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

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

本文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闽粤赣三省虎灾的成因、危害及其分布和演变趋势。指出这一时期三省虎患之所以空前绝后．主要原因就是随着大量人口不断向山区进逼和新作物的引进推广而出现的山区开垦规模的扩大．其对山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激化了虎与人之间的矛盾：要么虎吃人，要么人杀虎。其后，山区开发已达极限。老虎不断为民捕杀，乃至造成华南虎濒于绝种的境地，虎患随之减少。

虎是凶猛而又危险的兽类动物，人称兽中之王。中国境内的虎灾至少开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据《虎荟》记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虎历四郡，害干二百人”q)。这之后文献中虽也提及历朝均偶有虎灾之记载，如明代王樨登《虎苑》卷上记载，汉代“宋均为九江太守，郡多虎患”②。乾隆时龚炜《巢林笔谈》卷2记载：“后汉童恢为不其(今山东境内)令，邑有虎患”，清人褚人获在《坚瓠集六集》卷2中记载，南宋嘉定中(1208--1224)“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又载，南宋保祜二年(1254)“江东多虎，有司行袷口之典”。这些记载涉及的虎患不仅范围小，而且出现的频率也低，完全没有明清虎患对人类构成的威胁严重。明清闽粤赣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

众多史料却记录了这一地区不断发生恐怖的虎灾事件。所谓虎灾主要指虎与人类的对抗性矛盾。对此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给予关注，笔者罗列一些资料，对明清闽粤赣地区的虎灾进行考述。目的是抛砖引玉。 一、福建

明代冯梦龙编著的《醒世恒言》第5卷《大树坡义虎送亲》(又名《虎媒记》、《虎报恩：》)即以福建为背景。大意为唐天宝年间，福建漳浦县勤自励在大树坡释放一只落入猎人陷阱的黄斑老虎。后勤自励应募从军，十年未有音讯，其未婚妻林氏被迫改嫁。娶亲路上，一只

黄斑吊睛白额虎将轿中林氏衔走，恰巧遇勤自励路过，林勤终结百年之好。小说家虽托言唐代，但明清时期福建发生的严重虎灾，应是其

虚构故事的重要素材来源。学者已公认，明清时期的小说基本上都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写实色彩。另据《昭代丛书》戊集《谈虎》载，明

清之际漳浦县所属的漳州府“有虎狞甚，食人畜无算。太守必欲殪之，集兵士丁壮千人，持械以往，虎负隅眈眈，无敢近者”。从地方官

派千名丁壮捕虎的情形及老虎吃人畜无算来判断，漳州的虎灾确实非同一般。

福建的虎灾在元代已时有发生，据乾隆《福建通志》

卷65《杂记附祥异》载，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连江县“有虎入城”。有虎入城，即使不伤害人畜，也会引起居民的极大恐慌。明代福建的虎灾次数迅速上升，史料记载颇多。万历《福宁州志》卷10《杂纪志》记载，位于闽东北山区与浙江交界的福宁州，洪武二年(1369)出现虎灾，以致路无行人，“虎纵横村落，伤人不可胜数，能逾垣入室啮人，道路人迹几绝”。这次虎灾在康熙《福建通志>卷63《杂记》也有记载，认为是由于“温州叛贼叶丁香寇州，屠戮甚惨??虎纵横村落，伤人畜无纪，有杜门者，虎逾垣坏壁而入啮之。道绝人行”。这反映了明初福建社会的不稳定性。直到嘉靖十五年(1536)仍有老虎往来州城南门，“知县程世鹏牒告城隍”，才驱赶走虎。州属寿宁县的虎患也十分猖獗，崇祯《寿宁县志》卷下《虎暴》记载时任知县冯梦龙驱虎一事，寿宁县发生的“虎暴”，不仅“伤人至百余”，而且“虎夜入咬猪犬去”。知县采取当时流行的向城隍祈祷驱虎办法，却不能奏效，即“祷于城隍不能止”。此冯梦龙即是<醒世恒言》的作者，以此来看，他小说中的虎患，却是其生活中的真实反映。

位于闽北的建宁府。地接江西、浙江两省，明清时代也是老虎肆虐的重灾区，万历<建阳县志》卷8《丛谈志》记载，万历十八年(1590)“虎出四境为害”。康熙《福建通志》卷63《杂记》记载，顺治十五年(1658)建宁府“近郊多虎，樵苏绝迹。崇安县虎入北门”。《昭代丛书》戊集《谈虎》记

载，该府建安人民在山中垦殖往往以高树为屋来防虎，“建安山中种粟人，皆构棚高树防虎”。这些记载虽较笼统，但能在地方文献中出现，足以说明其严重性。

坐落在福建中部地带的永春州与延平府的虎灾更令人惊愕不已。乾隆《永春州志》卷34《祥异》载，洪武二十年(1387)该州境的德化县“虎四出，白昼噬人，或夜入人家阖门俱尽”。康熙《福建通志》卷63《杂记》记载，嘉靖七年(1512)延平府“将乐多虎，县簿洪俊教民设夹捕之”，三十四年(1555)“将乐虎伤人”，顺治七年“将乐各乡虎食人，经四五年其害不息”。可见，从明初到清初这一地区的虎灾一直断断续续地发生着。

康熙《福建通志》卷63《杂记>记载，明清时期该省的福州、泉州、兴化等府均出现程度不等的虎患。洪武二十五年(1392)泉州府“德化里虎为灾，群虎四出，有白昼噬人于牖下者，民缘是死亡，转徙相续，户口耗，田野荒”。这次虎灾直接导致了地方社会户口锐减，经济衰落。兴化府的莆田县，天顺三年(1459)“北山虎食人，山中数月绝人迹”，此次虎灾在乾隆《福建通志》卷65<杂记附祥异》中记载更为详细：“莆田北山诸村落虎为害，伤人畜以数百计，白昼数十人同行，亦有被伤者，山中数月绝人迹。”数十人同行也能被虎伤害，看来虎的数量也不会少。万历三十九年(1611)福州府“罗源县群虎为虐，知县陈良谏祷于神，率民擒获其四，

害遂息”；康熙二十年(1681)至二十一年“德化附郭虎白昼四出，不匝月连噬百余人”。这些应该都是“群虎”所为。 清初顺治至康熙年间，为了对付台湾郑氏政权，清政府野蛮地进行迁海行动，人为地制造无人区，福建虎灾在清初达到高潮。据时人

余扬《莆变纪事》记载，顺治、康熙年间福建莆田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虎患只是一例。他说“自截界后，禽兽迫人。守备钱龙言：巡界

出外，见猛虎五、六只衔尾而行，与兵马隔山相望，了无顾惧。又有十余人出界，数虎尾之。诸人浮水避小岛山，虎亦乘潮渡而吃之，仅一人归。又出界者无房屋可居，多借草处粪窖中，覆石以避患。虎每发石以脚搂出而吃之。此犹日在荒郊而肆虐也。癸卯(1663)，寿乡有朱姓者，上元夜虎闯门而入，毙其夫妇。是岁除夕，埔头一子入店买物，方及门，虎曳其足而去。塘头一人在门外灯火辞年，长庚一人从邻舍回家，俱被吃去。人烟稠密处而暮夜深入如此，若单居野外，则不可胜计矣。”③虎的为所欲为，让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御。数十兵士都对付不了老虎，一般百姓则可想而知了。乾隆年间福建人陈鸿、陈邦贤所著《清初莆变小乘>记载清初福建莆田的社会情况，内载康熙九年(1670)首次展界，迁民回故土，“白沙众人逐虎。长基有一家，俱持素。午候，虎奔入其家。咬死男妇四人，被咬未死共十四人。”④这或许暗

示前条资料是由于迁海而造成人烟稀少，所以老虎猖狂一时。 总之，明清时期，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建宁、延平、兴化、福宁等府州均出现过程度不等的虎灾，给民众生活带来灾难性后 果。 二、广东

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l<兽语>中介绍广东各地动物凡24条，首即为虎。他说：“高、雷、廉三郡多虎。商旅遇之，辄垢骂以夺虎气，斥之为大虫”；又日“从化山中多虎”；博罗“罗浮有哑虎”。作者大致勾勒了虎在广东的活动地点，但谈不上是虎灾。

其实，明清时期广东的虎灾也是较严重的。虎以山为生存据点，所以，广东与江西毗连的山区府州县，自然少不了虎灾，史称之为“虎暴”。康熙《新修翁源县志》卷1《方域志》载：嘉靖十四年(1535)“下乡虎暴”，嘉靖三十年(1551)“虎暴”。光绪《嘉应州志》卷30《灾祥>引录乾隆《嘉应州志》载，雍正六、七年(1728--1729)“虎患甚炽，平远、镇平连界地方伤人尤多”。从“虎暴”、“虎患”等字眼来看，老虎为害给人的记忆是十分可怕的。

与福建交界的潮州府，也是虎灾不断。民国《潮州志·丛谈志·南澳虎》记载：正德十四年(1519)“有二虎各负一子，由澳渡海入饶平东界之长美村，经所城入山，害人畜甚

众”；乾隆十一年(1746)“有虎渡海之澳，纵横往来，食牛羊犬豕，不伤人”；甚至到光绪四年(1878)冬仍有虎在深澳大石牌“伤害人畜颇多”。另据雍正《揭阳县志》卷4《祥异>载，顺治十六年(1659)“乡村患虎，九都之虎无处无之。至有白日三、五行走，人畜均受其患。山村日未夕即闭门，每多至十余只”。康熙二年(1663)“埔边寨有虎六只来此，民击毙其三”。康熙二十年(168 1)“自春末至夏仲夜间，虎多二、三成群入城”。揭阳虎灾是成群老虎在乡村公开活动。清人羊朱翁《耳邮>卷1载，广东潮州乡间多种柿，“有某甲以此为业”，一日在山中遇虎，甲鸣金集丁壮数十人，荷挺逐虎，“虎屹然立，众莫敢近”。

明清时期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也频繁出现虎灾。乾隆(JIl页德县志》卷16《祥异》载：天顺八年(1464)“虎害，时有虎在伦教村伤人”。正德三年(1508)“虎害，时小湾堡有虎伤人”。隆庆五年(1571)“虎害，是年龙山堡有虎为窖”。天启七年(1627)“小湾有虎伤人”。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龙山有虎伤人”。可见，明清时期顺德县境内多个地方都发生过虎灾。嘉庆《三水县志》卷13《编年附祥异》载，崇祯七年(1634)春“虎至城东大望山”。道光慵讷居士《飓闻录>卷1《布客》记载，从化县地僻山深，因山中有虎且不时食人，以致“行旅戒途”。康熙《新会县志》卷3《事纪》载：嘉靖十年(1531)冬“广海有虎暴，知县张文风募人搏之。”又载康

熙十一年(1672)夏“廓外有虎暴，知县王家启为文驱之。时廓外诸山多猛虎，一月之内食樵薪者四人，乃为文祭告山川城隍”。这两次虎灾都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知县亲自为文驱虎并招募乡人赶虎。

粤西地区的地形以山区为主，虎灾也十分严重，光绪《高州府志：》卷7《物产》记载，“虎，郡东西北近山处甚多”。是书卷48《纪

述》引《吴川志>载万历十三年(1585)“吴川上郭虎暴”。顺治十三年(1656)“虎蹂北郊。虎至北门，白昼噬人，守道李皓祷庙作驱虎文以攘之”。又引乾隆《高州府志》云雍正．=年(1724)“夏，虎暴。六月茂名铁炉山多虎，伤往来行人及牛羊，知县吴睿英亲往驱之，虎益横，一月内杀附近居民男女三十七口，至八月，乡民极力捕之始息”。另据明末清初吴川人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下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五月“虎至院村石桥，屈游击毙之，伤二人。”⑨钦廉地区是清初迁海的终点站，展界后，虎灾一直较为频繁，民国《钦县志》卷首《编年大事记》转引雍正《钦州志》载，“康熙八年春夏虎暴；二十四年虎暴”；又转引乾隆《廉州府志》载“康熙十年钦州虎蹂近郊，白昼噬”。

总之。清初广东地区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发生过严重的虎灾。 三、江西

明清时期，江西虎灾十分频繁。位于该省北部的九江、饶州等府与湖北、安徽接壤，汉代已是虎患重灾区，明清时期Et趋激烈，雍正江西通志》卷107《祥异》记载，嘉靖五年(1526)夏“鄱阳、德化多虎”。九江府属湖口县，据嘉庆《湖口县志》卷17《祥异》载：顺治八年(1651)“虎入城，知县冯先成召众合围”。顺治九年夏大旱，“虎杀人，坝头、桥潭头、皂湖，各伤至数十人，下乡及黄茅潭尤甚”。顺治十七年(1660)“虎杀人于城中，入官廨”。府属瑞昌县虎灾的猖獗，令地方官束手无策。雍正《瑞昌县志》卷1《星野附祥异》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夏， “大水，滨湖田地淹没殆尽，乡有虎患”。康熙四十年(1701)“虎入城”。是书卷6《艺文志·遣虎牒隍神文》载，“瑞昌一县半靠山谷而居，清盆等乡多赖樵苏活命，今有良田。乌石等处地方猛虎成群，其遭残齿而死者不下百数十人矣。”

虎灾造成社会家庭的破裂，“有夫妻而不能完聚，抛子女而任其流离，朝为无病之生人，暮作深林之怨鬼。”地方官府竭力为民做主，但收效不大。“前经牒告尊神未彰昭报，为此再备牒文，虔申祈祷，伏乞尊神体天地好生之德，念朝廷休养之恩，赫然震怒，亟殄暴以安

民，大奋威灵，速剪离而保赤，或转达上界立赐剿除，或长驱遇荒无惮灾害，庶民获遂生之乐”。正是虎灾的屡屡为患，地方官才不得不

屡次祷神驱虎，以稳定地方社会。

再看饶州府的情况，康熙《浮梁县志》卷2《天文志》记载，正德年间已有老虎为患。顺治九年(1652)“虎踞西隅塔下为穴，自城

垣倒坏后，虎常入城，至是踞之为穴。伤人畜甚多，署县同知许兆祥悬赏，令猎户捕杀。”直到康熙二年(1663)才平息虎灾。袁州府在

明初已有虎灾发生，康熙《袁州府志》卷13《灾祥》载，明永乐十年(1412)夏，“猛虎为害，佥事黄翰为驱虎文，祷于城隍之神”。府

属万载县于明成化五年(1469)季冬，白昼有虎进入郊市，“间有两虎跳跃东郊外巡逻十哩，咆哮伤人，樵牧行旅灭踪，官率猎捕逐，口之

敢樱。”县令陈灿作《驱虎文》并祈祷城隍：“灿奉朝廷牧民之寄，伯膺国家显柏之封，猛虎在县东十一里许伤人，非惟灿之德不足以口

猛兽，抑且伯之灵不足以庇生民”。康熙二十年万载县各乡又是“白昼虎出伤人，路绝往来”⑥。

南安府与湖南、广东交界，境内多虎。乾隆《大庚县志》卷1《祥异》记载，嘉靖三十年(1551)冬“教场一日聚三虎，民缚之”，万历十六年(1588)“梅岭下一El缚三虎”。这至少反映虎多。虎多必然伤人，康熙《南康县志》卷13《祥

异》记载，顺治十年(1549)“虎交城乡，白Et撄人，行人踪寂，莲塘为甚”。康熙《上犹县志》卷2《星野》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二十八年，“连年群虎口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中口口寮蚕守蔬圃者，俱被啖食，樵牧商旅坐以待毙。”嘉靖二十九年(1550)知县吴镐莅任，“乃设坛城西以祷”，是冬虎患稍息。可是到了嘉靖三十二年春，虎灾复起，“适钦差赞教辰阳罗无清过县，公复为建醮祈之，虎患遂除”。

笔者认为，这种祈祷可能兼有用民力围捕老虎的行动，否则虎灾不会消除。宁都府与福建接壤，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卷1《天文志》载：康熙四十二年(1704)“智乡黄柏群虎白日攫人??连岁为害”。瑞州府的新昌县在天启二年(1622)有五虎入城。顺治十四年(1657)该县“太和乡有虎??破门入室，捷若风雨，一日连伤数十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县属“八乡多虎，环城四五里及西乡尤甚，共伤男妇七八人”；雍正十二年(1734) “虎喹人至城门蔡氏门首”∞。赣州府与广东、福建为邻，清采蘅于<虫鸣漫录>卷2载：“龙南有山出虎，邑宰悬赏购捕未得。有樵夫登山，为虎御至平坦处”，樵夫最后沉着机智地脱离虎口。但也反映了老虎对外出作业者生命构成了威胁。

所以，明清时期，江西边缘与各邻省交界的府州县，均曾发生过轻重程度不等的虎灾。

四、一点思考

我国虎的种类主要分东北虎和华南虎。前者分布于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后者的分布范围最广，数量也最多，包括华南、华东、

华中、西南的广阔地区以及陕南、陇东、豫西和晋南等的部分地区。因此，明清闽粤赣地区的虎灾，应为华南虎的活动及肆虐。而且直到

1950～60年代湖北南漳和福建古田还出现过严重的华南虎灾。⑧

明清之际闽粤赣三省的虎灾，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受灾面积广大，给当地寻常百姓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这一时期，三省的人口

压力不断加大，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十分活跃，尤其是三省的广大山区已成为过剩人口谋生的重要出路，穷乡僻壤皆已人满为患，区域人口

密度不断增大，土地开发达到极限阶段。然而这一时期却出现了我国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虎患灾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明清时期

随着大量人口不断向山区进逼和新作物的引进与推广，山区的开垦不断向纵深方向深入，进而造成大面积的山林资源被破坏，大大缩小了人类与老虎间的距离，使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急剧萎缩，某些野生动物甚至绝迹，老虎的食物链

逐渐中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老虎开始走出深山老林向人类宣战。二是虎灾发生的时间以明末清初最为严重。一方面，这一时期正是王朝更替之际，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与避难流徙，正常的社会生产活动完全陷于停顿状态，土地大面积抛荒，这为虎等野生动物的自然蕃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古代战事始终以屠城掠地为目标，如清初出现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以及“迁海”所制造的广大沿海地区的无人区。

为了避难，又加剧了人口向山区的流动，无意之中又造成了以山为家的老虎与人的矛盾。三是康熙中叶以后，各地虎灾El渐减少，显示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逐步走上正轨并趋向繁荣，这之后虽也有虎灾发生，但力度已大为减弱，说明人口数量十分庞大，山区开发已达极

限。正是在大规模开发山地的过程中，老虎被不断捕杀，乃至造成今天华南虎已濒于绝种的境地。四是明清时期老虎的食人或伤人，是在

特定情况下发生的。据学者研究，吃人虎具有异常或变态的性格，在历史上极少见。虎吃人习性的养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环境的关

系，也有人为因素。如果某地环境适合于虎的生存，自然生态系统未遭破坏，野生动物数量丰富，虎觅食容易，一般不敢去攻击人。虎天

性谨慎多疑，只有在找不到野食的情况下，才会迫不得已冒险去接近居民生活区，盗食家畜乃至袭击人。明清时期的虎灾正说明虎的生存

环境受到了人为的破坏，虎与人的矛盾发展到对抗性的地步，要么虎吃人，要么人捕杀虎。⑨

①明陈继儒： <虎荟)，载<丛书集成初编>第136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明王樨登：<虎苑>，载明刻本<广百JII学海)(暨南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

③④<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⑤<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康熙<万载县志)卷12<灾祥>、卷14<艺文志>。 康熙<袁州府志)卷13<灾祥>也有载。 ⑦乾隆<新昌县志>卷3<舆地志>。 ⑧谭邦杰编著(虎)，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版。

⑨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另：文中的笔记资料主要来源于民国时期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清代笔记丛刊>；此外还参阅了巴蜀出版社的<中国野史集成>；地方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稀见中

国地方志汇刊>和部分天一阁地方志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全书)中的地方志，还翻阅了相应的各地清末、民国年间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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