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亚战略的理论参照

美国对中亚战略的理论参照：确定性与不确定

性交替

杨鸿玺

? 2012-03-28 15:00:19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期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北京100038)

摘要：美国对中亚战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有其契合性和确定性，也存在不周延性和逻辑陷阱，即便有些当时合适的理论也可能因时空转换而发生变异。美国在处理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关系方面多次出现失误或错误，机械套用一些学者推演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以反映出美国对中亚战略的不确定性一面。

关键词：美国；中亚战略；确定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1)01－0054－13

作者简介：杨鸿玺(1971—)，男，山东淄博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外交、亚洲形势。

研究中亚离不开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但也要注意对相关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辨析。要正确看待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对性，综合吸取其优点才能比较完整准确地解释美国的中亚战略和中亚地区国际关系，避免陷入盲从和照搬的误区。否则，将容易导致片面或谬误。

一、地缘政治学说：典型性与动态特征

地缘政治学是国际政治中关于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的分析研究，指出据有战略要地、控制海上交通线对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巴克曼以及布热津斯基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崇地缘政治学说。由于中亚战略位置重要，毗邻俄罗斯、中东和欧洲外围，并有相当可观的油气储量。[1]中亚独有的地缘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地缘战略价值，令美国觊觎。[2]控制这一地区对于美国进入欧亚大陆至关重要。地缘政治学说用来分析欧亚结合部的重要性，应当说具有确定性、典型性和契合性一面。但必须承认，地缘政治学说也带有缺陷和不足，其重要性也日益为科技发展所削弱，展现出不确定性和不周延性的一面。也正因如此，地缘政治学才从“世界岛”到“大棋局”到“边缘地带”，不断发展、充实与完善，并影响和渗透到美国的对中亚战略设计。

1.1“世界岛”理论

早期地缘政治学者多是陆权派，因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通常依据陆地，人们往往首先直观地重视陆权思想。地缘政治学说的早期代表人物首推出生于1861年的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JohnMac-kinder)。麦金德强调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舞台在欧亚大陆。在《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历史的地理枢纽》、《民主的理想和现实》等著述中， 麦金德提出“国家地缘有机说”、“世界岛”论，奠定了其陆权派代表地位。他的陆权思想轨迹可以勾勒为：国家—陆地文明—世界岛—地理枢纽—强大国家。在考察东西方关系的变化轨迹后，他得出了两个关键性概念和地缘政治单位，即“世界岛”和“枢纽国家”。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在《大棋局》中指出，麦金德在20世纪初就提出欧亚“支轴地区”(据说包括全部西伯利亚和大部分中亚地区)概念，稍后又

提出中东欧“中心地带”概念，这些地区被认为是取得欧亚大陆主宰地位的重要跳板。麦金德所谓的枢纽区域更多强调是东欧，枢纽区域向外辐射至外高加索、中亚地区。他的“世界岛”理论指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麦金德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应当说东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争夺地区，也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长期争夺的地区。前苏联解体之后，北约东扩以及俄罗斯反北约东扩也在该地区展开，中亚作为该核心地区的延伸地带，位于麦金德界定的“世界岛”范围之内。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演变来看，“世界岛”理论正变得与现实有所偏离。有学者建议 引入“地缘重心国”概念。“地缘重心国”应该具有以下特征：政治上是所在地缘板块的引力中心，是地区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主要场所；安全上是区域的安全阀，支撑起地区安全框架，决定地区形势的和平与稳定；经济上成为地区发展的引擎，对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有着重要影响力；在文化上，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地区民众的文化特征、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欧亚大陆周边的“地缘重心国”作为各个区域的战略支点国家，正在削弱东欧—中亚历史上的大陆心脏地位。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仍然很重要，但相对陆权派的推崇已经有所下降。“地缘重心国” 对地区国际关系和秩序发挥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发展。[3]按照“地缘重心国”观点，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最强，可以视作该地区的战略次支点国家，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中亚首先考虑借重的往往是哈萨克斯坦，相对亲西方但偶尔有摇摆的乌兹别克斯坦也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为美国所借重。 1.2“大棋局”理论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波兰籍美国人布热津斯基也高度推崇欧亚大陆结合部的重要性，将其看作“大棋局”理论的重要区域。他认 为“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指出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的控制程度。生于1928年的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及《大抉择》中，继承并发扬了地缘政治学开山祖师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明确提出亚欧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认为美国要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必须控制亚欧大陆，尤其是“全球巴尔干”(GlobalBalkans)地区(西起埃及西奈半岛，东至中国新疆，北抵俄罗斯南部边境，南临巴基斯坦南部印度洋沿岸，包括整个中 亚及中东，该地区宗教、宗族矛盾复杂，同时资源富集)。既然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空前的实力势必减弱，当务之急是以不威胁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为前提，应对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防止在欧亚大陆竞技场出现挑战美国地位的潜在对手。他认为短期内在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手段就是继续维持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加强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4]可以肯定，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战略依然蕴含着“挤压、融化”俄罗斯的冷战思维。他认为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欧亚大陆是全球中心舞台。欧亚大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和历史遗产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时机已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新型霸权，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众多特点：多元性、渗透性和灵活性。[5]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地缘政治表现就是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空前作用。美国现在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如果没有美国参与或有悖于美国利益，欧亚所有重大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做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欧亚地区的稳定并减少高加索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美国要从政治经济上支持重要的新独立国家，这是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更密切关系，并做出更广泛努

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美国要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给该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可以减少“巴尔干式冲突”风险。

布热津斯基还对土耳其和伊朗持基本肯定态度。他指出在欧亚大陆新版图上至少可认明五个“地缘政治棋手”国家：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英国、日本和印尼无疑也十分重要但尚不具备棋手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士耳其和伊朗则起着“地缘政治支轴国”的重要作用。他进而指出，为了促进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需要谨慎拉拢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关系的可能性。只要土耳其国内政治不大幅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最终加入欧盟，并同土耳其定期磋商里海—中亚地区的未来，大力支持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修建和运营。另外，美国同伊朗的关系长期敌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稳定中亚地区环境对美国和伊朗都很重要，一个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并不盲目狂热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可能有此想法。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进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联系。[6]

布热津斯基如此推崇土耳其事出有因。前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第一个承认中亚独立国家并立即着手同中亚国家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提出要建立“中亚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土耳其宣称促进“突厥民族”发展是由于文化和语言的相似性，但忽视或者无视中亚国家民族血缘存在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历史现实。在中 亚，塔吉克斯坦语言属于波斯语系，其他中亚四国的语言属于突厥语系，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血缘上并不是突厥族，实际相差很大。20世纪90年代中亚国家参与“中亚突厥语国家共同体”更多是以语言纽带争取经济援助，而对土耳其在中亚的领土野心也抱有警惕。后来中亚国家逐步看到土耳其实力不济，对土耳

其设想的“中亚突厥共同市场”失去兴趣，其交往重心转向财大气粗的西方国家。[7]

1.3“边缘地带”理论

深受麦金德学说影响的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尼古拉·斯巴克曼仔细研究了麦金德的陆权学说和世界岛理论，得出了不同结论。他基本继 承了麦金德的世界区域划分理论，也强调欧亚大陆对全球战略的主导性影响，但他同时深受美国海权派学者马汉的影响。斯巴克曼进而提出是边缘地带而不是中心区域，主导并影响着国际政治互动、争夺与发展。“要控制世界的命运，必须控制欧亚大陆；要控制欧亚大陆必须控制边缘地区。”按照他的理论，中亚处于欧亚大陆结合部、相互交融交汇的边缘地带，东西方力量容易在这里形成拉锯战和争夺战，谁能控制该地区往往对战略胜局起到重大影响。斯巴克曼不否认欧亚结合部作为战略边缘地带的重要意义，但他并不首先推崇东欧中亚地区，而是强 调美国应该控制大陆与海洋之间的岛屿地带、沿海地带。他以独到的视角吸纳陆权与海权派的思想精髓并将二者巧妙结合起来，把地缘政治学推向一个新的研究高度。当然，其思想更偏重陆权派一些。

“战略边疆”理论与斯巴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具有相似之处，中国军事问题学者徐光裕将军1988年提出“战略边疆”理论。他指出，战略边疆是一个不同于地理边疆的概念。所谓“地理边疆”是指按国际法和国内法划定的国家领土边界线，它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随意改动。而“战略边疆”则是指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实际可控制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地理、空间范围，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8]战略边疆虽不能明确地见谙于地图，但它却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空间，是客观存在的战略领域。这一概念发展了纯粹地理学上的地缘政治理论，结合现代科技和武器发展，具有军事战略学意义。美国和俄罗斯某种程度上在地区和全球拥

有战略边疆，比如中亚在地理上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疆，但美国的军事、政治与安全影响也及于此地，美国在地理上不是中亚国家的邻国，但从军事影响和投放角度看美国实际是中亚的“第三邻国”。2001年“9·11”事件后，中亚在军事上正式成为美国的战略边疆。哈萨克斯坦也在中亚谋求自 己的战略边疆，哈还计划用10多年时间，强化中亚—里海地区国家的关系。针对有关国家把该地区归于“大中亚”范畴，哈萨克宁愿将其视作哈的“拓展与毗邻地带”。[9]

1.4时代特征与局限增加了地缘政治学的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在当时也许是正确的，作为分析工具的确定性和契合性相对突出，但也随着国际政治演变而落后于时代，其确定性和典型性被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所逐步削弱。有学者指出，即使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是个正确概念，也不能保证现代技术不会使它失效。“9·11”事件及其美国的快速进驻和全球打击能力说明，地缘政治学说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典型性。超级大国可以迅速进驻，可以发起全球快速打击，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战略撤出。批评者们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家由于过分突出地理环境的作用，或者用孤立方法单一地研究地理环境与国际活动的关系，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尤其是人类精神方面的作用。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n)甚至批评说：“地缘政治是门假科学，把地理因素高举起来，当作一项可以决定国家权力和命运的绝对因素。它的基本观念是空间，可是空间虽然是静态的，但是居住在地球表面空间的人却是充满活力的。”[10]美国学者斯特劳斯·于佩也说：“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11]拉迪斯·克利斯朵夫认为，地理环境在国际关系领域发生作用时，实际上融入了人类的需求成分。[12]

历史的演变也推动着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地区政治移动、经济变迁、国家解体，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也发生新变化，包括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迅速发展，其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对历史上的“欧亚心脏地带”产生制衡乃至相对削弱。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得失较量，美国与俄罗斯把中亚地区作为全球竞争棋盘上的一个筹码，在中亚的争夺呈现出“斗而不破”局面，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保持协调，全球其他地区和问题的争夺也影响着其对中亚利益的战略考量。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寻找地缘政治理论的新视角来解释现实和未来的国际政治。[13]

二、不同的价值观理论导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美国以建构主义与“软实力”理论配合对外安全战略，把西方价值体系和社会理念推广到包括中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并发挥溢出效应，希望它们在非西方的地缘范围内渗透、生根发芽。这是美国对中亚价值观战略的明确目标。

2.1建构主义反映出美国价值观战略的确定性动机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社会性的，其要义是共有知识或文化，是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导致结构的形成，施动者造就结构而结构也建构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施动者。建构主义把文化、观念、规范等因素引进国际关系，有利于国际关系 伦理化的进程。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认为，对互动的关注是出于与实际和伦理相关的问题，要根据自我与他者的身份、根据自我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确定国家利益，并根据国家利益采取对外行动。建构主义使国际规范重新回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理想主义不同的是，它并没有

把国家利益挤出这个舞台而取而代之，而是把国际规范嵌入到国家利益之中，对规范的遵守本身就是利益的需求，国家利益正是国际规范建构的。[14]

作为西方建构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基础，系统见诸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名人经典论述，汇集发展形成具有西方特色的价值 体系和社会符号特征。它们不仅包括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渊源与发展、实用主义以及政治制衡原则的穿插，还包括理想主义、社会空想主义的美好设计与阐述。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灿若群星，有布丹、霍布斯、卢梭、康德、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弥尔顿、密尔、洛克、孟德斯鸠等等。应当承认，欧洲的启蒙运动具有当时的时代先进性，它产生了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限权政府，系统论述了政府、国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概念，继而推动产生了有限政府、三权制衡、法制治国等现实运用。历史地看，自由主义所确立的基本人 权观念，以及西方启蒙时期的政治制度设计，具有当时的时代进步性并影响至今，客观上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15]欧洲启蒙思想在欧洲萌芽发展，最终在美国获得建构与实践，是美国独立和建国的重要理论依据。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政治，对美国的民主与政治建设、国民精神都给予了极高评价。[16]

美国认为自己天生肩负着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自由民主的特殊使命。美国的叙述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建构”，从美国建国就是追求自由，到美国是山颠之城、上帝的宠儿，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到美国因此有责任义务去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即使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也是有一套叙述的——哪怕其不得人心。[17]如同在许多过去的历史时刻一样，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的政策和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的政策和体制代表了一个应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的榜样。自由的概念在美国生活中占据了极为中心的位置，不了解自由在美国演变的历史，一个人便无法真正地懂得美国社会。自由是

美国人判断和界定个人和民族的第一概念，自从18世纪末获得民族独立之时起，美国人就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 个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人民，有责任把自由的恩惠带给全人类，为那些在美国之外逃离压迫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18]美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懂得如何欣赏自由的“惟一的人民”。在一次民意测验中，一位参与者宣称：“当一个美国人的意义就在于拥有自由。”[19]《独立宣言》宣布，民众享有平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权利平等地反对他们的政府。他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将这些原则带回他们的家乡并运用于他们的新政府中。[20]其他国家中的许多人也把美国看作是自由的化身，并竭力仿效和追求美国价值观以及那些支撑这些价值观的体制——包括民主政府、自由的市场经济、基于平等公民权之上的法律制度等。[21]

小布什总统曾经强调，“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失去了意志和信念，我们的敌人就会取胜?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我们明了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恪守自己的诺言，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将向世界再次展现自由的力量。”布什在总统第二任期就职仪式上进一步表明，“要保护我们国土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多地决定着其他国土上的人民能否获得自由。和平最大的希望就在于自由在整个世界传播?美国的政策就是，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明当中，支持民主运动和民权团体的成长，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上彻底结束专制。”布什还一再表示，美国“有责任给人民带去自由，我希望我们将不使用武力来完成这个责任，但我们有这个责任”。他还强调：“自由并不是美国给世界的礼物，自由是上帝给世界上所有人的礼物。我相信这一点。”[22]赖斯2005年1月18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国务卿提名的听证会上说：“我们将在全球扩大自由与民主。这是布什总统给美国和全世界确立的使命，也是今天美国外交的伟大使命。”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公开声称，推进自由是“对我们时代的召唤”，是“对 我们国家的召唤”。[23]

2.2“软实力论”对美国外交战略起到确定的软性支撑

“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软实力”的客观存在属性不可忽视。[24]在“软实力”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软实力”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一直发挥着影响，犹如科学探索揭示自然规律一样，后来的公式和定理揭示并诠释了规律存在本身。软实力一般被界定为包括三方面要素；一是价值标准，如民主、自由、人权；二是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三是西方文明，包括文化、宗教等影响。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合作型”权力，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型”权力，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延伸和补充，互补性是软实力和硬实力最显著的特征。现实主义主张硬实力，自由主义倾向于软实力。[25]

美国把民主价值观视作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支柱，同时将软实力战略看作推进美国战略的重要步骤。2002年的9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句话是：“在20世纪，最终的胜利仍然是以自由力量的胜利为结束的，而这又是靠自由与极权主义在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26]美国在2003年发表的《安全、民主和繁荣：年度战略 计划》中明确表示“21世纪的美国民主是基于以下基本的信仰：通过确保其他国家的自由，来最好地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27]伴随小布什政府在中亚顺利推进反恐行动，美国意图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发起符合西方政治文化理念的“颜色革命”。

“软的更软”。正确运用比较纯粹的软实力战略，本身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美国自我形象的优化推广方面，如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冷战后的马歇尔计划、60年代的民权革命、尼克松的多中心合作、卡特的人权外交、克林顿的民主理想等都比 较成功并发挥影响。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政治与社会解放，在奥巴马、鲍威尔、赖斯等黑人政治名人身上得以

不断体现。同时，美国的许多基金会、协会等许多非政府组织起到隐蔽但强大的软实力推广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及21世纪初发生的“颜色革命”，都包含着西方软实力战略和意识形态斗争，尤其是西方的价值理念对中亚的非政府组织、青年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硬的更硬”同样产生软实力效果。硬实力运用得当则事半功倍，运用不当则效果事倍功半。美国创造了不少以正确运用硬实力而赢得软实力的案例，如罗斯福支持美国参加二战、尼 克松的适当收缩、里根的“重振国威”与“二次革命”都产生了预期效果，老布什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掀起了新军事革命，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美国硬实力运用失败导致软实力受损的案例有：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一国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不怒自威”。冷战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2001年底以来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本身就具有抗衡俄罗斯的目的和功效，对一向奉行大国平衡外交的中亚国家以很大的吸引力。中亚国家看中美国的军事实力，对俄罗斯起到制衡和威慑作用，避免俄罗斯过度控制中亚国家的安全、能源 与地区关系。

“软硬结合”为提升软实力的最佳途径。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大国往往更有两者结合的条件。不管美国还是俄罗斯，在推行中亚战略过程中，并不单向使用软实力或硬实力战略，很多时候是软硬结合，只是在不同时期软硬实力所占的分量可能会有差别。如果说俄罗斯在中亚国家的语言、文化影响力依然存在，对中亚国家的安全控制与军事威慑依然存在，那么美国对中亚国家发起的文化与政治价值软渗透、经济援助以及军事进驻，都体现着软硬战略的交互使用。[28]而这正是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巧实力”外交体现。

2.3美国在中亚的“颜色革命”与“民主建构”具有确定性目标

苏东剧变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实行渗透、和平演变战略所推动的最大一次“颜色革命”。[29]剧变之后，中亚国家最初选择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国家世俗化的社会发展模式。[30]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从文化、社会、经济以及外交、安全等方面全面巩固冷战果实，推动在中亚等独联体核心地区开展以西方为标准的政治安全建构、社会文化建构与经济建构，促使中亚“新生民主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转轨。在美国看来，只有在中亚各国建立“民主制度”，才能保障中亚各国的真正独立，有效抵制俄罗斯的控制，阻止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进而实现各政治力量的均衡化。[31]而且中亚地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地区，宗教情绪并不浓厚，美国希望在防止其伊斯兰化的基础上，引导其走向民主之路，将其作为对伊斯兰世界民主改造的样板。[32]但在美国看来，“9·11”发生以前，中亚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进程似乎已经凋零。美国认为中亚等国在对外政策上还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和制约，没有完全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没有照搬美国式民主，也没有完全屈从于美国的控制。2003年伊拉克战争 后，“非民主国家”与“民主进程失败问题”立即成为美国外交重点。从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开始，中亚已经纳入民主浪潮议程。[33]

“布什主义”自认为具有“崇高使命”，其目的就是试图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推广和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2002年美国通过的《支持阿富汗自由法案》宣称，美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不仅在阿富汗而且要在整个中亚地区根除恐怖主义、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美国意识到，“中亚国家缺乏民主传统和市民社会的历史，缺乏商业经验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因此着重在中亚创造民主根基，为民主派的发展建立民意基础和提供资金帮助，培育和发展中亚国家的中产阶级，培养民主派政党和精英。[34]因此，通过中亚各国的改革努力与美国支持相结合而建立一个真正公民社会，对于任何权利转型与地区安全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35]2003年，在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04年底在乌克兰发生

了“橙色革命”，2005年初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郁金香革命[36]，在乌兹别克斯坦乃至哈萨克斯坦的颜色革命被制止或消灭于萌芽之中。

中亚国家对美国“民主建构”的辩证与理性反应。目前国际社会的大多数规范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解释并积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温特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规范是国家间互动造就的观点，但是具体到某一时期、某些国际规范，并非所有国家都参与了规范的建构过程。这些规范在向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张并建构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就面临着拒绝还是接受、是部分还是全部接受的问题。从国际关系伦理和国家利益确定的现实需要出发，包括中亚五国在内，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或拒绝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但如果全部接受西方规范，完全根据西方规范来塑造利益，可能会对他们的现实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结合自己国情，选择适当规范以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还要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到新的国际规范建构过程中。[37]

2.4“文明冲突论”也给美国对中亚战略带来不确定性

同样是文化层面的理论，同样是哈佛教授，“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与约瑟夫·奈观点相去甚远乃至对立。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导致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38]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明显。

“文明冲突论”对新保守主义和布什政府影响颇大。布什在“9·11”五周年之际发表全国讲话，将“反恐战”定性为“为文明而战”，可以说是脱胎自“文

明冲突论”。[39]小布什政府及其班底执政后期索性就祭出打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旗号，将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立推向极致。小布什政府和新保守主义在“反恐战争”和推进全球霸权中，实际上践行了亨廷顿的观点。伊斯兰极端势力强烈反对布什政府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文明敌视言行，在中亚南翼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对美国军队、美国公职人员发起不断的袭击和骚扰，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胶着与无奈状态。美国陷入内外交困，对外战略的不确定性和挫折感大大增加，奥巴马政府处理与伊斯兰世界关系面临沉重包袱和难题。

“文明冲突论”为中亚五国的基本层面所反对。中亚国家伊斯兰教占压倒优势的是逊尼派，而不是作为原教旨主义主要载体的什叶派，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气候和土壤。中亚的周边大国，乃至美国，都坚决反对原教旨主义。[40]面对伊斯兰文明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丑化、伊斯兰国家和社会承受巨大压力的现实，中亚伊斯兰国家明确反对“文明冲突论”以及美国反恐轨道的偏离，支持文明对话[41]。中亚地区民众以穆斯林居多，但并不缺乏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好感。 苏联统治的贡献之一是弱化了中亚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因素，他们更倾向于世俗化，而不像中东社会那样反美。即便在农村地区也一样，人们通常以积极的角度看待西方或美国，在中亚最为保守的费尔干纳盆地，美国也被看作美好未来的象征。青年人喜欢美国流行音乐、文化和好莱坞电影。[42]尽管中亚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带有共产主义遗存，但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亚民众具有很高的识字率。[43]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倡导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对话与合作，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文明冲突”论调的实际应用。加之中亚国家的世俗化基础，美国对中亚战略的确定性出现回归势头。中亚五国领导人都以促进多种宗教和文明和平共处引以

为荣，比如纳扎尔巴耶夫、巴基耶夫等领导人并不强调伊斯兰教的主体地位，而是希望将伊斯兰教、东正教、佛教及其他本土宗教并列而行、和平相处，“文明冲突”状态正是他们排斥也极力防范的。因为这些国家领导人深知，避免“文明冲突”往往就能避免民族种族冲突，避免国家内耗和分裂。

三、“博弈论”蕴含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替

博弈过程本身就是此消彼长的转换过程。一些美国学者比较推崇的 博弈论中，包含着博弈主体之间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动态与静态的相互转换。博弈论有助于研究美国、俄罗斯、欧盟、北约、日本等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在中亚的相互关系，可以相对全面地描述美国与其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不失为一种比较契合中亚地区国际关系实际的理论。

3.1博弈论的基本观点

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纽曼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斯摩根斯坦使博弈论真正成为一种理论学说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学科。他们在1944年出版的《博奔论和经济行为》一书中，将博弈论从两方竞争扩展至两个以上游戏者的竞 赛，并将其用于经济和贸易的竞争活动之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科学家开始用博弈论来研究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行为、冲突局势和司法行为。比较著名的托马斯·谢林称博弈论是“关于策略对策的理论，与凭技巧取胜的竞赛或靠碰运气取胜的游戏不同”。[44]

西方很早就有关于中亚的“大博弈”概念。19世纪下半叶英国与沙俄在中亚展开了一场“大博弈”。冷战后，美国参与并掀起新一轮“大博弈”，如发起“大中亚计划”、“大南亚理念”等。“大博弈”与几位传奇式人物有关。第一位是英军上校阿瑟(ArthurConnolly)。他一直混 迹于印度商队，在阿富汗和中

亚一带从事间谍活动，1842年被布哈拉汗王捕获并被斩首于布哈拉城广场。他在《自英国经俄罗斯、波斯、阿富汗至北印度的旅行》一书中首次提出“大博弈”概念，形容当时英俄在欧亚腹地的殖民争夺。1839年，英军由印度北上发动阿富汗战争，而俄军由奥伦堡南下进攻希瓦。这场“大博弈”历经半个多世纪，英俄最终在阿姆河与帕米尔一线划定了各自的殖民领地。第二位是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Kipling)。他出生于印度孟买，在英国受教育，1901年创作了一部关于中亚的惊险 小说《KIM》，主题就是“大博弈”，“大博弈”得以广泛流传。第三位是当代英国记者彼得·霍普科克(PeterHopkirk)。他还是有关欧亚腹地探险问题的多产作家。20世纪90年代他相继出版了两本畅销书《大博弈：帝国在中亚的争斗》、《寻觅KIM：探索基普林的大博弈》。这三个英国人，从不同角度将19世纪英俄在欧亚腹地的“大博弈”介绍给世人，而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中就有了“大博弈”这一学术专语。[45]

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带有博弈特征。冷战时期美国高度重视该理论，它虽然充满冷战思维但至今应用于大国关系处理。该理论具有地 缘政治色彩但不完全是地缘政治学说，其中包含博弈论成分。基辛格认为，均势是指某种国际力量战略格局的客观存在，是指国际关系中各种力量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即指“没有一国处于优势或能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状态”。这里所说的力量，通常是指军事力量，但亦可以指世界政治中的其他力量。均势可以分为总体均势和局部均势。在中亚，美国希望在与俄罗斯的均势较量中占据优势，进一步蚕食俄罗斯的后院并挤压其战略空间。当然，这一目标在不同的美国政府时期并不一致，小布什政府最为明显，奥巴马政府受制于反恐困境和经济困难，明显弱化在中亚与俄罗斯的争夺，客观上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 3.2美国与俄罗斯等大国力量在中亚的博弈特征

冷战结束之后至今，美俄各自出于维护和谋取现实战略利益需要，尤其是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冷战思维依然浓厚，较长时期内美俄在中亚形成零和状态的竞争关系。但“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决定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因为俄罗斯深刻认识到阿富汗局势对中亚及俄国家安全的危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一是中亚国家反恐态度积极，希望借此获得美国的安全保证和经济支持，俄如强行反对只会引起中亚国家反感，俄的实力也不足以阻止美国军事力量进入中亚；二是俄也想通过此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经济上的帮助，同时换取美国对俄在车臣问题上的支持。[46]因此俄总理普京主动向美国示好，如准许美军使用俄领空、在中亚设立临时性军事基地等。可以说，美俄当时在中亚存在的利益交汇点就是反恐，维持地区安全，防止宗教极端势力泛滥，并通过维持地区稳定和发展。[47]美俄关系一度呈现某种“非零和”状态。

但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打破了俄在中亚长期的军事优势，是美国对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重大突破，地区地缘政治态势发生重大改 变。虽然一段时期内美俄互相有所让步，如俄罗斯同美国签署《削减进攻型战略力量条约》，实际上默认了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发展国家反导系统；对美国在外高加索派驻军队保持容忍态度；主动放弃在冷战时期建立的针对美国的古巴监听站和越南金兰湾军事基地等。布什政府认识到，是国际恐怖主义而非俄罗斯是美国的最大现实安全威胁，美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欧亚稳定等方面仍需要俄的支持。因此美国对俄在反恐中的配合给以了适当回报：宣布不视俄为敌人和战略威胁；同意接纳俄为八国集团正式成员，承认俄为市场 经济国家；适度改变了“9·11”事件之前一方面承认车臣问题是俄内政，同时又企图插手车臣问题的做法。[48]

但美国并未从根本上调整对俄政策。美国涉足阿富汗和中亚并在军事上初步稳住阵脚之后，意图在安全、政治价值、经济等方面继续蚕食和控制中亚，从

2005年初起这一态势明朗化，令普京感到失望和不满，从而引发俄的强烈抵制，美俄竞争几乎重归“零和状态”。美国专家分析，美国对中亚政策的幕后驱动力就是谋求霸权和独占利益，这与俄的幕后考虑是一样的。[49]这种垄断政策有助于扩大美国在中亚的长期地缘利益，阻止该地区出现一个挑战美国的欧亚帝国。但俄罗斯一直以来对美国在中亚的存在保持警惕。俄罗斯一直关注美国是否威胁其关键利益。[50]俄怀疑美国设立军事基地的企图。尽管俄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反恐，但仍希望把美国排除在地区之外以免其无限期存在下去，为此俄带头行动并获得中国和伊朗支持。[51]有鉴于此，克林顿和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亚的首要目标是支持地区国家维护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国家安全、扩大自由，以平衡俄罗斯等国的控制企图。综合考察美俄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战略和双方战略重点，俄美在中亚大体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那种认为“俄罗斯在中亚已失去影响力”、“美国已经主导了中亚地区事务”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欧盟、北约、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共同点大于差异性，四方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面多，竞争性弱。迄今为止，中亚国家充分利用与大国的多边博弈积极开展平衡外交，有选择地获得了其想要的经贸、援助、安全合作利益。

3.3对奥巴马就任以来美俄在中亚博弈的总体评价

尽管奥巴马年轻精力充沛，毕竟在他之前美国积累的外交难题实在太多。尽管中亚还不是首要考虑，但可以肯定，美国不会撤离中亚，将在合适的时候对中亚采取大动作。2009年美国明显扩大了同中亚国家的交往，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都达成了实质性合作协议。俄罗斯在目前形势下，无法像美国一样向中亚的能源市场投入巨资；中亚国家在选择能源合作伙伴时，技术因素同样是其考虑到重点，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在许多关键技术方面已经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俄罗斯和美国在中亚的能源争夺日趋激烈，双方都有实

质举动。世界其他对中亚能源感兴趣的国家和集团也加入其中，推动中亚争夺战更显轰轰烈烈。[52]

俄罗斯、美国、北约、欧盟、日本、印度等大国或重要多边组织都在中亚积极活动，但他们 的相互关系保持适度。俄罗斯力图展现强势但有些后劲不足，美欧凭借多年经营以及综合实力仍在取得进展。中亚国家权衡其他国家和域外因素，从大国平衡外交中谋取利益显得越来越游刃有余。这些域外因素包括北约、俄罗斯、中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美国在吉尔吉斯和阿富汗的军事基地，俄罗斯在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驻军等。[53]中亚国家利用多元外交减轻了域外主要大国争夺带来的压力和风险，防止他们利用安全援助在中亚为所欲为，防止任何一个域外势力控制地区性安全进程。由于中亚国家实行能源出口多元 化，域外大国要想获取利益或成为有影响力的地区角色，必须付出更高投资。[54]

大国在中亚的竞争保持适度并存在一定协调。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利益也可能与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发生冲突，这就可能导致妥协、折衷或僵局等不同结果。比如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可能影响中亚国家与伊朗的能源合作意向，美国－伊朗修好或许有助于减少伊朗对美国投资中亚的敌视态度。[55]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美关系尽管会发生一定波动，但其“战略伙伴关系”仍然能够维持，双方关系不会回到冷战时期。俄美矛盾是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进行的，在中亚的争夺也是在“反恐”的合法外衣下进行的。“合作与争斗并行”、“斗而不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56]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尤其注意这一点。

2009年以来，美俄一直避免关系太僵持，在战略层面一直保持接触并呈现竞争性缓和态势。2009年2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第45届慕尼黑国际安全论坛上，希望“重启”美俄关系，俄表示将采取一切措施与美国合作。双方在稳定阿

富汗局势方面达成一些妥协，吉尔吉斯宣布关闭美军基地后，俄罗斯戏剧性地允许美国军通过俄领空向阿运送非军事物资，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塔古克等国也予以效仿。2009年3月底在莫斯科和海牙分别举行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上，俄美互相邀请对方参加。2009年7月，奥巴马访俄，与俄首脑就核裁军、美俄关系等重大问题高调达成妥协，虽然两国间的明争暗斗依然存在，但至少出现竞争性缓和。俄新社政治观察家科瑟列夫认为，普京上台后开始对中亚推行积极政策，其目的决非要不惜代价把美国人赶走。而是在俄“重返”中亚过程中谋求同美国人建立起某种由俄相对主导、至少也是俄美均等的伙伴关系。

（责任编辑：薛迎春） 注释：

[1] Douglas c． Lovelace，JR( Director of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Forword for“U． 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Transcaucasia and Central Asia” by Stephen J． Blank，June 2000．

[2] 李淑云著: 《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26 页。

[3] 苏浩: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4 期。

[4]苏浩: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4 期。

[5]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Basic Books，1998.[6]Ibid．

[7]杨鸿玺: “美国缘何高看土耳其”，《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第 31 期。

[8]2009 年 11 月 4 日菲律宾《世界日报》文章。

[9]Richard Weitz，“Kazakhsta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urasia，”Central Asia － 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 A Joint Transatlant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Sweden． www． silkroadstudies． org．

[10]［美］汉斯·摩根索著，张自学译: 《国际政治学》，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第 225 页。

[11]［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邵文光译: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1 页。

[12]洪兵著: 《剖析“美国利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6 页。

[13]苏浩: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4 期。

[14]“建构主义长处与短处”，http://zhidao． baidu．com/question /78531631． html? si = 4．

[15]杨鸿玺: “论国家‘软实力’”，《学习月刊》，2009 年第九期。

[16]同[15]。

[17]黄平: “中国在 21 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天涯》，2008 年 7 月号。

[18]［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 《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5 页。

[19]同[18]，第 9 页。

[20]［英］J． R． 波尔著，张聚国译: 《美国平等的历程》，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 1 页。

[21]同[18]。

[22]戴超武: “布什主义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复印报刊资料 国际政治》，2007 年第 2 期。 [23]同[22]。

[24]杨鸿玺: “真实力‘不怒自威’”，2009 年 10 月 28 日《瞭望新闻周刊》。

[25]张贵洪著: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105 页。

[26]且东著: 《美利坚风雨二百年·天堂·地狱·战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 年版，第 93 页。

[27]戴超武: “布什主义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复印报刊资料 国际政治》，2007 年第 2 期，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 年第 5 期，第 97—102 页。

[28]杨鸿玺: “论国家‘软实力’”，《学习月刊》，2009 年第九期。

[29]刘国平著: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88 页。

[30]郑羽著: 《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前景 ( 上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78 页。

[31]赵学功著: 《当代美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 88 页。

[32]王桂芳著: 《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军事科学出版 社，2004 年版，第 62 页。

[33]Pinar Ipek: “Challenge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Middle East Policy ，March 22，2007. [34]郑羽著: 《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前景 ( 上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278 页。

[35]Pinar Ipek: “Challenge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 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Middle East Policy ，March 22，2007．http: / / findarticles． com / p / articles / mi _ qa5400 / is _ 200704 / ai _n21284816 / ．

[36]且东著: 《美利坚风雨二百年·天堂·地狱·战场》，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2006 年版，第96 页。

[37]“建构主义长处与短处”，http: / /zhidao． baidu． com/question /78531631． html? si = 4．

[38]亨廷顿著，周琪 刘绯、张立平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3 年版。

[39]逄金一: “文明冲突论: 瘸腿的‘真理’”，《济南日报》，2006 年 11 月 10 日。

[40]俞邃: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国经济时报》，2005 年 8 月 22 日。

[41]朱威烈: “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文汇报》，2006 年 9月 9 日。

[42]Alexander Cooley，“U． S． Bas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Available online 28 November 2007，www. caei. com. ar. [43]Uzbekistan’s literacy rate is 99. 3% compared to that of Saudi Arabia，78. 8% ，Egypt － 57. 7% ，Iraq － 40. 4% ，Source: CIA World Factbook，2003 www. cia. gov accessed 06. 12. 046.

[44]杨曼苏著: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导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31 页。

[45]潘志平、胡红萍: “欧亚腹地的地缘政治——以美国的地区战略为视角”，《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1 期。

[46]徐海娜: 《俄美中在中亚的竞争与合作》，中共中央党校2006 年 6 月硕士学位论文。

[47]同[46]。

[48]同[46]。

[49]Steven R． Mann，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Statement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July 25，2006( henceforth Mann，Testimony) ．

[50]Lyle Goldstein，“China in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Fen ( RMB)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29，no． 1 ( 2005) : pp． 13 － 34; Robert Legvold，ed． ，Thinking Strategically，The Major Powers，Kazakhstan，and the Central Asian Nexus Cambridge，MA: MIT Press，2003; Putin Sees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Agence France Presse，May 30，2006．

[51]Stephen J． Blank，Professor at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t the，U． S． Army War College，“U． 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Challenges，”an expanded and revised version of testimony offered to the 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uly 25，2006，http: / / www．highbeam． com / doc /1G1 － 167979786． html.

[52]孙太辉: “中亚: 游走于大国之间”，2009 年 7 月 16 日《中国民族报》。

[53]Stephen J． Blank，“Rethinking Central Asian Security”，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ume 6，No. 2 ( 2008) pp. 23 －39，Central Asia － 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http: / / www. isdp. eu / files / publications / cefq /08 /sb08rethinkingcentral. pdf.

[54]Ibid．

[55]Jim Nicho，l“Central Asia’s security: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Interests”，Prepared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Februrary 25，2009． http: / / www． fas． org / sgp / crs / row / RL30294． pdf．

[56]祝政宏: “试论近年来俄美在中亚博弈中的优势与劣势”，《新疆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教授的指导。

Theory Reference of America’s Central Asian Strategy:Alternation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YANG Hongxi

(Chi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eory can be described as“better”，but never“best”． One the one sid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used for analyzing the US strategy towards the Central Asia states has conformity and certainty; On the other hand，there usually exist incomprehensiveness and logical pitfalls． Certain so － called theory involves fatal defect． Even the theory suitable for contemporary situations may also converse since time and place change． US mechanically applied certa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educted by some scholars，it accounts for the many mistakes in dealing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including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the meantime，the uncertainty side of the US’Central Asian Strategy is also reflected，

Key words: US; Central Asian strategy; theory; typicality; certainty; activity uncertainty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919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