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家感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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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怀念父亲(一篇感人的文章)

怀念父亲

晚饭之后，看着丈夫坐在沙发上逗宝宝玩，父女两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让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或许真如大家说的“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我的父亲也是格外地疼我。小时候时常撒娇要父亲背我，父亲身高一米八多，有着结实的臂膀和宽厚的肩背，伏在父亲背上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舒服！

父亲是个热心人，村里哪家有些红白喜事忙不开了，他总是随喊随到，做事麻利又快又好，人家都叫他“快师傅”，又喜欢唱歌，不管在路上还是田间都能听到他嘹亮的歌声。村子里的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村里的人对我也很好。

父母希望我们能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过上好日子。经常说，爸妈没文化，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今后要跳出农门！上学之后，父亲更加呵护我，家里农活再忙也要接我放学，上五年级时，父亲已经40多岁了，遇到雨雪天气时，怕我摔跤还是坚持要背着我。我也没让父亲失望，一直班级前三，每当老师在父亲面前夸讲我，父亲就好开心，走起路来腰挺得更直了、歌唱得更亮了！

升初中时，家里的收入已经支撑不起兄妹三人的学费，亲戚介绍父亲去外地打工，父亲说：“闺女上初中了，路远，我得教会她骑自行车了再去！”暑假里，父亲手把手教会了我骑自行车。开学第一天他送我去报到，见到老师就递一支香烟过去：“老师您好，这是我闺女，您多照顾啊！”我躲在父亲身后拽着他的衣服怯怯地跟老师打招呼，一步也不敢离开。一周后父亲便外出打工了，睡梦中的我依稀感

觉到了父亲摸着我的脸，轻声说了声：“闺女啊，爹走了啊。”醒来之后知道父亲真的走了，才大哭一场。从此以后，就经常听到邻居隔着好几户人家扯着嗓子喊：“小敏！你爸来电话啦！”然后我就赶紧往外跑！

后来高考落榜，父亲非要我复读，我明白家庭已经支付不起哥哥弟弟和我的学费，坚持找工作为家里减轻点负担。父亲拧不过我，气的直抽自己嘴巴子，哭着说：“都怪爹没能啊??”我就抱着他，一边安慰他一边哭。随后父亲送我去合肥，我坐在火车里看着父亲的身影渐渐的消失在纷扰的人群中，才发现父亲已经那样的苍老，曾经宽阔挺拔的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那样伛偻??2006年进入了江淮重工，父亲才放宽心，别人问到我在哪上班，他都会高兴地笑着对别人说，我家丫头在江淮上班呐！那段时间父亲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可惜好景不长，2008年父亲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中晚期，噩耗仿佛晴天霹雳一般为整个家庭笼罩了一层阴沉的乌云。我们不顾父亲的反对东借西凑给父亲做了手术和化疗，手术后在家休息了一年，恢复的不错，大家心里稍慰。然而父亲为了尽快还清债务，不顾我们的反对再次外出打工。紧接着令人绝望的消息传来了，父亲的病情复发并恶化！只能放化疗来延续生命??几个月后，父亲身体突变，消瘦了，憔悴了，头发没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曾经高大的身躯、结实的臂膀、宽厚的肩背已萎缩成了一团，我趴在父亲床前，握住他的手就像抓着一把干柴一样。一阵阵心如刀绞，强忍着不让父亲看到我哭，弟弟告诉我，他抱父亲一点不吃力，因为父亲才几十斤重。我走到门

外嚎啕大哭，哭得浑身发抖，眼睁睁看着父亲离去却无能为力，心里万分难过、害怕、无助、绝望??父亲最终还是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们都知道，他也不想离开我们。妈妈说父亲生前最不放心我：走路老摔跤、性格急、脾气大，念着盼着看到你嫁个好人家，生个小外孙给他带。

父亲已经离开三年了，如今的我已经改掉好多坏毛病，有了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马上又要搬新家了。父亲，您在天堂能看到吗？下辈子还要做你的女儿，再续父女情缘。

朱敏

篇二：推荐一篇感人的文章

推荐一篇感人的文章——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

按：5.1长假，非典肆虐，刚好可以在家整理《影响IT业的100个人》的书稿。今天上网查阅任正非的一些资料，查到这篇文章，看完大为感动。特推荐给大家。对任正非这个人也有了全新的了解。任正非不但做企业一流，文章也绝对是一流。让我们这些以文字为荣的人感到惭愧。当然，支撑文字的，还是一个人的内在！其中流露的人文情怀令人感动。而这种人间真情和人文情怀，恰恰是目前IT业，以及商业界最“稀缺”的“财富”。的确，身在IT业，被这样的文字感动可能还是第一次。

——方兴东

任正非: 我的父亲母亲

编者按：亿万富翁的父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华为老板任正非的这篇文章把我们带回那个苦难的年代，给我们呈现两代人经受艰难生活煎熬的历史图景。难怪明基的管理层把这篇文章列为员工必读之文，文中的很多感情要素让我们感动。

任正非简介：任正非，生于1944年，中共党员。1988年在深圳创建的华为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通信设备研究、开发、制造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成立后的12年里，华为和几家国内程控交换机生产厂家一起，从跨国电信公司手里夺回半壁江山。“它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这是英国经济周刊《经济学家》对华为集团的评价。2000年华为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4亿元，在全国电子百强企业排名中，利润排第一。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到华为集团视察民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

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

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篇三：年度最感人文章：《大树之恩》!!

年度最感人文章：《大树之恩》！！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树。

一位小男孩，天天到树下来，他爬上去摘果子吃，在树荫下睡觉。他爱大树，大树也爱和他一起玩耍。

后来，小男孩长大了，不再天天来玩耍。

一天他又来到树下，很伤心的样子。大树要和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不小了，不能再和你玩，我要玩具，可是没钱买。”

大树说：“很遗憾，我也没钱，不过，把我所有的果子摘下来卖掉，你不就有钱了？”

男孩十分激动，他摘下所有的果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然后，男孩好久都没有来。大树很伤心。

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大树兴奋地邀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要替家里干活呢，我们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帮忙吗？”

“我没有房子，”大树说，“不过你可以把我的树枝统统砍下来，拿去搭房子。”

于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树枝，高高兴兴地运走去盖房子。看到男孩高兴大树好快乐。

从此，男孩又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