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修订版)_前言_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前言

（一）春秋名义

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记各国鬼怪之事，一则说：「着在周之春秋。」二则说：「着在燕之春秋。」三则说：「着在宋之春秋。」四则说：「着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也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今本无此文，孙诒让闲诂辑入佚文中。）

春秋之名，似乎其来已久。据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

由此，刘知几论定：「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但这种推理，很难使人信服。汲冢璅语，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刘知几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记的是太丁时事，这个不必怀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时原有的呢，还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后加的呢？则难以肯定。据史记殷本纪，殷商有两个太丁，第一个是商汤的儿子，殷本纪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 这个太丁既未曾坐过朝廷，自无时事可记。第二个太丁是纣的祖父。殷本纪说：

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带乙立。帝匕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两个太丁，后一个太丁，龟甲文实作文丁。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未曾考及这个文丁。据后汉书西羌传和注及通鉴外纪，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袭史记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误，唐刘知几史通也误把文丁作太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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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人为纣之祖则甚明。但并无夏殷春秋之名。徧考卜辞，确如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无冬、夏气更没有「春秋」这一双音名词，足见所谓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加，并不是如刘知几所云「其先出于三代」。 据墨子，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传说：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孟子离娄下也说；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那么，「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因为各国史书，有的各有专名，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它们和鲁国的春秋，是性质相同的书。

为什么叫「春秋」呢？根据春秋经，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时）的第一个月，纵是无事可记，也写「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于西周。以诗而论，我认为豳风作于西周，七月有「春日载阳」；小雅出车也作于西周，有「春日迟迟」。

说文夂部说：「夏，中国之人也。」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却说：「春、夏、秋、冬四时并本字本义。」林义光文源征引这一说法，并引右戏鬲「夏」作「■」为证。

秋季本为谷熟季节，所以说文禾部说：「秋，禾谷熟也。」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秋」字正是这意义。左传僖公十五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这个秋字，正是四时的秋。古鈢（玺印之玺）文常见「千秋」字，「千秋」正如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三秋」。古人每年庄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犹如「千年」，「三秋」犹如「三年」。

冬，说文《（冰本字）部云：「四时尽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为终，如颂鼎「颂其万年眉寿，?臣天子霝冬」，「霝冬」卽「灵终」，和诗大雅既醉「高朗令终」的「令终」同。井（邢）人安钟云「永冬于吉」，即「永终于吉」。诗唐风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记事，标明春夏秋冬的，据赵汸春秋属辞卷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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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或有以书「王」为夫子（孔丘）特笔者，按殷人钟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见时日称「王」，乃三代恒辞。

赵汸说的重点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点在「春」字。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也说：

商钟铭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 然而他们所举商钟，不曾传到今天。而在传世彝器中，乐书缶有「正月季春」的纪载。「正月」是晋用夏正的「正月」，对周正来说就是季春三月。还有商鞅量标有「冬」字，这个商鞅量自己说作于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后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书纪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还有修改变动，然而原本既已丧失，现在不能不依靠辑本。而辑本也绝大多数不标春夏秋冬四时。唯初学记二、太平御览十四、北堂书钞一五二引西周时一条，说：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

这一条不知道是否纪年作者钞自西周夷王原始纪载，还是他本人改写。但这条的「冬」宇，依情理论，后人难以妄加或妄改。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古代史书于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记事之月，标明春、夏、秋、冬，从西周已是如此。

古人于四季中，较多的重视春、秋二季，所以经常把「春」「秋」一字连用。如周礼天官宫正说：「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又地官州长说：「春秋以礼会民。」诗经鲁颂閟宫说：「春秋匪解。」（左传文公二年引有此语）礼记中庸说：「春秋修其祖庙。」其余如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王者」，春秋二字连用的多得很。

这些辞语有些在春秋经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写于春秋经文既成之后，更是写在韩宣子所见的鲁春秋之后，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时代以前的现象，是不容置疑的。无怪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意思是史书之名为「春秋」，卽是节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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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说孔丘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

后来别的书也叫做「春秋」，现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义和史书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春秋和孔丘

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绿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漠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日「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谷梁二家。」详细情况，可以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漠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杀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绿、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

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科传授，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卽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

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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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手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卽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卽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修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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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孔丘曾经修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这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裹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卽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修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做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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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鬬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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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铭则「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芈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芈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铭云「唯王五月，长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堇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頵（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芈伯敦、彔伯■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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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约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子谓孔子。时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姑不论这点的是非。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

壳梁传于僖公十九年云：

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我无加损焉」，这也是谷梁传作者伪托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举一个例子为证。僖公经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谷梁传也说：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犹言听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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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

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左传文十五年说：

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至于宣公二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另外再提几个证据。襄公二十年传说：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期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卽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这一定是宁殖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

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说：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十年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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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

坊记作者所引为鲁春秋，卽是鲁史记，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一称「杀其君之子奚齐」，一称「其君卓」，可见鲁史原文本来和今日春秋经文同。坊记还引鲁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经文一样。由此，更可见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坊记还曾引论语，足见其作者在论语书名已定之后，他引春秋而称鲁春秋，一种可能是当时他还能看鲁史记，更可能是他不认为孔丘曾修春秋，当时所传的春秋就是鲁史本文。

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集传纂例一引刘贶书)和定公四年经「楚囊瓦出奔郑」，只少一「出」字，可说基本相同。

由此看来，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几条：

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朱熹日：「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刘克庄曰：「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另外，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磨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卽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春秋一定有阙文。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是阙文。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

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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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

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

（三）春秋评价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后人又续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间的不完备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为什么说它可信呢？以天象而论，春秋的纪载可信。以近代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不但能推测未来的日蚀，遗可以追测古代的日蚀。春秋纪载日蚀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连两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初一而日蚀，前人叫做「比食」，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在一地两次都能见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蚀或环蚀之后，决不能于下一月又发生日蚀。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蚀可能是误认或者是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蚀，可能是错简。除此二次而外，实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又如春秋纪载有「星陨如两」（庄公七年经），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纪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纪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纪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绿，也是无法假造的。由于春秋有关天象的记载，根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数据是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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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断地发现，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证。这在本书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复。

又其次，两晋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证的，本书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为什么呢？雷学淇于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一「八年晋文公卒」条说：

纪年为晋、魏之史记，其原本录晋、魏之事必详。宋初传本止记其异于左氏经、传者，以备稽核；其同者则不录。而唐以前诸书征引又皆取春秋经、传，而不引纪年。故纪年之同于经、传者多不传于后。如文公之霸业，纪年岂有不详记者，而今皆不见，卽此之故。若史通惑经篇、唐书刘贶传所引，皆其仅存者矣。

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说明春秋之可信。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

观汲冢所记（即竹书纪年）皆舆鲁史符同。

这些都是确凿证据。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为什么说它不完备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古代史官纪事本来简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其中有一段经过，而晋太史仅仅写「赵盾弑其君」五个字，鲁太史才根据通报写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弒其君夷皋」。而于具体情况，一字不写。而且实际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为什么太史归罪于赵盾呢？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样，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掉齐庄公，其中经过更为曲折，也有丑事，而齐国太史也仅仅写「崔杼弑其君」五个字。鲁国史官才根据齐国通告，补上被杀日期和齐君之名，写为「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我们再用古本竹书纪年相对，如桓公十八年齐人杀郑国之君子亹，竹书纪年也仅仅写「郑杀其君某」六个字。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论纪年说：「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可见这样简略的记事，是当时各国太史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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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线条的画笔，连个轮廓都不完全，无怪乎桓谭新论（此书已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本）说：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这话完全正确。如庄公二十六年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宋杀其大夫」，两条都没有傅来说明补充，则杀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其经过如何，一概无法知道。杜预作注，也只得说「其事则未闻」。

以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春秋记事，可能本不完备，又加上后来抄写有遗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难以理解。

以日蚀为例，在春秋自隐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在鲁都可见到的在六十次以上，春秋纪载仅一半。那一半就没纪载。纵使日蚀那天逢密云或大雨，其中有日全蚀，就是密云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蚀，可见失记的不少。据孟子离娄下，孟轲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那么，在孟子时代，已经知道推算冬至、夏至的方法，不论那种推算方法是否完全正确，总之，能求其所以然，便有一套推算术。对于日蚀，春秋史官是不是也知其所以然，而有推算术呢？如果说没有，那么，僖公十五年的那次日偏食，日月合朔在凌晨四时四十一分，日复圆在五点多，接近六点，而鲁都曲阜要到七点钟才见到日出，日蚀在日出以前，鲁国境内人都见不到，又如何能够写入春秋的呢？当时秦国地处西偏，日出晚于曲阜一个多小时，是否由于秦国见到日蚀通报各国，而鲁史加以记载呢？这个问题，很难解答。若说有一定的推算术，不但文献无征，而且就当时文化水平论，连冬至常常有误测，更谈不上推算日蚀了。何况既有推算日蚀术，哪能漏掉一半而不加纪载呢?

春秋失纪的不仅一雨件事，再略举出几点。

春秋历鲁国十二公，除闵公外，其余在位年数，隐公虽仅十一年，而摄位时年已长大，其余十公，长者三十多年，短者如定公十五年，然而他是昭公之弟，卽位至少在三十二岁以上。这些鲁公，总有不少女儿出嫁。但春秋载鲁女出嫁的仅仅七次，可见遣略未纪的很多。尤为明显的，如宣十六年书「秋，郯伯姬来归」，她回娘家纪载，她出嫁为什么不纪载呢？成公五年书「春王正月，杞权姬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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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写其出嫁。当然，这两个女子，都是被夫家抛弃而回娘家，但她们出嫁时，怎么能知道她们将被离弃而不书呢？如果说，本是写了的，因其被弃，史官便删去了。那么，难道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仅有不到十个女公子出嫁吗？

春秋之时，周室固然已经衰落，但名义尚存，所以僖公二十五年载狐偃向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晋文公由此称霸。而鲁为周室之最亲近者，并且齐国仲孙湫说鲁国「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见闵元年传）。既然鲁国还实行周代礼制、礼节，为什么二百四十二年间，春秋书鲁大夫到京师去的仅仅七次，聘问者仅仅二次呢？可见一定有漏载的。

其余明显失载的也不少。如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十九年，宋公伐邾，尽归鄅俘。由此可以知道鄅国并未被灭亡。哀公三年，鲁城启阳。启阳卽是鄅国。三传屡说春秋「重地也」(公羊传襄二十一年，又昭公五年)，重地故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而鄅国为鲁所有，为什么春秋不载一笔呢？到今天一直还不明白鄅国是哪年并于鲁，用什么方法并于鲁。又如宣公十年传说：「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然而文公六年经书「晋狐射姑出奔狄」，那么，狐射姑应该曾经来鲁，作为「玉帛之使者」，但是经和传都不曾记载。总而言之，春秋失载的事不少，拿辑本竹书纪年来看，就有若干条为春秋所无，也应属于失载之列。

至于春秋是否有传写脱漏，从古今所载春秋字数的差距来看，未尝无此可能。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春秋一万八千字。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下徐彦疏引春秋说也谎「春秋一万八千字」。王观国学林却说：「今世所传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余字。」李焘为谢畴作春秋古经序说：「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误也。今细数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张晏为曹魏时人，王观国和李焘都为南宋初时人。假若张晏的「万八千字」的数字可靠，则相隔九百年光景，春秋便漏抄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据汪伋十三经纪字，依清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刻本，春秋为一万六千五百十二字，较之李焘所细数，又少了六十字。辗转抄刻，字数难免有脱落。试想，春秋一条，多则二十余字，少则几个字；而自张晏以来，几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条，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造成春秋不完备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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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引日本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春秋经传集解（卷子本）一段，补充说明春秋古经和左氏传的来由：

据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案：古经十二篇者，左氏之单经，盖因十二公为十二篇也。（自注云：史记吴世家「余读春秋古经」。周官小宗伯注云古文春秋经「公卽位」为「公卽立」……）而其三十卷者，左氏之单卷。（……以左氏传名者，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是也。）顾所谓春秋左氏传者，当分别春秋与左氏传而观之。盖张苍所献，有经有传，而孔壁所得，有传无经也。……夫始除挟书之律，在惠帝四年；则苍之献书，当在此际。而恭王坏孔子壁，则景、武之间也。乃知春秋经之出，必在恭王坏孔壁前矣。张苍生于先秦，曾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则其所藏左氏传，即先秦旧书，当与孔壁所得无异矣。见后魏书江式传所言，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子相类，卽前代之古文矣，而可征也。

（五）左传的作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卽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引沈氏说：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西汉本孔子家语中的一篇。今本孔子家语是曹魏王肃所伪作）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裹。」

严彭祖要早于司马迁，而两说有同有异。同者，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不同者，孔子作春秋在前，左丘明恐怕孔门学生各执己见，走失孔丘原意，因而作传，是作传在后。严彭祖却说孔子和左丘明同车到周太史那里看书，一个作经，一个作传，是经、传写作同时。左丘明这个人，论语公冶长曾经提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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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说话，引左丘明以自重，可见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所以司马迁称他为「鲁君子」，仲尼弟子列传也没有他的名字。那么，他至少是孔丘同时人，年岁也不至小于孔丘。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例甚至说：

夫子（孔丘）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尔。

这样，把左丘明的生存年代提到孔子以前若干年，便是否定左丘明曾经作过左氏传。

后人还有对左丘明的姓表示疑问的。司马迁既说左丘明，又说「左丘失明」（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他的著作又叫左氏传。究竟他姓左名丘明呢？还是复姓左丘名明呢？还有其他说法呢？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便主张左丘为复姓之说。他说：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应劭风俗通：「丘，姓，鲁左丘明之后。」然则左丘为复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为作传。春秋止获麟，传乃详书孔子卒。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为弟子者自当讳师之名，此第称左氏传，而不书左丘也。

这种说法有两不通。第一，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史记证据显然，朱彝尊受杜预等影响，因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晋书荀崧传引荀崧上疏也说：「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这样，硬把左丘明变成孔门弟子，却和史记不相合。这是一不通。而且周人以讳事神，却「临文不讳」。周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可是周初文献，「昌」字「发」字并不避忌。诗周颂雝「克昌厥后」，又噫嘻「骏发尔私」，都可以为证。何况左丘为复姓，并不见于姓氏书？这是二不通。

第二种说法是，司马迁既称其书名为左氏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又称其名为丘明，那么，此人姓左名丘明。孔颖达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疏中说：

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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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怎样解释司马迁之称他为「左丘」呢？有人说，古人本有复名单称之例，如晋文公名重耳，左传屡见，而定公四年左传所引载书（盟约），省称为晋重。这种例子并不少。何况司马迁是在做文章，并不曾考虑到因此引起后代争议。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有二字之名省称一字列，而且说：「史记中此例甚多。」那么，司马迁省左丘明为左丘，便不足为奇。何况若称丘明，便和本句下文「失明」的「明」字重复。司马迁这段文字既都是四字一逗，又要避免重复，其称左丘明省为左丘，竟是文势所不得不然。

至于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说：

广韵十八尤「丘」字注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

依俞氏之说，左丘明三字，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然而左史省称左，自古没见这例子。清乾隆年间便有人奏请立丘姓人为左丘明之后，段玉裁替礼部写了一篇驳山东巡抚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文见经韵楼集。俞氏考据之学号称精审，但这种议论实在不高明。

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丘以前人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

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二十七年，而且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之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纪元前四五三年，距孔丘之死已二十六年，赵襄子之死距孔丘死已五十三年。左丘明若和孔丘同时，不至于孔丘死后五十三年还能著书，于是有种种说法：

吕大圭说：「左氏者，意其世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门弟子也。」这种说法很巧，可惜古人未曾说过，吕氏也举不出任何论证来。「意其世」云云，便表明只是臆测。

姚鼐左传补注序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这是说左传经过后代传习的有所增加，但又指不出哪些是增加部分。至于「悼之四年」至「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一段是证成陈成子「知伯其能久乎」这句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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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左传作者应有之笔，未必为后人所加。由于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三年以后，自然看到赵襄子的死。

章炳麟春秋左传读说：「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钱穆因此及其他类似说法，竟作一结论说：「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香港大学出版社版）这种结论我也不相信。据史记吴起传，吴起治国，用法家；善用兵，几乎战无不胜。大凡古代的真法家和大军事家，极少有迷信思想的。如果迷信，便会不知敌我，不讲形势。而左传一书讲「怪、力、乱、神」的地方很多，其不是吴起所著可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传授过它。一则它是一部当时基本可信的近代史。二则左传的描写战争，不但生动，而且每一战争，着重点各有不同，各有特色。许多军事观点，很值得军事家学习。

我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不但不是论语的左丘明，也没有另一位左丘明（有一说如此），因为汉书古今人表以及其他任何史料都没有提到第二位左丘明。吴起虽然传授过左传，左氏传之称绝不是因为吴起是左氏人。左传采取很多原始资料，如成公十三年传载晋侯使吕相绝秦书，这是一篇强辞夺理的文字，可是艺术性很高。秦国后来竟模仿造篇受辱的文章，写了一篇诅楚文（见严可均所辑全上古文卷十四）。由诅楚文足以知道吕相绝秦一定是原始纪绿，或者原始文献。左传作者安排改写这些史料，有始有终，从惠公生隐公和桓公至智伯之灭，首尾毕具，风格一致。其人可能受孔丘影响，但是儒家别派。韩非子显学篇说：「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孔丘不讲「怪、力、乱、神」，左传作者至少没有排斥「怪、力、乱、神」，所以我认为是儒家别派。他的改编史料，正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样。资治通鉴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史，虽然有当时著名史学家刘恕、刘放、范祖禹等人为助，但据司马光的进书表「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云云，司马光实曾把全书作了统一工夫，所以现在读资洽通鉴，真像一个人写的。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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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恐怕资治通鉴卷帙太多，内容太富，晚年又节缩着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此书已不存）。由此足见司马光于资治通鉴实曾通读并加工。左传作者虽然取材也多，但仅二百五十五年，全书除春秋经外，不过十八万字左右。纵使当时写作条件艰难，也不如司马光有皇帝支持，公家供给，而未始不可以一人成书。从注中可以知道，后人所谓刘歆等增益者（如南宋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都不可信。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左传的成书年代。

（六）左传成书年代

研究左传成书年代，前人也曾用过力量，获得一定的成绩。可惜每每只用一种方法，没有从内及外，更没有搜集正反两方面数据来解决矛盾，导致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我的这篇考证，对于前人研究成果有所取，也有所不取。但不是由于不合己意而不取，仅仅由于它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推理不足而不取。就是符合己意的，也因此而不用。因为用了它，反而不能够取信读者。

论断左传成书年代，首先要引崔述洙泗考信余录∶

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崔述这些一话，有封有不对，现在不加讨论。但他推定左传作书之时，上距定公、哀公不远，下也不会在战国后。虽然此段时间相距很长，但作为第一位认真探讨左传成书年代的学者，其结论还是值得重视的。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

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也足以了如指掌。不然，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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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录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录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二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之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羣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现在仅举二条为例。荀子大略篇：

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

这和隐元年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而且荀卿还怕后人误会尸体为未经入棺之尸，又加以「柩」字表明它，足见这是荀卿引左传，不是左传用荀子。又致士篇说：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襄公二十六年传也有此文：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两者只有几个字的差别，所以卢文弨说荀子致士篇「此数语全本左传」。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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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读左札记。至于西汉，从汉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左传哀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曾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用左传故事。左传从成书一直到今天，流行于世，未曾断绝。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杜预和束皙都认为「师春」是抄集者人名。师春不知何年代人，但汲郡魏墓很多人说是魏襄王（就是孟子粱惠王上的梁襄王）墓。墓中另一种书叫竹书纪年，纪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今王就是魏襄王，当时还活着，在王位，所以称为「今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那么，师春的抄集左传卜筮事至迟在魏昭王元年以前，卽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左传在战国的流行更获得实物证明。虽然师春其书已不存在，而杜预、束皙二人是亲自看到那批竹简才记述下来的。以上只是证明左传在战国时卽已流行，还不能肯定左传成书于何年。自然，成书在流行以前。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左氏不必尽信条，说：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后人因此，认为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预言不灵验的，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文公六年传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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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是秦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自秦孝公卽位「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三六○年。

二、庄公二十二年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末又说：「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陈成子专姜齐之政，正是左传筮者之言「此其代陈有国乎」。当时晏婴也私自对晋国叔向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昭公三年传）。然而不能肯定陈成子之曾孙太公和竟托人向周王请求，立他为齐侯。所以卜辞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十世之后，为侯代姜。昭公八年传史赵的话也仅说陈之「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就是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田和为齐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这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

哀公十五年还有一段纪载：

秋，齐陈讙如楚，迥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斲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下略）

子路对齐国前途的推测，还不及晏婴的肯定。他肯定姜齐的被陈氏斲丧，这是当时人所共见的，却是否终为陈氏所享有，或者另外钻出第三者（他人）攫取果实，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表明，左传作者未及见到陈氏篡齐。

三、宣公三年传：「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裹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遣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计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也是从西晋初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王，但年数多少则各说不同。史记匈奴传说自武王伐纣至犬戎杀幽王凡四百余年。这说得最长。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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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也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这说得最短。介于两者之间的，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刘恕通鉴外纪载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郑玄诗谱序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则无怪乎前人对西周年数无定论。东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计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为公元前七七○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时代。

四、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日：『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魏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为公侯。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复出现，因改「魏国」为「晋国」。晋国本是魏国又一称号，犹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卽魏惠王）自称其国为晋国。他曾对孟轲说：「晋国，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见左传作者只见到魏文侯为侯，见不到魏后称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综上所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论断相较，相距不远，只是具体得多。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成书在后，古人早有明文。详玩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自然知道。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这是用孟子离娄下语，可见谷梁传作于孟子流行之后。陈澧还举出一些证据，认为谷梁出于公羊传之后。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说，公羊宣十五年传：「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何休解诂曰：「上谓宣公。」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若依陈澧之说，公羊写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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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以后，谷梁传又在公羊传后。据汉书艺文志「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那么，除左氏传外，无论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传、夹氏传，都只是口耳相传授，原本没有写本。公羊传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说公羊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着于竹帛」，则公羊传的写定在西汉了。谷梁传更在其后。

（七）左传和国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卽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传。他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固语。」依司马迁之意，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云云，可见司马迁是根据春秋（实指左传）和国语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因此许多人便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甚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便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也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还解释说：

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

论衡案书也跟着说：「周语，左氏之外传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他着新学伪经考，说：

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为的所谓新学，换句话说，就是王莽之学，因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国号新。而刘歆为王莽国师，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章炳辚作春秋左传读叙录，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读者无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为的书，既不必看，更不值得驳斥。崔适作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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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有为之说同，同样不值一驳，因为他们只是臆测，不举可靠的证据，不依合理的逻辑。这是某些今文经学者的通病，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若详细剖析，便可能写出一本相当厚的专书。

左传和国语是两书，国语更不是一人所作。过去有不少学者加以论定，我只不过加以编排整理，而插以自己心得，写成此章罢了。

晋书束皙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郡所出的国语，应该就是今天的楚语和晋语的一部分。据荀勖穆天子传序，所发现竹简，为古尺二尺四寸，当晋时通用尺二尺。每简四十字。但不知道多少简为一编，因而也无从知道这三篇竹简国语究竟多少字。总而言之，汲郡所发现的，师春是抄袭左传的卜筮书，国语另是一部书。在战国时，左传自左传，国语自国语。自然，这还不足以证明左传取材于国语，更不能证明左传作者先写了左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因为这时，左传和国语都已经同时流行。

要研究这问题，唯有从现存左传和国语本身作分析。

第一，我已经说明，左传是一人手笔，取材虽然丰富，但行文风格完全一致，并无后人添加的字句。国语却不同。首先，他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说，国语「舆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李焘也说，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说得更透澈：「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这是从文章风格以左传和国语相比。

其实，国语也不是一人之笔。崔述又说：「且国语周、鲁（卽周语和鲁语）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卽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这又是从文章风格上论国语各国语言和文风的不同。

第二，左传虽然在旧的分类中列为经书，国语却列为杂史。若从两书体例分类，左传应属于编年史，国语应属于国别史。其不同于其他国别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郑语只是一段文章，所叙自郑国始封君桓公，而于其后仅叙晋文侯（非晋文公）定天下，齐僖公小霸，楚蚡冒始启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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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这些事或者在春秋以前，或者在春秋初期。而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却一字不提。以郑国而论，郑庄公在春秋初期亦是一霸，也不提及。而且据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引郑书「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又昭公二十八年传，叔游引郑书「恶直丑正，实蕃有徒」。然而这几句郑书语，不但不见于今之郑语，也无从在今郑语中安插进去。若说郑语成书在前，不及见齐桓公、晋文公，更不及见子产。若 今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原作「蛮芈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成王伐越，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釆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于王赧时被灭。王赧后人都作周赧王，实误。「赧」非谥号，其人名「延」，音转为「赧」，朱希祖汲冢书考有周赧王周隐王考言之甚详，可信。韦诗云「王赧」，不云「赧王」，又可为朱说添一证据。王赧卽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不但郑语内容与左傅无关，卽郑国大政治家、外交家子产，郑语亦无所记载，难道左传作者竟对郑事，不别「纂异同」么？

左传很少记载越事，可能左传作者离越国很远，看不到越国史料。今存越语上下二卷，都叙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种谋报吴仇事。二篇文风又大不相同。越语下专叙范蠡，又多排体韵文。越灭吴，据左传，在哀公二十二年。史记六国年表与左传同。而据越语下，越灭吴在鲁哀十年（依王引之经义述闻说），相差十二年。左传作者既把越灭吴事详尽地编纂于国语中，为何不用其灭吴年代？更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

周语有三卷，自周穆王征犬戎至苌弘被杀。苌弘被杀在鲁哀公三年。其他关于春秋时期史事，几乎都不合于左传。尤其是齐语一卷，完全叙齐桓公事，也和左传不相同。而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偏偏又多和左传重复。只是左传言简意赅，国语啰苏芜秽，使人读他产生厌倦。左传作者为什么既不去共重复，又不采其异闻，使自己的两种著作起互相配合的作用呢？

我现在征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一条以为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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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之学为从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予尝谓作国语之人便不如左氏，何况其他？或者怪其说。予曰：左氏昭十一年传，「楚子城陈、蔡、不羹。」杜注云：「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传，「今我大城陈、蔡、不羹。」对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予考之汉地理志，颖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为二，杜氏之言盖是也。作国语者不通地理，认不羹为一，谓之城三国。（见楚语上）……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国语与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叙事互异，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颇有取其说云。」

最后，征引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二国语总论代替我的结论：

以国语、左氏二书参校，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伯峻案：应作「左传舆国语相同者」)，然所采（伯峻案：「所采」二字可商）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吴、越语则采用绝少，盖徒空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繁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也。而汉、魏相传，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着外传。余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

（八）左传在西汉的流传

左传的成书年代在公羊、谷梁之前，而在西汉却没有「立学官」。虽然没有「立学官」，但有两种传本。一种是孔壁藏本，一种是民间私传本。先说孔壁藏本。这事见于汉书楚元王交传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这封信，对学术史说，是件重要文献，可是不少人误解了，因为刘歆在这信中加了些插句。我们若用破折号把插句标出，这封信的原意便显露出来了。现在我先把移让太常博士书有关文字抄录重新标点于下：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壤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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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而未发。……或怀妬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张心澄伪书通考把这段文字读懂了。他说：

所云「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卽逸礼、书及春秋左氏。下文云「皆古文旧说，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皆指此三书。故下文云「得此三事」也。因「书十六篇」之下加「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数语，以说逸礼及书（或专指书——原注）之经过，与下文「丘明所修」一语为「春秋左氏」之说明同。但「天汉……」数语较长，读者不察，以为文气已断，下文乃另一事，与孔壁无关。然下文「及春秋左氏」之「及」字，卽表示上之逸礼、书及此春秋共三书。此犹可谓舆上文「及鲁恭王」之「及」字用法同，为另一段之证。但下文「皆古文」之「皆」，明指三书。若专言春秋左氏，何来一「皆」字乎？……惟其辞颇闪烁，读者易误会。故班固汉书艺文志不言春秋左氏传出孔壁，而王充论衡言之，许慎说文叙则言春秋出孔壁，皆对歆移书读法不同之故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王充论衡案书篇说：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二十篇，左氏传也。

这裹要说明一点，古人用对古书「佚」和「亡」有分别。「佚」就是刘歆让博士书「逸礼」的「逸」，正和论语微子篇的「逸民」，而许慎说文作「佚民」一样。逸礼和佚春秋意卽未立于学官的礼和春秋，西汉时只是公羊、谷梁得立学官，左传未得立，所以王充称左氏传为佚春秋。亡是亡失，书已无存。这是汉人用「佚」或「逸」和「亡」的区别。后人则把「佚」和「亡」混同起来，不能用以解释两汉之书。孔子壁中所发现的左传，司马迁曾采以作史记，吴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司马迁所说「春秋古文」，就是这壁中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也曾论及此事。到刘向、刘歆整理古书时，在中秘书（意卽皇家图书馆）发现这书，更加重视。刘向作说苑、新序和列女传，采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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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左传故事和文字，足为坚强的证据。刘歆尤其爱好左传，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可以看出。刘向父子一家人喜爱左传，见于马总意林所引桓谭新论：

刘子改、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

王充论衡案书篇也说：

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子政是向之字，子骏是歆之字。足见父子和其全家都熟读左传。自然，孔壁中的左传是用作者当时文字，所谓「古文」写的。刘氏全家要诵读它，不能不改写为汉代通行的隶书。这是左传孔壁本的下落。

左传还有民门传读本，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在战国末年，不但韩非子采用了不少左传文字，就是陷害韩非的李斯，也用左传。他在上韩王书说：「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附见韩非子存韩篇）这明明是用左传僖公五年文。至于西汉，引用左传者不胜数，刘师培左盦集有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可惜引用并不完备。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说：「盖当高帝之时，故汉廷谟诰，皆引其（左传）文。」可见左传自成书后一直有诵读引用者。至于其传授、训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曾经采择两汉有关记载，加以叙述。吴承仕为之疏证。下文所引括号内的都是吴承仕疏证文字：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魏文侯相），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楚太傅），椒传赵人虞卿（赵相），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汉丞相、北平侯），苍传洛阳贾谊（长沙王太傅），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汉书云，贾谊授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传其少子长卿（荡阴令），长卿傅京兆尹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张禹。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征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字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护授苍梧陈钦（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字子骏，向之子，王莽国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哀帝时，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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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凤、王龚欲立左氏，为师丹所奏，不果。平帝时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下略）

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但它的作者传给曾申，再传给吴起，未尝没有可能。曾申是曾参的次子（见礼记檀弓上），曾参和他父亲曾点（也叫曾皙）先后作孔丘学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那么，孔丘死时，曾参年二十七。假若曾申为曾参晚年所生儿子，孟子公孙丑下说鲁缪公尊礼贤人，其中有子思，子思为孔丘孙，曾申为曾点孙。鲁缪公立于公元前四○七年，死于前三七六年，当时左传已经写成，曾申得到作者传授，是完全可能的。韩非子和氏篇说：「悼王行之朞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楚悼王死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吴起卽死于此年，接受左传的传授也是可能的。而且说苑建本篇曾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自是吴起，不久便由魏至楚。魏武侯卽位于公元前三九五年，死于公元前三七○年，那么，吴起接受左传的传授，很可能在去楚以前。关于西汉时左传的传授，汉书有更多的证据。刘歆一方面得到孔壁本左传，又从尹咸和翟方进学习民间私传本左传，甚至两本并没有什么歧异，于是两种本子合为一了。

（九）从左传看春秋时代

西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是封建社会。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诸书中，则认为：「依据史记，把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卽公元前四七五年。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在这之后的战国作为封建制的初期。」(奴隶制时代一九七三年版第四十页）李亚农则说：「中国古代的奴隶制，从周宣王的时代起，开始转入封建制。」（西周与东周，一九五六年上海版一一五页）

我认为，从春秋左传等书考察，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在各国间是不平衡的；卽在同一国家中，也未必能一刀截。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必然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渡。到农业生产者——当时主要的生产者——不再是奴隶或者农奴，而是佃农、雇农或者自耕农，上层建筑也有相适应的变革，这个过渡才算完成。

以鲁国而论，宣公十五年，卽公元前五九四年，宣布「初税亩」。按田亩抽税，便是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以前是，如诗小雅北山所咏「溥天之下，莫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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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天下土田的所有权，一概属于天子或周王一人；甚至任何人，只要他在中国土地上生存，也都是他的臣属，非听他的摆布不可。然而由左传看，有不少矛盾现象，一种是诸侯居然抗拒周王的军队，公元前七○七年，鲁桓公五年，郑庄公的臣子祝聃竟射中周桓王的肩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周王还拥有虚名，诸侯利用它能起作用。隐公四年传，卫国州吁杀掉卫桓公而自立，想要得到国内人的公认，石碏替他出主意，叫他朝觐周王。意思便是，得到周王的接受朝觐，便取得合法地位。僖公四年传述齐桓公伐楚，表面理由，其一，不向周王纳贡；其二，周昭王征伐楚国而溺死于汉水。僖公二十五传，「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对抗周王和拥护周王，同时都有，这种矛盾现象，正表示奴隶制社会正在向封建制过渡中。

在奴隶制社会，天子分封诸侯以土地和奴隶，并且附有宝物，甚至命以治理大纲。这在定公四年传说得很清楚。在西周彝器铭文中，凡赐予田的，连同种田的奴隶一同赐予。如克鼎「锡女井家■田于■，以（舆也）厥臣妾」。彝铭中单身奴隶称若干人，或若干夫；有妻室儿女的奴隶称若干家。如曶鼎「曶则拜稽首，受兹五夫」、「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用卽曶田七田人五夫」，都以一人为一夫。矢令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若把某几块地方聚居的奴隶赐人，则称若干品，并说明地名。如周公",，「锡臣三品，州人、■人、郭人」。而东周彝器却不见此等文字。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赏狄臣千室」，变「家」言「室」，这是以落后民族的俘虏为奴隶。至于定公十三年传，「归我卫贡五百家」，这五百 家是不是奴隶，尤其是农业奴隶，很难确定，只能存而不论。

在纪述春秋时代的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是自耕农，甚至小地主，或者雇农。奴隶也有，但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而是各种工匠甚至乐师。大夫以上家庭中有服务奴隶，甚至从事战鬬的奴隶。因为他们不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力量。所以不能因此断定春秋是奴隶社会。僖公二十三年传述晋文公「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这野人应是有自由身份的农民。论语微子篇，孔丘使子路同津于长沮、桀溺，这两人有文化，有自己的人生观，至少是自耕农。子路所碰到的「丈人」，能留子路住下，并且「杀鸡为黍」招待子路晚餐，可能还是小地主。襄公二十七年传述齐国申鲜虞奔鲁，「仆赁于野，以丧庄公」，那所雇的人或是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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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九年传楚国子囊说晋国「其庶人力于农穑」，似乎此时在晋国的农业生产者都是自由民。襄公二十三年传赵宣子的斐豹，才是家族中的奴隶。哀公二年传的「人臣隶圉免」，被免者自是作战的奴隶兵卒。成公二年传所述鲁赂楚的「执斲、执针、织纴皆百人」，这是从事手工业的奴隶。襄公十五年传所述郑赂宋的「师筏、师慧」，是奴隶而为乐人者。

鲁国虽然于宣公十五年就承认了田土私有制，但仍然不能完全废弃奴隶制。昭公五年（公元前五三七年）三分公室、四分公室，还未必能完成封建所有制。可能要到哀公十二年（公元前四八三年）「用田赋」才完全解放农业奴隶，这已近春秋末期了。

一个国家刑法公布与否，和奴隶制、封建制很有关系，而这种鬬争也相当激烈。若农业生产者奴隶多于自由民，奴隶根本没有人生自由可言，他们的主人可以任意处置他们，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成文刑法应该公布。尚书有吕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刑法（昭公七年传引有周文王之法，不知可信程度如何），却不是为奴隶作的。若农业奴隶少了，自由民多了，那么，那些从事农业经济的自由民，不但要求有人身安全，还要求有其他保护规定，不管他们是小地主、自耕农甚至雇农。于是统治者不得不适应社会潮流，公布刑法。郑国子产于鲁昭公六年（前五三六年）铸刑书，晋国的所谓贤能之人叔向便给子产一信，表示失望。子产简单地回信说：「吾以救世也。」这正和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信相类似。到昭公二十九年（前五一三年），晋国赵鞅、荀寅等又铸刑鼎。这就是表示晋国的农业生产已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了。孔丘是个保守派，发了一通反对的议论，怎么能阻拦住社会潮流的趋势？

在奴隶社会，最大奴隶主称为「天子」，意卽上帝之子。而天象和人事有密切相关。这种天人关系两种观点的鬬争，从春秋时代便开始，因为春秋时代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过渡。子产是当时进步派的代表，不但是位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一位思想家。昭公十七年和十八年传，郑国裨灶请求子产禳火灾，子产不肯，郑国果然大火。裨灶又请求禳火灾，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国人都请求听用裨灶之谋，连郑国人望所归的子大叔也劝说子产。子产坚持不肯。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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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不禳火灾，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子产坚持真理，以一人之力排斥几乎遍及朝廷的议论。从当时的科学水平看，的确是「天道远」；就从今天的科学而论，天体距离我们不可想象的远，而我们固然能够知道天文学、气象学，但还是子产那个结论：天道和人事，非所及也。这种科学论点，也足以说明自殷商奴隶社会流传下来的天人观念还很盛行，就是到了汉代，早已是封建社会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引刘向说，还纷纷议论天人关系。春秋繁露玉杯篇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足以表示奴隶社会的上层意识并没有随奴隶制的消灭而消灭，奴隶主的尸体还在发臭。然而在封建社会初期，不但有子产，其后更有荀卿。如果不是奴隶制完全为封建制所代替，荀子天论这种唯物主义的文章是不可能产生的。一部战国策，任何人都不讲天人关系，也不迷信鬼神，只谈形势和政治、战略，更多地谈外交政策。足见战国游说者的思想，和当时形势相适应。

左传虽然讲「怪、力、乱、神」，一方面是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和一些人的思想情况；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作者喜欢这一套。为什么全书所载卜筮，除偶然几次外，都是很灵验的?不能不使人怀疑，左传作者于其中有些添枝画叶。但左传对于各种有关上层建筑的鬬争，还是如实地反映出来。譬如僖公十六年传，宋国有陨石，又六鹢退飞过宋都。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是何祥也」。内史叔兴预言灵验，但他自己认为他的预言是由人事观察得来，和陨石及六鹢不相干。因之「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在奴隶社会，祭祀是国家一件大事，这固然从殷商和最近发掘的西周初年的龟甲卜辞可以看出。左传成公十三年传引刘康公的话说：「国之大事在祀舆戎。」襄公二十六年传载卫献公谋回国复位，和宁喜谈判，条件是「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卫献公宁肯放弃政权，却不放松主祭权。这也是奴隶制社会遗流下来的一种现象。在全部左传中，讲「礼」的次数比讲「仁」的次数多得多。甚至因为某一人在行礼仪中有所过失，便断定他不会得好结果。到春秋末期，奴隶制已近尾声，孔丘这位哲学家、教育家，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的某些思想，还是比当时一般人较为进步，反映封建制初期一些观念。他重「仁」，昭公十二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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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孔丘的话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而在论语颜渊篇中，「克己复礼为仁」，便是孔丘自己的中心观点。八佾篇，孔丘甚至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认为仁是实质，是核心；礼仅仅是条文，是形式。这种概念，也只能在封建制初期才能出现。

总而言之，左传一书，是今天研究春秋时代一部最重要而必读的书。它搜集了不少原始史料，虽然不免搀杂着一些迷信和作者个人的增饰，但是，研究任何一部史书，都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六年直排本二八○页）。我只是在校勘中对底本略有订正；在注解中，搜集并且考虑了前人成果，有所取舍，有所增补，或者提不同意见和自己的心得，以供读者参考而已。

关于左传的整理工作，周恩来同志曾经关心。周恩来同志的关心给我以莫大力量，使我日夜以赴，现在云雾已散，日月重辉，我谨把这部稿子作为党的六十诞辰献礼，并藉以表示对周恩来同志的怀念和敬意。

同时，沈雁水先生为本书题签，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何乐士同志曾通看全书，并给我奔走借书；中华书局张忱石同志在工作上也替我借书还书，魏连科同志给我补充了几条金文材料，还有史树青、周绍良同志或借或赠我罕见书，都应在这裹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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