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法制史：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一、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53年）的法律制度

（一）、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 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始称春秋时期。

“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墨子《兼爱中》)

“子弑父者有之,臣弑君者有之”. (《孟子》)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政治上，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已经动摇。权力下移，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②经济上，铁器应用，牛耕推广。井田制破坏，私田出现。突出特点:1.王纲解纽，“礼崩乐坏”；2.大国争霸，各领风骚。

春秋时期涌现了很多新事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秦楚晋)；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上承君命,下理庶政.仕官而不领土,任职食傣)。而在法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郑晋等国掀起的成文法运动。 （二）、春秋时期的颂成文法活动：

夏商西周三代，中国法律尚处于习惯法时期。此时期的一些法律虽经整理编纂，并有文字记录，已成为系统化的法律，但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文法。真正的成文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得以问世。

1、 郑国“铸刑书”。郑国的执政子产是春秋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郑国是一个小国，用论语的话说就是“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子产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从容周旋于秦晋大国之间。外御强敌，内修政事，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治理郑国一年，手段比较强硬，郑国人恨他，编了一首歌谣：“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以后，受到民众的拥戴。郑国人又编了一首歌谣唱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他死后，被孔子称作“古之遗直”；后人尊之为“春秋第一人”。

在礼和刑的关系上，子产主张礼刑并用，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临死时，对他的继承人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认识。子产的这一主张在儒法两家那里得到了回应：儒家继其宽，法家继其猛。

子产又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他主张保留乡校，增强政治的透明度，允许郑国人批评时政，局部开放了言论自由。在法制领域，他开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就是将法律条文铸刻在鼎上，公之于众。使法律由秘密状态走向公开，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子产铸刑书的内容已不可考。有人推测，它应当是适应春秋末期社会转型的现实，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内容。大致是鼓励开垦荒地，新恳地为开恳者私有财产，不准他人任意侵占。国家的军赋按丘、按亩向土地私有者征收等。

2、邓析制“竹刑”。邓析是郑国大夫。他是名家的先驱，也算是中国律师的鼻祖。《吕氏春秋。离谓》篇上记载了他的一个故事，大意是，洧水发，淹死一个富人。其尸首被人捞走，富人家属要赎尸，但对方索价太高，富人家属于是找邓析拿主意。邓析说：不用急，他不把尸首卖给又你卖给谁呢？过了几天，捞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找到邓析拿主意，邓析回答：不要急，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

此篇又谓：“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日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投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依此，邓析是为子产所杀，支持这种说法的文献尚有《荀子·宥坐》、《说苑·指武》、《列子·力命》。

邓析私自编制了法律规范，刻在竹简上。故称“竹刑”。这为他引来了杀人之祸，因为法律体现的是国家意志，私人制作是违法的。《左传》定公九年记载：

“郑驷颛（郑国执政）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预注：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邓析并未接受君命，其制作竹刑属个人行为，名不正且违法，故为驷颛所杀。不过，驷颛虽然杀了邓析，却不因人废言，依旧用其竹刑。这意味着竹刑经过国家认可，有了法律效力了。

3、晋国“铸刑鼎”。时间在公元前513年，铸鼎颁布的是赵鞅和荀寅，著刑书的是范宣子。皆为晋国大夫。

将晋国法典铸在铁鼎上，史称“铸刑鼎”。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三家公晋以后，韩有《刑符》，赵有《国律》，魏有《魏宪》，都是成文法，沿续的是“铸刑鼎”。的晋国传统。

郑国和晋国公布成文法是前无古人的，是对现存法律制度的挑战，因而受到保守人士的非议和批评。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孔子分别对郑晋两国公布成文法进行了批评。 （三）关于公布成文法的争议。

我们推测，郑晋两国颁布成文法，其各自在国内遇到的阻力一定不小。因为它触犯了作为法律“守藏人”的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方面文献缺乏，只能存疑。现有文献披露的是来自国际的批评。代表人物是晋国的叔向和鲁国的孔丘。 叔向写信写子产，对郑国铸刑书公布成文法提出批评：

“昔先王议事以制（制度，先王之制，即礼），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这是抬出先王，诉诸祖宗之法，来压子产改弦更张，取消刑书。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民众知道有了法律依据就不用害怕上面了），并有争心（民众会起争夺之心），以征于书（从刑书上寻找法律依据），而侥幸以成之（却希图侥幸来成就他们的不良行为）。”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民众一旦发生纠纷和争端，就要抛弃礼仪规范，援引刑书作为依据。一丝一毫的小利都不会放过）。

这两段话都是讲铸刑书的危害。“不忌于上”，“并有争心”，“将弃礼而征于书”，手里有了法律依据，也就有了抗争的本钱。会起争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

晋国铸刑鼎则受到孔子的批评：“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晋国大概要亡国了吧，丧失了它既成的制度，即先王之制）。 （五）、公布成文法的意义：

梅因在《古代法》里讲到：东西法律都曾有一段秘密时期。有关法律知识和判断争讼的原理为少数特权阶层所独占。这少数特权者就成为法的守藏人和管理者。这个论述具有相当大的概括性，中国古代也不例外。西周时代的“临事制刑，不预为法”，叔向所谓“议事以制，不为刑辟”。都暗示了刑法的不公开性。但这里有个问题：这个不公开的刑法是临时制定的呢，还是已有预定的法典只是不公开、处于秘密状态？注《汉书》的师古认为：“非不预设，但弗宣露使人知之”。这可以称作“法条预设论”；另一个注者李奇则认为：“先议其犯事，议定然后乃断其罪，不为成之刑，著于鼎也。”李奇的看法和叔向是相同的，可以称作“法条临时论”。哪一种说法正确呢。我倾向于师古的意见。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商之汤刑，还是周之九刑，都是预设之刑，而不是随机应变、临时制作。

那么，为什么预设的法律不公开，要使其处于秘密状态呢？答曰：“刑不可知，则威

不可测”。法律处在秘密状态就会让一般人不可知，无从知。只知其有，不知其详，什么是法所禁止的，什么是法所允许的，一概不知，故深不可测；因为那个法深不可测，界限朦胧，只有处处加着小心，为防动辄得咎，必须来去侧身。行走天地之间，无处不感到法的威摄力，这就是威不可测。

现在再说公布成文法的意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个是当时段意义；一个是长时段意义。

“当时段意义”着眼于当下。我引荀子的话来说明：“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中略）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犹）不足以免也”（《荀子·君子》）“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成相》）简单的说，就是可以让天下人知法、明法、守法，充分发挥法律禁奸止暴的功能。

长时段意义着眼于中国法制史的过程，① 对传统法律观念、法律制度、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法律不是少数人的私产，而是全社会公开的调节器。②开创了成文法的先例，引发起春秋战国时期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③标志着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二、战国时期（前453----前221）的法律制度。 （一）、社会政治特点。 1、列国争锋。

刘向《战国策·序》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列国之间的这种争夺和征战是极为残酷的，充满血腥和野蛮。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这种征战是以无数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充满了野蛮、残酷和血腥。

由于战场胜负决定国家存亡，因此战国时代是一个武力横行天下的时代。战国初期，见诸史书的尚有20多个国家，经过大国兼并，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逐鹿中原的格局。此时的周天子连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不是了。较之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战争次数频繁，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此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国社会史》一书）；规模扩大、春秋时期投入兵力最多不过几万人，战国时期则动辄几十万。攻防手段和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孙子兵法、吴子兵法。战争的目的不再是列国之间争夺霸主，而是以兼地略土为直接目的，以王天下为长远目标。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

2、变法更制。

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的，魏、楚、赵、韩、秦等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更制。崇尚法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担当了变法的主要角色。率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法家的先驱人物李悝以“魏文侯师”、“魏文侯相”的身份主持，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众多领域。

在楚国，有吴起变法。他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使私不害公”，着眼点是吏制改革（政治制度），矛头指向“巨室”。孟子有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吴起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阻力很大。吴起的变法前后沿续十年，成效颇为显著。楚国原本落后，经过变法迅速强盛起来。“南攻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并一度战败魏国，“马饮于大河”。但吴起的变法遇到保守势力的强烈抵抗。变法中途夭折，他本人也被乱箭射死，并五马分尸。

列国变法中规模最大、程度最烈，成效最显著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下详）。 总起来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内容大体相同。即摧毁旧的贵族势力，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耕战并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 3、百家争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说：“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锋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说，取合诸侯。”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

班固论列的十家包括：儒家,墨家,名家,道家,法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

具体到中国法制史，对中国古代法制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建构贡献较大的有两家，即儒家和法家。

（二）儒家的主要法律观点。《周礼.天官.冢宰》: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下略)

郑玄注: “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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