面决定组

织“中日友好之船”回访日本。1978年10月，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日本政府和日本的一些团体非常欢迎，安排组织了1000多个团体和单位接待参观。因为这个“中日友好之船”访日团的团长是廖承志，国内外报道中不少都以“廖公船”来亲切称呼它。

在确定赴日人员名单时，细心的廖承志特意照顾到了林月琴、林佳楣、薛明、曾志、朱仲丽、郝治平、钟月林等11位老大姐，但却没有将姐姐廖梦醒列入名单。孙平化立即给廖承志打电话，希望将廖梦醒列入名单：“梦醒大姐会日文，朋友多，到日本做友好工作恐怕比上面那些大姐还方便??”但廖承志说：“算了，就这么定了。自己的姐姐好说话，她以后有机会，但对那十几位大姐来说，确实机会难得。”事后，廖承志向廖梦醒解释说：“姐姐，这次除了各界的代表外，的确给了我30个可以自定的名额，我考虑 ，还是安排‘文革’中被迫害的各位老帅的夫人们去吧。她们一是受了很多苦，二是革命多年从没有出过国，再者，她们出去本身就是很好的宣传，说明我们党已经纠正了错误。姐姐，以后有机会您再去吧！”中日友好之船“明华”号，满载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于1979年5月9日抵达日本下关，直到6月5日才离开长崎回国。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它先后停靠了下关、大阪、名古屋、东京、北海道（室兰）、新瀉、富山、鸟取、福冈和长崎等10个港口，史无前例地绕日本列岛一周，访问了日本33个都、道、府、县，174个市（区），71个町，航程达6356公里，撒下了中日友好的种子。正如廖承志在日本题词时所说的那样：“乘船绕一周，友好达千秋。”

晚年的廖承志心脏一直不好，曾专程到美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然而，被医生忽略的肺主动脉栓塞，却夺去了廖承志的生命。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在北京医院不幸去世。消息传到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失声痛哭：“廖先生比我还小一岁啊！”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在回顾廖承志的一生时评价道：“廖承志先生与已故的周恩来先生，将永远铭记在我国国民的心中。两位先生不愧是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

篇二：廖承志给蒋经国的信

国共关系发生转折时蒋经国突然离世

讲述人：原中央统战部三局局长耿文卿

为落实党对台政策，进一步推动对台工作的开展，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在台湾的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廖承志的公开信到了蒋经国手中，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思考着怎样回复这封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他要公开表明台湾当局坚硬的立场，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恶毒攻击祖国大陆。

宋美龄的回信可以说是恶气充盈，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义，迟迟不入正题。但到了1985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隔绝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引起海内外瞩目。信是这样写的——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

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迂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顺祝

近祺！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以个人私谊，浸透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亦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共民族大义昭然明示于天下。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

廖承志这封公开信，并不突然，是中共对台工作中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的布署作出的对台工作大动作。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0年元旦，中共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1980年1月1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

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高层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震动，体现了中共博大的情怀，也体现了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受到普遍的欢迎。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了对台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10月10日上午，邓颖超又在人大会堂主持茶话会，希望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对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建议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大会讲话充分发表意见。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198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亦称中山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成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台湾海峡是国民党凭借的天堑，加上美国军舰的驶入，他们可以与中共暂时不再往来，像驼鸟一样，自顾而无视世界潮流，然而，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天堑吗？中共决定将统一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那么，怎么向对岸沟通呢？自1949年以

来，国民党坚持不接触，中共与国民党的公开“交往”，只是炮击金门和福建前线的“对敌”广播。

世事沧桑，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这份兄弟情，当然也包含了复杂的纠葛和豆萁相煎成份在内，但不管怎么说，渡尽劫波兄弟在嘛！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出现思想路线上的严重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相信杀廖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而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明目张胆这么干，所以，两家关系依然没变，党内还是同志，但实存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1949年，新中国建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工作，更名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

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此信写得文采斐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丝丝入扣，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白话文一统天下，廖承志的这篇浅近文言公开信，对于尚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显示了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但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予以鼓励和劝慰，甚至训诫，有相当程度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也是中国亿万百姓的恒愿。现今，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了桌面，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亦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公开信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寥海天，不归何待”的话，稍加变动，又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思。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推动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篇三：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公开信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两党谈判，同损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唯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拢，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主持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其事，吾辈其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地顺势，负起历史重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近读大作，“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夫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概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恋湖，统一之后，即当适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言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它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长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寥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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