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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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6日 09:20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9卷第1期 作者:黄伟 郑德荣 我要评论

字号:【 大 中 小】【打印】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和党建理论的奠基者。列宁继承和发展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结合俄国革命斗争实践,创立了列宁党建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党建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进行了创造性科学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党建理论。邓小平指出:在党的建设学说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1〕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进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就是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近代特殊国情和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适应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需要把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诞生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2〕,“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3〕。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宗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纲领(政治路线)和策略等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马列主义党建理论。

一、思想建党的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他们通过大力宣传讲授、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用科学社会主义去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4〕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创立了第一国际,从而“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5〕。

列宁也一贯重视思想建党,并反复强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6〕,“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7〕。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思想上的统一进而达到组织上的统一,才能使党的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真正的巩固。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谈不上统一的问题。”〔8〕而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统一是没有意义的”〔9〕。这些充分说明列宁对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列宁还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的侵

蚀和影响问题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0〕,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11〕。当然,“灌输”教育实践中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宣传和灌输工作变成教条主义的说教,而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12〕。归结起来,马列主义关于思想建党理论的基本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思想建设,通过“灌输”马列主义科学理论去武装无产阶级,进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真正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起来。

毛泽东自1920年阅读《共产党宣言》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矢志不渝地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3〕作为自己革命活动的中心任务之一,他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党建实际相结合,自觉“半自觉”中推动着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化。毛泽东最为重视思想建党,他在实现马列主义思想建党理论中国化中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和党情实际出发,确立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环境,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点是成员构成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成分为绝大多数。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

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14〕。为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指出“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5〕。也就是说,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思想总体状况,必须大力加强思想建设,根本的就是通过树立正确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克服错误的、落后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16〕。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毛泽东按照马克思主义“灌输”论,针对党员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不一致的情况,决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的地位”。毛泽东对思想建党问题进行了艰苦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并取得成功,提出了思想上建党的方针、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概括说来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运用“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的方法,遵循“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的原则,最终“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17〕。 再次,普及学习马列理论,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理论教育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8〕毛泽东曾有个生动比喻:“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19〕所谓“队伍整齐、步

调一致”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思想统一于马列主义旗帜下,而这里的“兵要精、武器要好”,则是指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要非常高。而要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就必须团结统一,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实践能力。正如列宁早在建党初期所指出那样:党员应该把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20〕。亦如1923年为提高俄共(布)的工作能力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提出任务那样:“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21〕

毛泽东也一直积极倡导学习马列理论,他不但自己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反复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同时还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键时刻,总是亲自列出马列著作书目。譬如: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实现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要求高级干部认真读《共产党宣言》等5本马列著作;1949年建国前夕,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提高即将成为执政党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面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困惑,毛泽东又提出要求党员干部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通过认识阅读,并学会理论联系实际,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改造世界观,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指导实践的能力。最后,与“势”俱进,坚持不懈加强思想建设,同时发展创新方式方法。毛泽东认为,加强思想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永恒主题,不管形势和外部情况怎么变化,都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懈怠;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

以创新思想建设的方法和方式。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内外环境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预感到党内会滋生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的情绪。于是他及时提出“两个务必”,警示全党要拒腐防变,抵制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新中国成立后,贪污腐败、贪图安逸、理想信念动摇等各种不良风气在党内有滋长蔓延之势,于是毛泽东领导开展了“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22〕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次年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做一个共产党员需具备八项标准,要求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觉悟,等等;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无论是“整风”、“整党”,还是“三反”,思想建设活动载体和方式不断创新发展,而加强思想建党的主题和本质却总是永恒不变的。这些运动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始终要求全党一以贯之地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拒腐防变、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的重要思想。正因为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思想建党理论实现中国化,才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发挥凝聚力、战斗力提供组织保证

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

织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把党建设成为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堡垒的重要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一系列组织原则中,虽然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但在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都体现了非常明显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

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作为正式的、由党的决定加以合法化的原则用语,最早出现在1905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在该会议决议《党的改组》中指出:“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23〕同年9月,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24〕。翌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正式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二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25〕在党建实践中列宁还强调:民主和集中不是一一对应的,要根据不同历史环境和现实条件合理侧重、灵活运用。因此,他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26〕,同时,列宁又高度重视党内的民主生活,他指出“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27〕,“不容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28〕。此外,列宁还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他指出:“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

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29〕归结起来,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并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根据具体形势而对二者合理地侧重。

十月革命后,民主集中制推广成为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就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党建实践中,深刻把握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并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深刻揭示出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提出要把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相结合,同时制定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矛盾的制度,形成了我们党在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推动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思想中国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民主和自由是巩固民主集中制、发挥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发扬民主,保障自由。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30〕他还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31〕。可见,毛泽东认为,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民主集中制就能充分发挥出强大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发挥出强大的组织力量。

其二,集中和党的纪律是巩固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严明党的纪律,“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在党的建设历史上,曾多次执行纪律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进行斗争,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譬如红军长征途中,为了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展开斗争,毛泽东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并尖锐地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32〕这些纪律实际上就是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中国的生动体现和丰富发展。由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终于迫使张国焘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从而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正如毛泽东所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其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体。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毛泽东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33〕邓小平曾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民主集中制上做出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34〕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势”俱进灵活贯彻在实践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局势,强调的侧重点是有所差异的,这一点和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精神是一致的。可见,毛泽东对如何在中国科学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有

着深刻的认识,他一直倡导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5〕。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违背了自己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酿成历史的悲剧,这惨痛的教训必须警示。 三、作风建设的中国化,为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提供根本保证

一个政党的作风好坏,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直接影响着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直接决定着它的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建党过程中已注意到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列宁在建党实践中也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党的作风建设,而毛泽东则把马列主义作风建设思想在中国运用得炉火纯青、卓有成效,主要体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其一,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他们创立的理论“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36〕,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37〕。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运用他们的理论,“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为转移”,“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8〕。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列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之精神实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39〕,必须紧密结合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具体实践起来“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0〕。这也就是说理论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结合具体

的实践。

毛泽东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始终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41〕。他强调:真正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还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有的放矢。其二,密切联系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1848年,他们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42〕,同时还建议广泛建立受同盟领导的外围组织。他们主张用广泛建立工会、合作社等群众团体,公开发行各种报刊、频繁组织群众集会特别是用争取普遍选举权和参加议会竞选等方式宣传和组织群众。列宁也非常重视党与群众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43〕。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强调:“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44〕,他还深刻揭示出:工人、农民、士兵,是奋不顾身地跟着共产党的,这就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力量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因

此,他总是号召“哪里有群众就要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反复强调:执政党更是要继续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地、创造性地炉火纯青地运用于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活动中,并倡导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5〕毛泽东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动力源泉和依靠力量。这无疑也是我们党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根本要求。可见,在党建实践中能否密切联系群众是关系党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其三,批评和自我批评。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46〕他认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当然,批评和自我批评会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也“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但“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47〕。列宁也特别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把它作为一个政党是否合格的尺度和标志。他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48〕俄共(布)中央还专门出版不定期的

《争论专页》,任务就是开展党内批评。列宁还要求党内一切重要问题都要开展广泛讨论和批评,可见,列宁已经把批评升华为一种让党和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有益工具。

毛泽东一直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49〕,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缺少的武器,没有这个武器,党的肌体要受腐蚀。毛泽东还曾作过极其生动和形象的比喻:“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50〕因此,他一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应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51〕。毛泽东还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通过正确开展认真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党内的不良作风。正因为我们党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和马列主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原则,所以党的历史上不管犯了或“左”或右多么严重的错误,都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依靠自身力量纠正错误,使党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总结说来,毛泽东党建理论最大的特点是能够科学把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最大的优点是善于从中国国情党情实际

出发,加上毛泽东自身丰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在理论创新上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科学性、前瞻性。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化”。归结起来:一是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二是结合国情党情实际,三是与“势”俱进探索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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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8,247.

〔10〕〔39〕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274.

〔12〕〔26〕〔4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135,167.

〔13〕〔18〕〔32〕〔4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533,528,534.

〔14〕〔15〕〔16〕〔19〕〔45〕〔50〕〔5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8,875,876,811,1096,1096,1096.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21.

〔20〕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2. 〔21〕〔43〕〔4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6,626,646.

〔2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2. 〔23〕〔25〕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19,165.

〔24〕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25. 〔27〕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18. 〔2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1.

〔29〕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87.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8.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1.

〔3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2.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43.

〔36〕〔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35.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20.

〔40〕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3.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6.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7.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

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中国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兴起了1922-1923年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这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只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国民党左派一度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懂得抓领导权,也不懂得抓军权,而是一味地埋头发动民众,结果在强大的右派势力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无力挽回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1],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毛泽东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 到农村实行武装割据,是一种临时的退却行为,还是一条新的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到底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毛泽东开辟的道路,一开始并没有被中央所承认,他还为此受到过处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

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2]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 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

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毛泽东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在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

主义。这两篇重要著作,奠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又接连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演讲,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达到整顿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目的。通过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至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第一个理论成果。 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 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但大量的已经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习惯用战争年代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社会矛盾,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这一新学说,从理论上提出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中共八大路线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新发展。此外,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在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树。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

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

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 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

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损害别国主权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自己。 在国际斗争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要妥善处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对势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毛泽东本人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概括起来,就是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代替了实事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用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

些都是严重偏离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后果。 回顾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创始人并没有追求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作书斋式的逻辑推导。理论创造的起点,不是从书斋里得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是理论推导决定着理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起这种决定作用的力量始终是实践,是党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第二,理论完善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取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的深入与发展,推动着理论不断完善。第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同时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品格,必须同时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偏重于理论品格而轻视实践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论来束缚实践。另一种是实用主义,偏重于实践的眼前的直接结果,而轻视长远的影响和理论指导,甚至用对物质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来取代对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这些,正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思想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进行理论创新,党就没有了活力,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理论创新和不能丧失根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那么,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毛泽东思想还有哪些重要的指导意义呢?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有人问:邓小平理论有没有哲学基础?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际上,对“活的灵魂”,毛泽东生前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概括。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核作出这样高度概括的,正是邓小平。我们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个主脉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哲学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而且还直接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 第二,毛泽东思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尽管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的内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已经取得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最早提出这个历史性课题,开创了这个振兴中华的事业,并为此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 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呢?(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

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应当说,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设想,即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集中发展重工业,更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分工”,而是摸索出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我们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苛求前人,更不能对今天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妄自菲薄。 第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多层面的。(1)从实现形式来说,要有中国气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2)从实际内容来说,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以什么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中心,还是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毛泽东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5]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完成改造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系统地批判继承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方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的典范,是理论创新同发扬民族传统的典范,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总结。 80年过去了。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以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一个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她的身上,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其次,它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再次,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上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显示了毛泽东把握理论、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预见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的理解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质的飞跃。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从根本上改变照抄经典作家书本、照搬苏联经验和盲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化、现实化;另一方面是指,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将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同时还要结合中国传统

文化,使其精华部分融化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去,为马克思主义增加新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泽东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因此,毛泽东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阐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基本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不仅对普遍原理要结合的具体实际的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而且还就“结合”本身阐明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以指导人们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体系是由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两个基本层次构成的。所谓一般方法,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基本方法,它是具体方法的基础。在这个层次上,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的理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提出并大力提倡的理论和方法。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实化;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总结升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实

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丰富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财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经历过艰难与曲折,甚至出现过严重的失误。但可喜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样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则是又一个历史丰碑。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必将随着中国建设实践的日渐深入而不断深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已经结束了,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所做的工作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为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第二,毛泽东思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2)从实际内容来说,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以什么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中心,还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毛泽东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5]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完成改造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系统地批判继承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方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的典范,是理论创新同发扬民族传统的典范,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总结。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作者: 收集于网络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

(一)、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根本利益的科学体现。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时期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是因为:

1、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教义,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它所概括的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般规律,而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历史特点的理论和路线,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才能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

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中国共产党要想中国革命得到发展和取得成功,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

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战胜一切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终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实际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指中国人民的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指中国的历史文化。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得20世纪的中国取得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

二、毛泽东思想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

必然产物。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

(一)、毛泽东思想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这是因为:

1、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需要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2、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为中国人民革命指出了新发展方向。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产生失望和怀疑、广大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和苦斗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俄国接连发表的几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本是战胜国的中国作为战败国来对待。两者对比,先进的中国人感到:走俄国人的路,才是中国人惟一的出路。

3、毛泽东思想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适应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继续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思想理论渊源、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

形成的时代条件: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

形成的思想理论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的传播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毛泽东思想的本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次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渊源。

形成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增加,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人运动也在不断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如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在欧洲战场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由此壮大了起来。到五四运动时,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达到260万。

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

(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在基本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但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的,革命中会遇到许多特殊情况和复杂问题。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内容上为马克思主义增加了许多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且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同时,毛泽东思想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既表现在毛泽东善于用中华民族优秀思想中的一些格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内容汲取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

三、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等多个阶段。

(一)、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共成立。1924年-1927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曾一度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此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犯了右倾错误: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共面临的问题,而是被动地等待共产国际的命令;不同国民党右派争领导权,尤其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不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当国民党掌握了大量军队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国民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在这一时期,以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许多正确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共二大(1922年)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一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该纲领的提出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件。

(2)中共三大(1923年)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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