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比（汤因比）21世纪是中华文化世纪

汤恩比（汤因比）21世纪是中华文化世纪

篇一：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 周享文 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

--75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结论、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

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着“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议题展开讨论，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当新世纪人类面临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等现实问题时，人们惊异地发现：东方智慧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选择之一。 （《东方的智慧:75位诺贝尔奖得主共识的启示》）

英国的汤恩比博士,他完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挽救世界“解决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

下面的结论更加唯一：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恩比博士说，解决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在汤氏过世后的一九七八年，《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一书出版。编者是日本学者山本新、秀村欣二，此书的核心思想是：“全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唯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这部书能够增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家民族的自信心，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幸福和谐的新世纪（参见山本新、秀村欣二：《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 篇二：阿诺德-汤恩比文句精选 Quotations of Dr. Arnold Toynbee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文句精选 China’s past achievement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have endowed it with the qualifications that the West so conspicuously lacks. On the strength of that achievement, China has a more promising chance of shepherding mankind into political unity than any other country.

中国过去的成就和历史经验，已使其具足统一世界的资格；这正是西方所显著缺乏的。在这种成就的力量上，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希望，带领人类政治走向大一统的世界。 ◎汤恩比博士简介（Biography of Dr. Arnold J. Toynbee）:

阿罗德．约瑟．汤恩比（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毕业于牛津大学，任伦敦大学的希腊语和历史学教授。曾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会议。他发表过约三千篇论文著作，主要学术贡献是十二册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从社会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他认为，社会文明的衰落源于无法胜任道德与宗教的挑战，而非物质与环境的挑战。

(1) The religions that can salvage mankind 拯救人类之宗教：

“… the founders of the less crude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have perceived that the nature of divinity is not power but love, benevolence, and humanity. The Buddha, the Bodhisattvas, and Christ stand not for the exercise of power but for self-abnegation and self-sacrifice. Confucianism and Shinto stand for a harmonious co-oper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aoism for letting nature takes her course, undisturbed by impertinent and clumsy human interference. Surely the Weltanschauung that follows from these more perceptive and less aggressive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s the one that now offers the most promising hope of salvaging mankind. The injunction to “subdue,” which modern man has taken as his directive, is immoral, impractical, and disastrous.”

Source: Toynbee, Arnold, 1973, The Genesis of Pollution, Horizon, Volume 15, No. 3, summer issue, pp.4-9. 译文：

一些较为文明的宗教和哲学的创始人认为，神性的本质并非权威，而是爱、仁慈与人道。佛菩萨和基督并非权威施行者的象征，而是代表克已奉献和自我牺牲；儒家与神道教代表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助合作；道教则以自然为导归，不为人类粗鲁笨拙的行为所扰乱。诚然，在这些格外睿智而温和的宗教及哲学传统基础上所建立的世界观，才是现前拯救全人类最大的希望。现代人热衷于「征服对方」，这种观念不仅毫无道德、不切实际，而且祸害无穷。 出处：汤恩比， A. 1973, 《污染的起源》，文出自《地平线》杂志，第15册第 3期，4-9页。

（2）Who is the Inheritor of the Earth? 谁是地球的继承者？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has been cyclical; yet China has been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 west in solving two crucial problems: it as succeeded for centuries in holding together millions of people in relatively stable domestic peace and order, and it has also succeeded in assimilating a foreign ideology, Buddhism, in a way that eiched the indigenous civilization.

For more than five centuries China was split into a number of competing local states. But in 221 B.C. the country was unified politically, and since then ins political unity has never been more than temporarily disrupted, while its cultural unity has never been lost.

As early as the second century B.C., the emperor Han Wu-ti realized that China's political unity must be buttressed by the creation of a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in which the qualification for entry would be merit, and the test of merit he chose was a proficiency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译文:

中国历史不断地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然而，中国比西方更成功的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数百年来，中国国内在和平而有规律，相对较安定的环境中，成功地维系了数百万人的团结一致。再者，中国成功的融合了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佛教，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明。

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超过五百年的分裂时期（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中，中国分裂成许多小诸侯国），但是在公元前两百二十一年，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大一统了。之后，中国的政治始终是统一的局面，再没有长期分裂过，且在文化上，从未丧失她的整体性。

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汉武帝已经了解，要保持中国政治的一统，必须培训一批专业优秀的政府官员来维系，官员的合格标准，他则选择对儒家哲学精通深入程度来考核。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nkind is in much the same state of mind as the Chinese were in the third century B.C. We are the prisoners of an age-old habit of political disunity and of consequent warfare between competing local states. This habit has become so deeply ingrained that we are reluctant to be liberated from it; yet we now recognize that if we fail to unite politically on a global scale, the “annihilation of distance may result in the annihilation of life.

Dare we hope that China will meet the world's desperate need? Since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Western statesmanship has been dedicated not to re-establishing political unity but to frustrating attempts to reattain it. The West has deliberately disqualified itself for unifying

the world politically. China's past achievement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have

endowed it with the qualifications that the West so conspicuously lacks. On the strength of that achievement, China has a more promising chance of shepherding mankind into political unity than any other country.

Source: Toynbee, Arnold, 1974, Inheritors of the Earth? Horizon, volume 16, No.3, summer, pp.18-19. 译文：

……二十世纪的人类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在心态上非常相同。我们已经成为政治分裂，以及由于政治分裂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竞逐与战争，这种古老习惯的囚奴。这种习气已经根深蒂固的深植于我们心中，使我们不愿意从这习气牢笼中解放。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实行全球性的政治统一，这种毁灭性的疏离将导致所有生命的毁灭。

我们胆敢希望中国能满足世界迫切的需求吗？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来，西方的政治并没有致力于重建统一，而是破坏性的企图阻止统

一。西方已有意使自已不具有政治上统一世界的资格。中国过去的成就和历史经验，已使其具足统一世界的资格；这正是西方所显著缺乏的。在这种成就的力量上，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希望，带领人类政治进入大一统的世界。 出处：汤恩比，A. 1973, 《地球的继承人？》， 文出自《地平线》杂志，第16 册第3期，18-19页。 篇三：汤因比眼中的中国 汤因比眼中的中国

新闻72 王伯川 2007012878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序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1837年以后的西方迅速地发展壮大，迅速的在全世界建立起了优势地位。因此“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他的意思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谈论历史只是讲和西方有关的那些地区、那些文明、那些历史事件，比如希腊的历史；而和西方无关的东西就不能被列入历史之列，比如早期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这些地方的事件被列入历史只能是在西方人的足迹到达过这里以后。而同时他认为到他生活的那个年代——1973年——世界上除西方以外的地区的文明已经不可忽略，所以这些地方的历史应该被人们认识。

我很同意汤因比的观点，我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一直都没有中断过，1973年的时候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受到了汤因比的重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目光还是主要停止在西方世界，我们学的世界史讲的主要内容还是欧美的事情，有谁了解非洲或者亚洲的一些小国的历史呢？即使了解也正如汤因比所说的是在西方列强侵入之后，这些国家在我们看来只有只有一段“民族独立史”。

汤因比在序言中还说到，但到此书的中国人可能会认为书中还是过于偏重西方而对中国历史照顾的比较少。但是我看了这本书后觉得，书中对中国还是挺重视的，在这样一本大角度介绍世界历史的著作中，能给中国留下这么多空间确实已经很够意思了。书中提到中国的地方非常多，讲中国讲的比较详细的大概有十四章，专门讲中国的就有《中国文明》、《中国的战国时代》、《中国的百家争鸣》、《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等五章，589年后的中国历史则被并入了五章《东亚》里。和汤因比在书中给诸如波斯、印度等国的描写篇幅相比，可以看出汤因比眼中的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还是相当重要的。

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三段：早期人类同样的极端落后，无法互相交流；后来，文明程度出现差别，有的地区发达，有的地区落后，而交通通讯的发展又使这一时期的文明

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最近期人们交流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文明发展的速度，这样也导致各地区的发达程度不会拉开太大的差距。在这三段历史中汤因比认为中间阶段的历史最难描述，因为这一时期各地区的生活方式的区别达到极点。就在这一段历史中，汤因比挑出了几个“文明中心”，其中有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中美洲文明、希腊和地中海地区和中国等。在书中，汤因比经常称中国为“中华帝国”，还写到在亚欧大陆上一度出现过四大帝国并立的情况，就是中华帝国、印度地区的贵霜帝国、近欧地区的安息和罗马帝国，并且分析了各帝国之间的关系。汤因比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一个欧洲人很难说出的：整个地球就是由一个亚洲大陆、两个半岛欧罗巴半岛和印度半岛、两个远海岛屿非洲和美洲、一个近海岛屿澳洲以及海洋组成的。虽然不能说汤因比的眼光已经由西方挪向亚洲或中国了，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他已经更偏向我们了。

汤因比给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时间的早晚是这么排序的，两河流域和埃及位于人类文明史的最前边，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更早一点。中国和其他文明则是一千年以后的事。在谈到其他地区的一些文明时，汤因比就倾向于说这些文明是受了苏美尔或者埃及的影响，或者干脆说这些地区的文明是由非洲或者中东地区传过来的，他可能相信人类统一发祥于非洲的说法。而我更相信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文明发祥，各自都有自己独立的文明发展史，其间掺杂着相互交流。

汤因比的中国文明是从商王朝开始的，我们说的夏朝可能因为文字记载和考古方面不能 证明所以没被列入历史。在这一段历史他就表现出了上边他的思想。中国的耕地最早是在黄土高原地区发展开来的，直到公元前500年，我们的祖先才懂得利用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在1000年以前就已经这么做了，汤因比就说，我们的先民是以某种方式受了苏美尔文明的影响才学会了这项技术的。还有马拉战车的使用他认为是从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对商朝的甲骨文，汤因比更有一个相似的观点，他说甲骨文是受了苏美尔文字的影响，甲骨文的文字结构来自苏美尔语。同样他认为埃及的象形文字也受了苏美尔语的影响。

他的这样的看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像马拉战车这样的技术可能来自亚欧大陆中心的某些游牧民族不是不可能。因为一来他们驯服马要早一点；二来他们离中国比较近，有可能把技术传入中国。但是如果说甲骨文也是受了苏美尔语的影响，结构是来自苏美尔语，我就有点不同意。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水平，从两河流域不会有太多的东西传过来，即使有极少的一点文明传播过来了，也不会丰富到足以形成像甲骨文这么成系统的语言文字。我感觉甲骨文应该是在中国本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发展才形成的。古代有些创新现在还搞不清楚它们的由来，但是不能就说它们是从一个最早出现的地方传向世界各地的。 “合久必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已经成为一个定律，哪一个政治统一的朝代的统治时间都没超过过三百年（商朝的时候政治上是不统一的）。国内外的许多历史学家给出过很多原因，但是没人能说明白到底为什么。对这一问题，汤因比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不一定很全面，但是我认为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汤因比认为儒家的官僚体制和始终不能很好的解决的土地所有制。我曾经也看见别的人讲过相似的观点，我认为，除清朝外中国每一个王朝的灭亡都和这两个问题有关。而在隋唐以前这可能还是主要的原因。

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在统治者看来是相当不错的，凡是在儒学方面造诣可以的就会被选出来充当统治阶层。但是儒士在当上了官员以后就成了土地所有者，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土地财产传给儿子、孙子，并利用土地赚来的钱培养后代，使得后代又能当上官。这样经过几代的积累就形成了一些大姓、郡望，就像魏晋时期的王家。他们之间又相互扶持，相互约束。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完善，使得这些人不当官也有足以养活自己的土地，并且利用已有的土地继续兼并土地，最终由于土地过度集中，导致暴乱，一个王朝到此终止。而下一个王朝的建立

只是重新立一个皇帝，而这些官僚名士却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万历十五年》。里边讲的封建时代的中国的问题和汤因比的差不多。中国的儒家官僚和名士相互扶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的行为准则，很保守、很封闭、很稳定；体系中的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谁也不可能轻易的脱离它、改变它。这些官僚实际上是在以皇帝的名义统治着中国的万民，而给皇帝留下的空间并不大。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皇帝不一样，中国的皇帝是个世俗皇帝，随时可以被推翻；而日本的皇帝是个象征，虽然没实权，但是不能轻易被推倒。万历朝的一个宰相曾经想过改革，但是没有成功，他的下届宰相就反而觉得这样的体制很好，很稳定。最终明朝也覆亡在这群官僚手里。

另外，汤因比毕竟不是中国人，他眼中的中国还是有点狭隘。这么说的意思是汤因比所说的“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拥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他认为中华帝国只应该是汉族人的帝国。

汤因比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是我看他的中国史里边可以发现一条隐藏线索就是汉人和汉族文明不断向外扩张，“中华帝国”的版图也就随着不断扩大。从商王朝的同化到乾隆帝对越南和缅甸的战争，汉族人在不断的同化或者征服。首先是长江、汉水和淮河流域的民族， 他们由于文字、文化和生活方式和汉族的相似，所以最早被同化；之后，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比如鲜卑组和契丹族登也被同化；而另外一些民族被划入中华帝国的版图则是因为被征服，比如西域的大宛、后来的穆斯林维吾尔族、部分蒙古族和藏族。汤因比在谈到元朝和清朝时却很少用“中华帝国”这个名词，因为他认为这是汉人被其他民族彻底征服的两个时代。清朝还好，因为最终满洲人还是被同化了。但是在提到元朝时，汤因比经常的说的是蒙古帝国，蒙古人，因为蒙古人彻底征服了汉人，而且没被同化，当时统治阶层的谋士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或者穆斯林，儒士很少。汤因比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帝国。

我认为这么讲也是有偏见的。中国版图上的人民——无论藏族还是蒙古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现在即使有一个满族人当上了国家主席，我们的国家也还是中国，我们的民族也还是中华民族。西藏、新疆和部分蒙古族都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经济和地理原因而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文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连绵未绝，传承至今，蒙古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契丹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满足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就应该是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而不是汉族的历史。

《人类与大地母亲》是我看过的视角最大的历史书。在书中汤因比鸟瞰整个世界，把世界各个时间段、各个主要地区的历史都囊括在他的笔下，并且拿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历史作比较，让我看来有一种豁然的感觉，感觉到世界上同时进行着这么多的事情，而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扮演着她应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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