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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的一些问题？ （2）.向什么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由投资，消费，出口拉动。2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增强第三产业比重。3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自主创新。4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5调整分配结构。

1 农村经济改革专题

1如何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对发展制度的要求

答：（1）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自立、社会安定的基础：第一，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来看，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第二，从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看，农业生产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起点，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直接制约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从农业与人民、国家的关系上看，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农业的发展直接关系着人们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安定，以及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制度的要求：现代农业的内涵包括四个大的方面，即土地资源置配、要素投入、人力资源实现和生产经营方式的问题。所以（一）现代农业要求具有进一步明晰的土地产权制度；（二）现代农业要求有灵活有效的农业金融供给制度；（三）现代农业要求有多元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四）现在农业要求有不断提升农业人力资本的制度。

2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的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何

答：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的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高度集中统一的农业经营方式。其特点是，实行政社合一，强调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公社、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是当时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

3承包的推行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答：承包的推行所经历的变迁：第一阶段，土地承包权的萌芽阶段（1979 年~ 1980 年）。这一阶段是包产到组向包产到户初步发展阶段, 土地使用权由队集中使用变为由较小的生产小组分散使用, 但是土地产权还是统一集中在集体手中, 生产小组拥有一定的生产组织权, 因此从本质上看, 还是原体制的缩影，大锅饭仍然存在。但是这一阶段为产权的进一步分离从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和摸索。第二阶段:，土地承包权的产生阶段( 1980 年~ 1981 年) 。1980 年9 月中共中央文件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6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集体土地以合同为契约承包给农户经营, 农户拥有生产组织权, 即拥有部分使用权, 但/ 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决策权和收益分配权还在集体中。土地约束的松动解放了生产力, 驱动很多生产队采纳, 截至1981 年10 月初,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4. 6%。第三阶段: 家庭土地承包权的发展和普遍推行的阶段( 1981 年~ 1984 年)。这一阶段科学地提出了土地家庭承包概念。1981 年10 月5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标志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进

入了新的阶段, 单一的土地产权实现第一重两权分离, 即集体土地产权分割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在这一阶段, 承包权包含有使用权、占有权、部分收益权和部分处置权。截至1983 年底, 全国实行家庭土地联产承包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0% 以上。

第四阶段: 土地承包权的徘徊争议阶段( 1984 年底~ 1988 年) 。由于上一阶段体制变迁释放的生产力促进了粮棉的高速增长, 主要农产品结构性过剩的矛盾凸现, 部分粮棉产区出现了卖粮难和卖棉难种植粮棉收入下降, 于是农民转向种植比较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改革主体——农民, 对土地承包权的挑战, 正是反映了当时理论界和农民对凝固、封闭、分散的土地承包权能否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 实现现代化的怀疑。归纳起来有三对矛盾: 政府要粮、农民要钱, 不同目标的矛盾( 即承包土地能否具备完整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 分散的家庭决策同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 即分散的土地承包权同市场风险的问题，小规模生产同吸纳先进技术的矛盾——即分散的土地承包权使用先进技术成本高的问题。这些矛盾使土地承包权的进一步发展受阻。第五阶段:家庭土地承包权的发展阶段( 1988 年4 月~ 1998 年10 月)。针对土地承包权封闭、凝固、分散的状况, 1988 年4月12日全国人大对宪法的第十四条进行了修正,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制度引入了市场机制,为激活土地承包权, 促进土地使用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提供了法律依据。1993年针对15 年的土地承包期限将到期的实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在5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6中提出建立土地流转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1995年3月28日国务院下发的5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6指出长期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一项基本政策,可见, 当时土地承包权的法律、政策基础是相当牢固的。第六阶段: 家庭土地承包权的深化拓展阶段( 1998 年10月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十五届三中全会5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要坚持自愿的、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这不仅进一步从政策上要求保持承包权的稳定,而且解决了家庭承包土地预期不足的问题,完善了土地承包权的各项权能,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 使承包农户拥有了比较完整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农产品的分配权和土地使用的处置权。

4后家庭农村承包制的改革前景如何

答：一个政策只能适应一个历史背景，当今，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

巨大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从农业向工商业转变。土地农业收入，无论是从国家税收还是家庭收入都已经不是占最大比例。然而这种类似于小农经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当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当今的背景之下，却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妨碍了农业的规模化，并且小农的思想的狭隘性也不能使得土地的收益最大化，农民只能使用土地来种植粮食作物，而不能更充分的利用。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的制度不能满足当代农业的发展，所以承包制必须要进行改革，农村必须采取多种形式的农业化生产经营方式，实现土地除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权利的集中，从而实现经济的发展。

5毛泽东为何在1955年发动农业集体化运动

答：毛泽东发动农业集体化的原因：从1949年开始到1953年为止实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使得人口3.1亿、农业人口2.6亿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各类生产资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更重要的是还通过“阶级划分”构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虽然土地改革使得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进步，但是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土改之后农民仍然处于土地规模狭小，农作技术落后，农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境地，使得中国农村开始面临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完成土改的一些地区尝试着结成互助组，这种互助的苗头与倾向和毛泽东的“大同社会”理想十分吻合，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睐，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否定私有制向集体化过渡的建议。

2 国有企业改革专题 1什么是企业

从古代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2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基础，以有限责任制度为保证，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成，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的总和。

3中国国有企业制度经历了什么样的制度变迁

第一阶段是放权让利改革阶段;第二阶段是探索“两权分离”与实施承包制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

4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又称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系统、公司治理机制。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

5公司治理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之间的关系如何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之所以成为必要，关键在于企业中存在着两个问题：（1）如何保证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即协调股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2）企业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协调；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设置一个最优化的约束机制，来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现代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维持长期稳定发展，取得良好经营业绩以及有效维护公司股东和相关者权益所必不可少的有力保证。

在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大制度变迁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公司化的改制进程中，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些制度性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存在着许多问题（1）国有股“一股独大，政企不分严重，（2）股东控制权残缺，经营者行为扭曲(3)董事会难以承担受托责任(4)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构建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

6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企业的性质

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它的产生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因素。从经济学角度讲 企业性质就是企业资金来源组成结构形式.它主要有:股份,私营,国有,集体(现在大部已进行体制改革被私人收购了)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

7为什么说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答：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

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企业主要指独立的盈利性组织。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是与“事业单位”平行使用的常用词语。而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而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财团事先进行计划。计划经济下的企业都是由政府来计划分配生产和资源的，不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现代真正意义上企业。

8国有企业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答：国有企业的设立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开始，这一经济成份的存在是

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将导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趋势，使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走向繁荣、和谐与进步。尽管在以往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的曲折，至今仍处于艰难徘徊之中，但国有企业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改变的。国有企业在根本上不同于私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经营宗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因此，国有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使得人人获得劳动权力在这一所有制经济的内部能够最大限度地理性实现。国有企业更是一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建设大军，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就是由国有企业奠定的，而且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在中国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国际战略论——钓鱼岛 4 农村社会建设专题

1如何评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地位

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

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产物，突破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了广大农民温饱问题，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一系列改革，推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最起码的基础。

2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关系

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

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是新农村

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村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种有效形式，依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全面发展农村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的富裕，农村的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3如何解决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或如何培养职业化农民 答：要培训“新型职业农民”首先要从实际国情出发，正确看待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第

一，制度创新。制度缺陷与农民态度的缺陷紧密相联。态度通常支撑着制度，同时得到制度的支撑。第二，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刘易斯指出，用于把新知识带给个体农户的支出也许是任何一个贫穷的农业经济中所能够作出的生产率最高的投资。在大多数地方，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是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最有保证而又最迅速的方法。第三，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现代转换。农民的知识和技术系统需要现代更新，但绝对不可忽视的是农民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也需要现代转换。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既会通过影响人的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来影响人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也会直接制约人的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第四，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的现代转换。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是人的思想与意识系统的统领，是思想与意识系统的深层部分，因而也是确定现代人（工业文明人）与传统人（农业文明人）区别的关键指标。第五，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精神，即冒险、创新、竞争、协作和理性计算（合理化）的精神，是构成现代性精神最重要的方面。第六，传播新思想，使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更加容易，也更加快捷。应该传播的新思想包括国家重大制度、法律、政策、方针的变更；农村以外，主要是城市和国外的先进文明观念；良好的人格与行为示范等等。第七，把农民的农业社会习性改造为工业社会习性或发展习性，引导农民不断地市民化，积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第八，在农村移风易俗的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也要领悟传统与现代化的复杂性。不能去强行摧毁传统。农民的现代化改造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为艰巨，也是最为伟大的任务。它的成功不仅关系到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更关联到中国城市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进展。

5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强国战略 6 外国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1：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老牌执政党为例，分析他们一度失去政权的原因

（一）放弃了党的指导思想

革命民族主义是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它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赢得了民

众的支持和拥护，维护了党的团结，发展了民族经济，从而保住了自身长期执政的地位。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在萨利纳斯执政（1988～1994年）时期，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今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民族主义已很难用过去的字眼来解释”，必须实现“民族主义的现代化”，从过去的旧民族主义过渡到“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原则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放弃一贯的反帝、反霸和反美的口号，在国际关系中要避免对抗，摒弃墨西哥历来所坚持的针锋相对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提倡通过对话来“捍卫主权与民族国家”，认为“在当今单极形势下，对抗对本国主权来说是无谓的冒险”。萨利纳斯采取了与美国“特殊接近”，并与北美实现一体化的政策。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退出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而加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纵观1982年以来墨西哥历任总统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下一个政策演变轨迹：革命制度党一步步地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逐渐采纳并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削弱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削弱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与此同时，在美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技术官僚大量占据革命制度党的各级领导岗位。

（二）执政的党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 各执政党实施的经济改革政策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特别是没有照顾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直接导致了革命制度党威信的急剧下降。社会自由主义过分强调经济自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视，使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社会贫困化现象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三)执政党出现腐败现象

除了2004年5月下台的印度人民党外,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丧失政权都有腐败的因素。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政治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导致了人民群众支持率的下降。腐败被称为全球灰色瘟疫。腐败对于执政党和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很严重的。腐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环境、人权、民主体制如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破坏了发展,使世界上数百万人的贫困加剧,如果任腐败继续引发由贪欲而不是人民的需要驱动的非理性的治理,并破坏私人部门的发展,腐败甚至将剥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希望。一个社会最可怕的就是民众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失去信心,对未来失去希望。所以,腐败问题如果不能真正从制度上解决,就会危及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引发社会动乱。对于执政党,党越是长期执政,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2：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一）世界政党数量增加,世界范围政党政治空前活跃

从19世纪以来,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经历了四次大的建党“浪潮”,分别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二战之后以及冷战结束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的5000多个政党约有35%是冷战结束以后建立的。在前苏东地区,冷战后曾一度出现上千个政党;在非洲,20世纪80年代末,总共只有130个政党,而到90年代中期,政党数目增长到1800多个[1](P398)。从政党类型来看,新增政党多种多样,这些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原有的格局,今天的世界政党政治丰富多采,比冷战时期更为活跃。

（二）多党制民主化浪潮已过去,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被打破,多元化的政党政治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冷战结束以后,由苏东剧变、两极对立的结束所引发的多党制浪潮已经结束,世界上多数国家完成了政党的建立与改革,政党制度日臻完善,政党政治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出现复杂多变的特点,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更加彰显。

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多元性,都是政党生长的丰富土壤,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党都依照本国的国情,不断调整改革,与时俱进, 谋求适合本党发展的新体制,形成丰富多采的政党政治景观。这种政党政治多元化的趋势,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领导国内的经济建设、协调国内社会问题,加强,加强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经是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随着各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之间竞争的日趋激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变得日益重要,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继续淡化,政府首要的责任就是提高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已成为评判一个政党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依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国内经济建设、协调国内社会问题,加强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将成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

（四）政党成员及政党群众基础的中间化倾向明显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发达国家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中产阶级力量日渐壮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特点,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随之改变,许多政党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都注重向中产阶级靠拢。现代资产阶级政党传统的左中右格局逐渐向中左、中右的态势演变,更加照顾到中间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各类政党为争取社会中间阶层、扩大自己的选民展开了激烈竞争,有些党甚至把代表和体现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作为参加竞选、上台执政的基本出发点。在一些资产阶级政党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员中,出现了不少工人阶级和中等阶层的代表。另外,工人阶级政党也有群众基础中间化的倾向,在组织上大力发展个人党员,扩大中间阶层出身的党员成分,提高党员素质,吸引更多的选民。从世界政党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淡化的趋势,将会有更多国家的政党趋向“全民化”。 （五）世界政党政治区域化、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政党交往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热点

目前,国际性的政党组织有社会党国际、基民党国际、自由党国际和保守党国际等;地区性的有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欧洲政党联盟、美洲基民组织等。这些政党组织,经常就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政党之间的联系、交往与合作更加频繁和密切。利用政党交往为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建设服务成为今后的热点。政党(包括政党间的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有着一般的政府交往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2004年9月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亚洲政党合作机制走向成熟。 （六）大众传播媒介作用加强,政党传统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逐步改变

21世纪是数字时代或网络经济时代,新科技革命令媒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党政治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种转变。各国政党在媒体的作用下,政党传统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逐步发生改变,党的组织日趋松散,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个人作用不断弱化,政党领袖和精英利用各种媒体获得媒介效应,来突出个人魅力和形象,以宣扬本党的主张、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总体看来,媒介发展对政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媒介使政党扩大了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媒介也使民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政党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7 十八大议会议程

1如何理解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

（一） 实行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举措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在享有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利，依法享有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权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完善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是要保证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社

会基层有关领域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一致的。

（二） 实行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群众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内在要求 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通过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改变政府包办群众性事务的传统做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原有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和城市“单位制”社会结构被逐渐打破和废除，适应计划体制的基层政权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繁杂的、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社会事务管理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村，有些地区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尝试建立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形式，逐步演变成了村民委员会；在城市，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许多社会服务性功能，加速向城市居民生活的社区转移，由此产生并发展出了社区居民委员会。

（三）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基层政权的基础，农村村民委员会制度和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又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政治制度是政治实体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各类规则(行为准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2“草根民主”崛起的价值和限度

答：草根民主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的民主,从政府角度看它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从村庄与村民角度看它的本质是村庄治理的根本指导原则。草根民主的产生发展不仅因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内含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价值。

(一)经济学价值:草根民主观念为人们追求现实幸福和改善经济状况的努力提供了精神动力及可资利用的深厚的思想资源,草根民主的原动力来自于村民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草根民主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乡村社会本身的自我管理;草根民主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塑造具有责任心、 富有创造性的国民,从而充分发挥绝大多数国民的人力资源,而充足的、 高质量的农村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草根民主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各主体与组织在村治模式中的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减少政治交易费用,形成有序竞争的激励环境,从而降低乡村社会的治理成本与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成本,形成一种节约机制;草根民主有利于制度创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变迁的内生变量,认为特定的制度创新有利于鼓励人们从事发明创造和生产性活动,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应当说,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为解释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拓宽和深化人们对于草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

(二)政治学价值:草根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稳定的、持久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是正是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人类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草根民主有利于促进政治制度变迁,不仅因为草根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而且因为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形成

的一套相关规则和程序,尽管这些规则和程序有许多是在无意中形成的,并没有深厚的理论作为支撑,也不是刻意的制度设计,但却有利于中国民主尤其是基层民主制度的变迁;草根民主是一种存在于乡村社会与城市社区的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它准许普通的村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及社会的治理,通过实际行动来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草根民主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最直接的肯定和最深刻的现实表达,有利于切实的维护人民的政治权利与利益;草根民主为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示范,因为在草根民主的框架内,村民通过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一系列的政治行为,进一步提高了民主意识,为更高程度的国家民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草根民主植根于中国的土地里,在它的进程中必然会形成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验范式,并对由西方国家经验中产生的西方民主理论构成某种程度的挑战,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化道路。

(三)社会学价值:我理解的社会学价值,主要是从社会学的理论与观点来反思草根民主对社会的实际意义,在我看来草根民主最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就是培育村庄治理的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关联。社会资本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交叉发展的概念,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它属于无形的资本,具有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属性,是通过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经典资本形式实现的;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它具有鲜明的社会关系属性,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互动中基于信任的参与、互惠,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共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契约关系等,它依附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政治发展领域,社会资本日益成为解释政府治理高效、政策高明、 群众对政府信任和拥护的理论基础,草根民主正是在政治发展领域里,成为培育村庄治理的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社会关联或社会团结,指的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建立在某种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 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根据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社会关联的形式,社会关联可以分为巫术关联或神性关联、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三种形式。为了分析的方便,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出发,可以将本文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粗略划分为现代型社会关联和传统型社会关联,所谓现代型社会关联,是指以契约和经济社会分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所谓传统型社会关联,主要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联。草根民主影响着社会关联的形成与变动,从而从根本上影响着村庄的性质与治理。

(四)文化学价值:关于民主的文化价值,我认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 的一书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如他在下卷相继论述了 “民主在美国对智力活动的影

响”、“民主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民主对我所说的民情的影响”。我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草根民主也同样具有优秀的文化价值。首先草根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正是因为草根民主具有文化的属性,而且民主的政治文化对民主制度的形成和保持能够产生的巨大作用,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草根民主,草根民主可以视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指导人们政治实践的规范;其次作为政治文化的草根民主,其核心是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如倡导以人为本,草根民主理论的核心在于重视人的价值,如维护自由,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马克思也曾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解除束缚,发挥个

性,追求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和行动,作为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他们潜意识里一直在渴望自由、 追求民主,而作为中国新时期的草根民主,恰恰符合农民群众爱好自由和追求民主的需要,它准许个人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尽管每个人具有不同的天赋、 体力、 智力、秉性、优势和机会——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再次,草根民主蕴涵着一种民主精神,它要求人们采取一种积极的、现实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有利于激发人们为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和解决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投入真诚和热情。

草根民主的限制：(一)草根民主的边界狭窄。草根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在村治模式范围内是否被多数人享用还需进行深入的分析。科恩在 《论民主》 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民主的尺度,他认为民主的尺度分为:民主的广度、 民主的深度和民主的范围,这一测量民主的思想无疑富有远见的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认为这些尺度同样适合草根民主的测量。首先,我们看看草根民主的广度问题。草根民主的广度是个数量问题,决定于受政策影响的行政村或自然村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当然此时的参与也并不一定是人人参与,还存在着未参与的情况:因官方某些规定如社会的某种条例与法令禁止参加的;虽有权参与但不愿参与的;官方虽无明令禁止,但为社会中某种情况所阻碍不能参与的;蓄意不参与的。但这些未参与的情况却会影响草根民主的广度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草根民主的深度问题。草根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 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主要反映了村民们参与的有效性,如他们是否有参与的积极性,是否有明确的目的,是否了解参与的相关信息等。最后,我们来谈谈草根民主的范围问题。在某一特定时刻或特定区域内,决定共同有关的某些问题时,草根民主可能是广泛的,有一定深度的,而且是有效的,而在决定另一些问题时可能毫无作用,这样就产生了草根民主的时空范围问题。范围愈广,草根民主的实现就愈充分。目前,草根民主是脆弱的,它产生于乡村的基层社会,在农民与乡镇政府的博弈中,乡镇政府的强势导致不断地压缩草根民主的空间,草根民主多数在农村社会里发展,城市中的草根民主如城市社区管理的民主自治等却鲜有人去关注与研究。同时,草根民主主要的应用领域在政治领域里,如村委会中的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等,而忽视了它在经济领域、 文化等社会领域里的应用,这与它当初的产生是有一定偏离的,正如学者贺清生所说的 “民主大厦并非政治民主一柱独撑,而是政治民主、 经济民主、 社会民主三足鼎立。 ”总之,草根民主的广度、 深度与范围都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这导致了草根民主边界的狭窄,成为草根民主的第一个困境。

(二)草根民主的媒介缺陷。草根民主的实行并不是自发的,它的实现同样要靠一系列的媒介与工具。纵观几千年的民主历程,民主的核心媒介主要有两个：多数裁定规则和代表制。然而在草根民主的实现中,这两个媒介的存在与草根民主的价值或效率本身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首先,我们分析多数裁定规则。多数裁定规则本身却是模糊的,尚有一定的争议,多数裁定规则往往会导致多数权的滥用与 “多数的暴政”，为克服多数裁定规则的弊端,科恩提出了变动的多数裁定规则,达尔提出了 “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即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观点,这两个

观点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的真正实现是有效率的。其次,我们分析代表制。代表制在某些很小的民主社会里,可能不需要也不愿采用代表制,在大一些的社会中,代表制却是必不可少的,民主是通过普遍参与进行管理,代表制则有助于实现这以参与。我国的 《宪法》 赋予了每位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我国农村要切实维护每位村民的政治权利,作为最直接民主形式的草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草根民主的实现往往是借助于村民们直接的有效参与,然而在中国这个最小型的民主社会里,直接的有效参与却是很难实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村委会选举是草根民主启动的关键点,没有村民选举权利的真正落实草根民主注定会成为一句空话,然而选举可以被操纵,尤其是候选人的内部决定常常会导致整个选举过程的彻底失败,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民主选出了克林顿,民主也选出了希特勒与萨达姆”；广泛的直接参与并不完善,在乡村社会里,草根民主要求村民个人直接参与,然而形式上却大多数是实行代表制参与,如丈夫代表妻子参与、 家长代表孩子参与、 兄长代表弟弟妹妹参与等,尤其是在市场化的今天,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民行驶草根民主的权利时,往往实行委托代表制,尽管这些是实现草根民主的一个现实而有效的途径,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理论与理念上给草根民主带来了一些困惑;静态多数裁定规则依然存在,静态多数裁定规则的弊端前文已做分析,草根民主的真正实现很大程度上都借助于静态多数裁定规则的完善,然而在由于村落的地域性以及村民人数的相对稳定性,变动的多数规则就很难实现,同时由于中国大多村庄里的自治组织大多都是不发达的,组织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目前也很难落到实处,即使局部区域里实现了多元主义的做法,多元主义本身的困境依然是无法克服的,如 “固化政治不平等、 扭曲公民意识、 歪曲公共议程、 让渡最终控制” 。综合以上分析,草根民主的媒介依然不完善,这成为草根民主困境的又一来源。

(三)草根民主的条件限制。按照科恩的观点,民主的条件可以分为前提条件和非前提条件,其中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草根民主也不例外。草根民主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两个：乡村社会与村民有限理性。这里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特殊背景下的乡村社会,它的形成最初发端于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逐步形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与村委会的产生,它主要包括政治的和非政治的社会：前者如乡镇、 行政村,后者如家庭、联谊组织、宗教团体,两类社会共同为草根民主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的社会前提。这里的村民有限理性,主要是指在草根民主这个结构框架内,村民们至少具有参与共同事务所要求的基本能力,如设想一种计划或行动规则的能力,在具体情况下运用民主规则或按照行动计划办事的能力以及清楚表达思想,与人讲理的能力等。村民的有限理性主要是针对村民这个群体而言的,它并不排除个体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群体非理性的悖论,关于这一点囚徒困境

理论与 《 “草根民主” 与农民理性》 一文已有较好的论证与说明。逻辑上讲,只有前提条件并不能真正地保证草根民主的最终落实,它的最终落实还需要其它的配套条件, “民主的物质条件”、“民主的法制条件”、“民主的智力条件”、“民主的心理条件”、“民主的防卫条件”科恩的观点是深刻的,对于我们探讨草根民主的条件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只不过从草根民主的角度来反思这些条件时,需要对科恩的观点进行细化与深化。草根民主的物质条件主要是村

民们经济上的独立与自主以及行使民主权利时必要的配套物质设施;草根民主的法制条件不仅包括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各项原则与条例,而且也应该包括传统、习俗、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的民间法条件；草根民主的智力条件,主要涉及农村信息化过程中村民的教育问题、政治文化的社会化问题等；草根民主的心理条件主要是村民在气质上和态度上综合起来所应显示的心理状态,如团结、和谐、宽容与信任等;草根民主的防卫条件,主要是草根民主防卫自己的能力,这种防卫主要是依靠自身的逐步壮大与抵御国家形态民和乡镇行政化主的干扰。综合以上分析,草根民主条件的限制性与不完善成为草根民主存在与发展又一困境。

(四)草根民主的评估难题。如何对目前的草根民主进行评价尤其是量化评价是一个难题,这里涉及到评估标准的选择、 草根民主的优化程度、 草根民主的价值效应、 草根民主与自由、 草根民主与法制、 草根民主与科学、 草根民主与效率等,只有科学地评估草根民主,才能为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合理的意见及

对策,然而关于草根民主的评估难题是一个比较大的论题,困难重重。

3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

答：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 这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具有统一性的客观依据。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都包含民主的基本原则, 都要贯彻民主集中制, 都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 其最终目标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它们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表现在:

(一) 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础和保障, 对人民民主具有重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党内民主的这种地位, 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领导地位决定的。从党的性质来看,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先进性决定党必然在全社会起表率和模范作用。党员是我国国家机关干部的主体, 也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 他们必然会把在党内生活中培养起

来的良好的民主行为、民主作风带到各级国家机关中去, 带到广大群众中去, 这样, 必将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从党的宗旨来看,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惟一宗旨, 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这决定党是人民民主权利的维护者。发展党内民主, 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此,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党的宗旨决

定了党内民主的发展必然内在地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从党的领导地位来看, 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 我们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内的民主状况、党员干部的民主素质将直接影响民主的建设。 !党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 对国家民主政治的认识是以对党内民主生活的认识为前提的, 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方式, 是以党内政治生活为基础的。从领导方法来讲, 党一般是把党内形成的民主传统和民主作风直接导入领导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同时, 发展党内民主, 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使党做到依法执政, 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因此, 党自身的民主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民主化。党内充分发扬民主, 人民民主必将

得到保障和发展; 党内民主受到破坏, 人民民主必将受到阻碍和践踏。总之, 没有党内民主, 也就没有人民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基本途径和可靠保障。

(二) 人民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外部推动力, 对党内民主有重大影响和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广大人民之中, 人民民主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也是我国人民民主的主要制度表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体现, 也是人民民主的体现, 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活动; 宪法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监督权, 这实际上体现了人民对党有监督权, 党的活动应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外, 随着各级人大代表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 人大代表对党和国家机关及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将加大, 这将促进党内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的培育, 促进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 推进党内民主化的进程。广大农村、企业、城市社区等基层组织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基层民主的发展,也必将促进广大基层党员和干部民主意识的发展和民主作风的改善, 从而对党的广大基层组织的民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 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民主建设日益加强, 必将为党内民主生活提供充满民主

氛围的社会环境, 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越来越大, 这将有力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三) 人民民主是党内民主的根本目的。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战争年代, 发扬党内民主, 领导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 基本目的是争取人民的民主; 在建设和改革时期, 党继续加强党的建设, 发展党内民主, 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基本目的也是为了发展人民民主。因此, 发展党内民主的目的, 归根到底是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

( 四)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之中。党内民主指导和推动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影响和促进党内民主, 它们是一种以党内民主为先导的互动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之中,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互促进, 有机统一,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共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以发展党内民主去代替发展人民民主, 或者以发展人

民民主去代替发展党内民主, 而应该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 根据各自的特点协调一致地、有区别、有重点地发展。只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共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大厦才有可能建成。

4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特点及经验总结

答：在我国，基层 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整体建设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 程 建国6 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层民主政 治建设随着我国基本国情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进步、完善，因 而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有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下面将 阐述我国基层民主的特点。

(一)我国基层民主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民主形式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 的，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我国的民主形式和内容在不断的 完善和丰富。胡锦涛同志指出，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 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 事业、社会事务的权力，同时在基层实行群众 自治等形式的 直接民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 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体系。广大人 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 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我国农村 已建立起6 4万多个村民委 员会，中国城市已建立7万多个居民委员会，建立工会组织 的公有制企业中一半以上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与基层 民主实践活动，才能使中国民主实践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直接民主相结合，是我 国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同时，人民群众在基层还要直接参与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种代表制民主和基层直接民主相结合是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一个重要的创造。 它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反映和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结合”的特征和 优势。他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 自己的事情，创造 自己的幸福生活，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广泛的民主实践。正因为有了这种普遍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我国的民主制度才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 做主的权利、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民主制度。

(三)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是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一是党对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认识，是与时俱进、逐步深化的；二是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基本是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单领域向多领域逐步推开的；三是基层群众自治的各项制度、法律和法规，是逐步健全的；四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能力，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的。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将基层群众 自治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 的事情入手，一步一步推进。通过基层民主实践锻炼，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提高了参政议政能力，逐步学会了依法、理性地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渐进推进式的发展，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极端冒进，降低了风险和成本，使国家能够集中精力解决 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也使得亿万人民群众在稳定有序的基层民主实践中逐步提高自身素质。实践证明，没有渐进的民主建设，就没有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和民主精神的携手并进、和谐发展。

(四)我国基层民主是基层社会民主和基层国家政权民主的有机结合 在我国，基层政治实际

上 由两个层面的政治生活构成：一是以城乡基层政权为核心形成的，一是以基层群众组织的自治和民主管理为主体形成的，基层政治是国家与社会的

“ 接点”。对应于基层政治的两部分，基层 民主相应地分为：其一，城乡基层国家政权的民主，包括基层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政务公开等管理体制方面的民主化建设，由于它是国家政权体系“末端”的民主制度，故属于国

家民主的范畴；其二，农村村民 自治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它们都是非国家制度的基层群众自治的表现形式，属于社会民主的范畴。此外，近年来在我国社会产生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它们代表一部分民众的利益，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管理和自我服务，并且通过一定渠道影响政府决策，起到了政府与公众联系与沟通的“桥梁”作用。由于它们具有明显的群众广泛参与的特点，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有相似性，所以也是中国基层社会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基层民主面貌是基层国家政权民主和基层社会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决定的。

( 五)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是以“四个民主”为主要内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我国村 ( 居)民自治的基本内容。民主选举是基础，只有实行民主选举，才能将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领导班子；民主决策是关键，只有建立健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民主决策，才能使村委会干部办事有章法，行为有约束，从而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反腐倡廉。实践证明，只有全面落实“四个民主”，村民自治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村民自治工作的整体水平才能得到提高。 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经验

(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必须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 基层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我国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必须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我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必须在现有的经济基 础、文化素质、历史传统、政治架构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因为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必然具 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这也决定了我们的民主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必须循序渐进，在党的领导下，稳妥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来推进。发展基层民主是当前推进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为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人民群众是整个国家生活当家做主的前提和基础，要保证人民群众在管理基层事务中当家做主的权利江泽民指出：“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行使管理

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求，首先必须保证他们在基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中当好家做好主，这是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当家做主的基础。要坚持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社区的民

主建设，通过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基层民主，确保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基层民主建设对于国家层面民主发展的意义，并且根据基层的政治实践，高度概括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具体实现形式。

( 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60年经验的高度总结纵观60年来我 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历程，充分 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忠实地代表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 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团结和调动广泛的建设力量，把握改革和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 泛的权利和 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是保证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方向的根本要求。

( 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 口占多数的国家，因此没有农 民参与的民主政治建设就根本谈不上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治，所以要充分尊重和依靠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民主的本质含义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从人民 群众参与政治的动机来看，分为信念性参与、分配性参与、服从性参与和强制性参与等几种。目前，我国信念性参与的比例正在不断下降，分配性参与动机逐步成为社会主流，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首要动机。从实质上讲，分配动机就是利益动机。基层人民群众关心 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希望空谈，搞形式、走过场，迫切需要懂经营、善管理，既有远见卓识，又能当机立断的经济能人带领大家走向富裕之路。因此，基层人民群众在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不断互动过程中越来越强化的维权意识，成为我们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动力。

( 五) 重视基层干部的培训，是我国贯彻落实党在基层政策的必要措施 基层干部政策水平的高低、民主法制意识和民主管理能力的强弱，对推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现在有些城乡基层干部学习钻研党的政策的意识不强，执行政策随意性很大，不是按照党的政策来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办事，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推进城乡基层民主建设的目的就是更好地贯彻落实在城乡的基层政策，这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把我国城 乡基层民主建设搞好，首先城乡基层党委要突出抓好对基层干部的政策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村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使村干部成为组织、宣传和引导群众进行民主 政治建设的表率。其次，要加大培训工作的力度，建立健全培训工作的长效机制，充分利用地县党校和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实用技术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增强他们贯彻党的一系列政策的自觉性，提高依法执政 的水平，增强带领群众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

再次，要切实解决基层干部在政治觉悟、思想作风、廉洁自律、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他们领导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树立干部的“政绩观”，将“政绩意识”和“民本意识”统一起来，以人民拥护不拥 护、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

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只有这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5党的十八大与新时期基层民主建设路径

答：党的十八大中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专题中强调需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农村政治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因此．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只有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一)在充分尊重群众意志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党管理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也是一个重要原则。对此，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关键，发扬民主是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绝不能把三者割裂开、对立起来。在村民决定村里重大事项时．要善于把党的意志转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善于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吸收为党组织的决策依据。只有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在农村得到真正贯彻，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得以巩固和确立。加强对民主选举工作的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防止宗族、宗派势力操纵或把持选举，及时纠正违法事件，保证基层组织依法民主选举；抓住民主决策这个中心环节．变“暗箱”操作为“阳光”运作，把知情权、选择权真正交给广大党员和村民，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把党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和精神利益。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民主制度，巩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果

实践表明．农村民主建设的实际效果与各项民主制度的规范性成正比。因此，要建立和完善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建立健全村委会主任竞选制度，完善对当选人的监督和罢免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民对村务工作的建议制度、检举制度、信访制度等。只有制度明确、程序完备、渠道顺畅，才能保证农民各项权利的实现。应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和约束工作．规范其行为，增强其依法行政的观念。对村干部不依法办事、独断专横、破坏民主、打击报复的行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从实践层面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实行村级党务、村务公开、不能图形式、走过场，要通过经常性的明查暗访，解决好全公开、真公开和及 时公开的问题，无论是重大村镇建设项目还是土地征用款的分配使用等，都要通过民主决策

程序，真正使群众满意，还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会议、村干部述职砰议、村民民主议事和重大村务“一事一议”制度等民主决策和管理渠道的作用，做到常抓不懈，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三）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素质，为农村民主建设打好物质基础

当前我国农村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发展农村经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以及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上。基层政府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培育农村市场体系，活跃农村市场．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水平．为民主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提高农民有序参与民主建设的意识和能力。要激活农民参与民主的兴趣，不断丰富和发展民主参与的内容与形式，引导广大农民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农村民主建设中来。

(四)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各项民主辅助制度，保障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只有走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才能克服政策的随意性、工作的肓目性，保证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进行。首先，要广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村委会成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要教育村委会成员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其次，要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保证村民自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有碍《村组法》贯彻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应有明确的惩治条款；再次，要加大执法监管的力度，确保村民自治在法制的轨道上正常运行。要加强各级地方人大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监督工作，定期听取和审议相关部门有关村民自治的工作汇报。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行政、司法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坚决果断地纠正一些违法行为，积极支持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工作。要通过各种形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一个有利于农村民主建设发展的氛围。规范科学地实行民主理财与财务公开制度，进行农村会计、出纳职业化改革，坚决杜绝财务公开不全面、不真实，理财不民主的现象发生；继续落实村务公开制度。让农民真正成为“明白人”；建立村干部工作报告制度，密切干群关系，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制约。

8 中国模式

1你认为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吗

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或用其他概念替代，学术界本身存在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三十年成就的秘诀归结到一个词就是“实用主义”。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慎用“中国模式”。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尚未定型，还需要继续探索。现在提“中国模式”有定型之嫌，容易引起盲目乐观，会转移改革方向，因此要慎提“中国模式”，并主张用“中国特色”。有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无意输出“中国模式”，中国一向坚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和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则，“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

正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没有普适性一样，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叫“中国案例”。还有的观点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称之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人民日报》近期署名郑青原的评论肯定了中国道路的意义，认为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探寻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之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丰富着世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国经济率先回升向好，当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呈现社会主义中国的精彩，西方媒体感叹：“中国道路”激发了世界关于制度的丰富想象。

第三种观点坚持认为，中国确实存在一套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尽管现在的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中，不太成熟，之前的发展道路也存在一些缺陷，但是依然可以大声说出来。这是较为主流的观点。原因如下：

中国模式是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社会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外交等多个方面，即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赋予它鲜明的中国特色。

虽然还有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2010年5月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他认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用“审美”的方法?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贫困人口的巨大下降；三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它们是伟大的成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创造中国奇迹的动力核心是提出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第一，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第二，中国实行财政分权；第三，我们探索的是一条新民主化道路；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务实主义的政党。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1．挑战政府在经济发展早期的作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与东亚模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东亚模式都是政府干预经济，但没有像中国政府干预那么深。但我们做得较好，挑战了西方的主流观点。2．挑战国家治理方式。中国政府把所有的合法性都放在表现上，就是要给老百姓提供实惠，因此经济增长很快。但是，这里也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对环境问题考虑不够，社会问题考虑不够，等等。怎么在程序和表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也是对世界提出来的一个挑战。3．挑战民主化的道路。在民主化这条路上，中国和印度、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处在同样的探索阶段，只不过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这条路当然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在探索过程中。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和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

2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进一步深化改革应重点突破的有哪些

第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这个问题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现需做的事就是把它具体化、落实好。这个过程中,难点可能还是在于如何使农村的人口,或者说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真正地城

市化,同时相应地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这个问题本身与农村人口城市化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但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其他方面的原因,相对而言较容易,而人口的城市化遇到的问题较多。

第二,建立起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强调两点：

首先,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金融的发展水平,承认我们的差距。事实上,中国金融体系的总体水平还是落后的,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借鉴别人的经验,认真总结教训,不要再重复他们的错误。

其次,讲到中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和完善就必然涉及到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问题。中国应该主动引领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建立或者是改造,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因为如果把我们国家外汇储备算上的话,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好多年了。我们有这个必要和实力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 第三,发展完善法治国家。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建立法治,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正在形成过程中,当然,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建立人类已经有的政治文明、法制文明方面继续迈出更好更大的步伐。一方面,既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某些方面积极的、成熟的制度和政策,另一方面确实也要看到他们的弊病和问题,防止照搬外国的模式。 第四,我们必须形成一个人力资本的强国。

我们是人力资源大国,但目前还不是强国,能否形成一个人力资本强国是尤为关键也尤为艰难的一点。可以说,未来30年的发展,人力资本最具决定性。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世界公认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奇迹。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发展模式是以物质投人为主,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都无特别之处。在未来的3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创新和创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一个以物质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向一个非物质生产主导的,以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生产为主的体系过渡。但目前,创造性、多样性正是我们人力资源方面最薄弱的环节。只有解决好相关的体制机制问题,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3如何评价丁学良关于中国模式的相关看法/观点

首先从学术规范角度来看，丁学良教授的专著《辩论“中国模式”》是目前已出版的书中最好的。它不仅解释了“中国模式”根源的产生，而且对提出的内容，产生的原因，他的指向性，包括问题在哪里，都进行了比较全面而且深入的辨析。

首先是关于“中国模式”的时间纬度。丁教授书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上的限制，说中国从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是一个中国模式的史前模式，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中国模式”是从90年代之后开始慢慢形成的的一套东西，这个90年代形成至今还在发展的一套“中国模式”，跟80年代本来就有区别。不论从它的方向，还是指向，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暂且不做这种比较，我做的比较是在潘维和郑永年等学者的论述中的时间纬度，指的是60年。从表面看60年和30年只是数据上的差别，但是实际内涵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我们改革开放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但潘维说“中国模式”直接源于60年代，这是不正确的。从时间上的差距来说，丁教授的分析解力更合理，更有说明力一些，不管是从事实还是从学术辨析来说。

第二点，就是空间纬度。潘维和郑永年等在讨论所谓“中国模式”的时候，并没讲国际环境。而是讲我们的政府、党，意识到了要改革，就关起门来改革且获得了成功，老百姓生活有了改善。而丁学良讲到了“中国模式”的国际环境，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对中国同时保持开放，中国改革开放能获得成功吗？这是单一性思维和全面性思维之间很大的区别，中国是要改革开放，但同时也要让别人接纳，如无人对你开放的话，也

是不会成功的。丁教授强调美国在当时已经在实施一系列战略计划，从经济上，军事上，各个方面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如果不是911的话我们国内政局会是怎么样？那是很难预料了。丁教授强调的国际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重新让中国回到世界的主流。外部空间纬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别人对我们同时保持开放，保持欢迎和接纳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获得成功。

下面是丁学良在接受采访时的观点： 现在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中年期间了。模式讲的不是最高意义上的抽象，什么叫最高意义上的抽象，最高意义上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最高意义的。也不是最低意义上的抽象，最低意义上讲的是具体的政策，比如某一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应该怎么做，比如银行利率应该怎么样，房地产贷款应该怎么样，这是最低意义上的。而模式属于中间状态，既不是最高意义，也不是最低意义具体的做法，是一种中间层次的东西，中间有意识形态，但是更多的是策略发展和战略发展的政策，而且是比较宏观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模式延续了20年就差不多到了中年时代了，现在我们中国的时代就到了中国中年时代了，正在朝中老年时代过度，到了老年时代就退休了。一个模式刚出来的时候可能3、5年，那个时候很多具体的毛病都能看出来，运行的过程中，像刘翔第一次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几年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他不能再跑了。像郭晶晶一样，郭晶晶不是马上嫁到香港去了嘛，她跳了那么多年以后人们知道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跳了，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模式现在已经到了“郭晶晶退休的时候”了。

丁学良：“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 虽然中国过去3O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并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但却麻烦重重。

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不少学者一开始对 “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回顾和反思中国3O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4中国模式的概念来由

“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这一概念在当下流行则源自国内学者，他们用“中国模式”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认为使用“中国模式”概念而非“北京共识”，有三个原因：一是“共识”一词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政治意味很浓；二是“北京共识”概念容易使人产生与“华盛顿共识”对抗的错觉，有兜售意识形态之嫌，对消除“中国威胁论”十分不利；三是“模式”一词是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因此，用“中国模式”概念更为恰当，更强调这个模式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提出的。俞可平等国内学者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中国人民大学秦宣认为，雷默绝不是提出“中国模式”的第一人，在1980年，

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等人曾在季刊《现代经济》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崇温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模式’的问题”。

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是印象式的。他们主要认为中国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上其他东西方大国，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并像发动机一样带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视其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突出特点，因而称为“中国模式”。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语是从自己的体验、认识中来的，是从他们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对比中得出来的。

5中国模式应从何种角度认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模式和其它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主动地向其它模式学习，或被动受其它模式影响。提到中国模式，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看来，“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同义词。 其实不然。认识中国模式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只看30年改革开放还不够，还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一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甚至再往前多看一看。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是中国文明的当代体现。认识中国模式，就要考察中国文明是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就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改革的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就没有中国模式了。有人认为，中国当前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转到私营经济——这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才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学者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现实。中国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方法，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到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时，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却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演进和演变过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模式和其它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主动地向其它模式学习，或被动受其它模式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趋同不会变成同一。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模式在受到其它各种模式影响的同时，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并通过变化而保持自身的本体。

6如何辨证看待中国模式？如何评价其绩效和成本？

辨证的看待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但对于“北京共识”，无论其倡导者，还是支持者对其在认识上都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成了最后没有“共识”的共识。其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

但是，如果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激进，甚至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精英的集权式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长子”的作用，这无疑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误读。考察中国模式，恐怕更多的要考察：其一，是什么力量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繁荣；其二，集权的政府在中国繁荣中究竟是中国增长的短板，还是独特优势；其三，“中国模式”有没有持续性，其自身的优势有没有可能带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真正的考察中国模式是非功过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中国模式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转型而形成的,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经济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人为本的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政治方面: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人权,发展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化方面:,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多元兼容并存;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又要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所创造的主流文化为主体,纵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横向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9.8%,居世界第一。在这个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和扩大,中国已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模式。但是,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中国的政治改革、人口过早老龄化、金融体制与国际接轨、东西部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政府去解决。当今世界有200个国家左右，就模式来说,比较成功的是少数,如二战后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美国模式等。在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中,有的单一不够全面,有的快速发展时期较短,有的经不起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在这几方面都有很大超越和突破,创造了世界奇迹。 “中国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但是,也不能把它看得尽善尽美,中国模式还未定型,有待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中国模式实现了纵向突破和横向超越。一是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一条路,一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当代价值。 中国模式的绩效与成本：

（一） 中国模式的绩效：

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大的优势是在保证了其执政党的地位。 对于人民来说，表现在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上。“亚洲四小龙”短时间内的经济腾飞。国家GDP值的不断增长等等。

（二）中国模式的成本：

1、被相对剥夺的弱势：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所取得的那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绩效，其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剥夺乃至于掠夺。这个剥夺和掠夺主要是从相对意义上说的：相对于城市来讲，中国模式对农村是相当无情的剥夺；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农村居民是被掠夺的主体；相对于中国的沿海地区来说，中国的内地被持续的剥夺，内地省、市、自治区成为向沿海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农产品、工业原料的准“经济边缘地带”。相对于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来说，农业在过去许多年里，受到严重的不公平对待。相对于大型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国的民间企业在过去许多年里虽然不是持续一贯地，却是经常地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相对于外资企业，中国的本土企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对弱势对象的相对剥夺，有些是以经济手段来实现的，但是在所有的最根本点上，那些相对剥夺都离不开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往往是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隐在后面，作为支撑、作为保障来实现外表看起来是纯粹的市场交易的行为。

2、环境生态的破坏：这方面的数据、实例非常多。2009年7月初，海口市一水务局副局长符先生在回答该地居民的质问，为什么海口市旁边的水质持续下降，多年来没有整治、没有搞好污染的时候，他脱口而出：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海口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海南省的问题，在全中国，哪里的GDP越大，哪里的GDP增长的越快，那里的水就越黑。他说的相当生动而又符合现实的一个规律。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有非常尖锐的一个评论：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第一来自于低成本的人权优势，第二是来自低成本的环境优势。中国的经理们只要一走出国门到海外去投资开厂经营，马上就能切身感受到，他们在中国的低水平人权的支出和低生态环境保护的支出，给他们在国内的盈利和海外的竞争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相对优势。

3、体制性的腐败: 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必须通过体制性改革来解决。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政府不是市场的守护者而是市场的主宰者，不论多少政治教育和“制度建设”，都不可能“根治腐败”。当宏观调控具体到“芝麻绿豆”的时候，当政府做出一个决定让市场价格上升或者下降的时候，当某个政策可以划定“淘汰”或者“扶持”的范围从而决定一个企业命运的时候，说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杜绝腐败”，谁信呢，连说这些话的官员自己都不会信。这两年异军突起的“宏观调控”把权力干预经济演绎得这么淋漓尽致，官员们面对市场是那么的底气十足肆无忌惮，市场不过就是一个傀儡和玩物，一切跟着权力的指挥棒转，中国何以可以“根除腐败”走向廉洁？

4、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为中国模式的显著绩效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在非物质领域体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整个知识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场”受到相当严格的、越来越多方面的、有时甚至是相当粗暴的限制，导致了在一连串重要的公共政策上不能进行理性的、公开透明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比如说对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文化产业政策一类的公共卫生政策、公共教育政策、户口政策的质疑，大半只能在非正式场合进行。在公共政策的决策方面，更是涉及到特殊利益集团

7即有的中国模式的关键缺陷何在

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观念迷惑，中国的威权模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追捧的香饽饽，我们到底该对这种模式秉持什么样的态度？正如前述，作为中国模式的这种权威体制，是从“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体制中演变过来的，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先天不足地缺乏体制内对官僚的监督，而在改革以后，公民社会仍然极度缺乏。体制内外均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

约束。

首先，这种体制的弱势在于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能力弱化，官僚体制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国家有足够的强势通过抑制社会自主性来持续结构的平衡。这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结构。

其次，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的“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这个民族的社会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这种不正常正说明我们体制的严重缺陷。

第三，是“国富民穷”的陷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卖地就可以轻易获得巨额收入，并转化为天文数字般的高房价，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老百姓的变相“剥夺”，而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无能为力。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8如何实现中国模式转型

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大幅度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产品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中国共产党正在从三个方面更新其发展路径，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关联。第一，积极打造“国家龙头企业”；这样，中国的品牌（不仅仅是中国的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第二，不再依赖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动力，而是鼓励中产阶级的发展，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调整资源投入方向，从以前重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提供更多其他种类公共产品，从而提高执政质量。所有这些，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发展模式的改变。这种转型升级，对中国及其邻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既是重大的机遇，也是重大的挑战。

（一） 关于发展国家龙头企业

当中国开始开放它的经济，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外国企业竞相进入，以争取10多亿中国的新顾客。尽管外国公司投资中国，是希望赢得更大的中国市场份额；中国政府却鼓励人民更少消费，限制了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能力，同时他们还鼓励出口型企业的发展。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几乎都是非中国品牌。

这样的后果是，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多数利润，被拥有品牌的外国公司所攫取。为了荣誉、利润和转型升级，中国领导人正在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首先，他们想实现中国制造向中中国品牌的转变，以此来赢得荣誉；其次，他们想从出口中取得更多的利润。现实状况是，那些生产和组装出口产品的公司，只有很小的利润空间。而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汇率纠纷可能带来的风险，坦白地说，和这些中国企业所赚取的低额利润不成比例。

发展龙头企业, 在国外市场上建立自己品牌的企业,将能促进中国公司，在贸易过程中取得更大比例的利润。最后，中国领导人愿意将自己的制造业，从低工资、低技能的价值链低端，向具有竞争力的价值链高端转移，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一步。在近期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实施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总额达到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绝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甚至在刺激方案执行完后，大量的融资仍然流向了国有企业。

中国在培育龙头企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去证明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发明创造。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们只是通过收购企业来获得品牌形象，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的PC生产线。甚至是军队，也从在购买俄罗斯购买高端技术，而不是自己进行发展。中国企业在生产流程上实现了创新，在引进产品和服务方面也取得了

成功。但至今为止，它们还没有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实现产品的创新和发明。中国至今的比较优势还是廉价劳动力和简单制造业。为了要成为龙头企业，中国企业必须变得比现在更加具备创新能力。

为了克服缺乏创新的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以鼓励“本土发明”。这个政策2006年开始启动，直到2009年才引起重视。中国政府提供了融资鼓励政策，以推进企业研究和发展新型产品。他们还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吸引在国外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国创业。同时，他们还宣布了一个规定，寻求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外国企业，必须提供它们的技术以备政府的检查。很多企业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地迫使它们，与之分享贸易秘密、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虽然许多政府也要求对产品和技术进行检查，以保证其安全性和可靠性，但在中国的担心是，政府会悄悄地向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提供这些技术，从而削弱了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另外一个必须面临的相关挑战是，外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对中国生产产品质量的疑问。许多玩具和家具因含铅油漆而被召回，宠物食品遭到三聚氰胺的污染，有毒胶合板，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使得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安全十分警惕。甚至当一些企业，由于产品品质好，在市场上已经赢得持续市场份额的时候，这些疑虑仍然没有消除。 二、关于发展中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第二个领域，和第一个领域相关联。正像其希望的一样，用大型企业来替代很多小的甚至是无名的私有企业；尝试用鼓励内需，来减少对出口的依懒；用较高工资和技能的劳动力和白领专业人才，替代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力。简言之，中国正在发展一个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

增加内需的愿望，并不是对美国要求其调整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反应，而是中国自身的一种认知。至少部分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他们认为巨大的贸易出超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在产出和消费上需要更好地平衡。这样的改变也帮助降低了国内的不平均程度。在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国家，当然是那种平均贫穷的国家。那时起，不平均程度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了2007年的0.47，一些预测甚至认为现在已经达到了0.50，这使得中国进入了拉美和非洲国家的行列。一个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有助于降低收入的不平均程度。这些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上的改变，被许多人认为是合理的。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胡主席和温总理领导下的当代中国共产党，推行了平民主义政策。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他们对农村家庭提供了收入补贴，降低了一些税费，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为了实现更多平衡发展，政府要求更多的投资投向非东部沿海地区；过去，当其他地区落后的状况下，东部沿海地区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为了提高技能人才和专业人才的供应，中国显著增加了高等教育的规模，大学的在册学生数从2000年的560万，飞速发展到了2010年的2230万。通过承诺提供高收入、国家最先进的研究设施和慷慨的国家奖励，政府已经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扭转年轻英才外流的状况。为了释放更多的消费能力，国家开始加强它的国家医疗保险系统和提高养老金。这些都是政府直接运作的结果，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来鼓励提高工资。

这些改革在中国国内并非一帆风顺。在从鼓励出口到鼓励内需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赢家和输家。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陈良宇，被撤职和关押。因为他反对胡和温推进的平衡增长，而这种政策是以调整有利于上海这样的城市的沿海发展战略为代价的。正式的说法是，陈良宇因为腐败而下台；实际上，他公开批评胡的平民政策是更重要的原因。

另一个受到中产阶级膨胀影响的重要集团是—中国的资本家们。增长的工资和工人福利，正在挤压那些中小型企业的拥有者，他们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这些私营企业家同时还感受

到来自国有企业的压力，正如前述，国有企业受到了政府的更多支持。近年来，共产党主动寻求他们的支持，而这些私营企业家现在对他们的前景感到焦虑，这将影响他们对现状的继续支持。

第三个也是颇为不同的挑战是，由于工资和消费的提高，人民提升了生活水平，这是否会引起部分中国公民提高他们的期待。现代化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认为，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劳动力的多样化以及城市化，产生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的需求，最终将导致民主化。生活水准的提高，可能会迅速提升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度，但是假如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产生了更高的期待，这将必然产生政治需求，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是对现有体制的冲击。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自信，他们认为他们不但能够取得短期的利益，同时也能推迟甚至击败任何由此而产生的威胁。从目前为止的纪录看，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不会错。 三、关于公共产品和执政能力的提升

经常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改革没能和经济改革同步。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近年来，中国已经在试验在预算过程中增加透明度，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进行更多的协商，例如召开公众会议和通过英特网征求意见。作为一个结果，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第三维度的关注点，就是提高执政能力和提供公共产品。

这个领域的转型升级特别令人困惑。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政治人物为了争取连任，他们必须努力为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是，中国官员无需受到公众的欢迎，或者对公众的意见负责以保住自己的官职。他们不是选民选任的，而是上面任命的。没有选举的压力，专制体制的领导不会主动地改进执政质量。相对于执行政策为公众谋利，专制体制的领导们，更愿意为他们的朋友、利益集团谋利益，从而巩固他们的权利。然而，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提高他们的执政质量。问题是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保持政治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他们认为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希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能够增强它的支持度，也能够促进秩序和稳定。所有的报告都显示，尽管在一些特定问题上，例如腐败、霸占土地、经济改革导致的下岗、劳动利益和养老金的缺失和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等等，存在着经常的、强烈的批评，这种体制还是受到了不平常的肯定。提升执政质量的目标就是要增强现有体制受欢迎的程度，减少公众抗议的概率。

第二个关于改善执政质量的动机是，希望预防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保持执政地位。如前所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制止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通过经济发展赢得公众的支持。现在，它增加了其他策略以实现这个目的。允许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进行更多的协商，特别是在那些中国共产党本身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或者存在两种竞争目标但尚未形成明显的倾向性意见的地方。例如近年来，对涉及公共政策改革的主要事项，都进行了公众意见的征集。在2006年征求意见的30多天时间内，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收到了差不多20万条对劳动法草案的修改建议。2008年，中央政府在网上公布了在公共健康系统改革的广泛目标，30天时间收到了近3万条建议。在地方层面上，政府也在让公众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来。温岭市在预算制度过程中，率先创新了“民主协商”的做法，在公众一起参与预算和经费安排的详细讨论后，预算才送交地方立法机构进行表决。 最近在提高执政质量方面的关注点，集中在保持党的传统“为人民服务”上，这和传统的儒家价值观非常契合。公众意见调查也表明，许多中国人保持了儒家信仰，儒家学说认为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人民幸福。这种家长式的概念也影响了中国人对中国民主程度的评价：民主就是为人民利益而执政，而不是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的政治权利、公民自由、自由公正的选举。无论是这些价值观激励了中国领导人强调执政质量，还是他们简单地把这些价值观用作证明这些改革政策的合理性，执政质量的提高清楚地得到了中国公众的共鸣。

提高地方政府执政质量是为了提高政治体制的支持度，但是这不是没有风险。首先，促进

更多的协商而没有加强责任，将使那些提供观点的人员的幻想破灭，给他们留下的只是他们被无视的感觉。新的沟通渠道提高了人们的期待，而却很少能够做到。给予公民对政府运转机制更多的了解，也会导致人们对情况了解的更加清楚以后产生醒悟。对不负责任的现状清醒过来以后，人们要么变得消极，要么对政治参与提出更多热切的要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提供福利等公共产品方面发挥作用，也可以从国际上获得相应的资金。另一方面，也担心某些组织可能会有政治上的动机。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政治动机的组织，特别是有关环保组织，它们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完全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希望避免这种命运。因此，它仔细地对它们实施控制，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和资金来源，甚至强制解散一些组织。

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提高执政质量和提供特定公共产品上取得成功，这将可能消除或者至少中止更多的政治改革的要求。通过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可以强化人民对现状的支持，至少短期可以做到。正如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主要基础，提高执政质量的目的也是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果成功，将更加减少对政治改革的支持。大部分主要社会团体—私营业主、高科技专家、白领专业人员，等等—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大量获益。作为一个结果，这些团体倾向于接受专制，他们对用不确定的体制优势来交换现在的已得利益没有多少兴趣。

对中国来说，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是也是挑战。中国经常蔑视那些关于她的预测，但是如果放弃改革所带来的潜在成功，或者低估自己对外国竞争者的潜在影响，将是有勇无谋的表现。至今为止，中国尚未表现出她有能力发明和发展新产品，投入全球市场的竞争，但是她正在为此投入相当大的资源。但是，如果外国企业在与政府行为的斗争中感到厌倦，无法耐心等到一个比较友善的商业环境，部分激励本土创新的大胆努力可能会赶跑外国企业。发展中产阶级和提高执政质量的努力，可能会在中国公民中引起更高的期待，但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处理这些社会需求的能力，尽管经常显得不太老到。在所有这三个方面，发展趋势仍然不够肯定，因为利弊权衡还不够明朗。

附加题：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谈谈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实践上指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命运和建国以来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的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从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勾画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蓝图。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并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

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确立了坚实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实现了发展布局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向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个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开辟的一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并将继续指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谈得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全面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解决好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和路径；科技创新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的技术支撑和手段保证；文化创新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制度创新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回答如何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问题。科技创新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回答如何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切实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等重大问题。文化创新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解决如何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如何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等。这都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引导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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