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莹等：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 - 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

吴莹等：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

一、导 言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是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 简称SSK) 研究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新社会学派的名家,他所倡导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简称ANT) 已经在社会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以《重组社会》为主要文本(Latour , 2006) ,结合拉图尔的其他著作及相关评论,通过梳理其关于ANT 理论方法的基本论述,对他的学术思想做一个介绍和评议,以期对中国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拉图尔1947 年出生于法国勃艮第,受过哲学和释经学教育,服役于非洲时,接受了人类学田野训练。1975 年10 月至1977 年8 月,拉图尔在美国加州的一家研究所从事人类学研究,细致地观察了实验室的日常运作, 并访谈了许多实验参与者。1979 年, 他与伍尔加( Steve Woolgar) 合写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一书(Latour , 1986) ,这是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通过其后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拉图尔逐渐成为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他与同事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 合作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标志着科学研究的一个新学派——巴黎学派的诞生,该学派成为与爱丁堡学派分庭抗礼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镇,在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科研管理政策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通过一系列著作,如《行动中的科学》(Latour , 1987) 、《法国的巴斯德灭菌法》(Latour , 1992) 、《我们从未现代化》(Latour ,1993) 、《阿拉米斯或对技术的爱》(Latour , 1996) 、《潘多拉的希望》(Latour , 1999) 、《重组社会》等,拉图尔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科学社会学,对社会学甚至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也有重要的影响。

二、ANT 的方法论

《重组社会》共分为两个部分,涉及三方面内容,即拉图尔所认为的社会科学应当实现的三个任务:“展开(deployment) ”,如何通过追踪生活世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来展现社会世界;“稳定( stabilization) ”,如何跟随行动者去解决由不确定性造成的争论,并将处理办法承继下来;“合成”(composition) ,如何将社会重组为一个共同世界(common world) ,这涉及社会学的政治相关性问题。在具体论述上,拉图尔首先对“社会学”一词进行了分解和辨析,讨论了社会科学应当完成的三个任务,然后以行动者(agency) 、转义者(mediator) 、网络(network) 等关键词将全书两个部分加以整合。

(一) 颠覆:两种社会学

拉图尔认为传统社会学的问题在于对社会学的socio-和-logy 两个部分的双重误解。首先“, 社会的”(social) 一词在使用上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即它被同时用于指代两种现象。一方面,作为形容词,它意味着一种物质的类型,类似于“木质的”、“铁质的”、“生物的”、“经济的”;另一方面,它又指一种运动,如组合、连接。其次,对“科学”(-logy) 一词的使用也存在问题,这来源于我们对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的误解。传统社会科学总是将科学与建构相对立,认为科学的便是实在的、真实的,而建构则总是与人为的、虚假的联系在一起,说“某事是被建构的”就意味着“某事是不真实的”。这种观点其实是“社会建构主义”,它意味着我们用“在社会中制造出的其他材料”替代了“组成事实的东西”。拉图尔指出,在通常的英语里,说什么东西被建构了,意味着它并不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谜,而是有着真实的、可见的起源,比如一个建筑工地。当我们说一个事实被建构起来时,我们仅仅表示,“我们通过动员各种实体(entity) 来说明客观事实,这种被动员起来的实体,其组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所以,如果我们以建构这个词的原初含义来理解,就会发现科学是人造的,是与建构主义相连的而非对立的。

传统社会科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混乱,是因为它为自身设立了三个任务:第一,记录具有独创性的社会成员建造社会的各种方式;第二,通过限制发生作用的实体范围来解决关于社会的争论;第三,试图通过提供某些政治行动的替代物来解决“社会问

题”(Latour ,2006 :160) 。这三个任务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我们不能一蹴而就地实现它们,必须以一定的先后次序来追求。比如,人们在记录社会成员建造社会的方式时,必须充分展开关于“什么连接是可能的”这一争论;而为了解决这些争论,又不可避免地要控制一些变量以使分析成为可能。因此,展开争论和解决争论是矛盾的,如果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就会使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被大大地省略掉,使我们无法真正地认识社会。拉图尔所坚持的是将社会看作一种运动过程,通过追踪联系,逐步实现展开争论、解决争论以及界定形成集体的正确过程这三个社会科学的传统目标。

由于这些误解,社会学中存在着两种范式的对立,即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 和联结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拉图尔将社会学的传统观点都归结为前者,认为传统社会学的各个派别之间尽管也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是将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现象,一种与生物、心理、法律、科学、政治等区分开来的特殊领域。社会的社会学认为所有领域都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一旦某个领域中有什么特殊问题解决不了时,他们就会求助于“社会因素”。例如对于一些经济学基本逻辑无法解释的经济行为,社会的社会学家会说,这些非常规行为之所以无法由理性计算来解释,是因为它们包含着社会成分,必须借助“社会”来解释。这种做法从根本是将社会作为解释的起点,以社会解释社会。这是一种同义反复,不具备解释力,而且关于社会自身是如何形成的也未被说明。不过,拉图尔对于这种范式也不是完全否定,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这种观点还是有用的。首先社会的社会学比较擅长描述构成社会世界的实质性要素,但是当发生创新,群体边界不确定,被纳入考虑的实体的范围在变化时,社会的社会学就会对追踪行动者新的联结无能为力;其次是它可以提供便利的途径来指称那些在这个集体领域已经被接受了的成分,比如“IBM”、“法国”、“毛利文化”、“向上流动”、“极

权主义”、“社会化”、“中下阶层”、“政治情境”、“社会资本”、“同行压力(peer pressure) ”等,如果拒绝使用这些概念就会显得既笨拙又充满了书生气(pedantic) 。

不过,拉图尔所坚持及本书倡导的是第二种范式,即联结的社会学。这种范式宣称社会秩序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没有所谓的“社会维度”、“社会情境”,没有一个独特的现实领域能够被表示为“社会的”或者“社会”,没有某种社会力量能够用于解释其他领域不能描述的剩余特征,把社会因素加入其他科学领域并没有什么意义。每个行动者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没有嵌入什么社会情境。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能动性,并不只是为观察者提供信息。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社会是许多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联系。在第一种视角下,每种行为——法律、科学、技术、宗教、组织、政治、管理——能够被回溯到它们背后同样的社会组成部分,并通过社会得到解释。在第二种社会学视角下,这些行为的背后一无所有,社会恰恰是最应该解释的东西,是解释的终点。拉图尔将这种理论命名为“行动者网络理论”。这种理论与我们所熟悉的一般网络理论不同,它不设定一种网状的社会联系,而是用于描述的一种工具。这一点有些难以理解,拉图尔就以铅笔为例向我们作了解释。他提出传统的网络理论就是铅笔绘制出的那张网,是表达的对象,而他的网络理论是那支铅笔,是表达的工具,它是关于如何研究或如何不研究,以及如何让行动者表达他们自己的一种理论,并不涉及它所要描述的对象的形状。因此,关于这种理论构想,拉图尔认为更适合的名称也许是“转译社会学”(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行为者活动本体论(actant-rhyzome ontology) ”或“创新社会学”( sociology of innovation) 。只是ANT 这个简称恰好与蚂蚁(ant) 同形,很适合形容拉图尔所要求的那种不带目的的、专心于眼前的、认真工作的、寻找联结的蛛丝马迹的追踪者,因此他还是坚持使用这个可能会带来混淆而略显笨拙的名称——“行动者网络理论”。

(二) 核心:三个概念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三个概念为核心,即行动者(agency) 、转义者(mediator) 、网络(network) 。虽然这些概念也会出现在传统社会学的讨论中,但拉图尔在对其强调之余,还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和外延。“行动者”这个概念在拉图尔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革新,即能动性与广泛性。一方面,拉图尔批评功能主义的观点,即将行动者看作处于某个特定位置以完成该位置预设功能的人。如果这样的话,行动者本身是没有什么个性的,处于同样位置的人就一定会采取相同的行动,他只是一个占位符(placeholder) ,承载特定的力量履行既定的功能。这样的行动者就好像一个黑箱(black box) （注1）,只要给定了条件,就一定可以产生可预计的后果。但拉图尔认为,如果行动者不能造成任何差异,那他就一定不能被称为行动者,我们应当尝试打开这个黑箱。因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mediator) 而不是中介者(intermediary) ,任何信息、条件在行动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另一方面,行动者一词在拉图尔这里还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它不仅指行为人(actor) ,还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许多非人的物体(object) ,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注2）。二是该行动者必须是有行动的,因而要到行动的过程中去寻找。ANT要求我们每次都去重新解释说明“行动者”是什

么。由于“行动者”包含许多非人的因素,因此行为人在行动过程中对这些因素也会有自己的判断,比如哪些是错误的、陈旧的、荒谬的,应该被撤走,哪些应当被加入,所以研究者如果想要更好地研究社会世界,就不是提前自行选择哪个行动者更为合理,而应参与到行动者的活动中。所以,ANT 对待行动者的态度是:尊重行动者的多样性,研究者只是去记录与描述。

转义者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对待行动者的态度,它贯穿了全书始终,由于扩展了的行动者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传统观念中的主、客体,所以这种态度也就是对待所有事物的态度。转义者是对立于中介者而提出的,后者毫无改动地对意义和力量进行转运

(transport) ,限定它的输入就足以确定其输出。中介者只能算作一个黑箱,即便它内部由很多部分构成,十分复杂,其所有的实践目的也只是转运,比如电脑。而转义者却不能只被算作一个单位,它们可以算作没有,或一个,或几个,甚或无限多。即使了解输入信息,也无法准确预测其结果,人们每时每刻都必须考虑它们的特殊性所在。转义者会改变(transformation) 、转译(translation) 、扭曲(distort) 和修改(modify) 它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即使一次陈词滥调的对话也有可能成为一条极其复杂的转义者链条,因为对话中的激情、意见和态度会使情况在每一个拐点上发生改变。拉图尔认为传统的社会的社会学大多将人或物看作中介者而忽略了其转义的作用,从而多倾向决定论,而联结的社会学或ANT则认为所有的行动中动员的都是转义者。这种态度的区别决定了两种观点在对待群体的行动、行动者、客体(object) 和关怀角度(matters of concern) 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

网络在拉图尔这里是一系列的行动(a string of actions) ,所有的行动者,包括人的(actor) 非人的(object) ,都是成熟的转义者,他们在行动,也就是在不断地产生运转的效果,每个点都可能成为一个歧义。这种网络不是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 如互联网, 也不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那种对人类行动者之间非正式联结的表征( representation)的结构化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所以应当是worknet ,而不是network。

(三) 展开:五个不确定性

在具体讨论上,拉图尔在第一部分“如何展开关于社会世界的争论”中,以五个不确定性讨论了群体、行动、客体、事实的性质以及如何书写文本的问题。

第一个不确定性提出群体处于不断的形成中。拉图尔认为人们并没有归属于某个既定的群体,所有的社会集合体都在不断产生、消失、分类和重置,所以应当追溯行动者在聚合和分解群体的活动中留下的种种踪迹。而要探究这种群体的形成和变化,人们可以参考行动留下的痕迹,如群体代言人的行为、该群体为自己设立的对立面、群体以各种方式为自己划定的边界,以及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和社会新闻等实体在群体的存在、延续、衰落或者消失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去探明群体是如何被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制造出来并被宣告存在的。

对于ANT而言,一旦我们不再去关注群体的形成或再形成过程,群体这个概念也就对我们失去意义了。

第二个不确定性探讨行动被超越(action is overtaken) 的问题。在常识中我们都会感受到,任何一个行动都是在其他行动的驱使下采取的,但这种超越不是所谓的社会力量的作用。拉图尔否认实体性社会的存在,他强调行动并不是一件连续的、受控制的、运作良好、边界明确的事情,而是不断被借用、分配、影响、控制并转变的。这时,就要借用“网络”的概念来代表行动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具体方法是跟随行动者去体会促使他们行动的各种力量。联结的社会学家要注意行动者自己的表达和使用的术语,而不是急于将其替代或归结为社会科学的语言。拉图尔不认为分析者拥有更高的、更抽象的元语言(meta-language) ,而行动者的语言必须被包含于其中。他提出,分析者只能使用次语言(infra-language) ,以便于注意行动者自己的元语言,并对行动者的语言进行反思性的理解。

第三个不确定性基于扩展了的行动者概念,探讨了客体的行动。如果社会是一场运动、一次变革、一种转化、一个名称,是实体间的暂时性联结,那么如何维系社会的持久性呢? 拉图尔批驳了那种认为由某种社会材料(social stuff) 或由基本社会技能(如面对面地互动) 就能建立起长久社会联系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行动从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行动中扩展开去,将客体纳入考虑的范围。因为每个客体都是转义者而不是中介者,这样它们必然对事物形态发生作用,而且行动是客体与主体间异质性的联系,主客体不能简单地分离,所以我们要在二者的异质性联系中才能找到行动。

第四个不确定性区分了事实的角度(matter of fact) 与关注的角度(matter of

concern) 。拉图尔批评说,传统的所谓“社会解释”是以某种社会材料去替代有待解释的对象,没有注意到实体之间真正的联系。研究者应当去追踪这种真正的联系,并不存在一个事物背后的“社会世界”,搞清楚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明白了什么是社会。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解除“自然”(nature) 对“事实”的独占,就好像我们应该在社会解释中赋予“客体”和“物”能动性一样。一旦去掉社会与自然间的人工边界,非人类的实体(non-human entities) 就可以凸显出来。这种做法并不是要从物质经验(material experience) 转向“丰富的人类主观性”(rich human subjectivity) ,而是要更多地关注物质提供的多样生活(the much variegated lives materials have to offer) 。这是一种关注的角度(matter of concern) ,它可以使我们彻底更新“经验主义”(empiricism) 的含义,也因而彻底地更新“自然”(natural) 与“社会”(social) 之间的区分。

第五个不确定性探讨了在追踪了这许多的不确定性之后,研究者该如何书写文本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明(account) 是一组文本组成的、对事物的脆弱介入,它提供了一个表现的机会。要如何进行这种书写是很重要的,否则追踪类型和数量众多的行动者,很容易导致研究内容的混乱,研究者也不知该什么时候停下来。拉图尔列出了研究者应当保留的几种笔记(note) ,包括:调查问询的日志、按年代次序和范畴化的方法记录的项目和范畴、随时随

地的笔记,以及这些书写的说明对行动者产生的效果的笔记。因为所有的行动者都是转义者,所以这些记录不是单纯地描述它们的表象,而是展开它们互动的过程。

(四) 稳定与合成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在提出了这么多不确定性之后,讨论如何使联结能够被追踪。拉图尔认为现在的“社会”一词是19 世纪的发明,它是混合了18 世纪的“利维坦”(Leviathan) 和21 世纪的“集体”(collective) 的一个古怪变形,它假设自身具有不需要被运作就能够存在的神秘性质。基于上述对存在于事物背后的“社会”的否定,拉图尔认为实际上只有国家与集体的二维之分“, 社会”的引入实际上将有待解释的对象消解了,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他提出要保持世界的扁平化,即只有国家和集体二维,社会只是社会集合体漫长历史中的一瞬而已,它悬浮于对国家的寻找与对集体的搜寻之间。社会的问题在于如何构成集体。因为面对面的互动总是存在溢出性的,即任何互动似乎都超出了当下涉及的因素,而来自某个其他的时间、地方并由其他行动者所产生。如果观察者要解释这种溢出所指示的方向,那么他就会从任何既定的互动中被引向某些其他的地方、时间和其他行动者。这样的解释在以往的观点中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跳跃,要么以一种全球性的框架来解释行动的溢出,要么重新回到溢出之前的地方性互动中。这一论题关涉的是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即如何联结宏观和微观。拉图尔的解释是:任何一端都无法解决面对面互动的溢出性问题,正确的方法是通过行动者网络完成几个运动:第一,重新定位全局性,打破从互动导向背景的自动主义;第二,重新分配地方性,理解为什么互动这么抽象;第三,连接前两者所揭示的地点,强调构成将社会理解为联结的这一定义的各种工具。

在最后的总结部分中,拉图尔完成了他为自己设立的第三个任务:合成,即这些集合的组合是如何在同一个集体中更新我们的存在感的,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认识论”的问题。展开行动者的不确定性是公正科学的问题,使集体成为一个共有世界是政治参与的问题。批判社会学的错误正是在于还未充分展开社会的争论,认识世界的真实联系,就提前限定组成社会的成员的类型,从而将科学与政治相混淆。这样,它就会在经验上变得空洞,在政治上缺乏实际意义。科学与政治应当是和谐的,而不是“重影”(seeing double) 。ANT 的做法既不是将政治扩展得无所不在,甚至扩展到科学与技术的内部圣地;也不是丝毫不关心不平等与权力斗争,因而缺乏批判的杠杆作用。拉图尔提出,只有在那种充分展开的、夷平化的、精简的领域内,行动才是可能的。在这些领域内,规划、结构化、全局化等问题和过程通过社会内部的各种微小渠道展开和运行,而且其影响依赖于大量隐藏着的不可见力量。只有以“批判的邻近”(critical proximity) 而不是在“批判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中,才能实现政治。关于组合起来的集合是否组成了一个适合我们共同居住的世界,即共同世界(common world) 的问题,则取决于自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世界的进步性构成(the progressive composition) 就是“关于自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ature) 的替代物。

三、继承与突破

《重组社会》一书是拉图尔在多年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自身方法论体系进行的总结。在该书中,他重新界定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以及社会、社会力量、行动者、网络等基本概念,并对描述、解释等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对其基本内容的梳理我们发现,此书不仅是巴黎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精要,也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对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继承与突破。

首先,在对社会的基本认识及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位上,继承塔尔德(Gabriel Tarde) 的联系原则,即“社会的本质在于联系(association) ”,反对涂尔干的实体论。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实体,社会能够外在于个体,在时空上无限超越个体,并能对个体产生强制性力量。塔尔德则认为“社会”绝不是某个特定的实体化领域,相反,它意味着某种联结,社会是一种“循环的流动”,这与涂尔干理论中社会的“有机体”形象大相径庭。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核心准则是,社会事实的原因只能在社会事实中寻找,而不是在个体意识状态中探究。这也是涂尔干将社会学与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区别开来的关键。但塔尔德却表示反对,他认为,社会学不仅不应该与哲学和形而上学,也无需与心理学区别开来,因为社会学实质上本就应是一门“内心理学(inner-psychology) ”,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通过由人际心理学(inter-psychology) 所提供的媒介来进一步研究个体内心理学, 前者被认为是后者的“桥头堡”(bridgehead) 。拉图尔十分赞同塔尔德的观点,他也认为没有什么实体性社会的存在,有的只是处于不断发生、变化和消亡中的联结。在《重组社会》中,拉图尔多处批判了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认为涂尔干代表的实证社会学是一种“社会的社会学”,此方法以“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为原则,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替代”( substitution) 过程:即以熟悉“替代”陌生、以一种修辞“替代”另一种修辞、或以一种背后的所谓“社会力量”替代行动者和研究对象本身的过程。他提出的ANT理论代表的则是与之相对的“联结的社会学”,这种新的社会解释原则认为解释并不是“认知神秘化”或“替代”的过程,而是一项实际的世界构造工程,换言之,社会解释是要将实体与实体联系起来,去追溯一个行动的网络。

其次,在对社会的解释对象上,纳入了物,批判了阐释社会学。菲利浦·柯尔库夫( Philippe Corcuff) 在《新社会学》中曾评论拉图尔“(他的) 野心倾向于把社会科学蕴意深广的流派的贡献(韦伯和舒茨的) 打入冷宫”(柯尔库夫,2000 :97) 。拉图尔认为传统的意义阐释学派只考虑“人”,特别是人在行动中的“意义”维度,对于物则基本上不做讨论,这与只追求“一种客观化匿名技术控制”的实证主义学派在逻辑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他特别指出,阐释学派虽然大多受到现象学运动的影响,但也继承了现象学派的缺陷,即“他们无法想象除了有意图的人类外,还存在其他行动者的形而上学”。阐释社会学与它宣称要试图取代的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社会学相比,其实更像是“社会的社会学”,因为它自认为,那些诸如人、意图、情感、工作、面对面的互动等特定的行动者类型,能够“自动地”带来活力、丰富性与“人性”。拉图尔要求的是摒弃阐释社会学中常出现的“具体”、“抽象”、“主体”、“客体”这类字眼,转而使用“转义者”和“中介者”这两个概念,并发展了米歇尔·赛尔

(Michel Serres) 和米歇尔·卡龙有关“翻译”(或称“转译”,translation) 的思想,以便能够“跟随行

动者”,考察在实践过程之中哪些行动者被卷入、被赋予了特定形态,以及转义者和中介者的运作等问题。

第三,在解释社会的方法上,要求记录和描述,批判了批判社会学。拉图尔认为,如果说上面那些“社会的社会学家们”所犯的错误尚有“一些令人尊敬的理由”,比如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总是怀抱着赋予社会一种新的秩序的雄心壮志,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把许多被认为是威胁秩序的因素给有意无意地精简掉了。那么“, 从社会的社会学转向批判的社会学”就是“一种更为危险的倾向”。拉图尔指出,批判社会学不仅忽视经验材料、用预先设定的所谓“社会力量”来替代行动者话语和行为,而且还把理论家们的误解和“代言”所引发的行动者的愤慨反应理解为“社会对错误意识面纱不可避免的幻觉”,并由此反证和强化了批判者们自身的合法性。在批判社会学的这种运作下,社会学不仅成了远离经验的(empirical) ,而且变成了“捏造的”(vampirical) ,社会也由社会的社会学家们的“实体”,进一步变成了“人造品”和“幻象”。因此,拉图尔对批判社会学传统的攻击可谓是最重的。

第四,对加芬克尔(Garfinkel) 、德勒兹(Deleuze) 等晚近思想家成果的吸收。拉图尔曾声称,ANT 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套“忠实于常人方法学视角的”方法,即“行动者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而我们则需要向他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做了什么,也要知道他们怎样以及为什么做了那些事情”(Law &Malden , 1999 :19) 。他在《重组社会》中反复提到要继承和发展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思想。实际上,一些对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等著作发表评论的学者也认为,拉图尔的经验研究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加芬克尔和人类学的方法。常人方法学关注社会现象中表现出的秩序、规则和协调,将其理解为“在具体情境下进行互动操作的结果”,并特别强调社会现象的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 ,即社会成员自己进行反思和主题化(thematisation) 。拉图尔对群体形成过程的关注,以及对研究者在文本写作中的不确定性来源做出的思考和讨论,都是这种“可说明性”的继承。而在对社会学专业知识与日常普通知识关系的理解上,拉图尔也同意加芬克尔的看法,认为这两种知识范畴具有近似性,但又非同一。在对德勒兹的借鉴方面,拉图尔主要是借用其理论概念为自己的相对主义立场正名。在他与约翰·劳(John Law) 等人合编的一本ANT研究论文集中,拉图尔强调自己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网络”一词不是借用自美国的网络理论, 而是从德勒兹和瓜达里(Gauttari) 有关“根状茎”( rhizome) 的概念中推演出来的(Stark , 2001 :97) 。当拉图尔在访谈中被问到他是实在论者还是相对主义者时,他说在他看来相对主义其实也是一种绝对主义,因此他的立场毋宁说是“关系主义者”,并引用了德勒兹说过的一句话:“相对主义不是真理的相对性,而是关系的真理”“, 因此,请把我完全看成是一名普通的科学家:更加关系主义,因而更加实在论”(成素梅,2006) 。

此外,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图尔的思想与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有很深的渊源。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在理论上受到了马克思、涂尔干、曼海姆、默顿、库恩等人的影响,其中以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最为经典,他奠定了科学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取

向(朱可曼,2004) 。虽然他们具体视角有所差异,但总体上认同一个基本原则:科学的产生、发展与应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因素所决定,但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按照它内在的逻辑具有真理性,而人能够通过理性的思维不断地认识科学的真理(马尔凯,2001 :14 - 16) 。20 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英国以布鲁尔(David Bloor) 和巴恩斯(Barry Barnes) 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 Edinburgh) , 以柯林斯( Harry Collins) 为代表的巴斯学派(Bath) ,以及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其中爱丁堡学派布鲁尔的观点对拉图尔影响较大。布鲁尔在其代表作《知识和社会意向》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SSK的强纲领”,包括4 个信条:因果性,指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其中以社会因素为主;无偏见性或公正性(impartiality) ,指必须无偏见地对待真与假、合理性与非理性,对成功的科学和失败的知识都进行研究;对称性,指解释式样上的对称性,同样的原因应当既能解释真实信念,也能解释虚假的信念;反身性,指原则上SSK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Bloor , 1991 ;布鲁尔,2001 :7 - 8) 。通过“强纲领”的主张,爱丁堡学派提出,处于不同社会情境的人会因为不同的“社会意象”而产生不同的观念,形成不同的知识。所以,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知识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知识也只是一种通过社会建构形成的信念。他们反对习以为常的理性的崇高地位,认为不论人类的信念合理与否都应该被平等地对待,因为它们都是社会意象的结果,并没有恒定的标准决定科学知识是更高一筹的,所谓的科学真理的判断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

以拉图尔代表的巴黎学派早期继承了SSK的许多原则,但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对其不断地予以扬弃。他们提出了新的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用“实践建构”来取代“社会建构”,摆脱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的套路,而试图代之以具体的实践过程。拉图尔认为,布鲁尔的强纲领忽视了自然物的作用,实际上存在着很强的不对称性,需要用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对称原则来代替。这种普遍性原则就是重新界定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把物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不仅考虑观念之间的对称性,而且考虑自然物与社会性观念之间的对称性,从而达成真正的对称原则。也只有这样才能贴近科学的本来面目,看到自然与社会在科学中的共同作用。这种对称性原则要求取消对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传统二元划分,从实际过程的角度考虑,凡是具有行动者效用的对象都纳入研究的视野。在科学实践中,所有行动者共同产生作用,发生联系形成网络。沿着各种联系,每一个行动者通过相连的其他行动者而获得意义。比如,在法国“巴氏灭菌法”的发明过程中,巴黎、君主、生物实验室、生病的牲畜、灰质物等等都与巴斯德构成了联系。每个行动者,包括作为人的巴斯德和物的生物实验室或牲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有以这种视角才能看到科学知识真正的产生过程。

拉图尔的研究方法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拉图尔同时代的几位重要的SSK学者的重要著作还包括美国女学者诺尔- 塞提娜(Karin Knorr-Cetina) 的《知识的制造》(1981) ,美国学者利文斯顿(E.Livingston) 的《数学的人种志方法基础》(1986) ,林奇(M. Lynch) 的《实验科学中的技能与人造物》(1985) ,还有特拉威克的《光束的时间与生命的时

间》(1988) 等（注3）。这些成就都采用了巴黎学派对实验室的田野研究方法,成为SSK中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四、争论与启示

当然,拉图尔的ANT 理论并没有得到学界的一致公认,关于他的观点,学界存在着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在认识论立场问题上,菲利普·柯尔库夫认为尽管拉图尔强调自己坚持的是完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但实际上拉图尔是在相对主义认识论与完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之间犹疑,前者否认科学真理的合法化,后者不涉及对真理的怀疑,只是把科学领域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对象。又如拉图尔提出应当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学领域,本雅明·马塔隆(Benjamin Matalon) 则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科学领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此外,对待“物”的态度也是学者们存有疑问的一个地方。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中反复强调“物”也是行动者,因此学者们应该对物给予足够的关注,而许多学者对这一点并不认同。埃哈德·弗里德伯格便批评了这种不区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操作方式,认为这种操作方式会使我们无法阐明人类行动的特殊性(柯尔库夫,2000) 。

但是,以上这些批评未必会被拉图尔所接受,因为上述很多争论的基础实际是对世界本体论认识的差异,原本就是无法调和的。以对待物的态度为例,拉图尔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否认了人的能动性。他的“转义者”概念是为了给予物更多的关注,但并没有忽视人的心理层面,只要心理层面的因素真的发生了作用,就必然会留下痕迹,我们就可以去追踪,这与重视物的作用是统一的。而对于那些没有痕迹的东西,拉图尔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痕迹,就意味着没有信息,因此也就不需要描述,不需要说明”,否则,就是捏造。如果抛开这些本体论的分歧,我们发现《重组社会》对以下几个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对行动主体的强调。拉图尔对行动者的重视贯穿于《重组社会》全书始终,比如追溯行动者形塑和拆散群体的活动所留下的种种踪迹,根据行为人自己的经验形而上学(Empirical metaphysics) 去关注多种多样的行动者(agency) （注4）。在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解决上,拉图尔认为社会学家不是为社会立法,事先对行动者强加一些秩序,而是只有在行动者部署完各种矛盾并身陷其中之后,社会学家才可能更好地寻找规则。因此ANT对行动者们说:“我们不会去束缚你们,以使你们符合我们的分类,而是会让你们去部署自己的世界,并只有在此之后才会让你们解释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拉图尔认为,研究者不应当在研究过程中以自己的元语言将所有行动者的语言都化约了,行动者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形而上学和元语言,研究者应当跟随行动者,使用次语言去理解行动者的元语言。定义、整理社会的任务应该留给行动者自己,而不应由分析者来承担,我们应该去追溯争论间的联结,而不是试图去决定如何解决任何给定的矛盾。

其次,对物的发现。如果说拉图尔对行动者的强调已在众多学者那里达成共识,算不上创新的话,他对物的态度可算独树一帜。拉图尔秉持对称性原则将物纳入了扩展的行动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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