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诗人自杀

八十年代诗人自杀的文化反思

中国在进入八十年后，以海子、顾城、戈麦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他们的死有着怎样的原由和根源？他们的自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自杀究竟给了新时代的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证。

一、八十年代后中国的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在进入八十年代后，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建设。造成了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巨大挤压。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为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作为经济建设基础的市民阶层先踏上了富裕的道路。而文人的经济地位，从横向上来说，相对于其它职业类型，其经济收入有着明显的差距。从纵向上，再也难找唐朝诗歌盛世的辉煌。而市民阶层作为一个博兴的阶层，掌握了经济也就掌握了话语的权利。文学的边缘化过程说道底，就是话语权的转移的过程。在文学边缘化的现实下，诗歌同样难逃历史的厄运。诗歌在工业文明崛起的形势下，失掉了其原有的地位。在其它文学样式在商业文化的浪潮中纷纷找到自身的出路的同时，诗歌却陷入了更加边缘化的地步。这也许是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在经济相对滞后的时期，诗歌等文学样式为人们所倾慕，而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地域人们在精神追求上又回归于精神的家园。美国的读书计划也许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处于经济追逐时期的我们，对文化的态度就显得太急功近利了。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新生代诗人的海子、顾城等一批诗人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之路，而在物质与梦想之间却失掉了掌控的能力。一方面，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诗歌王国，另一方面，却又难以面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巨大冲击。在人格、精神和物质、现实的天平中失掉了平衡。在失衡的痛苦中他们用诗歌记述着自己的追求历程，用诗歌记述着自己的个性魅力，以及他们奔向死亡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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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人“乌托邦”的覆灭

（一）诗歌界的沉思者

海子，原名查海生，安徽省安庆市北郊农家子弟。197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北京政法大学从教。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海子的一生可谓短暂而又闪耀,犹如划过夜空的流星。海子能在十五岁考上北京大学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在实习期间，他曾在某市的法院实习并有机会留在那里。但耿直的海子看不惯社会中充斥的罪恶交易，而回到了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政法大学任教。初在校刊工作，后给学生开了美学、控制论、系统论等课程。在这些课程里他的美学课尤其受到了学生的追捧。他以他的奇思妙想和对美学独特理解折服了他的学生。在他那短暂的一生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多次在《诗刊》、《十月》、《人民文学》上荣获殊荣。而在海子的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现实与理想的巨大矛盾无一时不伴随着他，而也就是在矛盾的巨大痛苦之中，海子的诗歌逐渐走向了成熟，也渐渐地靠近了死亡。

海子的生活中充满了激情和梦想，而他的理想却被现实一个一个的所击破。1、爱情梦想的破灭：在海子的一生中，曾有四个女孩走过他的生活。而且每次都全力的去付出自己的真情，并一直深深地爱着他们。“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他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1]。痛苦也许是划过诗人灵感天空的闪电。撕裂的是诗人的心，流出的是感人肺腑的诗。虽然爱情诗在海子诗歌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大，但每一首都是诗人用泪来写成的。

2、纯情世界梦想的破灭：海子在乡村生活了十五年，乡村的那种淳朴自然的生活不仅使海子得到一颗纯净的心，而且给海子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源源不绝的灵感。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麦地”、“麦子”等带有乡村气息的意象。海子的诗歌有着一个明显的发展脉络。在海子早期的诗歌作品中，抒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些诗中海子希望用“麦地”、“村庄”“月亮”等带有原型意味的意象来勾勒出一个纯情的世界与现实中充满物欲和肉欲的世界来抗衡。但这只是海子的一个梦想，至少在当时的情景下是一个梦想。海子是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尽管他的工资可以勉强维持家里兄弟姐妹上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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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但对诗歌极其热爱的海子希望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诗歌的写作当中，同时也许由于诗人独特的性格和孤傲的品质使他不愿和身边的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为伍。而与朋友的长期分离也使海子在工作中并未感到幸福。

3、诗歌梦想的破灭：海子曾打算放弃工作到南方办份报纸，但遭到家里的强烈反对。其实海子也曾希望能够在写诗和现实物质生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终归破灭了。迫于生活，海子曾希望能够通过写诗来挣钱养家。但是诗人就是诗人，一旦写诗的目的搀杂了世俗的尘埃，他的诗歌就会少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变的矫情起来。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诗人，可精神却属于另一个纯情的国度。海子愿望的破灭是可悲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在矛盾中的诗人承受着理想与现实的拉扯的剧痛。诗人一方面歌唱生命中的激情，歌唱生命辉煌的瞬间：“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过去的诗/幸福找到我/幸福说: \瞧 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在劈开了我的秋天/在劈开了我的骨头的秋天/我爱你, 花楸树”[1]；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生命在黑暗中所命定要遭到的阻力：“诗人 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一种愿望/一种善良/你无力偿还”[1]。

在一个个理想的破灭的过程中，诗人逐渐的失掉了对生活的激情，而转向了对诗歌的全面的创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诗人诗歌梦想破灭的时候而决然的选择了自杀的道路。那么诗歌梦想的破灭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诗人精英地位的丧失：八十年代后，在话语权力转移的过程中诗人早已失掉了历史中那种显要的位置。在晚清以前中国可以说是个诗人的国度，儒家早期经典著作便将《诗》列入五经当中。汉朝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科举中对诗的重视也使创作诗歌和欣赏诗歌成为文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技能，而诗歌也被赋予了“诗以言志的”重任。而诗人也在国家中享有很高的待遇，之所以诗人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原因在于文人掌握着话语权，甚至可以毫不过分的说是诗人掌握着话语的权力。于是诗歌不仅成为当时文人谈论的话题而且成为众人所附庸的雅事。纵然有的文人并未逃掉贫困的折磨，但是诗歌的地位却从没有动摇过。即使在枪林弹雨之中，我们的伟人们也不忘用诗歌来书写他们心中的热情、痛苦、和抱负。在中国80年代前期，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面对这一现实国人感到了迷茫和不定，又是诗歌敏锐的嗅到了时代的气息。朦胧诗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政府将工作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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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经济。作为新兴阶层的市民阶层，它的崛起过程是话语权逐渐由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过渡到以世俗文化为主体的市民文化的过程，在这里文人失掉了其原有的精英地位。 80年代后在中国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之下，中国传统的正统文人却陷入了经济贫困之中。他们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希冀着用自己的笔来建造人类精神的天堂。但精神追求与理想的巨大差距，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2、历史积弊：中国在80年代也是一个缺乏诗歌品评的时代，十年的动荡以及中国建国后缺乏对教育的足够重视。并且在教育的过程中过度重视在意识领域对学生政治观念的灌输，对一些文学作品只是在政治层面上的解释，而忽视了作品的美学特性。于是在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审视时常常是以一种枯燥的眼光去看待。3、读图时代的到来和视听艺术的兴起：随着人们将目光投向经济时，日夜里忙着为挣钱而疲于奔命。在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被工作的时间所挤占时，人们也只能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发泄自己的郁闷。于是电视娱乐节目的火暴，网络游戏的兴盛成为90年代前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这个读图时代和视听艺术来临的时代里，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失掉了品读文学的眼睛、文学审美能力以及品读文学的欲望。品读文章被不需费力的娱乐形式所代替。海子也许是看到了这其间诗歌发展和复兴的种种困难，其诗歌所要达到的那种为人类建立家园的梦想也从而成了天方夜谭。海子因此也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

3、物质与精神的失衡：在物质与精神的对抗之中，海子难于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点。海子在他的诗歌中清晰的纪录了他精神与物质对抗的过程。宗匠在《海子诗歌：双重悲剧下的双重绝望》中根据精神和物质的对抗的主题，将海子的诗歌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村庄乌托邦”（麦子诗十首）“诗歌乌托邦”“麦子乌托邦”“乌托邦的幻灭”。宗匠认为在第一个心理时期——“村庄乌托邦”时期，海子希望“麦子”与“月亮”，物质与精神能够统一于大地。海子在其一篇文艺作品中这样写到：“在这一首诗（《土地》）里，我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弘的气势只能用欲望来替代和指称，可见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的东西。在这一首诗里，与危机意识存在，我写下了四季循环的不仅是一种外界景色，土地景色，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心冲突，对话与和解。在我看来，四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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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火在土中生存、呼吸、血液循环、生殖化为灰烬和故乡的景色，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心的冲突，和解。” [2]在海子看来土地是万物之母它生出了“麦子”，同样也生出了“四季”。“麦子”是物质，“四季”是精神。“麦子”的成长和成熟离不开“四季”的循环。而四季的循环需要麦子作为内容和支撑。精神与物质的对抗需要“大地”之中的得到和解。此时大地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一种对人类原始精神的人文关怀。但诗人天生的忧郁性格，和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其理性常常丧失控制能力，于是诗人难于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村庄乌托邦”的破灭成为海子必然的命运。在以下的诗人心理创作时期的划分上，我有着与宗匠先生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诗人并未经历第三个心理创作时期——“麦子乌托邦”时期。诗人从未放弃过对其诗歌以及理想价值的追求，纵是在其诗歌中曾表现出动摇的念头，但那只是稍闪即逝的瞬间。海子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为诗而生的同样必然为诗而死。他的转变在于放弃诗歌中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的梦想。最终是诗人选择了属于他的那个精神天堂。于是诗人在经历痛苦的抉择之后便进入了他的第二个心理创作时期：“诗歌乌托邦”时期。在其诗歌中更多的出现了代表精神意象的景物。“月光照在月光上”，“今夜美丽的月光合在一起流淌”[1]。在面对诗歌的苦难和物质上的匮乏，海子“我想起了你凡高和韩波/那些命中注定的天才/一言不发/心情宁静”而当“痛苦的天才们饥渴难耐/可是河中滴水全无/面粉中没有一点面粉/轻雷滚过天空死者的鞋子仍在行走/如车轮如命运/沾满谷物和盲目的泥土。”[1]在宗匠先生为其海子进入“麦子乌托邦”创作时期所举的例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认为其是海子放弃诗人的追求而向物质低头的象征。其实这恰恰相反，尽管在这首诗中诗人描述了很多世俗的幸福但自始至终诗人一直在重复着：“我愿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只原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显然是一种对世俗物质追求的一种决然之态。他在这首诗中似乎有所释怀，对以前希冀用诗歌来拯救整个失落的人类精神的理想有所改变，对世俗的幸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而海子的幸福是灵感的“闪电”告诉他的。那是诗歌对他的召唤。他的幸福是追求诗歌的始终不渝的追求。于是他便跨入了第三个心理创作时期——“诗歌乌托邦”，开始了自我诗歌王国的建立历程。海子曾宣布：“我考虑真正的史诗”在《土地》(海子著,春风版,1991年)一书前所写的序言《“我考虑真正的史诗”》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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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立一种伟大的集体诗，我不想成为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历史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3]这里的大诗指的就是史诗。

海子的史诗全面的借鉴了西方英雄史诗，文人创作史诗以及东方史诗并全面的借鉴了印度史诗。海子在其诗歌里建立一个辽阔的诗歌王国。正如海子的朋友骆一禾所指出的那样：“海子的想象的取材空间分布东至太平洋以敦煌莫高窟为中心，西至两河流域以金字塔为中心，北至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以神话为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地域——他在这个广大的地貌上建立和整理了他自己的象征和原型谱，用以融贯想象的空间。”在海子的诗歌中设立了诗歌的“国王和王子”在海子的诗歌王国里那些王子常是那些早早夭折的天才诗人他们长还没有建立自己的诗歌“王国”就匆匆离开了人世。“正如悲剧所言，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往往最先身亡。我所敬佩的王子行列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雪莱、叶塞宁、荷而德林、马洛、韩波、克兰·荻兰??席勒甚至普希金。”[4]也许海子想通过自己的探索建立自己的诗歌王国成为像莎士比亚和歌德一样的“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去缝合一代或几代人的精神创伤。但在诗人的王国里有太多的情感和不切实际的愿望。在海子的诗歌创作中提到了集体创作这一概念，并将尼采、凡高收入到他的诗歌王国中。其目的是想从新恢复包括艺术.哲学在内的大文学来启迪人类，唤醒其蛰睡的灵魂。在自杀之前的一个月海子写下了他的最后的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子已经抱了必死的信心：“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黑夜里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在这里海子对前途似乎仍抱有期望：“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但这十个海子的复活，在海子看来也许需要生命的献祭才能够唤醒诗歌的复兴。于是海子走向了车站，用最决然的方式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二）诗歌王国里的“孩子”

顾城，男 1956年生于北京，十二岁时辍学放猪，文革中开始写作。并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作家，1980时，单位解体失去工作开始了漂泊的生活。1985年加入作协，1987年应邀到欧美讲学，后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讲授古典哲学。1992年获得德国DAAD创作年金并在德国写作。1992年在新西兰公寓砍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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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后自杀。我觉得顾城相对于海子来说是幸福的，他在他的诗歌王国里是个快乐的王子。顾城同样是个具有天才气质的诗人12岁辍学，和猪为伴。但我想那段时光也许是诗人最快了的时光了。顾城的诗歌充满着纯情和奇特的幻想。曾被称为中国的一代纯情诗人，他的写作常常凭借其突兀的灵感。他常常在夜里醒来即兴写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6]就是在这样的黑夜里诞生的。而这句带有哲理的诗句恰又反映了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一代人的心声。顾城成名要早于海子，并且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自从舒婷将“童话诗人”称谓送给顾城之后，顾城就成了那一代人心目中的童话诗歌王子，而在其诗歌中无处不张扬着儿童的那种天真的而又浪漫的富有奇幻色彩的情感。“小榆树陌生的站着，花白的小草多么可亲，土地呵，我的老祖母，我将永远在这里听你的歌谣。在不会顽皮，不会??”。[5] “你们一直追上月亮，问太阳在那睡觉，又拾起胡豆/似的星星上面长出了羽毛。小鹿舔舔嘴唇忽然想吃青草，掏呀掏，不好/怎么吃了叔叔的字条” [6]这样充满稚气的诗句在顾城的诗歌中随处可见。顾城一踏上诗歌之路便执拗的希望在诗歌的国度之中建立一个纯情的诗歌世界，希冀用童稚般的幻想和歌唱建立一个美丽的童话诗歌世界。用这个纯情美丽的诗歌世界给精神迷茫的人们提供一个可以疗伤的精神家园。他说：“我想除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6]在孩子的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而简单之中往往透着人生的大哲理。且不说《一代人》写出了一代人的思考和追求，在其他看似童稚话语式的诗句中同样蕴涵着人生的深刻哲理。“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远/看云时很近”在“云”和“我”之间，你选择了云，选择了自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淡漠便呈现于人们的眼前，一种漠然的孤独油然而生。这带有童稚般的嗔怪，是对社会中人情冷漠的控诉。虽柔和但却有力。“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6]这首诗写出了作者对历史的独特理解，纵使我们拿着历史的“旧钥匙”但也无法窥探历史的内部。顾城有着童话般美丽的诗歌，但他的性格却又极其的不成熟。

顾城死因和海子大体上，有着相同的背景。那就是诗歌的败落和诗歌的边缘化现状。经济上的困窘使其难以维系其建立属于自己“女儿国”的梦想。而从这一点上来说，顾城的死因和海子相比有着很大不同。他的死更多的与其不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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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有着紧密的关系。顾城的性格更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也许正是诗人的这种孩童般的性格是导致其杀妻的并自杀的根源。孩童般的性格在理性和美好愿望的支配下是美丽的和纯真的，可一但孩子生了气就极据破坏力了。在孩子那里是没有理智和道理可讲的。舒婷在他对顾城的回忆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在国外讲学的时候。顾城、雷米（顾城的妻子）和舒婷去逛街。在一家商店里雷米想给他们的孩子三木，买一个玩具，但顾城不愿意还在地上孩子般的打滚。原来是顾城是舍不得那几美元。于是舒婷掏钱买下他，他在从地上爬了起来。也许顾城很缺钱但从这种举动中可以顾城的性格是多么的不成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许正是诗人这种天生孩童般的性格才使我们读到了那一首首充满童趣的诗歌。在顾城的生活中有两个对于他来说极其重要女人。一个是顾城的妻子雷米，一个是曾经爱慕过顾城诗歌的英儿。顾城在雷米那里得到是母亲般的温情。而雷米也像惯着一个孩子一样的爱他，而英儿对他来说是没有爱的也许顾城曾天真的爱上过英儿，并试图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女儿国。孩子就是这样天真认为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应该爱他，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属于他，而一但受到了伤害便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向别人，自己却成了天下最无辜的人。当英儿离开他时他认为是人家欺骗了他。而他从没有清醒的考虑过她的离开是一种必然，顾城没有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老检讨一下自己女儿国的不切实际性，反而越发的不可礼遇。我不知道关于雷米的事情是否属实，但无论怎样去杀害和自己生活多年的妻子总归是不应该的。这也许正是孩子的天性，盛怒之下已忘了亲情。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考虑另一种说法，那就是作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往往把现实和幻想混合在一起。这也许是作家的一种通病在进入某种情景时便难于自拔。“汤显祖写《牡丹亭》写到‘爱看春香还是旧罗裙’时感慨万端，竟禁不住，在柴房中饮泣。姚雪银说是含着热泪写完《李自成》的，而巴尔扎克写《高老头》时，有一次他的朋友去看他，竟听见他在屋里大声愤怒的吵着，一问，巴尔扎克说他正在和高老头吵架呢。”[6]顾城写诗怀着一颗孩子般的心去追寻，去歌唱，去思索。于是诗人生活在他的童话王国中难以苏醒。仍以童话国王的身份来审视现实世界。他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但理解不等于是认同，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应该具备区分理想和现实的能力，并能控制自己的私欲，用理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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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自杀和杀妻，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活着和死去的亲人，不仅伤害了诗人的形象，更伤害了爱诗的人们，西方都有“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诗，诗的最高境界是哲学”理念，可见诗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个人认为中国诗歌被边缘化到如此境地，顾城难逃其责。人活着除了理想、爱情还应该有道义和责任。如果说海子的死给人们带来悲伤也带来痛惜，顾城的死只能留下唾弃和千载的骂名。

三 、几点思索

1、关于中外自杀文化：伴随着海子、顾城等的自杀又有几位诗人追随他

们而去，诗人的自杀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他们的死直接或间接的与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他们的自杀从我们传统的文化角度来看，是很难理解的。甚至在今天娱乐传媒之中，被当作暴料来炒作。海子当初自杀的时候也许是抱着复兴诗歌的目的，但春天“十个海子”并没有复活。相反使诗歌受到沉重的打击。诗人被作为一种异类，受到社会各种舆论的误解。在常人的眼中诗人成了一群神经不正常的带有自杀倾向的神经病人的代名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当中，对自杀在不同的精神层面上有着不同的解释。在我们自杀文化当中，虽然对死亡有着天生的逃避倾向,但高尚的自杀常受到社会的赞扬.诸如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自杀和杀生取道的自杀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可以为国家的利益而舍掉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为别人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说明在我们自杀的文化中具有明显的利他性，而缺少了对生命个体生命的关注。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应该有他们存在的尊严.当生命的存在对个体来说成为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时,个体有没有选择自杀的权利呢?这也许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看看我们周围的文化对自杀的看法，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自杀是一种罪过，生命是上帝所赐予的，因而也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而在日本的文化当中就对死亡存在着崇敬之情。日本有句流传很广谚语：“花当樱花，人当武士。”对猝死的渴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对生命自我控制的一种高级体验。当面对衰老、病死的困扰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无助感和尊严丧失感，常使人感到难以言明的痛苦。尤其在日本这样多火山和地震的国度里，死亡常常不期而遇。而在自己最灿烂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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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成为了对抗命运无助感的最好的手段，自杀在武士道文化当中，自杀的过程就是精神升华的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诗人的自杀，他们也许是希望在自己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在体验到生命高潮的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而掌控自己的生命。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对自杀的态度也不同的见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诗人的自杀，更不能轻易下是与非的结论，对此我们应该有达观的认识与客观的评价。

2、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东西方

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个体，关注人自身精神的状态。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广为提倡。而“人文关怀”这一词是文人们引入到中国，希望能够唤起对人们对个体的关怀，尊重个体生存价值，尊重个体生命尊严。然而在人们热切呐喊追求个性的同时，却忘掉了“挖井人”——为我们创设爱与美精神家园的诗人，忘记了文人也需要人文关怀，同时也忘记了尊敬他们的创作个性，并对他们的生存尊严给以关注。他们个体存在的社会价值也应该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个体的存在如果失掉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诗人的自杀，社会是难逃其责的。作为新时期的我们应该掉转头来，反思社会只有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才能够创建一个和谐的拥有较高幸福指数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只有物质的追求，没有精神的陶冶，人文精神就会颓败乃至丧失，这样一个没有文化追求，没有人文精神陶冶的社会，势必要职业经济的发展，势必要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最后受到惩罚的将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文化人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许没有经济学家那样明显，但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人的价值，不能只用外在价值尺度来衡量。

3、死亡与永恒：对于诗人的死亡，我们也许更多的看到了其肉体的消亡，而诗人是应该感到幸福的。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他们也许在肉体上消亡了。但他们的作品作为其精神的结晶，将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上。物质可以消亡而精神只要有人存在，就永远不会消亡。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之一的诗人，也许在经历着各种的苦难，但他们创作着，体验着。诗人应该明白他们的创作目的是开掘人类灵魂深处的家园，守护这片家园。但中国的文人就缺少一种坚守的精神。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我们的文人常常不是怨天尤人的在哀叹中度过，就是选择逃避的做法。面对历史地位的巨大反差，精神追求和物质现实的种种矛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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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巨大痛苦之中的诗人选择自杀的行为，从人文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诗人有责任活着，因为活着才有希望。我想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他的文章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海子等诗人的自杀，也许成为一时的炒料，也许终将被人们所淡忘。但是海子等诗人的诗歌作为人类精神的结晶，必将获得永恒。这也是为什么诗人需要坚守的原因。告诉人们这里才是家。海子在死的时候，也许期于用自己的死，来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诗歌。希望诗歌在被关注的同时能够得到复兴。但事与愿违，海子的死非但没有拯救诗歌，而且给诗歌以沉重的打击。一种悲观主义的情调在诗歌界引起一股自杀的浪潮。这不应该是海子想看到的结果吧。在明白精神结晶永恒的前提下，体会到创作的快乐，才能够坚持诗歌的创作。

结语（上下合为一体，本来也是一体）

（绿字删除） 在以上的论述中，也许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值得阐释得地方，比如说，可以从自杀的文化背景角度来加以阐发。而在这里我想重申一下写作的目的：

4、自我的启示：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许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和困境——精神上的、物质上的、爱情上的??但自杀并不能逃避痛苦的方法。而且自杀所伤害的不仅是你宝贵的生命，还有那些爱你的人。海子希望通过自杀来唤起诗歌的复兴，但结果使得当代诗歌遭受重创，诗歌的境遇也更加可悲，一不小心成了“千古罪人”。顾城希望通过自杀结束痛苦，而更大的剧痛一定在他更多亲人身上延伸，他不仅要遭到了世人的唾弃，更对不起生养他的父母，和至今都喜爱他诗歌的人们。正像万物要经历风霜雨雪，人生经历坎坎坷坷也是必然。而遭遇挫折，不惧挫折战胜挫折是大写“人”字的特性。古今中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但我们须知，社会是由我们一个个个体所组成的，活着才有希望，活着才能改变、适应和影响我们认为不合理的社会，活着，才能更好的创作，活着才有希望引导人们走向自己的精神家园，活着才能成为一个旗帜。。因此我们要增加我们自身的承受能力，完善我们自身的人格。让理智、勤奋、智慧和激情完美的结合，开创美好的人生。另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年轻的我们，由于掌握得各种知识和认识水平有限，容易犯偏执和极端，自己倒着走却感觉整个世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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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着，如果不能放开视野、提高境界、善于思索和领悟、虚心看待这个世界，年轻的我们就难免制造新的悲剧。 注释：

[1]海子著 《海子的诗》[M] 《幸福一日 致秋天的花楸树》《质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骆一禾著《海子生涯》[A]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年3月第一版

[3]麦芒著《海子与现代史诗》[A]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年3月第一版

[4]海子著《诗歌的一份提纲》[A] 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年3月第一版

[5]顾城著《顾城的诗》《一代人》《一个任性的孩子》《墙》《一代人》《小萝卜头和鹿》《就义》

[6]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史》[M] 北京：北大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参考文献:

①《海子的诗》 ②《不死的海子》 ③《顾城的诗》 ④《中国文学精神》 ⑤《中国镜象》 ⑥《中国当代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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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9ik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