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再定义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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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的再定义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

语言符号的再定义

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静止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上帝般的自我运作能力,它分别在声音和思想连续体上进行切割,产生一定数量的能指和所指的相互对应,这就是结构主义所说的“符号”。这样定义符号既排除了语言主体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也割断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意义研究的贫乏。皮尔士的哲学立场是此岸的。他首先肯定外部世界的存在,这一世界与认知主体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符号。符号的意义即认知和交际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再现。皮尔士是这样给符号下定义的:

符号,或者说代表项,在某种程度上向某人代表某一样东西。它是针对某个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在那个人的头脑里激起一个相应的符号,或者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我把这个后产生的符号称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符号代表某样东西,即它的对象。它不是

36在所有方面,而是通过指称某种观念来代表那个对象的。

值得注意的是,皮尔士对“符号”的解释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其广义上讲,“符号”

37被用来称谓“代表项”(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

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其狭义上讲,“符号”相当于“代表项”。这两种用法的区别在下图(图12)中一目了然:

狭义的符号本身处在一个三角关系之中,它指称某个“对象”,但又不是简单地与该指称对象相对应,而是通过一个中介成分(即“解释项”)与其发生联系。

皮尔士将指称对象引入关于符号的定义,这无疑是对结构主义两元符号模式的一大改进,但36 皮尔士,“符号学的逻辑:符号理论”,载于伊尼斯 (Robert E. Innis) 编《符号学文集》,第5页。

37 “解释项”一词的英文为“interpretant”,由于该词的拼法比较特殊,所以经常被误译成“解释者” (the person who interprets the sign)。其实,皮尔士用它来表达的是指称对象在符号使用者头脑里所唤起的“心理效应” (mental effect) 或“思想”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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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符号学理论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关心产生意义的生活背景,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符号本身。他在论及符号意义时曾这样说:

除非我们将指称对象同集体意识联系起来,不然它们不可能具有意义。某人独自在一条路上艰难地跋涉,碰到一个模样怪诞的人,那人说:“麦加拉起火了”。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中部,那附近很可能有一个名叫麦加拉的村庄。或者它指的是麦加拉的古代城市之一,或者谈论某个传奇故事。完全没有确切的时间。总之,在听话人问“哪里”之前,那句话根本不传递什么意义。“噢,沿这条路走大约半小时。”那个人指着他来的方向。“什么时候?”“我经过的时候。”听话人这时才得到信息,因为前面那句话这时才与双方的共同经验联系了起来。因此符号传达的意义总是由集体意识中的运动对象所决定。顺便指出,运动对象并不是思想之外的东西。它虽然指在知觉活动中作用于

38人脑的东西,但还包括更多的成分。它是实际经验的对象。

皮尔士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将符号放置于具体的交际和指称背景中,我们才能够把握它们的意义。以上引文中的假想对话就是一种不断确定参与双方共同生活世界的活动,它使符号的具体意义得到明确。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皮尔士实际将符号解释项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符号的自身信息,另一部分是符号使用者关于生活世界的一般知识,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而前者又不断对后者进行改造。存在于符号之外、但对理解符号解释项又必不可少的信息属于“补充经验”(collateral experience)或“补充观察”(collateral observation),应该将其同符号的自身意义严格区分开来。皮尔士指出:

在理解符号时,所有需要理解者补充观察的那部分都在解释项之外。所谓“补充观察”,不是指关于符号系统的知识。这样得到的知识不是补充的。相反,它是获得符号所表达思想的前提。我说的补充观察,是指先前对该符号意义的认识。因此,假设我们使用“哈姆雷特疯了”这个句子,要理解它的意思,我们必须知道人有时候会进入那种奇怪的状态;我们必须曾经见过疯子,或者阅读过有关方面的书籍;如果我们知道莎土比亚关于疯狂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这用不着是猜测),那就更好。所有这一切都是补充观察,而不是解释项的一部分。把与符号意义相关联的不同主题放到一起,这是形成解

39释项的支柱或力量。

也就是说,符号意义是需要在具体的意指过程中“形成”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符号的指称功用。如果莎士比亚剧本的语义结构必须与当时具体的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产生哈姆雷特所患有疾病的解释项,那么在理解这些文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具备一定的补充经验,即能够识别与话语相关的人物、事件或状态,并以此作为解释文本的经验基础。

一般说来,我们的生活经验比解释文本所需要的知识面要广阔得多,但这不妨碍经验世界作为理解文本的假定结构。参事各方可根据具体的情况不断缩小相关范围,以求得对符号意义的共同认识。皮尔士曾在另一处将与具体话语有关的生活世界称为“注意领域” (field of attention)。这一领域本身不是考察对象,但它与眼前文本的联系比经验世界中其他领域更38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203页。

39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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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用简短的言语将文本的假定知识结构陈述清楚。生活世界永远是模糊不定的,它包括一切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事。

具有双重身份的生活世界(它既是再现的对象,又是理解再现的基础)是人际交流的重要前提。在皮尔士看来,话语交流若要成功,必须满足六项基本要求:

1) 通晓所使用的语言;

2) 掌握普遍语法的基本知识;

3) 具有人类的重要特征;

4) 就生活的基本单位具有相似的经验;

5) 能够约束身体和思想;

6) 交际双方都默认对方的背景知识。

这些理解话语的前提条件听上去似乎平常,但整个符号意指过程的确离不开它们。头两个条件涉及解释项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要把解释项同解释项连在一起,并通过明确的话语规则求得相互理解,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第三个条件规定,话语交际各方必须具备说话和听话的生理机制。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交际各方必须能够以相同的方式接受、解释、储存和发放符号,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具备相同的生理和神经结构,并具有学习和改进的能力。第四个条件强调的是交际各方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生活世界。我们通常讲的文化障碍,就是指给理解带来困难的两个个人、两个阶级或者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皮尔士认为,尽管生活经验因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但它的最基本部分却是跨文化的,因而构成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的共同知识仓库。第五个条件与皮尔士的哲学立场有关。他曾经把逻辑定义为能够自我控制的思想,而把思维活动定义为能够自我控制的行为。这样的逻辑控制能力当然重要,否则对话各方就无法共享生活世界。最后一个条件要求交际双方必须相互了解。通过相互了解,讲话者和听话者能够在现实或者想像中交换位置,从而有可能达成关于符号意义的共识。没有相互了解的前提,就谈不上围绕符号解释项的“协商”,交际各方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对某些符号作出反应,但这些符号所起的作用更像信号,更像一个刺激和反应的系列。可见皮尔士十分重视生活世界对理解符号意义的作用。

有人也许会问,这不正是结构主义所批判的那种将语言符号与世界之关系看成简单的名、实对应的幼稚观点吗?皮尔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虽然他在多处强调语言符号与周围世界之间并没有自然或内在的联系,但他同时也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超越语言在某一特定时期对使用者的限制的可能性。语言以特殊的方式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分类,但词语和世界的联系是双向的,这些分类又通过解释和再现而得到改造。

皮尔士关于符号意义的理解又与传统逻辑学中的“外延”(extension) 和“内涵” (comprehension) 这两个范畴有关。如果用传统的术语来解释他的思想,“外延”指的是语言符号的一般意义;而“内涵”则指语言符号在具体情境中的个别意义。以下是他写于1911年一份手稿中的一段话:

“狗”这一词语的意义是某只狗,是关于某只狗的知识,但它的意义不明确。“符号解释项”是关于所指“某只狗”的特征不太确定的概念。……至于这些特征,我们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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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条腿,是食肉动物,等等。这里我们必须首先区分该词语所指的那些主要特征,即主要解释项。其次是它在具体解释者头脑里实际激起的概念。再则是那些有意想激起的特征--也许它只是主要特征的一部分,也许是那些非主要的特征,尽管我们以前不知

40道,但该词语现在想激起它们。

皮尔士显然把符号意义看成是外延和内涵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如果用最简单的形式来表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公式:“外延+内涵=信息”。

皮尔士还把意义的形成看作人类不断积累新知的过程。符号的外延意义是已经得到社团认可的知识,而符号的内涵意义则是外延意义的具体表现,其中包括可能被社团认同的新知识。这一点可通过人们对“理性动物”这一概念的理解来说明: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理性动物都难免一死,这一事实在词语“人类”中得到抽象。因此“人类”一词既具有理性动物的外延,又有生命有限的理性动物的内涵,除此而外还有

41更多,因为它会比先前符号带来更多的信息。

这段引文再次表明,语言符号意义可以分为词内意义和词外意义两种。面对不断变化着的人类生活经验,人类需要词内意义的帮助,以更好地把握生存环境,但他们同时也会根据新的生活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模式。只要生命的过程不断,符号的意义就会不断变化,因为它们“会比先前的符号带来更多的信息”。

皮尔士关于符号的论述虽然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提出的,但它对当今的学术研究仍不乏启迪。以索绪尔二元符号模式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思潮因其理论上的缺陷而遭到符号学界的广泛批评。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局面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有不少人由于对结构主义理论缺乏全面的认识,在批判中失之偏颇,从而走向了另一个理论极端。

法国当代思想家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就是其中一例。在结构主义理论中,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相结合是所在系统所有成分相互消极区分的结果或效应,然而区分活动一旦完毕,“声音印象”与“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被固定了下来。在德里达看来,这一语言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结构主义不同意将概念看成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实体;另一方面,它又承认概念是听觉印象的对应物。他进一步指出,把符号看成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并将所指等同于概念,容易导致设想一个先自我存在、而后被指称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独立于语言、独立于能指系统、被思想简单再现的概念。但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我们都无法声称某一符号具有终极性。假如我们不知道某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我们到词典或者教科书里去寻找,我们所得到的是更多的解释词语,这些词语又将我们引向其他词语,词语的指称活动就这样一环套一环,永无止境。这表明,符号永远不可能自给自足,它总是超越自身,指向他者,而他者却又始终不可企及,或者说只能部分企及。眼下的词语是先前词语的所指,但它又作为将来词语的能指。这样一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区别就在意指过程中变得含糊不清了。德里达称这个始终没有对应概念的意指过程为“印迹”:

印迹不是在场,而是在场的假象,它不断移位、换位和超越自身。确切地说,印迹没有40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146页。

41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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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也不占位置),因为消除痕迹正是踪迹的结构的一部分。……区分使得意指运动成为可能,它的条件是每一个“在场的”成分在登场时都和其他成分相关联,而且保留着

42以往成分的痕迹,并允许自身被与将来成分之关系的痕迹所掏空。

结构主义者所谓的“差别”,指的是符号系统内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区分,但由于这一系统是封闭的,因而区分活动必须在某一点上中断。与结构主义理论不同,德里达给“差别”概念增加了历史的维度。他认为,符号意义不仅通过对同一共时系统内其他成分的参照而得到确定,而且还取决于它们在不同话语情境中的各种不同用法。这种可能在无数场合被引用的意指特征使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变得十分松散,任何单一的结构编码都无法控制它们。符号每一次被使用时,来自静态结构的标准成分都可能受到新的话语情境的挑战或者更改。所以,德里达建议用“延异”(differance) 取代“差别” (difference):

延异 (differance) 中 a 这个字母所暗示的活动或生成能力指的是差异游戏的生成运动。后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没有被永远注册进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可以进行彻底共时分类的静态结构。差别是转变的效应,从这一角度看,延异的中心思想与结构概念

43中静态的、共时的、分类的、非历史的主题并不相容。

也就是说,“延异”比“差别”更能概括意指活动的实际状况。在法语里,“延异”这个词有两重含义:(1)区分,表示甲与乙的非同一性或差异;(2)推延,表示意义的出现总是由于语言中的游戏而被推迟。这两个词素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不允许语言符号有任何积极的参照,即解构主义者所谓的“缺席”或“不在场”。当然,“区分”和“推延”所传递的“缺席”的意义又各不相同,前者描述的是不断向其他结构项滑行的空间运动;后者则揭示一种时间的运动,在那里,语言的意义不断朝着过去以及将来扩散。所以“延异”这一术语既保留了结构主义关于“否定区分确定符号意义”的基本思想,同时又打破了将语言看成一个封闭系统的静态符号观。个别语言符号不再被看成整体的一部分,但它仍然与周围其他成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意义仍然必须回到差异和推延的网络中去寻找。由于这一网络不再是封闭的,差别的游戏也就没有终结,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超越区分符号的时空运动的终极意义。

应该说,皮尔士的符号思想与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 (theory of Deconstruction) 在对结构主义静态语言系统的批判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皮尔士也认为语言的共时状态根本不存在,我们所能接触的只是永无止境的符号意指活动 (unlimited semiosis)。不仅如此,他还坚持符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它们四处蔓延,相互渗透,从而使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永远无法保持单一和纯洁。他说:

某代表项通过它所产生或修改的概念来代表某物。或者说,它是将外部事物传达给人脑的媒体。它所代表的东西叫做指称对象;它所传达的东西叫做外延;它所产生的概念叫做解释项。符号所代表的指称对象只能是符号,第一个符号又是它的解释项。虽然后一个代表前一个的无限符号系列可以被看成是具有终极指称对象的,但个别符号的意义只能是符号。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剥去多余衣服的符号本身。但这些衣服又不可能彻底剥掉;它只是变得更加含糊不清。可见这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回归。最后,解释项42 德里达:《言语与现象》,西北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2页。

43 德里达:《有限公司 abc》,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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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接过真理火炬的另一个符号;作为符号,它又有自己的解释项。瞧,又一个永无

44止境的系列。

除了前面提到的符号内涵与符号外延的区别,这段引文强调符号意义的开放性。按照皮尔士的解释,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非一次完成而一劳永逸的。固定在现有符号里的人们关于指称对象原有的认识,是我们在新的生活环境下把握同一对象的基础,但我们常常会根据新的需要改变旧的符号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旧符号也是新符号所代表的对象。同样,眼前的符号又将作为后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所以它又是未来符号的符号。皮尔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解释道胡粕斯编:《皮尔士论符号:皮尔士符号学文集》,第68页。:假设一位名叫张三的人物在历史的某一点上被人们认定为“黑人”,至于此人是男是女,不在当时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直到后来的人觉得有必要作这一区分,张三又被认为是“男人”。也就是说,后人又给前一个符号增加了新的含义。如果还有人发现张三是一位“将军”,那么这些人心目中的张三就既是将军,又是男人,又是黑人。在以上每一情形中,先前符号都是后来符号的所指。如果用图像来表示这一递进的意指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下图(图13):

图13上端的空白和下端的虚线分别向我们说明两个问题。一、我们与外部客体的接触在许多情况下必须通过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用皮尔士的话来说,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虽然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火星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有少数的天文学家通过高科技手段直接观察到火星的状态,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天文学家的语言描述,获得关于火星的间接知识。二、虽然符号代表项与指称对象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解释项这一中介,而且解释项与解释项之间又互为符号,形成永无止境的意指过程,这并不等于说符号的意义永远飘游不定,可望而不可及。在上面这幅图中,“张三1”、“张三2”、“张三3”都是符号代表项,作为历史人物的张三是它们的共同指称对象,即动态指称对象,张三的本来面目也许永远不会为某位个人所知,但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符号使用者来说,“黑人”、“男人”、“将军”就代表了这个人,而“张三1”、“张三2”、“张三3”分别是它们的符号代表项。这就是说,虽然人们对符号动态对象的理解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每一步却又是实实在在的。皮尔士在讨论一个类似的现象时这样说:

44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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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某人说理查德三世似乎是位能干的君主,十有八九他从来没有读过关于理查德三世的第一手材料。他只是指现代人想像中的理查德。真正的指称对象是理查德这个人物,

45我们只有通过充足的信息和思考才能够最终获得关于这个人物的了解。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与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区别。德里达虽然看到了隐含在结构主义理论中的矛盾,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德里达虽然打破了索绪尔的封闭式语言系统,但他却保留了从索绪尔整体语言论派生而来的差别原则。对皮尔士来说,封闭系统的打破并不一定意味着符号意指活动的无序和混乱。究其原因,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建立在符号本身不具备积极意义的理论前提之上,因而只能回到符号系统或者相关的文本中去寻找空洞的结构关系。与此相反,皮尔士所说的符号解释项是一种积极而具体的指称活动。虽然符号意义的解释是开放性的,但现实生活的压力时时迫使我们中断这一在理论上是永无止境的意指过程。我们可以用以下三个简单公式来概括结构主义、解构理论和皮尔士符号模式之间的不同:

· 符号A≠符号B≠符号C≠符号D……=符号A(结构主义理论)

· 符号A≠符号B≠符号C≠符号D……(解构理论)

· 符号A≈符号A1≈符号A2≈符号A3……(皮尔士理论)

在结构主义理论中,符号意义有赖于消极区分,一旦区分活动完成,符号即获得积极意义,任何与之不符的创新成分均属于“个人的”或“偶然的”现象而遭到排斥。在解构理论中,先验的语言系统被打破,符号的消极区分活动永无止境,它们的意义也就变得飘游不定。在皮尔士的理论中,符号本身就因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代表项与解释项之间的联系并非一成不变的,符号的使用会不断产生新的意义,而新意义又是建立在先前意义基础之上的,这是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与不断适应环境的解释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45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158页。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94u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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