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地位探析

!~

２００９年５月

第３６卷第３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Ｍａｙ，２００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ｖ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０１．３６Ｎｏ．３ｍ—————————————————————．．．．——．—．．．．．—．．．．．．———————————————．————————————————————————＝—————————————ＩＩ———Ｉ．＝＝＝＝＝＝＝＝＝＝＝＝＝＝＝＝＝＝＝＝＝＝＝＝＝＝＝＝＝＝＝＝＝＝＝＝；＝｝＝＝自＝＝目＿＝＝＿＝＝＝＝ｊ＝；＝；；＝＝＝＝＝＝＝＝＝＝＝＝一

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地位探析

张宁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２）

［摘要］清末，武汉成为中国中部的区域货币中心，强化了自身的金融地位。铸发新币的巨额赢利，是湖北

和武汉开展各项“新政”的财政基础。进入民国，武汉保留了综合性的货币发行职能。“汉钞”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年的大发展，是武汉金融地位达到顶峰的标志。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和内外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是必要条件，直接原因则是晚清至民国前期的政治衰朽。在近代史上，武汉成功完成由前近代晚期的大商埠向近代经济金融中心转型。深入探析这一转型过程，对当前武汉制定重建金融中 心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金融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ｌ—４７９９（２００９）０３—０１０３—０４

晚清至民国前期，是中国历史上币制最混乱的时代，新旧、官私、中外各种货币交错流通。清末币制改革，又造成货币发行地方化的乱局，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极。近代四大金融中心之一——武汉是币制乱局的受益者，一度成为中国中部的区域货币中心。货币中心地位的兴衰，对武汉近代经济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化对近代金融史和武汉史的认识。

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０日，广东正式开铸新式银元（龙洋），揭开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序幕。清代自始至终采取分散铸币政策，因此清廷允许、鼓励各省设局铸发新币。由于币制改革的开创者、洋务名臣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经营得法，武汉成为区域货币中心，所发行的银元、铜元、官票等新式货币，皆位居全国前列。

１．银元１８９４年，湖北继广东之后，开设第二个银元局，铸造新式银元。清末，“湖北造”与北洋造、广东造、江南造、大清造占据了龙洋８０％以上的份额。虽然不清楚具体铸数，但１９２４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１９省４８个重要商业城市的调查表明，湖北造龙洋仍在上海、南京、镇江、南通、杭州、宁波、绍兴、芜湖、安庆、六安、汉口、宜昌、老河口、长沙、常德、开封、郑州、信阳、三原、重庆、贵阳等２１个城市通用，在南昌、九江略微打折流通【１】融舢。当时，袁世凯头像银币“最通用”，龙洋也普遍流通。由此，可见湖北造龙洋势力之大。

２．铜元它是一种不足值的新式机制铜币，因清末铜钱荒之故，受到民间欢迎，得以溢价流通，遂成为各省的一大利源。湖北于１９０２年开铸铜元，先设湖北铜币局，次年又在银元局附铸，１９０５年又在汉阳兵工厂附铸，总计有三处。清末铜元总量折成当十铜元（名义上当铜钱十文行使，重量只能当二，因发行过滥而不断贬值）约有２００亿枚，迄１９０７年１月，武汉三个厂铸造量折当十铜元达４３亿枚，至清朝灭亡时的总铸数超过全国总量的２５％，高居各省局之首，广泛流通于中部、华东、及西南地区【２１１６００

１８９６年，湖北官钱局开设，发行兑换纸币。因武汉有大型铸币厂，官票兑现无虞，“信用弥

坚”。至武昌起义时止，共发行银两票６—７万两、银元票１６０余万元、钱票１７００余万串，占清末官票发行总量的１５％左右。官钱局在沙市、宜昌、襄樊等地增设分局或代理店，专司兑现，“人民以便于携带，咸乐用之”。湖北全省以外，湖北官票还流通到四川、河南、安徽、江西诸省与湖北毗邻的地区，在湖南全省皆可流通，为他省官票所不及【３】７２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９－０２［作者简介］张宁（１９７１一），男，陕西岐山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３．官票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６卷

区域货币中心地位的形成，强化了武汉的金融地位。早在清前期，汉口已是“江海贸易之总汇”和中部头号商品转运中心。１８６１年开埠之后，更兼具内贸和外贸转运中心的双重职能，金融业逐渐演变为票号、外资银行和本地钱庄相互协作的格局，以洋例银（虚银两之一种，由特定重量标准和成色标准结合而成，并无实银，仅作记账与货币兑换单位）与上海规元、天津行化银并称于世。货币铸发事业的兴起，进一步扩大了武汉在中部地区的金融辐射力。一是湖北造龙洋向下游沿江地区流动，渗透进上海的金融势力范围；二是铜元和官票的发行，加强了武汉对中部土货产区的金融控制。清末，内地仍以用钱（或替代品——铜元）为主，每到土货收购季节，皆需巨额现金，“汉口为通商大埠，每年贸易不下数千万，各帮生意出入，皆用钱盘，不用银盘，故汉镇商务需钱尤多。近年制钱缺乏，全赖铜元周转”［４１哟。

区域货币中心的地位，带来巨额铸发新币赢余，是湖北和武汉开展各项“新政”的财政基础。从现存史料看，仅从１９０２年９月．１９０７年１月，三个铸币厂的铜元余利达洋例银５５６４６４９两，估平银２８４６６０５两１４ｌ麟铡。从１９０１年至武昌起义，官钱局获利愈５００万两。数据虽不全，但足以说明货币发行赢利之巨。清末十年间，新政渐次推行，但中央和地方财政奇绌，是一大障碍。有此巨款，湖北新政方能居全国前列。比如上述铜元余利，除造币厂营建薪酬、付赔款、潜江西湾堤防、协赈湘灾之外，２／３皆用于编练新军（１００多万两）及武汉的新政事业，如开办学堂和图书馆（近１００万两），举办官营工厂，办矿务局、工艺局、劝业场、迁善所、习艺所，购买轮船，修建后湖堤防、白沙洲填土工程以及各项市政工程Ｉ １掰铆。官钱局赢利，也用于兴办新政，并垫支各公署机关经费。新政的实施，使武汉从传统的地区行政中心（武昌）加商埠（汉口）向近代大都市演变，新军和新式教育也为武昌首义准备了条件。这些都离不开铸发新币的赢利。

进人民国，武汉保留了综合性的货币发行职能。这一时期，汉钞崛起，是武汉金融地位达到顶峰的象征。所谓汉钞，指中、外各家银行汉口分行发行的地名兑换券。因币制混乱，各地通行的货币种类不一。同为一元，究竟何指，因地而异；同种货币，各地的币值亦不同。因此，银行发行之银两和银元兑换券，皆为地名券，限于本地兑现。

清末民初，各银行的汉钞发行量有限。之后，山西票号退出金融舞台，中资银行取而代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汉口银元券逐渐通行。１９１６年５月，袁世凯政府电令中、交两行停兑，武汉商界仿效上海，坚持兑现，勉强度过危机。至１９２０年左右，两行汉钞恢复元气，成为汉钞的主导力量。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交两行（尤其是中行）扮演着准中央银行的角色，两行兑换券视同国币，可用于薪俸、纳税及一切交易。１９２１年，中国银行将纸币发行准备集中于上海、汉口、天津三处分行。次年，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汉口分行为第三区域行，管辖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西、贵州、陕西及山西的运城、新绛，并发行印有“鄂、湘、川、陕、汴五省通用”的兑换券。同年１１月，交通银行也将发行和兑换行划分为上海、天津、汉口、奉天、哈尔滨五区。从此，两行汉钞（银元券）进人大发展时期。

由于武汉是中部地区的商品转运中心，两行汉钞的势力早已超出湖北，“其流通区域至为广大用途亦巨”。汉口升为管辖行之后，汉钞在附近省份大量通行，北至河南、西至重庆地区、南至湖南、西北至陕西、西南至云贵，是国内仅次于“申钞”的区域性信用货币。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外，还有十几家中外银行发行汉钞。中南、大陆、金城、盐业等四家中资银行组成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纸币近百万元，其他如中国实业、四明、浙江兴业、中华懋业和农商银行，总计发行百万元上下。外资银行中，汇丰、花旗、华比、横滨正金、友华、台湾、华俄道胜也发行汉钞，１９２６年以前的发行总量据说有３００万元１９８－９９。总计中外各银行在１９２６年初的汉钞发行余额，应在３５００万元左右。

汉钞的大发展，是武汉金融业达到顶峰的重要推力。一方面，中西部七省的银行准备金向武汉集中，进而带动大批寻求安全的资金前来，使武汉资金和信用中心地位愈加牢固。另一方面，汉钞本身也产生了显著的资金放大作用。１９１５年《取缔纸币条例》规定银钱行号发行纸币需五成现金准备，另五成可用公债票及商业证券。１９２０年《修正纸币取缔条例》将现金准备提高至六成。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又适当灵５１活处理。如中、交两行创设领券制度，无发行权的钱庄和银行向两行领用一定数额的兑换券，交付六成现

!~

第３期张宁：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地位探析

金加四成债券、票据，作为抵押，后者可用房地契和期票代替【ｌ】－７５－１８６。这样，３５００万元汉钞只需２１００万元现金准备，资金放大效应最大可达１４００万元。而１９１７年底，武汉硬币（银两、银元、铜元）流通总量约合１２００万元，加上各种钞券也不超过１５００万元【１】卸。

当时，国内城市的资金在总体上偏紧，如１９２１年全国银行存款总额为４９６，８５７，０４１元，放款超过２００余万，为５１５，３１８，１７０元［６１。以汉钞为中心的信用大扩张，既扩大了武汉的金融辐射力，也给本地工商企业发展创造了宽松的资金环境。据记载：“当民国十五年以前，市面金融收付之繁，每日多至数百万，所用筹码，专赖各银行所发之汉口钞券以资流转”【５１９９０

然而，汉钞的盛景不长。１９２７年，广东国民政府北迁武汉。４月，因宁汉对峙，采取现金集中政策，停止中、交和新设的中央银行汉钞兑现，并禁止他行汉钞流通。汉钞信用遭受重挫，一度贬为废纸。与此同时，大量申钞流人，并长期在武汉流通。宁汉合流之后，虽屡经整顿，难挽汉钞衰败之势门。

汉钞不再是跨省流通的货币，武汉也就丧失了区域货币中心的地位，渐沦为上海金融业的附庸。进入３０年代，各银行的最高发行总量只恢复到１７００万元。而申钞在湖北势力愈张，１９３０年月均流通量在２８００万左右，１９３５年达４０００万元之巨【８１蹦Ｉｏ至１９３５年币制改革，汉钞这一地方性货币为法币取代。

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武汉是中国中部的区域货币中心。究其原因，固然与武汉的商业、金融地位密不可分，但直接原因在于晚清至民国前期的政治衰朽，对内表现为中央集权的衰弱，终至军阀混战；对外表现为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及该体系下租界的存在。

从太平天国之役，清王朝开始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大是重要标志。清末，巨额赔款摊派和“新政”需求，使地方财政进一步坐大。在罗掘无计之时，铸发银元（角）、铜元、官票等新式货币成了地方政府的新财源。

在货币发行地方化的大潮中，洋务名臣兼理财能手张之洞坐镇武汉，经营得法，加之“九省通衢”为中部商品和资金集散地，便于新币的发行和销售，武汉遂能独领风骚，成为中部的区域货币中心。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始于晚清的政治衰朽进入军阀割据阶段，推动武汉的货币中心地位向更高层次发展。

汉钞之盛，武汉的商业和金融辐射力是必要条件。但特点类似的天津、哈尔滨、重庆的地名券何以不及汉钞？且汉钞在民国前几年发行有限，１９１６年初，中行汉钞发行余额在１８家分行中仅排第九，低于重庆和杭州；交行发行余额在１９家分行中仅排第七，比长春还少１１１２３７－２２０。直到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它才迎来大发展。随着政局愈趋混乱，其势力也达到顶点。可以说，汉钞正是政治乱局的受益者。武汉有全国第三大租界区，受到列强“保护”，既免于兵灾战祸，又能以租界庇护金融机构。除外资银行外，中资各银行的分行也都在租界安身。这一优势，在中西部的大城市中独一无二，吸引附近地区的大量民间资金前来寻求“安全港”，大大增强了本地银行的资金实力。

然而，从１９２０年起，风云突变。当时，各地军阀向银行强行借款、摊派之事屡见不鲜，即使财雄势大、有政治背景的中、交两行也不能幸免。两行在北京发行的京钞长期被用于政府经费，经常不能兑现。１９２１和１９２２两年，两行相继遇到三个事件：一是１９２１年６月，四川军阀干预中行重庆分行业务，使申汇未能即期兑付，该行实际上失去作为银行的职能…１静。二是同年１１月，有日本人传播北京发生兵变，中、交两行被抢的谣言，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竞印行号外，报道北京中、交两行停闭，立刻引起两行挤兑，影响直达武汉。经汉口银行公会合力维持，三天兑出两百万元，方得平．皂，ｉｓｊ９６．－０７。三是１９２２年直奉战起，奉系军阀强行提用交通银行奉天分行未印地名的空白兑换券５００万元，加印“某年月日在京津交行兑现”等字样，行用于京津等地Ｉ…Ｉ盯。有鉴于此，中行才迅速将现金集中于三大租界区所在的沪、津、汉，实行分区集中、分区发行。交行也在次年追随，划分汉口等五大区。１９２２年，因武昌总商会向全国商联质问五省通用券一事，中国银行总处的回复道出了个中要害：“盖敝行鉴于年来时局多故，内地各行，准备多，则风险可虞，准备少，则应付不敷，不得已内部改组，……择分行中之在通商巨埠比较安全者，定为区域行。其邻近各行发行之钞票之准备金，概须存人区域行，以昭妥慎”【１１１８７－１８８。当失去租界的庇护效应，或者国家政治趋向统一，武汉的资金安全港效应就会消失。１９２７年，武汉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６卷

国民政府能够实施集中现金政策，与年初强力收回租界是分不开的。经此重挫，武汉金融中心的地位走向衰败。

四

在近代史上，武汉成功完成由前近代晚期的大商埠向近代经济金融中心的转型。深入探析这一转型过程，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城市史和湖北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武汉近代的成功转型，是长期因素（区位优势）、中期因素（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变迁大局）和短期因素（张之洞督鄂，军阀割据）在特定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必然性，亦有较大的局限性。通过武汉区域货币中心地位的兴衰，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

“九省通衢”的区位是决定武汉命运的长期因素。清代前期，全国性市场体系形成，汉口居于商品集散和转运贸易中心的地位，为“天下四聚”之首。近代，上海为龙头的对外贸易勃兴，汉口扮演中部“二传手”的角色，区位优势得以维持甚至强化。依靠内外贸易，金融业迅速发展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武汉近代转型的中期和短期因素也是上述长期因素所致。汉口在内地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使之在１８６１年成为内地首个开放的商埠。大批外国人来汉经商，才开辟了全国第三大租界区。而深得慈禧信任的洋务名臣张之洞长期担任湖广总督，也是清廷的刻意安排，以便在王朝衰落之际有效掌控南中国的枢纽地带。

然而，缺少中期和短期因素的配合，近代武汉的经济繁荣必定大为减色。以金融而论，最多达到长江上游商贸中心重庆的水平，无法居于上海之后，与天津并列（广州虽忝列四大金融中心，其辐射力远不及前三者）。事实上，沪、津、汉三地的繁荣颇有类似性，比如都受益于租界，津、沪租界的寿命则长于武汉。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武汉在全国的经济金融地位达到最高峰。其时，却是武汉的长期优势由盛趋弱的转折点，横穿东西（陇海）和纵贯南北（京汉与粤汉相连）的铁路，推动西北、河南、湖南与沿海商埠直接往来，轮运的改进则使长江上游商埠直通上海，“武汉在全国交通新网络中的地位大不如前”［９１砣１。外贸地位因而退步，“中国对外贸易各重要商埠贸易额之大小，依年序排列……以汉口转变为最甚。在１９１８年尚留滞第二位，１９２１—１９２０年降至第四位，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降至第五位，１９２３年又降至第七位，……１９２７年竞退居第九位，适１９３０年更沦人第十位，大有一落千丈之势”１１０ｌ瑚。另一方面，工业化的进步推动商业资本让位于产业资本，而武汉以转运中心起家，周边地区落后、缺少经济腹地的弱点也开始暴露。在此情势下，武汉的金融地位能继续提高，汉钞成为大武汉鼎盛的标志，究其原因，中期和短期因素起着主导作用。近代武汉金融的这种发展轨迹，对当前武汉制定重建金融中心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张宁．中国近代货币史论Ｉ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稿【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５】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近代货币史料【ｃ】．湖北：武汉金融志办公室，１９８２．

【６】卢其昌．从农工商业说到今后银行的出路【Ｊ】．汉１２１商业月刊，１９３５，（２）．

【７】张通宝．汉钞始末ｌＪ】．武汉文史资料，１９９７，（２）．

［８】湖北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金融志：上卷Ｉｃ］．武汉：湖北省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５．

【９】９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ｌｏ】曾兆祥．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２辑【Ｃ１．武汉：湖北省贸易志编辑室，１９８４．【责任编辑：邓建华］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8zh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