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掘、骆越文化和骆越古都

“特掘”、广西商周文化和骆越古都

覃 圣 敏

明山屹屹耸云间，风雨沧桑亿万年；哺就群灵功自显，神奇异彩耀南天。

自古以来，雄伟神奇的大明山，不知引发了多少诗人的灵感；也不知古今的诗人们吟咏大明山的诗词有多少！她至今仍弥漫着的许多神奇的色彩，也不断地浸润着我的心扉，可惜我不是诗人，感而不灵，写不成诗，因此，这里仅试探笼罩在大明山及环山诸县的神秘的远古文化。

一、大明山的地质地貌特征及山名考略

大明山位于广西中部，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100公里，宽10-30公里，山体主要由变质岩、砂页岩构成，主峰龙头山海拔1760米，为桂中地区最高峰。

据地质专家研究，远在距今约几十亿年前，即地质史上的寒武纪，大明山地区处在半深海区。随着地壳的变化，至寒武纪晚期（距今约8亿年前），山体开始隆起，但仍浸在海水中；至奥陶纪末期（距今约4.7亿年前），山体才第一次露出海面，并在志留纪末期至泥盘纪初期（距今约4亿年前）随着广西陆地的普遍上升而不断隆起和扩大；但到泥盘纪中期（距今约3.25亿年前），又因海浸而被海水淹没，石炭纪时仍然如此。直到三叠纪（距今约2.3亿年前）才又再次升出海面成为陆地，从此结束了海浸的历史,并形成了现在大明山的基本轮廓。

地壳在不停地运动着。由于地壳的运动是波浪形的，有起有伏，而且每次运动的波幅有大有小，这样，原来在海底沉积形成的地层也随之发生复杂的变化。我们现在可以从裸露的石山山体见到地层变化的结果：山体都是一层又一层地重叠在一起的；这些岩层线，有的是水平的，有的呈弧形向上拱起，有的则呈弧形向下凹陷。在地质上，将地层呈弧形向上拱起的现象叫做“背斜”（弧口朝下），向下凹陷则叫“向斜”（弧口朝下）。不过，弧口是朝上还是朝下，有时单从一座山是看不出的，需要从相隔蛮远的两座山的岩层线才能看出来。大明山长达100公里，虽然山体在总体上不断上升，但这种上升是在起伏波动中完成的，不可能同时向上拱起或同时向下凹陷，因而形成了既有背斜，也有向斜，甚至有断层、裂隙隔开的复杂地貌。在整个山脉中，有许多山峰和裂谷，其中最主要的是龙头山峰群和望兵山峰群，两组峰群的最高峰海拔分别为1760米和1056米。

环绕着大明山，现在分布着四个县：西南麓为武鸣县，东北麓为上林县，东南端为宾阳县，西北端为马山县。这四个县的居民，现在有壮、汉、瑶等民族，但以壮族居多。壮族是这里最早的原住民族，居住的历史最长。

在武鸣的壮语中，大明山原叫“岜迟”。“岜”是山的意思，“迟”为根、祖宗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根山”或“祖宗山”之意。最早记载大明山的古籍，今见为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名为“博邪山”。从读音上看，“博邪”应是壮语“岜迟”的记音字。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则称之为“镆铘山”，并说“昔有人得古剑于此，故名。”这可能是由于“博邪” 和“镆铘”音近，使王象之想到了春秋时吴国“干将铸剑”传说中的神剑镆铘（雌剑）、干将（雄剑），又有古剑于此出土，于是便把“博邪”改成了“镆铘”。到明清时，又有“大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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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山”、“大名山”等名称。据曹学全《舆地名胜志》载，因为山上“有五峰插汉，时有云雾隐现不常，上有潭，相传吐光时远烛数里”，故称大明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说：山上“时吐异光，远烛数里，因名。”《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则说，山上有“风穴”，常呜呜作响，故曰大鸣山。至于为什么又叫“大名山”，古籍没有解释，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明朝时要避“明”字的讳，便把“大明山”改为“大名山”。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明朝人徐霞客写的《游记》，写的就是“大明山”，难道他不懂得避讳？我想，由于“明”“名”“鸣”同音，古时没有统一规范，因而三字混用。《读史方舆纪要》说“大名山??即大明山也”；《大清一统志》也说“大名山??一名大鸣山”，都是三字混用的明证。直到民国时，才基本规范化，把整座山脉称为“大明山”，而将主峰称为“龙头山”或“镆铘山”，并沿用至今。

二、“特掘”的神奇故事

我出生在大明山下，喝着源于大明山的澄江之水长大，从小就听到老人传授有关“特掘”（断尾蛇）的神奇故事：

很古很古的时候，有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有一天，她挑着水桶到泉潭边担水。当她把水挑回家中倒进水缸时，才发现水桶里有一条小蛇。她把小蛇送回泉潭，又挑水回家，倒水时又发现小蛇还在水桶里。她第三次把小蛇放回去，但回到家时，见小蛇仍在桶里。她累了，不再把蛇送回去，而放进水缸，对它说：“蛇呀蛇，送你回去你不回。我无儿又无女，你就给我当儿子吧！”从那以后，但凡有吃的，她都喂给小蛇。

邻居们有意见了，对寡妇说：“你有好东西都把我们忘了，不给我们吃，却喂了蛇！看以后谁帮你干农活，你死以后谁给你抬棺材！”然而，寡妇听不进，依然我行我素，真把小蛇当成儿子了。她宁可得罪邻居，自己一个人干农活，再累也要把“儿子”养大。

小蛇慢慢长大了，能爬出水缸给寡妇看门，还会用尾巴扫地。有一天晚上，寡妇在月光下砍猪菜。小蛇在旁边爬着，用尾巴把弹远的菜头扫归大堆。突然，寡妇不小心，把小蛇的尾巴给砍掉了一截，还冒出了血。她心痛极了，马上找来锅灰，涂在小蛇的伤口上止血。从此，小蛇就变成了秃尾蛇。

邻居们知道后，都幸灾乐祸地对寡妇说：“好啊！你那蛇儿子以后就叫‘央掘’了！”在壮语中，“央”是尾巴的意思；“掘”是断截、短缺的意思。“央掘”就是尾巴断缺之意。寡妇听了也不生气，抱着秃尾蛇喃喃地说，我们不叫“央掘”，就叫作“特掘” 吧。原来，按照壮族的习俗，给男孩子命名，前面都冠以“特”字。寡妇把小蛇当作自己的儿子，所以就叫它“特掘”。从那以后，“特掘”的名字就逐渐叫开了。与此相应，人们就把寡妇叫成了“乜掘”（特掘的母亲）。

“特掘”长得越来越大了，“乜掘”也越来越老，耕不了田了。有一年春天，别人的田都已经犁好、耙好，并插上了秧苗；而“乜掘”的田里还长着杂草，连犁都还没有犁过，引水沟渠就更没有修接了。邻居们都袖手旁观，谁也不愿来帮忙。“乜掘”对着“特掘”暗自落泪，连连叹气。

夜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注。

第二天一早，风和日丽，温风习习。人们忙着赶到田里，看自己的田是否被水淹了。但一看就觉得很奇怪，昨夜那么大的雨，而大家的水田竟然没被淹没！再看“乜掘”的田，更怪了，昨天还是杂草丛生，怎么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绿油油的秧苗，长势都比别人的好；田埂和沟渠也修得规规整整，比别人的还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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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乜掘”过世了。邻居们知道老人家连棺材也没有，就商量着拿了一张竹席，准备把老人家简单装殓一下，抬出去埋掉就算了，以免发臭！但是，当他们走进“乜掘”的家时却惊呆了：屋里已经摆上了灵堂，一副棺材金碧辉煌，大小蜡烛、香柱都点燃了，烟雾缭绕；“特掘”盘蜷在棺头前，挺起脖子，不停地叩头，双眼泪汪汪的。

看这阵势，人们感到稀奇，更感到害怕，就都悄悄地走开了。 晚上，又是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第二天天刚亮，人们再到“乜掘”家时，什么都没有了，“特掘”也不见了，有人见到村后山崖绝壁上的岩洞里露出了一副金碧辉煌的棺材头，那是人们见过的“乜掘”的棺材。

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前后，都有一场电闪雷鸣的狂风骤雨。人们都说，那是“特掘”回来扫墓了。

孩提时听到的故事，到我年老的时候，又得到了印证、修正和扩充。原来我以为，“特掘”的故事，大约只是在我家乡那偏僻的小地方流传，难登大雅之堂。后来才知道，不仅是我的家乡，也不仅是环大明山四个县，就是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珠江流域的许多县市，都有“特掘”的故事或者与“特掘”有关的故事。当然，各地的传说都不完全相同，有的差别还挺大，但这正是民间传说的突出特点。这就使我产生一种广泛收罗材料，然后进行比较的欲望。

在上林，我找到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学颇有成就的覃建谋老师，向他请教。因为我感到小时候在老家听到的“特掘”的故事，并不完整。“特掘”的母亲死了后，“特掘”到哪里去了呢？另外，我在研究上林唐碑《六合坚固大宅颂》、《韦敬辨智城碑》的时候，翻阅过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和《上林县志》有关韦厥的记载，也听到了一些民间传说。“特掘”和韦厥有无关系？建谋老兄告诉我，“特掘”的故事产生在塘红乡石门村的石南海。石南海是一个与地下河贯通的小湖，湖边有个村子，叫石门屯。养育小蛇的寡妇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她挑水的地方就是石南海。她死后，“特掘”就离开原来的村子，到靠近现在三里镇的一个韦姓村子打工。那个村子的人，讲壮话也讲柳州汉话。他们问“特掘”尊姓贵名，“特掘”一下子答不出，因为他既没有姓，也没有名。他想起在石南海时有人叫他“央掘”，译成汉语就是“尾缺”。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尾缺”二字换成了读音相近的“韦缺”。但壮语北部方言没有送气音，别人听后误把“缺”当成“厥”了。所以，从那以后，“特掘”就变成了“韦厥”。韦厥力气大，勤劳勇敢，又热心帮助别人，因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后来被大家推为首领。

前不久，我到武鸣马头、罗波、两江等地调查，感受到那里的“特掘”氛围更加浓厚，但有关“特掘”的传说却与上林有所不同:上林的“特掘”，是“乜掘”去挑水时挑回来的；“特掘”的尾巴，是被“乜掘”在砍猪菜时无意中砍断的。而武鸣的“特掘”，是“乜掘”去割猪菜时把小蛇夹回来的；“特掘”的尾巴则是让“乜掘”有意砍断的。因为蛇是野生的，“乜掘”要把“特掘”养在家里当儿子，就必须把它的尾巴剪断，不然，它不是跑了，就是养不大。现在人们上街买猪牛鸡鸭回来饲养，回到家里时都要把它们的尾巴或尾羽剪掉一点，就含有同样的意思。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这个习俗带有巫术的色彩，应该是从远古时代传留下来的。看来，“特掘”的尾巴被有意砍断的说法更原始，被无意砍断的说法有可能是后来文明社会更改的。

罗波乡有一个村，那里的男女老少都异口同声地说，“乜掘”就在他们村；“乜掘”死后，“特掘”就搬到罗波潭去了。我们到罗波潭一看，潭并不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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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水清幽，深不见底。村民说，这个潭，神奇着呢！不管老天下多大的雨，潭水就是不见涨；也不管天有多旱，潭水就是不见少。人们传说，这里和南海相通，“特掘”原来就是南海龙王的儿子，所以，养育“特掘”的“乜掘”，就被人们尊为“龙母”了。潭边有一座神庙，供奉的主神就是龙母，壮语叫作“娅菩”或“姥菩”，也就是“乜掘”。现在，两江乡有龙母村、龙母圩、龙母庙，据说原来壮名都叫“姥菩”，后来李彦章任思恩府府尹，才在道光年间把壮名统统改成汉名“龙母”，一直沿用到现在。

“龙母”？这使我想到了藤县、梧州、苍梧和广东肇庆等地流传的“龙母文化”。看来，那里的龙母文化和环大明山的“乜掘”文化肯定有着某种联系，因为都同属珠江流域。“龙母”是汉语，龙母文化在下游汉族地区流传；“乜掘”是壮语，“乜掘”文化在上游壮族地区流传。那么，这种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是从上游传到下游，还是从下游传到上游？下游的几个县有人说，“龙母”文化是起源于他们那里，而后才向上游传播的。因为下游从藤县直到广东肇庆，就有好几座规模颇大的龙母庙，信众颇夥，香火甚胜，而上游的几个壮族县，则没有一个象样的龙母庙；另外，较早有文献记载的是下游几个县，民间也有不少传说。而上游则有人认为，庙宇规模的大小和香火的盛衰，主要与当地社会的经济状况有关；而文献记载的早晚，则与当地的文化素质相连。汉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比汉壮族地区先进，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足以说明龙母文化起源下游的必然性，因为壮族地区的口传资料远比汉文资料多。壮族地区很少有人知道“龙母”，但要说起“特掘”“乜掘”，就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如果把环大明山四县的许多壮语地名、庙名翻译成汉语的话，与龙母有关的很多。据最近调查，在武鸣和上林县凡是河流交汇之处，基本上都有龙母庙，已知有20多处。这些庙虽然规模小档次底，但数量远比下游多。此外，现在已知还有4个自称为龙母原来生活的村子，还有几个秃尾龙居住的水潭、池塘和安葬龙母的岩洞或山岭；至于有关龙母的民间传说，就更加丰富了。如果把这些材料全部整理出来，应该远远超过下游地区。所以，下游曾有人到上游来寻根。他们找到上林塘红乡石门村的石南海仙岩天地庙，以为找到了龙母的根，于是顶礼膜拜。

但是，光是如上这些，也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起源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文化根底上追究才能解决。我们现在虽然无法确知“特掘”和“龙母”传说产生的具体年代，但可以从追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来推导。我们知道，传说是口耳相传，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播地方的扩大，不断加入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内容，所以时代越久远、地域越广大，内容就越容易失真。但是，传说并不完全是凭空虚构的，其中应有“历史的脚印”，只要认真、仔细地加以分析，耐心地从沙里淘金，还是能够找出其真实历史的内核的。

“特掘”的原形是蛇而不是龙，因为在壮族及其先民的生活用语中，原来并没有“龙”的概念，“龙”是壮人受到汉语和汉文化影响后才出现的借汉词汇。南方的山野多蛇，人们常蒙其利也多受其害，因而远在汉人来到之前，壮族先民早就产生了崇拜蛇的观念，进而把蛇当成图腾来崇拜。这种蛇图腾崇拜，产生于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是原生态的。原始社会的故事，一代传一代，一地传一地，不断地加入后来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内容，就形成了现在“百花齐放”的形态。所以，总的来说，“特掘”“乜掘”的故事在本质上是母系社会中蛇图腾崇拜的产物。

“龙”也可以说汉族先民的图腾崇拜，但原始的龙或早期的龙，其分布仅限于长江以北地区。龙的观念和龙的形态在岭南的盛行，应是自秦汉时期汉族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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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迁入以后的事情。所以，岭南的“龙”是后来传入的。而且，西江（珠江中游）流域的“龙母庙”中供奉的龙，是龙和蛇的混合体，与我国北方传统的龙也不一样，应是汉族先民把龙文化带到岭南后，受到瓯骆文化的影响（须知，今桂东地区直到明代，除了府治、郡治、县治及其附近以外，大部分是越人之地），把汉文化和越文化综合起来的结果，所以，“龙母文化”应是次生态的。

一个是原生态，一个是次生态，孰源孰流，不辩自明。 但是，蛇图腾崇拜的分布很广，有没有中心地？这个中心又在哪里？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三、广西商周文化的启示

1974年，农民在今武鸣县马头乡全苏勉岭挖出了两件古怪的铜器。广西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闻讯后，随即赶到当地辨认，原来一件是铜卣，一件是铜戈，都是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物。接着，他们又到现场察看出土的地点，认为这两件铜器是出自窖藏。

1985年3月，农民又在马头乡元龙坡顶部发现一件铜盘。10月初，该铜盘被送交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0月中，县、市、自治区有关文物考古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实地考察，认为元龙坡是一处较大的先秦时期的古墓群。又据群众反映，他们在元龙坡南面约一公里的安等秧岭坡上挖树根时曾挖出过铜剑。调查组到那里勘察的结果，证明那里也是一处先秦时期的墓葬群。于是，有关部门立即组成发掘队，从1985年10月至1986年3月对两处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在元龙坡发现了350座墓葬，在安等秧也发现了86座墓葬，出土了一批在广西罕见的青铜器、陶器、铁器、玉器、石器和石范等，共计1200多件。发掘报告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西周，下限为春秋时期；安等秧墓群的年代较晚，为战国时期。后来，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考古学界又把上限推到了商代晚期。

由此，人们又想到了全苏勉岭出土的铜卣和铜戈，觉得它们极有可能也是出于墓葬而非窖藏。鉴于1974年时在广西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很少，而且都是零星的，都未经考古工作者发掘，所以当时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

马头墓群发掘时，我已经调离自治区博物馆，没有机会参加发掘的全过程，但也到现场参观过两次。这些发现曾令我纳闷：武鸣马头这一带，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怎么会有那么多商周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甚至还有浇铸青铜器的石范？石范的发现，就意味着当地可以浇铸青铜器，商周时代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我曾苦苦地思索，但却找不到答案，只好把疑问深深地埋入心底，既不敢张扬，也不敢放过任何机会。我小心翼翼地请教过一些老前辈，但疑问始终无法解开，只好无奈地等待着??。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终于摸到一丝线索，看到了一线曙光！ 为了理清思绪，这里有必要先把已知的线索清理一下。

在广西，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和其它器物在桂北、桂东、桂中、桂西都有一些发现。可按年代的早晚排列如下：

商代晚期：武鸣县马头乡除了上述全苏免岭铜卣、铜戈外，那堤村敢猪岩也出过一件铜戈。兴安县也发现过兽面纹铜卣一件，但出土地点不详。

西周时期：除了武鸣县马头墓群外，宾阳县武陵镇疗寨村木荣屯发现过一件西周早期的铜垒；该县还出土过一件铜甬钟，但具体地点不详，年代为西周中期。横县那旭乡那桑村妹儿山路边出土过一件浮雕饰铜钟，为西周中期之物。忻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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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塘中学后面的小土坡出土过乳钉纹铜钟一件，灌阳县仁江村钟山山腰的一个山洞出土过云纹铜钟，新街镇发现过一件铜戈，都是西周中期之物。荔浦县栗木乡栗木村马蹄塘和陆川县乌石镇塘城村出土铜垒各一件，贺州市桂岭乡英民村发现青铜缚一件，均为西周晚期之物。

除以上零星发现以外，武鸣县陆豁乡覃内村岜马山的6个岩洞中发现了一批岩洞葬，共出土陶器17件，石器9件，石子5 8颗，玉器1件，其年代上限约为商代或西周早期，下限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宾阳县芦圩、新宾镇下河村凉水坪发现过节齿纹铜钟各一件；南宁市那洪乡苏盘村通蒙田埂中曾出土窃曲纹铜钟一件；横县南乡和北流县发现的铜甬钟各一件；均为春秋遗物。柳江县进德乡木罗村发现过4件青铜器，有甬钟、短剑等；恭城县加会乡秧家村附近的社公山和大山头之间，发现了33件青铜器，计有鼎、尊、垒、编钟、戈、剑、钺、镞、斧、凿、车器等，可能各是一座墓葬，年代也都是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武鸣县两江乡三联村伏帮屯独山发现了一处岩洞葬，出土了铜器、陶器、玉石器共15件，其年代为战国时期或稍早。宾阳县甘棠镇上塘村韦坡屯发现了两座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计有鼎、剑、矛、甬钟、斧、刮刀等。柳江县三都乡六道村白露屯出土一件铜矛和2件铜箭镞，在柳州飞机场出土的一件铜牛，时代均为战国时期。此外，象州县罗秀乡军田村下那曹屯小河旁发现过一座战国墓的随葬品，计有铜矛、铜钺、陶垒、双耳罐等。贺州铺门镇陆合村贺河边发现过铜斧13件，铜钺5件，铜箭镞2件。在平乐县张家乡燕水村银山岭上，从195 8年以来，民工在挖采锰矿时，断断续续发现了许多矛、剑之类的青铜器。后来，经过一年多的现场观察和试掘，证明是一处先秦时期的墓葬群。于是，由广西文物工作队组织了14个县市的博物馆、文化馆的文物工作者组成了庞大的考古发掘队，从1974年10月11日至12月10日进行正式发掘，总共发掘墓葬165座（其中战国墓110座，汉墓45座，晋墓1座），出土遗物1200多件。田东县祥周乡甘莲村锅盖岭也发现过两座战国墓，出土一批青铜器和玉器，计有铜鼓2件，铜剑2件，铜矛2件，铜戈1件，铜斧4件，铜叉形器3件，玉玦2件，玉环、玉管各1件。靖西县岳圩镇王庄村发现短剑一件，时代为战国时期。

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的结果，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明山的几个县 。以大明山为中心，可将这几个县分为内外两圈，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可视为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可算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

那么，马头一带在古代是什么地方？居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呢？

四、骆越古都

据我国的早期古籍记载，远古时候有许多部落或古国。《尚书? 尧典》：“（尧）申命羲叔，宅南交。”《礼记? 少问篇》：“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这里的“南交”“交趾”都是泛指岭南。《逸周书? 王会解》载，商朝建立后，四方都来贡献，开国皇帝汤于是命令大臣伊尹制定四方各国需要进贡的物品：“正南瓯、邓、桂国??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路人大竹。”其中的“瓯”、“路”应是西瓯和骆越。在周代的一些青铜器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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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夷”、“南国”、“南瓯”等铭文，也都与岭南的古国有关。

按照历史学界通常的说法，今广西主要是古代百越族群中的西瓯和骆越的居地，西瓯在今桂北，骆越在今桂南，但界线如何定，说法不一。有的又根据唐代颜师古在《汉书》的注释中所说的“西瓯即骆越也”，把二者合称为“瓯骆”。为节省篇幅，这里不作详细分析。但根据清代《武缘县图经》，武缘水（今武鸣河）是由东江（今香江）和西江（今两江河）汇合而成，西南流入右江，古称“骆越水”；武鸣县城东北的“陆斡”镇，当地人的读音与“骆越”的古音非常接近，应是“骆越”的另一种译写。由此看来，环大明山地区为古代骆越分布区当无疑问。这样，这里的古代居民当然就是骆越人了。

从马头元龙坡古墓群的分布情况及出土的文物来看，那里应是古骆越人的一个聚落点。这个聚落点的社会情况，郑超雄先生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一书中曾经从人口、贫富分化、武装实体和王权政治、巫在王权政治中的作用等四方面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认为马头一带已进入“方国”阶段。我们退一步说，当时的骆越即使不是“方国”，起码已经是一个古国。别的先不用说，仅是第147号墓出土的牛头提梁青铜卣和33号墓出土的铜盘，就颇能说明问题，因为青铜卣和铜盘在中原地区的商周墓中，都是身份高贵的奴隶主才拥有的。由此看来，147号和33号墓的主人即使不是奴隶主，也是身份较高的统治者。但是，和中原奴隶主的随葬品的数量比起来，这两个墓的墓主还差得很远，而这两个墓同周围的其他墓比起来，随葬品的数量差别也不很悬殊。这些情况说明，当时还没有完全进入阶级社会，仍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阶段，所以，人们的社会地位还大致平等，贫富差别还不很大，随葬有铜卣和铜盘的墓主，大约只是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之类的首领。

那么，把这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称为“国家”，是否得当呢？

从本质上讲，部落和国家当然不同，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所以，部落联盟与初级国家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分别清楚。例如，我国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夏朝，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人们的观念中，都把尧、舜、禹当作国王来看待，夏朝就更不必说了。同样，南方的部落虽然不同于北方，但古人也都视之为“国”。例如，《史记》《汉书》都提到“句町王”，《淮南子? 人间训》也提到“西呕（瓯）君”。所谓“王”“君”，也就是国王、国君；又如《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提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这些都是与骆越相邻或相近，都是南方古国。我国南方由于自然条件比北方优越，因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其进程都比北方落后。当北方发展到商朝的时候，已是真正的国家，而南方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处于国家的萌芽或早期国家的阶段。所以，我国已故考古学界的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教授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过：“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还说，古国的“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他在这里提出了判定是否古国的三条标准，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贫富分化。如以这些标准来衡量，马头的情况又如何呢？它具有哪些特点？下面试从六方面加以综合：

（一）地理位置优越。大明山为桂中最高峰，巍峨雄伟，壮族先民自古就尊之为神山。马头一带处于大明山南麓，水系发达，共有15条河流，其中的二级支流分别汇合成香山河与两江河等一级支流，然后再汇合成武鸣河，再汇入右江。马头处于香江河的上游支流旁。循着这些水系，可与外界交通。在陆路方面，大明山南麓山脚下，有一条交通要道，沿着东西方向延伸，往东经思陇、宾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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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中原或东下广州。这些交通条件，今人看来也许会摇头，但对于尚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自给自足的骆越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另外，从军事方面看，大明山是最好的屏障，可进退自如，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加上先进的青铜文化，可铸造大量的箭镞、刀、剑、矛等兵器，有效地杀伤敌人。所以，南方民族在大山和大河不可得蒹时，大山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因为有山必有水，而小水必汇入大水，这样，有了山也就等于有了水。

（二）人口集中。广西地域广泛，远古时候的人口，我们现在无从统计。但元龙坡和安等秧已经发掘的商周到战国的墓葬共有436座。如果加上尚未发掘和已被自然或人为毁坏的墓葬，应该不只这个数。郑超雄先生在《壮族文明的起源》一书中估计有500座以上，我看不只这个数。有那么多人死后埋在那里，说明那里是很多人长时间居住之处。郑先生还按照一个家庭中死人和活人的比例为1：5来推算，当时马头的常住人口应在1500人以上。我看也不只这个数，应在2000—3000人。这样的人口分布，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密集了。因为骆越人是农业民族，人口的密集程度是与农田的广阔程度密切相关的。当时马头一带已经开恳的农田并不很多。所以，当时那里有2、3千常住人口，就已经不简单了。人口集中，就说明那里是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三）社会经济发达。马头位于大明山南麓，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大明山蕴藏着丰富的植物、动物资源，生活资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骆越人是农业民族，以种植为生。大明山是桂中最高峰，不仅挡住了北方的寒流，也拦住了南海吹来的暖湿气流，使得这里雨水丰沛，利于农作物生长；山下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可供种植，加上当地人又会铸造出先进的斧、锄等农具，以利耕作。把这些条件综合起来，那时的人们不说丰衣足食，也可谓衣食无忧。

（四）已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在元龙坡墓群出土的文物中，有6件完整和30多件破碎的浇铸青铜器的模范。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有明确的分工，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浇注手工业生产。另外，由出土的许多兵器看，当时的人们多是亦农亦兵，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但也应有一小部分是脱离生产的兵将，要不然，战时是不会有战斗力的。

（五）贫富开始分化，等级差别分明。贫富的分化是从私有制的产生开始的，墓葬中的随葬品，都是墓主的私人财产。在元龙坡的350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仅有54座，占15.4%；有随葬品的则多达296座，占84.6% ，但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的差别不是很大，而质的品位差别却很明显，说明当时的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但贫富的差别还不悬殊，可能正处在刚开始分化的初级阶段。墓坑的形制也反映了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大部分墓坑是简单的长方形竖穴，少部分墓坑却有二层台，是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反映。因此，从墓坑的形制、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品的品位的高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等级：贫民阶层、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贫民阶层是那些无随葬品者，平民阶层是那些随葬一般器物者，贵族阶层是那些随葬高品位器物者，例如随葬铜卣和石范的147号墓，有可能是君王之墓。正如郑超雄先生指出的：“铜卣是权力的象征”；“石范也和铜卣一样具有权力的象征”，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墓主生前直接参与繁殖的青铜铸造，这是不可能的。石范在普通工匠的手中是铸铜的模具，但在统治者手中则是权力，是神物，是拥有铸铜的权力者。”

（六）有神秘的精神生活和稳固的精神支柱（或精神寄托）。远古时代，巫术盛行。从元龙坡237号 墓和陆斡岜马山岩洞葬均有小石子陪葬的情况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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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小石子极可能是用于占卜的卜具，说明瓯骆越人的社会也盛行巫术。另外，元龙坡316号墓出土了一件玉雕工艺品，洁白细净，通体磨光，外形不规范，器体有镂空圆形，是抽象难解的艺术品，其中必定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意蕴。郑超雄先生认为，其中间带有长尖尾似的椭圆镂空，有如蛇的蜷曲之状。如果此说不误的话，那末，这件神秘莫测的艺术品就可能与蛇图腾崇拜有关了。此外，全苏勉岭和元龙坡147号墓出土的铜卣上，也都有蛇的纹饰。所以，瓯骆越人的精神支柱应是蛇图腾崇拜。如把这些与前面第一部分所说的产生于母系社会蛇图腾崇拜的“特掘”、“乜掘”故事联系起来看，对“特掘”和“乜掘”的崇拜、信仰，很可能已成为骆越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从元龙坡墓群出土的铜针来看，有人研究认为，它不是用于缝制衣物，而是用于针灸。那时的针灸，必然与巫术相结合，有如“乜掘”把小蛇的尾巴砍断一样。由此看来，“乜掘”（龙母）文化无疑是环大明山的骆越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之一。

由以上几个特点来看，马头一带作为骆越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具备了，因此，完全可以称之为骆越古都。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是古都，那就应该有城墙，但城墙在哪里？没有城墙能叫“都”吗？

现在在马头一带还没有发现城墙。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原来有城墙，现在尚未发现；或者原城墙已经被毁掉，再也无法找到了。二是本来就没有城墙，那当然就找不着了。一般说来，都城的建立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的产物。由于矛盾冲突激烈，战争频仍，因此，为了防御和抵挡敌人的攻击，城市大都建有城墙。但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唯一标志。从城墙的历史发展看，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你看现在的南宁市，有城墙围住吗？没有。那南宁就不算城市了？谁也不敢那么说。其实，就是在古代，当南宁在晋代初次成为晋兴郡的郡治时，那应该是一个城市吧？但也没有砖土筑成的城墙，而以密植的勒竹来充当。不光南方如此，就是北方的夏、商、周，也未必都有城墙，许宏先生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说得好：城墙并非构成夏商周都邑的必要条件，当史前中心聚落的人们在洪水或军事上意识不到什么威胁时，人们大概不会劳民伤财去建筑城垣把自己围起来。所以，判断马头一带是不是骆越古都，应从其是否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活动中心的实质来分析，而不应以有无城墙为标志。即使没有城墙，马头一带仍然是骆越的古都。

五、骆越古都逸史遐想

武鸣县马头镇全征村庙口屯原有一座“大明山神祠”，已毁坏，但仍可见到唐代的柱础，可见该庙历史的悠久。据好几个老人说，庙中原来供奉有商纣王和妲己。

怪了，我走了大半个中国，还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供奉商纣王和妲己的庙呢，没想到在这里听到了！

为什么要供奉商纣王和妲己？老人们说，古时候是有“天书”规定的。至于“天书”是怎么说的，老人们不得而知了。我想 ，“天书”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书，可能是“天子之书”的简称，也就是皇上的诏书。

这种传说当然不是信史，但其中是否有一点历史的脚印或蛛丝马迹呢？ 这不能不令我深思。商纣王是商代的最后一个皇帝，以暴虐著称于史，什么“酒池”“肉林”，什么“炮格之法”，都是他的发明。据《史记?殷本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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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为什么叫“纣”？《集解》云：“残义损善曰纣。”意思是“破坏义而损坏善”，可知当时的人们把商纣王看成无仁无义之人，名声并不好。商代从开始的汤王到最后的纣王，中间经盘庚迁殷，前后共传30个王，其中有不少很有作为。为什么不供奉那些有作为名声好的王，却偏要供奉这个暴君亡国之王呢？其中必定有某种特殊的、我们尚未知晓的原因。如果把这个问题与马头发现的铜卣及壮族民间的习俗联系起来看，就有可能找到谜底。

《史记?殷本纪》还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个妲己是哪里的人？《集解》云：“皇甫谧曰：‘有苏氏美女。’”《索隐》云：“《国语》有苏氏女，妲字己姓也。”有苏氏在哪里？查《国语?晋语》及有关注释，可知有苏为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省武陟县东。这些说法何所根据，今日已经无从查证，但从武鸣的出土文物和民间传说来看，未必可信。

从命名方式来看，“妲己”的结构与壮族女性的名字结构完全一致。直到现在，壮族民间的年轻女人之名，前面都冠以“妲”字，称为“妲某”。所以，“妲”是壮族年轻女性名字通用的冠词，只不过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写法而已。有的地方把“妲”字写成左女右大，有的则写成“达”字，但读音都念da 。这种命名方式，决非后起，极可能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所以，妲己很可能是远古时代壮族先民骆越的年轻女子。可能因为她长得漂亮，就被骆越王进贡给商王了。这个商王就是商纣王。纣王“好酒淫乐”，所以很宠幸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酒池”“肉林”就是因她而起的。由于妲己得到商王的宠幸，其家乡也因此沾光。马头的商周古墓中虽然发现了许多石范，但就当时瓯骆社会的生产力来说，其青铜文化似乎还达不到能铸造精美的铜卣那么高的水平。所以，马头一带发现的铜卣、铜盘等，应来自中原，而不是当地铸造的，有可能就是商纣王的赏赐。

也许有人会说，马头铜卣的提梁两边的牛头，明显是水牛；中原只有黄牛而没有水牛，如果该铜卣不是马头本地铸造的话，怎么会有水牛呢？况且卣体上还有蛇的刻纹，也是南方的特色。这个问题不难解释。蛇并非南方特有，北方并不少；至于水牛，中原确实很少，也正因为如此，南方古国才向商王朝进贡，因为进贡之物必是北方没有而南方特有的物品，可能南方进贡的水牛很威武神奇，得到商王的青睐，因而下令让工匠将水牛的形象铸上铜卣，并赏给骆越王。这样的可能性也不能说没有。

那么说，广西武鸣马头一带在商代时就与中原王朝有密切联系了？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越裳国约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远在广西之南。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不久就死了，当时的政权还不稳定。继承王位的成王还年幼，无法应付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武王之弟周公旦只好摄政。“居摄六年”，是周公摄政的第六年，约为公元前1037年。这个时间距离商纣王亡国（前1046年）并不久。既然远在中南半岛中南部的越裳国能去中原朝贡，距离中原更近的瓯骆王怎么不能去呢！

由上所述，骆越古国在商代晚期就与中原王朝有密切关系，以后经历西周、春秋、战国等几个阶段，都相安无事，大约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兵岭南时才被灭掉了。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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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其中的“西呕”，也就是西瓯。秦军是沿着湘桂走廊进入广西的，所以首先受到西瓯人的抵抗，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但秦军凿通兴安的灵渠之后，兵饷得到了补充，就继续南进，击杀了西瓯的君王。西瓯和骆越可能原来就已结成军事同盟，以便共同抵抗强大的秦军。这个军事同盟的首领，开始时应是西瓯君译吁宋。在西瓯君战死后，秦军乘胜南下，很快进入桂中骆越地区。瓯骆联军都躲入山林，避开秦军的锋芒，共同推举出有能力的“桀骏”来率领大家继续抵抗秦军。这个“桀骏”，很可能就是骆越的君王。他们躲藏的山林，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大明山南麓一带，因为这里的地势最有利。这还可以从后来发生在昆仑关的宋代侬智高与狄青之战、二战时期国民党军与日寇之战得到印证，而商周时骆越人的思陇关离昆仑关并不远，可见这里地形之险要。正由于这里地势险要，又在夜色的掩护之下，瓯骆联军因而能大破秦军，击杀了秦军的将领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但是，秦军毕竟是强大的，他们依靠灵渠为补给线，后援和粮饷得到不断的补充。这样，瓯骆越人尽管抵抗了几年，最后还是被打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许多历史学家所称谓的“秦瓯之战”。

瓯骆越人被秦军打败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贵族阶层）很可能往南迁徙，沿着左江逆流而上，经今崇左、龙州，辗转进入今越南北部，在河内附近另建了一个瓯骆国，并建筑起城墙，就是今日尚可见到的“古螺城”。这样，原在今武鸣马头的骆越故都也就废弃，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

我不否认，以上所说带有若干猜想的成分，但也绝不是胡思乱想、无中生有，因为这种猜想是有一定的史实为根据的，所以有一定基础。

六、结语

骆越古都虽然被历史湮没了，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磨灭。三千年过去了，古都的遗民后裔仍然有人记得当年的商纣王和妲己；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原来埋没在荒坡野岭上的古墓，陆续重见天日，人们对“岭南的夏商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

作为骆越人的精神文化之一，“特掘”和“乜掘”的形象，长久地存活在骆越人及其后裔的心目中。在壮族农村，通常在村口立有一尊石狗，作为看护村庄的神灵。但立在武鸣两江乡龙母村村边的“石狗”，却不是狗头，而是蛇头蛇身。村民们都说，那是“特掘”，可见“特掘”“乜掘”的影响多么深厚！又根据调查，在大明山西南麓，凡是河流的交汇处，过去都建有祭祀“乜掘”的庙宇，

主要参考文献： 1、（明）《武缘县图经》（手抄本）。 2、（清）《武缘县志》（手抄本）。 3、（民国）《上林县志》（铅印本）。 4、《史记》（标点本）第一、第九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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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广西人

民出版社1993年版。

9、黄金铃、农绍岳：《广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2年版。

10、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关于广西大明山壮族龙母文化深度

考察研究的情况汇报》（内部资料），200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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