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的可能与局限

《公众舆论》的局限与可能

在当下的中国，“公众舆论”绝对是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概念，或者说我们已然将开放的公众舆论视为理想社会秩序的重要标志。不过，当我们进入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世界时，也许多少会有些失望，因为让我们寄予美好期望的公众舆论，原来只是一种想像和虚构，永远与彻底的真实保持距离。

作为李普曼最有影响的著作，《公众舆论》通常被当成是一部新闻学或者传播学著作。不过，该书也许更应该被作为一部政治学著作来读。这是因为，李普曼所探讨的公众舆论并未限于新闻学或者传播学范畴，而是被置于整个民主政治的运作逻辑之中进行审视。其实，媒体只是公众舆论的载体或者源头之一，公众舆论固然可以通过作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参与政治运作，但显然并非仅限于此，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审视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人们“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以致根本无法应付，因此“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驾御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也就是在人和环境之间揳入一种“虚拟环境”，即人性和环境的杂交物。就此而言，“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象”。对这样一幅残破的图像作出反应，也就不要指望人们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公众舆论作为这种结论之一，注定会变动不居而又虚幻无力。

在李普曼看来，政府的信息审查与保密制度，人们所在的交际圈子和交往机会的限制，人们用于获取信息的时间多少和注意力的强弱，以及事实本身的朦胧与复杂，“它们共同损害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和公正性，用误人视听的虚构替代切实可行的理念，使我们无法对那些有意误人视听的人进行充分的核查”。当然最需要警觉的就是，“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受到了我们的成见的深刻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眼里的世界都是不同的，人们无法就某一问题达成真正的共识。当一群民意代表聚在一起讨论全国性甚至区域性问题时，他们其实缺乏有效沟通的基础。一个决定之所以能被做出，只是其中少数人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多数人的附和，而后者除了附和实在别无选择。正如李普曼所说，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前景：所有人都能够看清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公众舆论。唯一并非幻觉的前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空间尽量描绘出无形世界的真实画面，以及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成为保持这种画面的现实性的行家里手。在我们自身可能具有的相当狭窄的注意力范畴之外，社会控制取决于设计出生活标准和核查方法，据此来衡量政府官员和产业领袖的行为，从而稳步加强我们的实际控制。这就是人们在民主运作过程中实际能够做到的事情。同样的道理，新闻机构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对各种支配力量没有完备记录的社会，它能够记录的通常只是由于制度的运转而被它记录下来的东西。新闻界无法承担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

李普曼对公众舆论带有祛魅意味的解析显然稀释了我们心中的神圣情结，但如果由此认为培育一种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已无意义，那就未免显得过于超前。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学者刘擎的态度值得提及，尽管他针对的是西方“自由媒体”的神话。他说：“我并不相信西方‘自由媒体’的神话。??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因为没有绝对自由的媒体，我

们才应该特别区分不同的媒体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什么力量操纵。道理很简单，我们不会因为‘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就全都去急诊室，或者，反正也痊愈不到‘绝对健康’的水准，干脆取消医院了事。因此，‘中外皆然’就变得太轻率了，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虚无感。”

同样，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公众舆论在生成和流通过程中的局限，就放弃了对一种开放的舆论的追求。显然，在这方面我们还处在前现代的阶段，似乎不能用后现代的心态对待之。何况，即便是李普曼本人也未对公众舆论的某种可能性表示绝望，因为“已有足够的事实表明，不可见的环境是可以有效报道的，而且可以不抱偏见地传达给各种人群，并且能够克服他们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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