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华为：前华为人自述九年工作经历

前华为人自述九年工作经历：你所不知道的华为往事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很漫长,但关键的选择就那么几个,这些选择决定了他的一生.确实,在我一生不多的选择中,1993年决定进入华为是我最正确的选择,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在华为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这篇文章先在《华为人》报上登出,后来被收录在《华为文摘>,并成为新员工培训的资料.这篇文章是我当时发自肺腑的声音:我确实是在华为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有在华为工作的那九年经历,我的人生足矣!

我是1993年春节后进入华为的,那一年正是华为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时候.那时候,华为每天都派车到人才中心拉人回来面试.现在华为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是那一批来的:李一男,费敏,洪天峰,徐直军,郑树生……我刚到华为的职务是软件高级工程师,从事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几个月后担任万门机的软件项目经理.在万门机开发完成后,任交换机业务部付总工程师.在1995年,华为开始大力发展交换业务部以外的业务,成立了新业务部,包含会议电视,传输,数据通讯等新业务,我任总工程师,负责数据通信业务.在1995年底,华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研究所,主要负责数据通信产品的开发.我就自然地被派往北京.1996年,我到北京,任北京研究所所长.在北京一直待到2000年.这期间担任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总监,中央研究部常务副总裁,公司执行副总裁.

2001年回公司后,担任对外合作部部长.

不知不觉离开华为已经8年了.这些年始终没有忘记华为,在华为的那些岁月,那些奋斗的日子总是沥沥在目.我想在这里把我的记忆写下来

到华为面试

年轻的时候都不信命。但经历了很多事情后，越来越相信命运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命运，很难解释我当时为什么会去华为，后来为什么又离开华为。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和导师一起创办了交大计算机网络研究所。我们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的人。当时参加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军用数据网”的研发以及上海市公共数据网的建设。我已经可以看到我的未来：副教授，教授，计算机网络的专家，在导师退休后，成为网络研究所的所长。但在交大当了8年老师，突然厌倦了。毫不犹疑地丢掉铁饭碗，加入了当时随时都会破产的华为公司。我在华为工作了8年后，已经进入公司高层，每年有上百万的收入，还持有公司3百多万的股票。但我还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离开了华为。我现在都想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并且那么义无返顾。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

当我决定离开学校，去深圳闯一闯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查阅《深圳特区报》，在那里看到了华为的招聘广告，是招聘开发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工程师。我看和我的专业相近，就投了简历。但没收到回信。等到春节后，我回家探亲，顺便到深圳看一看。一到深圳，买了一份《深圳特区报》，又看到华为的招聘广告，我就直接找到华为去了。

当时华为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五楼。从深圳市区坐中巴到那里要一个多小时。那时没人知道华为，坐车是到亿利达站下来。深意工业大厦就在前面。大厦楼顶有一个标牌，是繁体

字的“华为”。远远看上去，一不小心会看成“华鸟”。后来，我们经常打趣说，我们是华鸟公司的。

一上到五楼，迎面看到的是一面墙，上面是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据说当时华为主管财务的副总朱奔和张爱萍有亲戚关系，所以有这个题字。

听说我是来面试开发的，门卫把我领到开发经理室。当时经理室里坐着两个个人，一个是任育胜，一个常容新。一聊，才知道，任育胜还是我的交大学生，从上海邮电一所跳过来的，他已经是用户交换机的硬件经理了。他非常热心，去叫来局用交换机的软件项目经理李仪来面试我。李仪看了我的简历后，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主要是编过多少代码等等，就走了。估计是觉得我不满意了。我后来问李仪，对我哪里不满意，他说没印象了。

任育胜又帮我找来另外一个人来面试我。这次来的人看上去就像个小孩。他就是李一男。这时的李一男正在华为实习，郑宝用让他负责万门机的方案设计。他看到我简历中做过X.25协议，Intel Multibus等的开发，和他在设计万门机的方案有关，所以他对我感兴趣。他带我去总工办，见了郑宝用。郑总跟我说了一番话，令我记忆深刻，我后来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经常跟他们说这番话。郑总说：“我们公司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一切都靠自己奋斗。在这里工作，不需要拍马屁，拉关系，只要你好好干，公司就会给你回报”。我这个人最不善于去和领导搞关系了。所以郑总的一番话让我决定选择这个公司。

入华为

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办理了离职手续，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就准备去华为上班了。那时候我对华为的了解除了知道是搞程控交换机开发的以外，其他的如公司的运营情况，待遇，发展前景等都一无所知。就这样把发展稳定的教师职位丢掉，令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感到不解。

1993年2月27日，我带着一箱行李，来到了深圳，身上只有500元，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钱都不够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八年多后，我离开华为时会有上千万的身家。

这时候华为有200多人，总部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在西乡还有一个工厂。开发部的负责人是总工郑宝用。开发部下面有三个部门：模拟交换部，数字交换部和通信电源部。模拟交换部的负责人是徐文伟，数字交换业务部的负责人是曹贻安。这两个部门下面都有用户交换机和局用交换局项目组。我的第一个职位是数字交换部局用交换机项目组的高级软件工程师。

那时华为新招人员的工资标准是本科1000，硕士1500，博士2000，特招人员除外。我在学校的工资是400多元。我在华为2月份的工资是1500元，但我二月份只上了一天班，结果还拿到了半个月的工资。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那时候，令我激动的是，每个月工资都会上涨，到年底时，工资已经涨到6000元。不过，这些工资并没有拿到手，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半的现金，另一半只是记在帐上。领工资的时候，也没有工资单，大家在财务部门前排队领工资。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工资额，可以自己拿笔记一下，然后领走一半的工资。后来任正非跟我们聊天时，说：“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这些帐上的工资后来变成了华为的股份，最后都得到了回报。任总实现了他的诺言。

我在华为看到的第一份产品宣传资料，是一本红皮的资料。可能是因为代理香港产品的缘故，那时华为的资料都是繁体字的。这份资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个是封底上的一段宣传口号：“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段话是：“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我对华为第一印象最好的是食堂。那时候到食堂吃饭不用先付钱，也没有工卡，大家打完饭菜，在食堂师傅那里报个工号就可以了。食堂的饭菜非常丰富可口，比在学校时吃的要好多了。我第一次见任总就是在食堂里。当时我们正在排队打饭，就看到一个微胖的中年人站在队伍旁边，一边看做大家打饭，一边大声地叫着：“我看谁打肉多的，谁就是新来的”。我看那个人头发乱乱的，脸上胡子拉碴，身上穿的衣服皱巴巴的，我以为他是食堂做饭的师傅，所以也没怎么理会。过两天开会，才知道这个人是任正非，华为的老板

我来之前的华为

到华为一段时间后，通过与一些老员工聊天，了解了很多华为的过去。

任正非是学习建筑专业的。转业前是铁道兵某研究所的副所长。八十年代初，解放军大裁军，任正非从部队转业。由于他太太在深圳南油集团任工会主席，所以他随太太转到深圳，在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但不久，在做一笔生意的时候，被别人骗了，有两百多万货款收不回来。他被公司开除了。

没办法，在1988年和几个人合伙，每人2万元，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套房子后来卖给华为的一个老员工杨明骏)。公司虽然名为技术公司，但开始做的都是贸易的生意。也没什么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还卖过减肥药。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开始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就是单位里转分机的PBX)。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的道路。

经过几年的销售，华为建立了一定的销售网络。这时任正非开始考虑做自己的产品，但华为没有任何技术力量，于是他和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签定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那位教授派了他的一个博士生来华为开发。那个学生就是郑宝用。郑宝用是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刚考上清华大学博士没多久。郑宝用来华为后，成为华为开发的领军人物，就再也不回清华大学了，博士学位也不要了。郑宝用为人随和，性格直率，大家都称他为“阿宝”。

在郑总的带领下，华为开发出了自己的用户交换机HJD48(模拟交换机)，并利用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取得了一定的销售业绩。但任总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992年做出开发局用交换机的决策。这是华为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华为正式进入电信设备供应商的行列。因为用户交换机的客户是各种各样的单位，和电信局关系不大。而局用交换机的用户就是各级的电信局。

但华为在开始开发局用交换机时，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JK1000。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处于淘汰的边缘。华为肯定是根据当时的本身的技术能力，决定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华为很快会被淘汰。

所幸这时出现了一个人物—曹贻安。曹原来是生产线的一名工人，没有文凭。他多次向任总进言，力主开发数字交换机。任总被他打动，在模拟交换机交换机还在开发的时候，同时开始了数字交换机的开发。曹贻安也因此从一名工人升为开发部付总工，数字交换机部的负责人。这是华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一个例子。不过毕竟技术能力有限，在我来华为几个月后，曹的位置被毛生江代替。曹也逐步淡出华为人的视野。后来的华为人很少有人知道他。我后来几次出差的时候碰到他，他都是背着高尔夫球杆。还有一次就是他可能经常发牢骚，被任总狠批了一通，写了一份检讨，任总批示给公司中高层干部传阅。

后来，在谈及华为的创业时，任总多次说道： “当时我们不懂事，误上了电信设备这条贼船，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看到华为发展得这么好，也许会觉得他这句话有些娇情。但华为一路走来，任总受了多少磨难只有他知道。

C&C08

华为的数字交换机在开发的过程中用过几个名字。在交换机开发快结束，即将出去开局之前，在全公司征集名字，最终采用了C&C08这个名字。C&C有两个含义：一是 Country&City (农村&城市)，表达了华为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渴望;二是 Computer&Communication(计算机&通信),数字程控交换机就是计算机和通信的组合。C&C的格式是模拟当时电信业的老大AT&T而来的。至于08没什么具体的含义，只是讨个吉利。当时国内自主研发的数字交换机中，最牛的是巨龙集团的交换机。它的交换机命名为04交换机。结果几年后，04机就死掉了，而华为的08机却大发了。你可以不用迷信数字，但冥冥之中，数字却决定了你的命运。

C&C08对华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是华为后来发展的基石。华为后来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C&C08是华为的黄浦军校，为华为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华为的大部分副总裁都是从这个产品中出来的：郑宝用，毛生江，聂国良，李一男，杨汉超，姜明武，郑树生，洪天峰，徐志军，费敏，陈会荣，李晓涛，黄耀旭，刘平。中研部的历任负责人更是全部由C&C08出来的人担任：郑宝用，黎键，杨汉超，李一男，李晓涛，洪天峰，费敏。至于在公司各部门当总监的就更数不胜数。

C&C08是华为的产品平台，华为后来的所有产品：传输，移动，智能，数据通信等等产品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C&C08更是华为第一个大规模进入电信市场的产品，为华为带来可观的收入。现在在全国很多的电信机房里都能看到C&C08的身影。我离开华为后，曾去过几个地方的电信局，在那里看到C&C08的时候，心里还会感到很骄傲：这是我参与开发的产品。对一个开发人员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开发的产品被成千上万的人使用更有成就感了。

开发C&C08的日子

华为开发数字交换机是先开发2千门的交换机，然后再搞一个中央控制模块把多个2千门的交换机连在一起，形成万门交换机。

我去的时候，所有的开发力量都放在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上。只有李一男在考虑万门机

的方案。李一男招了我和余厚林两个人，我负责万门机的软件，余负责硬件。余厚林和我年纪差不多，是从武汉一个研究所过来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硬件工程师。我清楚地记得李一男第一次召集我们开会的情景。李一男是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5岁就上了大学。那一年刚研究生毕业，22岁，比我们俩小10岁。大概是他头一回当领导召集开会，在给我们俩讲话的时候有点紧张。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好像有气无力的样子，要很注意才听得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手还有点发抖。后来，他的官越当越大，领导的人越来越多，口才也就越来越好了。虽然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神很厉害。从此以后，李一男在华为的时候就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当万门机项目经理，我是万门机软件项目经理;他当交换机业务部总经理，我是交换机业务部的副总工程师;他当中研部总裁时，我是数据通信业务部总监;他当公司常务副总裁时，我是公司执行副总裁。在94-95年间，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

由于开发人力紧张，我们在做万门机方案的同时，也被安排参加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我在2千门交换机里担任了单板软件项目经理，开发了主节点软件。当时2千门交换机开发人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唐新兵只有19岁，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只有我和杨汉超年纪比较大了。不过大家在一起开发合作还是非常融洽。

在开发C&C08的三年日子，是我在华为过的最开心，最充实，最难忘的日子，尽管那段时间是条件最艰难的，最没钱的。大部分的华为人都在公司周围租住在农民房里，周围的南园村，南新村的房子租金因此不断上涨。我住的宿舍里除了一张床，就没有什么了。任总把公司打造成像一个家。公司食堂的早，中，晚饭菜都很丰盛，晚上9点后还有宵夜，周末也是如此。公司里还有洗澡和看电视的地方。在公司大厅还有一个乒乓球桌可以打球。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公司里。公司还给每个人买了床垫。任总说，你们开发人员搞累了，随时可以躺在地上休息一会。有时候加班晚了，就睡在公司。这实际是公司对开发人员的关怀。后来外界有人指责华为公司的“床垫文化”是华为强迫员工加班，实际上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

我非常喜欢华为那时候的开发氛围，和我在学校的开发习惯相同。开发人员上下班不用打卡，完成任务就行。我们常常是晚上搞得很晚，早上睡到11，12点才起来，吃了中饭接着干。那时候大家目标明确，就是尽快把交换机搞出来。为此大家加班加点，半夜2，3点钟才回去是常有的事。那时的加班也没有人强迫，都是大家自觉自愿的。任总经常到开发组来，和大家聊天，有时晚上还请我们去吃宵夜。任总真是一个很好的鼓动家，每次听他讲话都搞得我热血沸腾的。那是支撑我在华为干下去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是每个月都上涨的工资。他也在给我们压力，他说，搞交换机的钱都是高利息借来的，如果搞不成功的话，他第一个从五楼跳下去。

那时候的任总虽然压力很大，但脾气还没以后那么大，很少看到他发脾气骂人。他还常常拍郑宝用的马屁，在会上会下说：“阿宝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亲切地称呼李一男为“红孩儿”。

动荡的岁月

1993-1995年，对华为来说是动荡的岁月。每天都有新的员工进来，每天都有老的员工离去。每过一两个月就要搬一次办公室。

当时，国内程控交换机市场被国外七国八制交换机占领。国内只有上海贝尔生产的

联网接入平台的成功建立，为A8010在以后各省的招投标项目中建立了良好的标杆。

在1997-1999年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急剧增长。各地电信部门纷纷扩容接入服务器设备。像3COM这样的传统接入服务器，容量小，又不支持七号信令，很难满足电信的要求。而华为A8010的大容量，支持七号信令等特点正好符合电信的要求。再加上邮电部传输所在制定国家接入服务器标准时，就是参照华为A8010的规格来制定的。这样，在各省市接入服务器的招投标中，A8010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最终占领了中国90%的接入服务器市场。这是华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产品。这也是数据通信产品线第一个盈利的产品。“洗沙子”终于洗到了一颗金子。

在和邮电部传输所总工蒋林涛交流接入服务器标准时，他说：“你们华为的步点真是踩得很准呀，接入服务器市场刚启动，你们的产品马上就出来了”。华为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兴在A8010全面进入市场一年后才开始开发接入服务器。但由于中兴以前没有数据通信方面的积累，这个产品以失败告终。

华为和中兴的“无间道

在“巨大中华”中，巨龙已经到掉了，大唐在国家的支持下还活着，中兴和华为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兴和华为虽然同在深圳，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两家的掌门人性格完全不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飞看上去像一个老农民，他也经常以“农民”自居。有时候憨憨地一笑，满脸的皱纹。骂起人来，满嘴的“妈的巴子，乌龟王八蛋”。有一次我陪任总见一批邮电局的客人，说到兴起的时候，任总脱下袜子，一边抠脚丫子，一边慷慨激昂地给客人演讲。中兴的掌门人侯为贵看上去像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温文尔雅的，说话慢条斯里。有一次参加中国移动的签约仪式酒会，我和侯为贵及中国移动的领导坐在一桌。席间，侯为贵只是咪咪笑着，很少说话。他们两人性格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人各有各的不同。

作为同在一个城市的竞争对手，华为和中兴的战争是全方位的，从市场到研发，当然还少不了间谍战和情报战。双方都在对方安插了卧底。华为高层会议刚开完，会议精神还没传达，中兴的高层领导就拿到了会议纪要。当然，华为也马上知道中兴拿到了华为的纪要。华为的高层领导经常会看到一份竞争对手动态，里面描述了中兴活动的一举一动。我还看过中兴ATM交换机的详细的开发资料以及中兴接入服务器的立项报告。

那段时间，各部门总监都接到通知，在招人的时候要注意应聘人的工作背景，防止间谍。在中研部查出了好几个拿着中兴的工资到华为工作的开发人员，他们可是拿双份工资的。还有一个信息泄露的渠道是配偶。华为员工中，有很多人的配偶或是男女朋友在中兴工作。公司发现这是一个保密漏洞。于是通过自查和公司调查，掌握了所有有配偶在中兴工作的员工名单。在中研部，每个部门总监都有一份黑名单，里面是本部门有中兴配偶的员工名单。对这些员工，首先是动员他，让他的配偶离开中兴，如果不行，则控制使用，不提拔。

我们数据通信业务部的丁国锋就是这样的情况。丁国锋是跟着周代琪的ATM项目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到华为的。一直从事ATM的开发工作，工作勤勤恳恳，技术能力也很强。但他的太太在中兴工作。我找他谈话，让他回去劝他太太离职。他表示他太太在中兴发展的很好，不愿辞职。于是，他就成为控制使用的人员。在职位，工资，奖金，股票等方面都比晚他几年来的员工要低。

为了防止技术资料被对手盗走，华为采取了所有能采取的行动。在开发实验室中安装摄像头，监听电话，检查所有员工来往的电子邮件。所有电脑的对外接口都被封掉。但还是档不住对手的间谍行为。

无线业务部有五名开发GSM的骨干技术人员被中兴挖走，带着华为的全套GSM开发资料到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工作。华为通过上海工商管理部门突击检查了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在电脑中当场查到了带有华为标志的技术文档。当时负责“知识产权”部门的宋柳平高兴地对我说：“这一回是当场抓到证据，我们赢定了”。但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中兴多年来在上海经营，上海的关系比华为深。

数据通信部也出了一个内鬼。有一天快下班时，洪天峰把我叫去，带我去了位于科技园的用服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一个保安让我听了一段电话监听录音。这是从用服中心大厅中的公用电话打出的，被叫号码是中兴公司的一个号码。电话内容是关于向对方提供A8010接入服务器源代码的讨价还价。我听出来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博士。接着检查了他的所有邮件，发现有发送给对方的源代码。我马上把这个人叫到会议室和他谈话。他狡辩了一会，但在证据面前，他最后无语。当晚，他就被开除了。

原《华为人报》主编石文金离开华为投奔中兴兴起了一个波澜。石文金是华为的老员工，对华为的情况比较了解。中兴由石文金执笔，向中央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华为在经营中有不法的行为，如内部职工银行是非法集资等。在98到99年间，中央派了一个调查组进驻华为进行调查。在等待调查组结论的那段时间，任总一定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我在华为看到过任总两次惊慌失措的时候。一次是这一次，还有一次是由于华为向伊拉克出口设备，面临美国制裁的时候。

与朱镕基总理握手

1999年，国际金融技术与设备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华为对两年一度的国际电信展比较重视，一般会展示全系列的新产品，任总及大部分高层干部都会来展台接待客户。但对金融展，华为不是非常重视。这次展览华为只展出了金融系统用到的设备，像呼叫中心，路由器，以太网交换机等。到展会现场的高层领导就我一个人。

展会的第二天，接到组委会的通知，说晚上要加开一场领导专场，有中央领导要来参观，但没说是哪位领导。下午展会结束后，我们在展馆旁边的KFC吃了一个快餐，就赶回展位。我把解说稿反复背了几遍，还准备了一个录音机挂在身上。6点多钟的时候，一批警察带着警犬到展览馆中检查了一遍。我们就想，今天的领导不小。

7点钟左右，一群人走进了展馆。我们看到走在前面的是朱镕基总理，后面还有温家宝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不一会，朱总理他们走到了华为展台。朱总理指着华为的标志，对随从人员说：“这家公司我去过”。我急忙走向前去，对总理说：“总理好!”。朱总理伸出手，我双手握住了总理的手。我向总理介绍说：“这是华为公司的展台。我们公司不断技术创新，推出了满足用户需求的各种产品，这里展出的是。。。。”。我简要地把展出产品的特点向总理做了汇报。在听完我的汇报后，总理对我说：“你回去转告你们老板，在技术上要创新，

在经营上要稳健!”。我说：“谢谢总理的鼓励”。朱总理一行走过去的时候，一个随行人员拉住我说：“总理一般参观展位都不说话的，今天给你们说的话很重要”。

从展位出来后，我赶紧给徐文伟打电话，汇报了朱总理参观的情况。当时徐文伟在中研部负责对外合作，所以我首先向他汇报。我在车上还没回到住处，就接到费敏的电话，要我马上给老板打电话。费敏当时是市场部负责对外宣传的。我立即给老板打了电话。可以感觉到老板很兴奋，他要我马上把朱总理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包括讲话时的嗯，呀，啊都记下来。幸亏我带了录音机。我连夜写下记录发给老板。第二天还把录音带寄回公司。

任总的兴奋心情可以理解。当时中央调查组回去后，他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调查结论。朱总理的这个讲话无疑是透露了中央的态度。华为没有多大的问题，只不过是经营不够稳健的问题，改了就好了。后来，华为做了一些改进，包括取消了内部职工银行，工资发到建设银行卡上了。

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参加深圳高科技技术交易会时，再次来到华为展台。这次接待的是徐文伟。朱总理问：“上次我说的话带到了吗?”。

这一次事件对任总的触动很大。任总感觉到他已经没有精力去应付外面的这些事情了。这就促成了任总在2000年推出孙亚芳任公司董事长。

选举董事长

在2000年前，华为是没有董事长的。公司里里外外的事都是任总一人承担。这一次事件让任总担惊受怕，搞不好会有牢狱之灾。事实上，华为就有好几个办事处主任曾被抓进去过。因此，任总决定设立董事长来处理对外的事情，可以让他集中精力来管理公司。 2000年初，公司在深圳麒麟山庄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华为的股东代表基本上就是公司的所有副总裁再加上几个财务部的资深财务人员作为职工代表。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选举公司的董事长。候选人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亚芳。

任总在会上亲自介绍孙亚芳的简历和工作经历。最后，任总说：“我年纪比较大了。没有精力去处理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孙亚芳同志年富力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我将集中精力做好公司内部的管理工作。请大家选举孙亚芳为公司董事长”。当时公司高层对选孙亚芳为董事长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所以上午并没有马上表决。休会期间，任总单独地找一些高层干部进行了谈话。估计是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统一思想。

下午，进行了无记名投票。在等待计票结果期间，任总一反往常开会严肃的表情，显得非常轻松愉快。他看到大家坐在那里都不说话，他就问：“谁来说个笑话?”。估计是太意外了，没人吭声。任总就点名了，“刘平，你来说一个”。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平常开会，我一般是坐在没人注意的地方，也不大说话的。没想到任总会点我的名，也没什么准备。我连忙推给平时爱说话的徐直军，我说：“我不会说话，还是徐直军来说吧\任总说： “不叫的狗咬人”。任总真是未卜先知。后来我真是咬了华为一口，跟华为打了一场股权纠纷的官司。

计票结果，全票通过。孙亚芳正式成为华为的董事长。在晚上的宴会上，任总显得非常开心。频频向大家敬酒。一些常年在任总身边的人员说，“任总今天很反常。平时从来不敬酒的，也从来没有看到他喝这么多酒。”

Cisco源代码

在Cisco和华为打官司中，Cisco指控华为剽窃Cisco的源代码。事实上，我在北研所时，确实买过一套Cisco的源代码。

路由器是互联网中使用的主要设备。在华为数据通信产品发展之前，全球的网络中使用的大部分路由器都是Cisco的产品。Cisco成了路由器的代名词。路由器的主要功能无非就是进行各种协议的转换和路由转发。对北京研究所来说，协议软件部对各种协议进行研究并开发出各种协议的软件后，就具备了开发路由器的基本条件。

但路由器的立项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公司得批准。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原因。华为的销售能力主要集中在运营商市场，对分销代理渠道基本上没有。但运营商主要使用中高端的路由器。中低端的路由器主要是通过代理来销售。如果一上来就开发中高端的路由器的话，当时华为的技术积累还不够，主要是解决不了内部高速总线问题。如果是开发中低端产品的话，技术上没问题，但怎么销售，没人知道。

后来，李一男对我说，“搞数据通信，肯定要搞路由器的，你们先搞几个低端的路由器出来看看吧”。所以，路由器也没有立项，在协议软件部里找几个开发人员就开发起低端的路由器。第一款的路由器(后来命名为Quidway 2501)就是一块单板，上面运行各种协议软件和简单的路由协议。硬件是赵燕光设计的，软件是吴钦明等协议软件部的人员开发的。

在设计路由器的系列时，确实学习了Cisco的产品(但不是剽窃)。在路由器的命名上，考虑到Cisco的系列命名已经家喻户晓，为方便用户购买，采用了和Cisco系列编号完全一样的编号。在用户设置和管理界面上也是使用和Cisco完全一样的命令格式，这样用户不用培训，只要会用Cisco路由器的用户都会使用华为的路由器。这两点后来成为Cisco状告华为的理由之一。但在当时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会不会有知识产权纠纷。我专门咨询了公司的法律顾问，得到得答复是：系列编号是数字，没有版权的问题。命令行的格式也一样没有版权问题。所以，后来华为的路由器就完全跟着Cisco的型号来设计。

在我多次的要求下，公司成立了一个由徐国祥负责的数据通信行销部，尝试进行代理销售渠道的扩展。在路由器的销售过程中，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在路由器中有很多Cisco的私有协议。这些协议是不公开的。如果华为的路由器要在市场上销售，必须要能和Cisco兼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买来了各种型号的Cisco路由器来进行对接试验，并从外部特征来分析Cisco的私有协议。但这种办法难度较大，开发进度很慢。

就在这时，吴钦明带来两个人，说他们手上有Cisco公司的源代码。他们给我说了一个很神的故事。他们说：“这套软件，在Cisco只有5，6个高层人员才能看到。这是我国军方的间谍从Cisco那里搞来的。他们有一个亲戚是部队的一个专家，在对这个软件进行评估时偷偷复制了一份。”我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故事。看他们两人的样子一点都不像那种有关系

的人。他们到是很像那种软件开发迷。我让吴钦明看一下他们的软件，是否有价值。

第二天，吴钦明给了我一份分析报告，确认那张光盘里有Cisco的源代码。并指出对我们开发路由器有几点帮助：1。帮助解决Cisco的私有协议问题;2。可以了解Cisco软件的总体架构，帮助优化我们的VRP平台。既然对开发有帮助，我就决定把它买下来。

为了慎重起见，我带他们两人到深圳公司总部。在科技园宾馆一个房间里，李一男，徐文伟和他们见了面。最后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那套Cisco的软件。这套软件对帮助解决华为路由器与Cisco之间的兼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半年后，吴钦明告诉我，他们在网上找到了版本比我们买的更新的Cisco软件源码，而且是免费下载的。

我知道这两个人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不过他们手中确实有货。后来我从华为出来创办格林耐特公司的时候，他们找到我，说他们手里有华为全套软件，港湾全套软件等等。我还花了10万元跟他们买了一套VOIP的源代码。他们可能就像《潜伏》中那个专卖情报的谢若林一样。

一个比尔，一个盖茨

华为的研发人员现在发展到了几万人，开发的产品涵盖了电信的各个领域。没有哪个技术天才有这样的本事。在电信产品开发领域，已经不再有个人英雄。任总说过： “一个人，不管他多聪明，他一生中也只能发出几次智慧的光芒。所有开发人员的光芒聚集起来，华为的未来就很光明”。事实上，华为的研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确实是大量开发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华为的很多产品的规划，新的想法，成功产品的思路都是来自各部门的开发人员，而不是中研部的领导。

但不可否认，在这些光芒中，郑宝用和李一男所发出的光芒是最强的。郑宝用做为华为早期的总工程师和华为中研部的第一任总裁，对华为研发系统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被任总称为：“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才”。从华为最早开发用户交换机到开发C&C08数字交换机，这是郑宝用在开发中发光的时候。派他的两个秘书去筹办北京研究所和上海研究所，分别从事数据通信和无线通信的研发是他的大手笔。在C&C08交换机成功开发以后，郑宝用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在中研部是一言九鼎。有时还经常会和任总顶撞。

对人才的使用，任总是有深刻教训的。在开发交换机的同时，华为也开始开发通信电源。公司高薪从北京挖来一个通信电源的技术专家，给他在“中南海”分配了一套房子，还把仅有的几个深圳户口给了他一个。我到华为的时候见过他几次，他带着一帮人正在开发通信电源。只有他敢和郑宝用拍桌子吵架。93年，通信电源产品刚开发出来，他就带着通信电源的技术骨干离开华为，自立门户，在深圳开了一家通信电源公司。华为的通信电源开发部门只有重新来过。这件事给了任总很大的教训，他后来总结说：“我们要尊重人才，使用人才，但绝不能依赖人才，放纵人才”。

所以，对于郑宝用日益增长的威信，任总肯定是担心的。任总把李一男扶了起来，让他

接任郑宝用担任第二任的中研部总裁，而把郑宝用提拔到一个更高的空架子部门--战略规划部担任总裁。名义上战略规划部是规划整个公司产品发展策略，指导中研部的工作的。实际上，在任总的支持下，李一男根本就不把战略规划部放在眼里。

李一男和郑宝用都是华中科技大学光学物理系毕业的。郑宝用在系里当老师的时候，李一男还在那里读书。所以郑宝用可以说是李一男的学长兼老师。李一男刚到华为的时候，也得到郑宝用的信任和支持。但现在，为了在研发部门树立权威，李一男不得不与郑宝用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是郑宝用支持的，李一男必反对。在技术方案上如此，在用人上也是如此。两个人在各种会议上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的。

在郑宝用担任总裁期间曾担任过中研部二把手--管理办主任的黎健，杨汉超都得不到重用。杨汉超后来去了市场部当了总裁。而黎健就比较惨。在中研部的官越当越小。最后只当了一个图书管理员。当然，他是不是犯了其他什么事，还是一个迷。而战略规划办里的人，在中研部更是说不上话。对和郑宝用走得近的人，李一男都会无情打击。那时候，在开技术讨论会的时候，大家发言都是小心翼翼的。一边是公司元老，一边是公司新贵，哪个都不能得罪。北京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周垒是郑宝用派去的。李一男派我去北研所就是要取代他。周垒在回公司后没多久，就呆不下去，离职了。

李一男就这样在中研部很快建立起了他的权威。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智慧光芒在这段时间发光。他的精明之处是在于能很快地领悟各种新技术，并能快速而果断地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尽管他很霸道，但还是很令人信服。任总也很好地在他们俩人间建立起了平衡。有一段时间，看到郑李闹得太厉害了，任总还出面做和事佬。在一次中研部高层干部会议上，任总说：“郑宝用和李一男，一个是比尔，一个是盖茨。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华为的比尔。盖茨。”

李一男在离开华为前，曾和我一起吃饭，他说：“当年年轻气盛，不懂事，被老板一煽动，就和阿宝斗得你死我活的。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任正非的接班人--任平

任总再伟大，也逃脱不了中国传统的“父业子承”的观念。在他的心中，他一手创建的华为帝国的最理想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儿子任平。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关于IBM创始人老沃森和他的儿子小沃森的故事的书--《父与子》。老沃森一手创办了IBM公司，把一个生产打孔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生产计算机的国际大公

司。但无论人们怎么劝说，老沃森在他的任内就是不把IBM上市，他在等待他的儿子小沃森的成长。小沃森在小的时候是个小混混，吃喝玩乐，到处闲逛。到了30多岁的时候才回到IBM公司。从公司销售员做起，在公司各个部门都工作过，最后在40多岁的时候，接过老沃森的班。小沃森上任后，大胆改革，组织开发了几款新型的计算机，一举奠定了IBM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成功地带领IBM上市。热衷于学习IBM的任正非，当然希望沃森父子的故事在华为重演。

任总的女儿任晚舟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我去华为的时候，中学毕业的她在公司前台当接待员。我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是任总的女儿，因为她长得酷似任总。她待人随和，毫无老

板女儿的架子。没事时，我们经常在前台和她聊天。她非常勤奋，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最后拿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我离开华为时，她是华为香港公司的财务总监。可惜她是女儿身，不能接任总的班。

任总的儿子任平就没有他姐姐那么勤奋了。不过他继承了任总的霸气(这也是成为领导人的素质)。我在公司早期，在公司里见过他几次。一次是听到他在办公室里大声地给他爸爸打电话，说：“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次考试我有一门课考了60分”。还有一次，他推荐一个朋友到我们项目组工作，被李一男拒绝，他拍着桌子大骂李一男。

后来，他去了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华为的市场部，采购部，中试部等多个部门工作。他在中试部工作期间，中试部的总裁是李晓涛。在他离开中试部的时候，李晓涛给任总写了一份《关于任平在中试部工作的总结》的报告。任总把这份报告转发给所有副总裁。同时，任总还亲自写了一封感谢信，大意是：任平在公司工作期间，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我代表任平向大家表示感谢。我收到这封信时还觉得莫名其妙，心想：“老板怎么这么客气呀”。也没做什么反应。过了一段时间，我和黄耀旭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们反应都太迟钝了。老板发这封信的目的是想看各位副总裁的反应。结果没人给老板回信，老板很不高兴”。我这时才恍然大悟，真后悔错过了一次表忠心的机会。

在99年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接到任总的电话，他说，任平一周后要去北京，到时候让他到北研所跟你学习软件开发。我满口答应，并做好接待任平的准备。但等了两周后，还没有任平的消息。我给任平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关机。好不容易打通了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英语，没时间到我这里来了。我又错过了一次机会。

在李一男第一次向我透露他将离开华为的消息时，我吃惊地问他：“你不是老板的接班人吗?怎么会想离开华为呢?”。李一男笑了笑，说：“哪里轮得到我呀”。以他的性格，他是不可能在任平的领导下工作的，所以只有早做打算。

任总已经为任平的接班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管理平台，辅佐大臣，现在就等待任平的成长了!

为往事（二十七） 刘平－－中研部的第三代领导人

华为部门主管(包括各办事处主任)一般两年就要轮换。这样的机制是保证华为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无论哪个领导(除了任总)都是可以换掉的。1998年，李一男在中研部当总裁两年后，就开始选择中研部的第三任领导人了。洪天峰被选为李一男的接班人多少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因为当时的热门人选是时任管理办主任的李晓涛和预研部总裁徐文伟。

在万门机开始招兵卖马的时候，软件开发人员一般都是我先面试，再给李一男批准。有一天，李一男带来一个很魁梧的人，跟我说，这个人不用面试了，就安排在你那里工作。这个人就是洪天峰。后来我知道他是由他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同班同学，华为的元老郭平介绍来的，所以不需要面试。洪天峰第一个任务是在我指导下开发模块间通信的传输层软件。由于他比较有开发经验，很快就担任了后台软件的项目副经理(经理是费敏，第四任的中研部总裁)。在万门机开局成功后，洪天峰接替李一男担任了万门机的项目经理。

与郑宝用，李一男有过人的智力不同，洪天峰靠的是他的韧劲，他的坚持和他良好的性格。他在《华为人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韧的战斗》就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他是属于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人。拿着一张报纸可以看半天。后来当中研部领导后，整天盯着老板的讲话看，琢磨老板的意思。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最能符合老板的心思，所以深得老板的喜欢。

在1996年，洪天峰曾到杭州办事处当了半年的办事处副主任。老板有一次去杭州办事处视察，问洪天峰，你是否给办事处的人都做了C&C08的技术培训了?洪天峰答：都培训了。老板再问办事处其他人，他们说没有培训过。回公司后，老板在一次中研部的干部会议上把洪天峰大骂了一通，竟敢骗我!

洪天峰从杭州办回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岗位。我碰到他的时候，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失业了。后来他到中试部任总裁。任总是这样评价洪天峰的：“不管我怎么骂他，贬低他，他都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好干部”。

1998年初，公司按惯例在蛇口光华电影院召开全体员工大会，由各部门负责人做部门工作总结报告。代表中研部发言的是徐文伟，代表中试部发言的是洪天峰。任总在最后总结时，对中试部的发言大加表扬，引得下面中试部员工的一片掌声。要知道，自中试部成立以来，这是老板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扬中试部。正是这次会议决定了中研部的第三任总裁是洪天峰而不是徐文伟。

不过，洪天峰并没有郑宝用，李一男那样的威望，任总也不再需要那样的个人英雄。中研部的第三代领导实际上是集体领导。洪天峰任中研部总裁，负责管理;徐文伟任预研部总裁，负责技术;黄耀旭任产品部总裁，负责产品开发。中研部进入了“三驾马车”的时代。每次会议，他们三人都会同时出现，每人都要说上几句。很多事情往往都是议而不决。这段时间应该是中研部管理越来越规范，但决策却越来越慢的阶段.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9r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