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 - - 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从“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思想中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方面入手，首先梳理了四人与传播有关的共同思想，有：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把传播置与人类本性地位和想象性传播。在文章的后一部分，分别论述了四人对传播研究各自的理论贡献，即：库利的“首属团体”和“镜中自我”；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杜威的“分享经验”；帕克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E.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在著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一书中对四位“芝加哥学派”的重量级人物的共同特征做过归纳，其中有一段话可能不会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即：

他们都生于1859—1864年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他们都是改良派——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度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这四位“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生长的小城市环境与正在形成的大都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有一组数据表明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情况——“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芝加哥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1900年，170

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的后裔”（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45）。在他们四人中，除库利一直留在安阿伯以外，另外三人在小城镇长大以后，“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的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57），但是他们四人在小城镇长大的经历正是他们对于在小城镇的特殊氛围营造出的“共同体”怀有共同追求的真正动因所在。其次，新教和道德主义背景使他们对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怀有深深的同情，并且从沟通、传播的意义上来解释问题。第三，改良派的社会实践不是为了建立理论框架，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通过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思考着如何把芝加哥变成一个“共同体”。第四，乐观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他们没有太多地注意到由于传播、传媒所带来的负效应，而对大众传媒促成“共同体”的形成抱有一种共同的希望。这一点，也是“芝加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区别之一。

为了对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四人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进行较为全面地读解，我从他们共同的传播观念和各自的传播理论贡献两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 四人共同的传播观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以及“芝加哥学派”早期的其他关键人物，如A .莫尔斯、W.I.托马斯、E.吉伯斯等，无论其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以及理论建树有多么巨大的不同，但在他们的理论训练、所接受的前人的理论影响方面及其各自的理论贡献的思想内核里均有着大致

相同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即将要论述的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四人的情况显得更加突出。J.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做过库利和帕克的老师，杜威在密歇根大学以及后来在芝加哥大学，与米德是关系非常要好的同事。我在前面的引述的罗杰斯的那段话已经点明了他们四人的共同特征的某些方面，但只是侧重于身份方面的某些共同特征。在这里，我所要论述的是他们四人丰富的思想成果中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思想的某些共同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把人类传播和沟通置于人类本性的地位；对想象式传播的想象。

一、“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共同体”是杜威的经验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共同体”也是被“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位重要代表人物经常性使用着的一个实践概念。这一由杜威经验哲学提出的理论概念成为了包括杜威本人在内的“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的著述中频繁地使用着的一个实践概念，在米德、库利以及帕克的著述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到这种共同的思想影子。在实践哲学的层面上，“共同体”成了民主社会的代名词。这种对于“共同体”的共同追求，正如我们在前面引述罗杰斯的归纳时提到的，是典型的小城镇成长环境所造就的。工业革命的如火如荼地展开造就大都市，但是正如杜威所声称的：“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一个共同体”（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69）。而这里杜威所谓的“共同体”，正是一种在既往他们自己出生并成长的小城镇所构筑出的群体中的个体之间亲密交往、和善而居的一种社会状态。对于由工业革命所

聚集起来的具有共同的目的、貌似协调一致的“大社会”，杜威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个体之间的疏离，与他所追求的“共同体”相去甚远，他说：“甚至为一个共同目的工作的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一部机器的各个部分，为着一个共同的结果而以最大限度的相互合作进行运转，但是他们并不形成一个共同体”（杜威，1937，王承绪，2001，P9-10）。

在米德的经典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所构筑出来的，何尝又不是一个“共同体”的理想图景。在论述中，米德曾把“共同体”概念转化到了更为具体的层面上，他说：

这里存在我所谓的“一般化的社会态度”，它们使有组织的自我成为可能，在基本相同的情景下，共同体中就会存在某些活动方式——就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些方式都是我们在采取某些步骤时，我们在其他人那里所引出的活动方式。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会由于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而导致某种明确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或者说是都可能做出的反应。…因此，在我们所生活的共同体中存在许多这样的共同反应系列，而这些反应就是我们所谓的“制度”。制度表现了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对一种特定情景所作出的共同反应。

米德从“制度”的层面上来具体展开与“共同体”有关的论题，这是因为他坚持认为：“没有某种社会制度，没有构成各种社会制度的有组织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活动，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完全成熟的个体自我或者个体人格”（米德，霍桂恒，1999，P282）。但是，米德的论述并没有仅

仅停留在具体制度的层面上，他所论述的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制度理性”。正如米德自己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理性（rationality）所表现的共同体更大的共同体是不可能存在的”（米德，霍桂恒，1999，P287）。

如果说在杜威和米德的著作中频繁地使用着“共同体”的词汇，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除了表征着杜威和米德思想的某种相似程度之外，还说明杜威和米德的思想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上来着手讨论这一问题。到了库利和帕克那里，这样的宏观视角就明显地有所缩减，更多是更深入的关于“共同体”内部以及发展的“有机”原则的论述。从“共同体”论述转为“有机体”的论述是杜威、米德和库利、帕克四人之间思想的一个变化，但是无论使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其思想的脉络是一脉相承的，并无思想的中断和转向。在库利的作品中，虽然很少出现“共同体”这样的词汇，但是在库利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他对于“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过程”的论述中，始终是站在一种人性的角度上来展开的，这种人性化的社会秩序、组织和过程，同样也是“共同体”的代名词。进而，库利坚持“人类生活过程的一种有机论”的观点，对此，库利解释道：“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为人类生活的整体，那么称它为?有机体?应该是合理的。它的意思是说，在社会中影响可以从一个部分向另一个部分传递，从而社会的各个部分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库利，洪小良等，2000，P21）。

帕克在阐述这一大致相同的有机体社会的理念时使用了与前三人不同的一种论述方式，他在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派（sect）和群（crowd）。对于这两个概念，帕克从各自的内涵特征上作出了区分。所谓“派”指的是：a构成元素的异质性；b这种异质元素之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可以被一种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所击活。而“群”却象是“一大堆没有凝聚力的沙子”。帕克沿用了sect一词中“教派”的含义来阐述群体的有机构成，而crowd（群）一词，所表述着的是一个内部缺乏长期的有机构成、运动的个体的复数，这和杜威所讲的“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是同样的意思[v]。而帕克自己的说法则是：“赋予?共同体?社会特征的不是其结构，而是协作行动的能力”（帕克，1954，P15）。帕克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城市与乡村的最根本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其所结集的集团和个体数量上的规模，而在于这些不同的集团之间为了共同的行动结集和组织起来的程度”（帕克，1954，P15）。

如果仅仅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四人对于“共同体”的一致追求，这种的思想贡献只具有一般的社会学意义，谈不上对传播学研究有什么思想贡献。但是，在进一步考察四人对于“共同体”的论述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四人在展开这一论述时的一个共同的立论起点或“底线”，那就是思想和情感的传播和自由地沟通。同时，思想和情感的自由沟通也是四人共同追求的“共同体”实现的目标之一。杜威在否定“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的同时，他认为：“仅凭传播就能够创造一个大的共

同体”（杜威，1927，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69）。关于这一点，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有归最为精辟的论述。他说：

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东西的方法。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的志趣相投。这些东西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像人们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分享。保证人们参与共同了解的沟通，可以促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对期望和要求作出反应的相同的方法。

在米德建构他的社会哲学的三个层面——心灵、自我与社会——上，在他所建构的“共同体”中，传播和沟通也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存在的。在“心灵”层面上，米德由冯特的“姿态”概念出发，用“有意味的符号”概念来阐释他的传播观，这一构成了米德“符号互动论”思想重要部分的内容在后面还会有更详尽的论述。在“自我”层面上，米德使用了“一般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在对“一般化他人”概念做了解释之后，米德又说道：“就这些由人类个体的抽象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而言，涵盖面最大、范围最广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也就是由逻辑的论域（或者普遍的有意味的符号系统）所界定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而这种逻辑的论域则是由诸多个体的参与状况和沟通互动状况决定的”

（米德，霍桂恒，1999，P171）。在“社会”层面上，米德把其他人参与包含在内的沟通原则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并且他继续着他已经论述的“角色扮演”的说法，对这种在人和动物中都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沟通行为做了区别，他说道：“正是个体通过承担另一个人的角色而对自己的反应进行的这种控制，从这个群体的行为举止组织的观点来看，使这种沟通具有了价值。它能使这种合作活动过程比其在畜群中，或者在昆虫社会中进行得更加彻底”（米德，霍桂恒，1999，P274）。

库利把社会看作一个互动的有机整体，在《社会过程》一书中，他曾饱含激情地写道：“人类精神不能在任何一条隔离的窄道上走得太远：那儿必须有人类群体，必须有崭新的刺激，必须有同类人的激情和交流”（库利，洪小良等，2001，P13）。沿用罗杰斯的说法，帕克利用了进化论，特别是利用了达尔文生存竞争的观念，区分了四种主要的社会进程——“竞争”、“冲突”、“适应”、“同化”。在这四种主要的社会进程中。罗杰斯认为，所谓“冲突”，是彼此相互联系和传播单元之间的竞争；而“同化”则是“文化要素的交流和共享，由此导致一种共同的文化”（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88）。

正是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四人共同的小城镇生长的背景与正在进行着的都市化之间的冲突使他们在面临共同的社会现实与四人之间密切的关系所导致的相互影响，使得他们对恢复在既往的小城镇（或小社会）所构筑着的“共同体”抱着一种强烈的期望。但是这种怀旧式的期望不是倒退的，而是一种进步的追求。在他们对于“共同体”的论述中，所强调

的是一种社会有机体的观点，而这种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正是通过传播和沟通实现着的。

二、把人类传播和沟通置于人类本性的地位。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位早期代表人物那里，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与作为人类本性的“传播”（communication）是不可分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人得以存在、发展和演化。在前面我们对四人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这种紧密结合。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考察四人传播思想中把传播和沟通等同于人类本性这个侧面。这也是“芝加哥学派”早期四位代表人物在传播思想史上最璀璨的思想光辉之一，是传播思想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在“芝加哥学派”衰落之后所兴起的传播学研究，在施拉姆所确立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后的传播学研究历史，很少人再有这样彻底的人文关怀。“法兰克福学派”用最猛烈的炮火对非人性化的传播进行无情地轰击，从这一点上来看，两个学派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是在思想上却有某些共通之处。在以后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而日益兴盛的传播学研究中，日益微观研究视角和日益娴熟的研究方法渐渐远离了这一人类传播最根本的前提。在这种状况下，重新考察“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的“作为人类本性的?传播?”的思想，具有迫切与深刻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彼特斯（Peters）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与这种人性化的传播大致类似的观点，他创造性地区别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一种是Communication，另一种是 communications。这两个从形式上看只具有单复数区别的词所包含的理念天差地别，尤其对于后一个词，我们无

法找到恰当的中文词汇表达。对于Communication一词，彼特斯沿用了库利的解释，认为“Communication（传播）在这里意味着一种促进人际关系的心理机制，即所有的心灵符号以及经由空间上传播从而在时间上得到保留的手段”（彼特斯，1999）。在对communications一词进行解释时，彼特斯沿用了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认为communications是“被传播和接受着的观念、信息和态度的制度和构成”。进而，彼特斯列举出了一个杂乱的几乎包括了所有有意义的媒介种类的清单，来对communications所包括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这其中包括墓碑、象形文字、邮票、电报、电视机、网络等等。彼特斯批判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即“认为communications能够解决传播（communication）的问题”。在彼特斯看来，传播同逻格斯（logos）一样，是人类本性的组成部分，他所批判的正是由

communications所构筑着的“工具论”的传播研究倾向。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彼特斯那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几位早期代表的思想的复兴。

“芝加哥学派”的几个早期代表把人与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其关注的焦点，从有机体具体到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四人的思想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的论述上，以库利和米德的最为精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库利以“遗传”和“本能”作为逻辑起点，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创造性地把生命的传递线比喻为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

在库利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他把“交流欲”作为一种人类的本质特征进行论述，而这种人类本质特征的实现方式，正是“想象”。如同库利对其它问题的论述一样，他对于想象问题的论述，也是从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和反省中开始的，他认为：“当孩子独自呆着的时候，他们通过想象和伙伴一起玩耍而继续享受着交往的快乐”，“不论是哪一类孩子，在他们学会说话，了解到社会的丰富多彩以后，头脑就像开了窍，想象如泉喷涌，所有的思想就变成了对话”（库利，包一凡等，1999，P64-65）。在库利看来，“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的事实”，并把它们的观察和解释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同时他也强调“人和社会必须在想象中研究”，并把这种研究称为“对想象进行想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象成为了库利的传播思想中一种最普遍、最高级的沟通方式。正是这种“对想象的想象”，使得库利在论述人类的传播行为时不时涌现出这样如诗一般的语言——

我们的意识不是隐居者的草棚，而是待客和交际的客厅。我们没有真正离开他人的高层次的生活；正是通过想象别人，我们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丧失想象别人能力就成了白痴；意识缺乏这种能力的程度就是它衰落的程度。没有这种意识的交往，就没有智慧、力量和正义，就根本没有高级的存在。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

与库利大致类似的观点，帕克在《社会学》一书中也有所论述，他说：“人是一种生物，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生活在他的想象中的。同时，通过个人的想象、心目中的他人，个体与他人之间不仅分享着财富，同

时也分享着希望与梦想。通过建议、模仿、同情与憎恶的表达，个体闯入了他人的生活并共同分享他们的指导、控制的努力以及他们对冲突痛苦的表达”（帕克，1954，P17-18）。

米德所谓的“有意味的符号”、“一般化他人”、“角色扮演”等理论概念，就其实现方式来看，何尝又不是通过想象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米德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像库利那样使用着“想象”一类的词汇，但是在他们很多关于传播和沟通的论述中，我们却常长可以感觉到库利、帕克等人所论述过的想象性传播思想的存在。米德认为：“姿态对话是沟通的开端”，我们可以把米德所说的“个体与自己进行的姿态对话”表述为一种传播分类之一，即“自我传播”或“内向传播”，而这一“姿态对话”，正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米德在论述新闻报道的重要意义时，曾说道：“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诸如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沟通媒介这样的沟通媒介所具有的、及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报道各种情景，而人们通过这些情景就可以进入其他人的态度和经验”（米德，霍桂恒，1999，P277）。米德这里所说的“进入”，并非是一种实际的进入，而是一种意识的进入，这种意识的进入也只有通过想象来实现。在对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进行阐释时，我们往往在强调了他在库利思想基础上的超越的时候遗漏了他和库利思想中共同的“想象式”传播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杜威把“沟通”提到了“艺术”的高度来论述，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曾这样说过——“除了论述平凡的事物和令人注意的话以外，必须富有想象

力地吸收别人经验中的一切东西，以便把自己的经验明智地告诉别人。一切沟通就像艺术”（杜威，1937，王承绪，2001，P11）。

无论是直接的论述还是间接地表达，在“芝加哥学派”早期的四个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中，对于想象性传播或者说把想象作为一种传播实现的方式的思想，也是其共同点中重要的方面之一。

除上面说到的三个方面以外，“芝加哥学派”早期四位代表人物传播思想中共同的方面还有一些，如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德国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功能主义等等。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从方法的角度来理解，以帕克为代表的采取是是一种人类学人种志的方法。在这四人中，除帕克以外，另外三人对于传播的关注点多是较为宏观的视角，他们所代表的经验主义研究则具有较多的方法论启示。而经验主义这一既是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的问题，正是杜威哲学的核心。这一哲学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经验主义把“经验”看作是“生命与共同环境中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互动的连续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是一个传播的过程、一个互动的连续过程。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个早期代表人物中，帕克直接听过早期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Georg Simmel, 1858-1918）的课，据罗杰斯的推测，米德或许也听过西梅尔在柏林的课。杜威从他的导师莫里斯（George Sylvester Morris）那里接受了“一种黑格尔的视野”。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做过库利和帕克的老师。帕克对于“社会距离”、“陌生人”等概念的阐述和实证，几乎成了西梅尔理论的美国版本。另外，如同我们

上面已经说过的“芝加哥四老”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这是一种“有机体”论的社会实现形式，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功能主义的痕迹，这一点对后来的传播研究影响最大，传播的问题在“芝加哥学派”衰落以后变成了一个传播对社会的作用问题。而遗漏了“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传播是人类本质特性的方面。

以上只是“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传播思想中具有共同之处的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人类本性的传播观点是思想的立足点，实现共同体目标是传播的社会责任，想象是传播实现的方式。四人对于传播研究的各自理论贡献，均是置于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第二部分 四人各自的理论贡献

“芝加哥学派”的四位早期代表人物虽然有着许多共同的传播思想，但是各自在对于这种共同思想的阐发上，由于侧重点和所使用的理论概念的不同，在理论上有着各自不同的贡献。在第一部分中，我们着重从共同的宏观思想层面上来对这四人的传播思想进行了介绍，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主要从思想的微观层面，即从具体的理论贡献上来对四人的传播思想进行梳理。

1.库利的“首属团体”（primary group）和“镜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

“首属团体”与“镜中自我”是库利思想中两个重要的理论概念，这也是库利思想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最大的启示意义所在。“首属团体”概念是库利在《社会组织》（1909）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

首属团体在我看来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说它是首属的，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的社会理想的基础。亲密交往的结果，从心理上说，是个性溶和到一个共同整体之中，这样，至少从许多方面来说，人们的自我本身就是团体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许最简单地描述这种整体性方式，就是说出“我们（”we），“我们”包含着某种同感和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了。一个人生活在整体的情感之中，并在这种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标。

库利认为，最基本的“首属团体”包括家庭、儿童游戏团体、邻里或社区团体。“正是在这类团体中，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往开始了解整体的最大利益，产生人类合作和友谊，培养同情心和情感纽带”（芮必峰，1995）。“首属团体”的理论，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对“共同体”的共同追求在库利学说中的具体表现。库利对“首属团体”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勾画着他对于民主社会的理想蓝图，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公众精神应当和一个首属团体中的团体精神一样具有热情和同情心”（芮必峰，1995）。库利用这一思想来解释过舆论的问题，也用它来论述过科层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机构问题，还用它来阐释过现代传播媒介中的社会作用。在他看来，那种过去只是在“首属团体”中具有

的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流现在由于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并向世人宣告：传播媒介“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依靠权威、等级和惯例”（芮必峰，1995）。

库利的“首属团体”理论留给后人对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对群体传播的研究，另一个是传播的社会功能研究。就前一方面来说，后来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的“二级传播”（two-step flow）理论在思想上与库利的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尽管我们暂时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说明拉扎斯菲尔德受到库利思想的影响。仔细研究过拉扎斯菲尔德理论的人，如果不能把他的理论发现与库利思想建立某种联系，对于他的发现，只能用“天才式的预言”来表达。另外，这种群体研究的思想和现在传播学研究中的“组织传播”、“群体传播”有某些类似之处。后一方面的启示在于，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同情的构筑，其目的是培养一种具有热情和同情心的“公众精神”。这一点和后来的有关传播社会功能的论述有较大区别。

除“首属团体”以外，库利的思想，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是“镜中自我”理论。这是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在许多情况下，与他人的联系依赖较为确定的想象形式，即想象他的自我——他专有的所有意识——是如何出现在他人意识中的。这种自我感觉决定于对象的他人的意识的态度。这种社会自我则可以被称作反射自我或镜中自我：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库利，包一

凡，1999，P131）。“镜中自我”只是库利在论述个人社会化过程时所使用的一个理论概括的比喻的说法，在库利的“自我”理论中，自我认识有三个主要成分：对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他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耻辱等。库利自己认为：“用镜子比喻几乎没有显示出第二种成分，即很重要的想象中的别人的判断”（库利，包一凡，1999，P131）。后人常用这一比喻的说法来代表库利理论的全部，并得出“镜中自我概念强调个体社会化中人际传播的重要性”的结论，这多少会产生一些歧异，库利把人际交往作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来看待，所谓“镜中自我”，是在人际交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后来从事传播研究的人对于库利“镜中自我”理论的兴趣，并不在于这一理论含义本身，而在于产生这一理论概念的前提和过程。这个前提和过程正是一种人类交往的本性。另外，库利的“镜中自我”理论的更大的影响来自于米德在这一理论的直接启示下，经过进一步阐释建立了被后人归纳为“符号互动论”的理论体系。在这里，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把“符号互动论”归入米德的名下，并非是要抹杀库利对于这一理论的贡献。

2.米德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代表着米德“符号互动论”主要思想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一书，并非是米德生前写成的，而是他的学生H.布鲁莫（Herbert Blumer）的杰作。米德的这一观点受到了C.S.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rice）、W.詹姆斯、J.罗伊斯（Josiah Royce）、J.M.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J.杜威、C.H.库利，以及W.冯

特和C.赖特（Chauncey Wright）的影响，但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库利。库利的“镜中自我”理论揭示了“自我”形成的途径，但对于自我如何形成的问题，库利没有做出解释。而这一工作，正是由米德来完成的。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米德把社会行为主义作为论述的理论背景，从冯特心理学的“姿态”（gesture）概念入手，他说：“姿态虽然后来没有变成某种符号，但人们却应当查明，就姿态的早期阶段而言，它是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米德，霍桂恒，1999，P45）。进而，演变为“有意味的符号”——

在研究论述沟通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它们最初起源于无意识的姿态对话。当姿态变成指号（sign）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们对于作出它们的个体来说，对于对它们作出反应的个体来说，根据作出它们的个体随后出现的行为而具有了明确的意义或意味（signification）的时候，有意识的沟通，亦即有意识的姿态对话就出现了。

“有意味的符号”是米德“符号互动论”的一个核心，如果就此打住，那么，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是不彻底的。在米德看来，由“有意味的符号”所代表着的“沟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行为形式，即有机体或者说个体利用这种形式就可以变成他自己的对象。并且，“这种沟通不仅针对其他人，而且也针对这个个体本人（”米德，霍桂恒，1999，P150）。这种使个体获得其自我统一体的有组织的共同体或者社会群体，就是“一般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照罗杰斯的说法，米德的“一般化的他人”解决了由库利的“镜中自我”的理论所提出的问题，“镜中自

我”理论包含这样的意思：一个个体与多少人交往，他就有多少个自我。米德说，我们使许多个体一般化了，使得对个体的期望变得更加易于控制[xi]。

米德使用的是“有意味的符号”等概念来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学生布鲁默在总结他的观点时创造性地使用了“符号互动”的说法。这几乎是把米德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此，布鲁默的解释是：

“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指人们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寓于这一事实之中，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作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他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作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作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或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反应之间插进了一个解释过程。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理论，一般认为，它包含了这样一些理论假说：a)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的；b)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其同伴的互动，而不存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c)当个体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他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

除了人们经常说到的米德与库利对于传播研究的“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贡献以外，在两人的论述中还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自我传播也是一种

社会交往活动”，这一点常常被一般的论述者所忽略。但是在米德与库利的论述中，却是多次指明了这一点。在此我展开论述。

3.杜威的“分享经验”。

或许是因为杜威的思想体系太庞大，而不像米德和库利那样的相对单一，因此我们很难从杜威思想体系中抽出他有关传播问题的观点来进行归纳。或许正如罗杰斯所说的：“他的作品高于他们（指传播学学者，引者注）的视野，以致使其影响不能为他们所认识，而且，他（杜威，引者注）的许多思想的确只是当代传播学的间接先行者”（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64）。我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尝试性工作并非是对杜威传播思想的全面归纳，只想从杜威思想的一个侧面——民主共同体——对其内在的传播思想作一点“探究”。

“分享经验”是对杜威在论述民主共同体时使用的“共享”、“共有”等词语所包含的思想的一种归纳。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在杜威对于共同体的论述中，始终是把沟通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东西的方法”（杜威，1937，王承绪，2001，P9）。和米德库利等人不同，杜威不仅仅是在一般的社会哲学的意义上来谈论共同体问题，他进而把这一问题提升到了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来讨论。从这一点上来看，杜威的共同体论述

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哲学的意味，从而也使得其中所包含的传播思想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哲学的味道，而不是米德和库利传播思想中的社会哲学色彩。因此，由“分享经验”所包含着的杜威传播思想更倾向于一种民主的传播观念。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传播可以看作是共同体成员协调性地参与群体的共同生活，有意识地“分享经验”的一种方式。这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一种传播状态，更是一种传播的社会理想。

杜威在论述他的民主思想时批判了仅仅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一种国家形式的说法，提出了一种“更广泛和丰富”的民主概念，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概念”，表现为“一种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杜威“从民主概念的一般社会意义中推出了它的本质”：

从个体的立场上看，它表现为共享形成和引导人们所归属的群体之行为的能力，以及根据群体所坚持的价值的需要所进行的参与。从群体的立场上来看，它要求解放群体成员的潜能以适应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善。

杜威认为，民主不是从国家开始的，反之，“民主必须从家庭开始”，正如杜威在1939年写成的《创造性的民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一书中所指出的，民主并不存在于外在的程序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所有事件与关系中互相表现的态度之中”，杜威曾这样说道：“…民主的核心和最终保证是邻居们聚集在街头巷末反复讨论所读到的未受检查的当日新闻，以及朋友们聚集在起居室与公寓中自由地相互反驳”（杜威，1939，塔里斯，2002，P87）。

在强调共同体的“共同性”的时候，杜威所主张的是个人之间的有机的“交流”与“联系”，而不是外力所迫的“一致”。他曾经指出，“一致”其实就是欠缺强有力的相互影响，是沟通的停止与麻痹，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真正使人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是建立在广泛、深入而平等的“交流”与“合作”之上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情感的、信仰的有机“联系”（孙有中，2002，P268）。

“分享经验”所包含着的杜威传播思想正是一种民主社会中的自由的沟通。

4.帕克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

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对帕克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按罗杰斯的看法，在“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中，杜威只是一个传播学研究“间接先行者”，而帕克则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至于米德和库利，多少有些过渡型人物的味道。即便是在罗杰斯的论述中，帕克最主要的贡献还在于社会学方面。但是，正是帕克早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经历使得他的理论论述中比其他三人更多地涉及到了大众传播方面的内容。帕克不是杜威那样的著作等身的人，他独立撰写的唯一的一本书是1922年出版的《侨民报刊及其管理》，另外他还与别人合编过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帕克在社会学史上的影响主要来自这些论著。和米德有些类似，帕克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把他生前的文章整理成书，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论述的是“新闻和舆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帕克的某些“大众传播研究”

思想。从帕克论述“新闻和舆论”所涉及的问题来看，有“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报纸简史”、“新闻和人类趣味故事”、“新闻和媒介的权力”、“道德与新闻”、“公共舆论与社会服务”、“移民社区和移民报刊”、“外语报刊”、“美国新闻著作”等等。

在具体论述中，帕克这样写道：

我们每个人都居住在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空间是由方向和距离界定的，而这一方向和距离恰恰是来自于我们所获得的新闻。作为新闻，不仅仅是新鲜，而且它还是一种重要的东西；并且，它传达给我们一种付诸行动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即使它不过是一种态度的转变和观点的再证实。

除非新闻尽可能地暗示了世界的相对性，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活灵活现地生活着，并且为那些有秩序的、以人类亲身可能的方式存在，否则，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

在这段话里，表达着一种帕克社会学思想中的“社会距离”的观点，这是帕克从西梅尔陌生人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帕克在他对于种族关系的分析中使用了“社会距离”概念。他论证说，两个个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他们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越小。

因此，罗杰斯把帕克说成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一方面是因为帕克的研究内容中涉及到了不少的与大众传播有关的内容，更重要的是

帕克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理论带入了大众传播的研究中。上面说到的“社会距离”便是一个例子，除此以外，还有“边缘人”概念等。如果没有这些直接来自于社会学的理论作为支点，帕克几乎不可能捍卫他的“大众传播第一个理论家”的地位，也无法理解罗杰斯的这一评价。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芝加哥学派”开创的美国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学派对于其它学科的思想贡献，已经被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总结过很多。即便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里，国内学术界对米德、库利两人的传播思想有过少量的总结[xvii]，但是对于把四人的传播思想做综合性论述，这是本文所做的一次尝试。尽管由“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所开创的传播研究思想在“芝加哥学派”发展的后期以及该学派衰败之后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在此之后的美国传播学研究无论是在传播思想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与四人开创的传统有质的不同。国内接受的传播学研究思想，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受施拉姆的学说和观点的影响，因此，施氏所归纳出的四大奠基人的思想也长期左右着国内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在这里，我无意要否定施拉姆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以及他对传播学史所归纳的“一家之言”，只是想在施拉姆的学术视野以外、在四大奠基人之前的传播思想史里挖掘一点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思想。本文只是对这些思想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关注点只放在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四个人身上，其他也有着同样思想贡献的人暂时没有涉及。由于工作的时间有限，所谓总结也只是一个

粗线条的，很多方面还挖掘不够，甚至在归纳上有偏颇之处，希望得到方家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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