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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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与抗日战争
【内容提要】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中,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海外侨胞毁家纾难,输财捐物,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积极回国参加抗战,血洒疆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末与民国时期,数以千计的穷苦老百姓饱含辛酸的泪水而去海外谋生。他们飘零异域,受尽帝国主义的歧视、奴役,甚至是残酷的屠杀。他们在海外遭受苦难越深,怀念祖国的情思越切。他们在海外深切体会到祖国的兴衰强弱与自己息息相关。因而日夜盼望着祖国能早日繁荣昌盛。所以每当国内开展革命或进行经济建设时,华侨们的拳拳爱国主义都为之牵动。
尤其是当中华民族遭到外来侵略,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爱国侨胞和中国人民一道,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己任,投身于抗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八年抗日战争的无数史实充分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期,海外华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中。直接间接地支援祖国的抗敌斗争,不少人毁家纾难,捐赠物质,回国参加抗战。有的血染疆场,为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献出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七七”事变的炮声吹响了抗战的号角,也震怒了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侨胞们痛斥日寇“灭绝人类道德,目无国际公法”,强烈要求动员全国力量,抗拒侵略者。他们明确提出“抗战者生,妥协者亡”。
并纷纷表示“值此存亡绝续之生死关头中,凡属炎黄子孙者,当英勇共赴国难,做出任何重大牺牲而不惜。”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全国抗战的力量之一的海外侨胞,以他们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掀起空前规模的爱国高潮,纷纷建立和扩大抗日救国团体,从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和国民外交活动,进行抵制日货的斗争,大力促成和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并参加侨居国的抗日斗争。其运动之深入,群众之广泛,爱国之努力和对祖国贡献之巨大,实有华侨历史所未有,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地区8003华侨和2950多个团体,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新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3日缅甸华侨在仰光聚会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在新加坡,7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振贤,着急华侨各界代表商讨救亡对策。8月15日新加坡华侨各界侨民大会在中华总商会开幕,118个华侨团体共派700名代表出席大会,决议成立“新加坡筹赈会”。在菲律宾成立了“华侨救亡会”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越南华侨成立“越南救总”。泰国成立“ 华侨慈善筹赈会”。随着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统一募捐和其他救亡活动,在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和印尼侨领庄西言的建议下,由陈嘉庚主持了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到会者有马来亚、
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西里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四、五十 的华侨商会、慈善会、筹赈会等的代表160多人,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关,推选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决议在新加坡设立总会办事处。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之抗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随之,又在《南洋通告第一号》中,重申“焦土抗战”、“全面抗战”、“长期抗战”三个口号,作为全体侨胞努力的目标。
在南洋总会的领导下,个地区分支机构日益增加:在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有20个筹赈会;在缅甸、泰国、越南、菲律宾有30个分支机构;在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和西婆罗洲有35个筹赈单位。其他间接接受南洋总会领导的筹赈机构也不在少数。南洋华侨如此广泛而有力地组织起来,这是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开创了南洋华侨团结抗日救国运动的新纪元,是华侨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南洋华侨不分地域、党派、帮派,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下,捐弃成见,消除界限,团结一致,表现了海外华侨难能可贵的合作精神。
与此同时,在其它各大洲,华侨救亡组织也相继成立。在欧洲有“旅英华侨抗日救国会执行部”、“巴黎中华抗日救国会”、“旅德华侨抗日联合会”、“旅荷华侨救国后援会”。在此前后,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波兰、苏联等国的华侨,也先后成立了所在国首都为中心的抗日救亡团体。为了统一欧洲华侨抗日救亡工作又建立了“全欧华侨抗
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欧抗联会”)。它领导着40多个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并通过《宣言》:“我海外侨胞一向是保护祖国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全国上下一致,无以抗日,过去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敌人喜欢的,是我们的分裂,而敌人所害怕的,是我们的团结’;正由于历年来祖国的分崩离析,不断内战,暴日方能趁火打劫。”在美洲,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简称“纽约救总”),有54个侨团组成的“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 (简称“纽约筹饷总会”),有美国中西部“芝加哥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捐救祖国总会”,它统属47个分会,遍及大小城市300余处,是全美洲华侨救国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在非洲和澳洲,救亡组织至少各有25个。至1940年底,海外华侨共建立了2794个救亡团体,其中较大型团体49个。这些华侨救国组织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由民主产生,输财出力,身先士卒。他们“不受报酬,不辞劳瘁”地轮流工作,“系统整然,绝无互相摩擦,或互相推诿之弊”,担负起筹赈、宣传等任务。这些组织将海外华侨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使其“各尽其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祖国。”
(二)
华侨为了支援中国抗战,从经济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方式有抵制日货、募捐、侨汇、购债、投资和捐献抗战物质等等。
抵制日货是华侨抗日的主要手段之一,它从经济上严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早在抗战爆发前,抵制日货运动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抗战
爆发后,则形成全球性的风潮。
东南亚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开展得最为广泛而深入。虽说不少的华商以经销日货为生,但为了民族的利益,宁愿承担经济上的损失,与日商断绝贸易往来。麻坡地区数百家华侨商号将于1938年8月1日前的日货“概自动标封,已定得货物全数驳回,订货单也同时宣告失败”。柔佛华侨则限4个月内肃清全境劣货。日商每月损失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缅甸的华侨成立了“华侨抵制日货总会”,负起抵制日货的权责。1937年10月缅甸华侨举行了抵制日货扩大示威游行,通告全缅各埠侨胞组织抵制分会,使“日货在缅甸市场,一日为止僵死,其经济上之损失,实属无法估计”。泰国华侨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有如野火燎原似的扩展到每一个角落”,使一向以经营日货著称的曼谷力察旺大马路变为“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死市”在菲律宾、越南等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使日本在南洋每月经济损失达2000万元,贸易额大幅度下跌,1937年为7亿6000万元,1938年降至4亿6600万元,减少约3亿元,下降;了63%,并由历年出超变为入超。
在美洲,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也广泛开展,其中以美国为最甚。1937年9月8日纽约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各侨商皆一致要求坚决抵制仇货。26日,他们又发布通告号召“侨胞务须绝对断绝与日寇交易。”在旧金山,“日货完全绝迹”。美国的华侨妇女还与当地妇女联合,掀起了拒穿日本原料制成的丝袜运动。她们以“买一双丝袜便
是送给日本人四排机枪子弹”相比喻,使日本生丝在美国销量大减,1938年日本对美国的输出总额比战前下降了52%。
在欧洲,爱国侨商联名发出号召,要求各商店、饭店不再贩运和购用日货,原存日货限期肃清。1937年8月2日,巴黎华侨成立了“抵制仇货会”,制定了抵制日货的办法。不久又制定取缔贩卖仇货章程,规定对贩卖日货者“拘案究办”,货物充公,罚重金作救过捐。法国里昂车站一带,700多侨商不惜舍弃每日可得3万法郎的日货生意,一律自动封闭不再出售。
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迪戈——苏瓦雷斯华侨一致决议,要求华商拒绝出售日货,并组织检查组实行监督。
世界各国华侨所展开的抵制日货运动,是日本的对外贸易陷入困境。1937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为69亿5800万元,1938年跌至53亿5300万元,减少了23%。仅1938年的前三个月,日货在东南亚消减了54%,全世界下降了40%。
华侨开展的“不合作运动”和“不供给运动”,是对日本进行经济斗争的又一内容。其中以东南亚华侨的“罢工事件”和美国的“组织废铁运动”最为著称。
东南亚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原料基地,许多大型日营铁矿以及大型钢铁厂和铝厂几乎全部雇用化工。化工得知敌人屠杀自己的同胞时,纷纷举行罢工或退职,以示抗议。1937年底峆株巴辖日本原铁山的2000名化工,首先发动了“震动星马社会,制敌死命”的罢工。随之日营的马来亚最大的龙运铁矿的2700名化工也
弃职离矿,使铁矿停产。其他各厂矿化工奋起响应。一时使马来亚日营的铁矿和钢铁行业的生产陷入瘫痪状态。1937年7月11日,日本从马来亚每月运出的铁砂和钢锭为30万吨,而12月仅有12400吨,降低了96%。
美国是日本军火原料——铁的主要供给者。每年输入日本的铁约有百万吨,占日本输入量得50%。于是旅美侨胞开展了阻运废铁运动。1937年,满载军械及废铁2100吨的的日轮“广源号”拟开往日本。船上的20名华人海员与旧金山侨团联合行动,使该船无法起行。1938年5月,“纽约23名海员拒绝在一只运废铁到大连的船上服务”。同年12月,日本三井公司租用希腊船“斯拜罗斯”号到旧金山海港,准备运2500吨废铁赴日。华侨知道后,先后组织2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和纠察,将轮船团团围住,同时向中国领事馆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愿,终于获得全胜。加利福尼亚州55个团体联合当地友人组成几千人的纠察队在沿海码头昼夜巡逻,严防废铁运往日本。他们的行动得到当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致使州长“下令将准备运往日本废铁12000吨,制止装运。”与此同时在洛杉矶、华盛顿、西雅图等华侨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组运废铁运动中,美国华侨“不分党派,唯一的目标是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华人社会里少见的现象。”
海外华侨开展的“不合作和不供给”运动,造成了日本军事工业原料的短缺,直接冲击了日本军火生产,配合了祖国的抗日斗争。
募捐也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之一。各国的华侨团体视
募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去完成。华侨绝大多数是贫苦劳动者,经济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认为“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不愧为炎黄子孙。”他们视捐款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常常是一个人倡议,万人响应,一人发动,各地效仿。
在美洲,为了推行月捐旧金山华侨提出了“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口号。大都规定每人月捐5美元(约合法币70元);在英属地区和国家,规定东主毎星期10先令(合法币40元),工人每周1英镑工资捐2先令,或以个人各商店收入议定月捐数额。综合各国情况观之,一般月捐为每人月薪的5——10%。有许多将整月薪水汇寄祖国。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美国大陆华侨共筹款2500万美元,每人达300美元,其中旧金山华侨统一义捐救过总会筹得500万美元,为最高;纽约次之,筹得329万多美元;芝加哥则筹得240多万美元。此外,夏威夷也筹得70万美元,每人平均141美元。
在欧洲,旅欧华侨在全欧华侨联会和抗日救亡团体的发动和领导下,以各种形式近进行捐款活动。1937年8月10日至2月底,伦敦中国妇女慰劳分会先后捐助1789180元法币。巴黎捐助1099602元法币。其他国家的华侨也积极捐款。
据统计,1938年以前,平均每年捐款约3亿元左右,1939年增至11亿,1940年达20亿之多。据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8年军费为18亿元,而同年华侨汇款达11亿元(不包括救国公债),捐款占10%。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指出,按世界银行发行纸币通例,1元基金可发行纸币4元,当年华侨所汇回国的11
亿元外汇,可发行纸币44亿元,出交还侨眷10亿元外,还有34亿可充军政费用。
在捐款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中华儿女。北婆罗洲打根华侨小贩郑潮炯,生活艰辛,他得知筹赈抗日救国的口号后,曾7次沿门义卖瓜子,将辛苦筹集款项交给筹赈会。1940年初,获悉其父在家乡被日机炸死,怒火满腔,当时他一贫如洗,“乃将其亲生之第四幼子,出卖于人,得的乳金80元,悉数交给筹赈会。” 伦敦化工吴耀如,把10多年积存的3800元,都捐助中国难民。美国底特律市郊一位40多岁的华侨妇人,人称她为简夫人。丈夫早逝,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开洗衣店为生。在抗战爆发后的半年内,她慷慨的捐出自己积攒的血汗钱1.5万美元。她发表演讲时说:“若是中国不亡,我愿意花掉最后的一元以救国,若是中国不幸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老华侨的抗日热情尤为感人。澳大利亚一位华侨,年近古稀,将其数十年积蓄准备养老用的300余金镑全部捐献。友人力加劝阻,他慷然说:“我老了行将入土,能以区区微金,贡献祖国,实是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尤为可敬者,侨胞中生计极其困难的乞丐和残疾人也投入到抗日救亡行列。马来亚乞丐赖凉,年逾花甲,当天乞得4角4分,除饭费外,其余三角。他手持木杖步至救难会,把余款献出后说:“余虽行乞,尚能平安度日,较之祖国难民,饥嚎啼哭家破人亡,则优越的多!
捐物,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又一重要内容。抗战爆发后,使得本来就贫穷落后的中国经济濒临危机,物资极为匮乏。为解祖国之急,
华侨在输财同时,又捐赠大批急需物资。
抗战爆发不久,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就开始组织捐赠旧衣活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集了50万件,运交国内难民组织发放。南侨总会成立后,两年内缴募寒衣700万余件,制暑衣30万套,蚊帐8万床,赠与祖国将士。加拿大侨胞为嘉慰抗战将士,两次捐毛毯13000条。1939年,国民政府发的那个征募寒衣运动,侨胞们又予以大力支持。美洲募代金100万元,仰光10万元;菲律宾15万元;新加坡5万元和3500英镑;瑞士1万元。至1943年6月,华侨所捐寒衣款合法币230余万元,其中美元2000元,荷币400余元,墨币2000余元,比币13000元,港币9000元。此外华侨还捐了予以、胶鞋等物品。
除此之外,华侨捐助了大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缺医少药的情况;他们选派医护人员回国,参加战场救护,实践疆场;他们以报效祖国之志,为国内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华侨对抗战的医药支援,时期对抗战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为了加强祖国的空间防线,世界各地华侨发起了献机救国运动。各国侨胞献机分别为:菲律宾50架,缅甸14架,印度10架,美国50架。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华侨共捐献各种飞机217架。南侨总会还献车200辆;缅甸100辆,美洲华侨捐赠救护车200辆。越南侨胞“缩食委员会”捐献了轻型铁甲车。从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华侨共献作战车辆27部,救护车1000多部。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先后颁布《救国公债条例》、《救国公债
募集办法》、《修正救国公债募集办法》和《购募救国公债奖励条例》。规定:“本公债自战事结束后第三年起,由国库指拨基金,分20年还清”。广大华侨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掀起了广泛的购债活动。1938年春,陈嘉庚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侨民大会,阐明购买救国公债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意义。他自己首先购债10万元,在场的侨胞认购共达二三十万元。到同年秋,马来亚华侨购买公债1500万元,其中新加坡一地就买了500余万元。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止,缅甸侨胞购债汇返祖国款项280万元。由于广大侨胞踊跃购债,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海外各地侨胞就认购了半数以上。以后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也尽力认购。据统计,1937——1942年,仅救国公债一种,华侨就购买了11亿元之巨。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陈树人统计,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0年,侨胞还认购国防公债6265138元,金公债2915880元又22924金镑。还有储蓄券,马来亚各地华侨购买了240余万元。
同时,爱国华侨为了保家卫国和增强抗战经济实力,积极投资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国民政府为利用和开发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华侨投资的政策和条例。1938年1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制定了《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助办法》,具体规定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条件和办法。投资的重点从东南沿海转向西南大后方,这是抗战期间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一大显著特点。马来亚华侨运回新式机器,投资100万元协助改良广西的锡矿;陈嘉庚、侯西反和郭兆麟等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厂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这是当时中国
唯一新式的最大提炼药厂,可生产药品91种;新加坡华侨谢吉安集资100万元在重庆组织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川康农业矿产,并在西南设炼油厂一处,专门采用土产植物榨油;马来亚华侨王振相等合资创办重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在抗战期间为大后方运输,橡胶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守明、陈嘉庚等13人与国内地方实力派龙云、刘文辉等13 人合资500万元,创办华西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本中,经济部与西南有关各省占40%,地方实力派私人方面占10%,侨资占50%,其宗旨是开发华西富源,为抗战服务;“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与国内实业界及财政部合资创办华侨企业公司,资本1000万元,胡文虎出资450万云,国内企业家250万云,财政部300万云;同时华侨还对国内金融业进行投资,如侨领谭赞、胡兆祥等于国内官股合资1000万元筹组中国工矿银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副部长周启刚联合侨资组织华侨建国银行;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投资西南地区约2500美元,遍及工、商、金融各业。虽然其中有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夭折或收效甚微,但侨胞报效祖国赤子之心是令人难忘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侨胞抗日救国热情高涨,有大批爱国侨胞毅然千里迢迢回国直接参加抗战工作。据统计仅从东南亚、美洲和澳洲等地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人左右。他们组成华侨归国杀敌义勇军、华侨空军义勇队、华侨飞行员勇队、华侨回乡服务团、华侨汽车司机工友归国服务团和救护队等救国团体。许多侨胞青年抛弃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怀着杀敌报国的热情,奔赴抗日前线,
驰骋沙场,英勇杀敌,其中有些人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从爪哇回国的女华侨,人称“双枪英雄”的李林,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担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六支队营教导员,对敌英勇作战,战果赫赫。日本侵略者曾悬赏5000元缉捕她。贺龙曾对她说:“听说鬼子们听了你的名字都怕呢,了不起!”1940年4月26日,李林再一次反扫荡中,在连续重创敌人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战斗在华南、华北和海南岛等地敌后战场的归国华侨,不畏艰险,翻山涉水。打击敌人,并作出巨大牺牲。在1938年下半年,在广东一役,有来自菲律宾80名华侨志愿兵参加战斗,其中78人献出了生命。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不少华侨青年终止学业或放弃原来的职业,纷纷回国参加空军与敌作战。1938年,有16名华侨青年在菲律宾接受飞行训练之后,派到汉口,参加空军部队。这支来自不同侨居国的华侨青年,组成“流星联队”与敌作战。在此之前,中国空军中菲律宾华侨青年刘灵韶于1937年8月15日在南京上空击落日机一架。其后,他又在汉口、长沙、柳州等地上空参加战斗,成为当时王牌飞行员之一。。当时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驾驶员中几乎有3/4是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侨。广东空军的骨干,从大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为华侨。当时被称为虎将的黄泮扬击落敌机八架,陈瑞铀击落敌机六架,威震一时。
广州沦陷后,由于敌人对上海的封锁,河内昆明铁路也封闭,滇缅公路遂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但当时国内缺乏汽车司机和汽
车修理工。在这种情况下,“南侨总会”会长陈嘉庚先生,以“南桥总会”的名义发出“关于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号召,华侨司机和机工热烈响应,先后共有3200多人回国服务。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不畏劳苦,不怕牺牲,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当时在漫长的滇缅公路上,分布着华侨司机队共20个大队,担负着国际运输线的主力。为了维护这条抗日救国的运输线,不知多少华侨机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根据战时的需要,海外侨胞组织的医疗救护队就有几十批,其中爪哇13批,所以的医生、护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而且都是自愿参加的。缅甸华侨先后组织义勇工程队、救护队、救护车及大批药品转赴长沙等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越南华侨组织童军救护团,回国后在广东东江各战区服务。回国华侨医疗队员尽管待遇微薄,环境艰苦,但他们在前线都出色地完成救死扶伤的任务,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称赞,后来有些队员继续留在国内工作。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归国华侨青年中,有不少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力和封锁,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延安和其他当日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和华侨统战工作。来到延安的各国侨胞,还于1940年9月,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地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南洋华侨与所在国的人民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浩劫,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包括华侨在内的南洋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这种形势
下,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本地人民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广大海外侨胞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与侨居国人民采取多种形式,反对共同敌人。新加坡华侨于1942年初成立“星华义务军”,该组织一成立,即投入保卫星洲的斗争。马来西亚华侨与当地人民共同组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3年8各月德的时间内,与日军进行300多次战斗,共毙伤敌军5500余人。菲律宾华侨于1942年5月,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转战吕宋岛14个省份和马里拉市,经历大小战斗260多次,歼敌2000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战利品。就这样,华侨在侨居国和祖国战场各个方面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在政治上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华侨对祖国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而它又是取得胜利的保障。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既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为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前,许多爱国华侨为支持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七七“事变后,他们又积极敦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巴黎的侨胞纷纷到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请愿,呼吁”迅速实现国共合作“。充分表达了广大侨胞关心祖国存亡,要求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的迫切心情。1937年9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消息传到海外,齐国侨胞”莫不踊跃欢呼“。许多华侨团体纷纷致电国共两党,热烈庆祝两党的合作共同抗日,希望两党共同御侮,并表示”全体侨胞手携手肩并肩地追随两党同志共同奋斗“。
统一战线建立后,广大侨胞立即将注意力放到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不使“用全民族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被“投降妥协分子所破坏所分裂”。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及其发动的“和平攻势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极大危害。广大侨胞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讨伐汪精卫集团的 斗争。各国侨团及其领袖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的集团。广大侨胞对汪精卫集团的声讨,是全国人民反汪运动的一部分,对于挫败汪精卫集团破坏国共合作,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起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潜伏着危机。为了促进两党团结抗战,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 于1940年3月回国。陈嘉庚等先后访问了重庆和延安。使国统区人民和海外华侨对共产党有了更多了解,对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至海外,“数百侨团纷纷致电蒋介石,抗议皖南事变,反对枪口向内,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军长,加强团结,抗战到底。”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致电蒋介石:“传中央军委下令解散新四军,并扣押叶军长,华侨闻讯,人心浮荡”。正当“暴
敌在境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之际,切不可“同室操戈,使敌人坐收渔翁之利”。美国加州一华侨团体通电指出:“两党之合作团结,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最后胜利之生命也。”华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十年侨汇达六十亿元【N】,解放日报,(2) 《陈嘉庚传》 (3)《皖南事变资料》 (4)刘博骥:《美国华侨史》 (5)《南侨回忆录》 (6)《华侨革命史》
—12-1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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