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贫富分化---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轻贫困和贫富差距上取得的成果归功于

快速发展策略，但城乡贫富差距、地区贫富差距和贫困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小组成员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具体分析、讨论形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由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引起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一些对策，以期健全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首先，对于什么是贫富分化，我们小组都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和认识，就是：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

其次，对于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现状及其表现，我们小组结合网上所所查的资料和所学的政治经济学有关的知识，我们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最后，我们对于我们的主题----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展开了讨论。

讨论记录如下：

我小组成员何诗其同学认为：当今世界贫富差距已是一个严重的话题。贫富差距是当今各国面临的问题之一，它的拉大已使很多国家苦恼不堪。中国同样如此。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人们的收入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富裕。但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严重现象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贫穷的人越来越贫穷。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们反对平主义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给我们带来了不注重效率的印象，为了快速发展，我们国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但在实际运作当中，公平被淡化了。加上人们普遍意识到，收入分配上应该有一些差别，否则没有动力，这就造成了人们在相当时间内忽略了公平的意义。以致现在我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十分严重。

二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该市场化的没有做到，形成垄断行业，该公益化的却成为大蛋糕，比如教育和医疗。特权阶层、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及腐败（权力与金钱的结合、权力寻租），使得财富“上流”，越富的越富，贫穷的更穷。这一点也是最会危害我国政治稳定和民心

所向的因素，应受到特别重视。

三是忽视社会保障。一些资本家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不仅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不讲社会责任，甚至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中国频发的矿难事故每年夺去上万工人的生命。中国社科院资料表明，中国“有80%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保，城市拥有社保的人口还不到一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

四是淡化按劳分配原则。这些年来，按劳分配几近成为一纸空文。“效率优先”、“多种分配形式”被片面强调，在改了制的企业里，按资分配成为天经地义，劳动者变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被严重压低。有些人干同样的活，却拿不到同样的报酬，他们的劳动所得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被肆意剥夺。这种制度性不公。这一现象如果不加以遏止，必将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五是过度追求GDP政绩。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惠及全体国民，而绝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不管社会财富流向何方。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加剧了官员的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不计后果地招商引资等行为，而且严重助长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

而我认为解决的对策有以下几点：

1.促进农村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二要加快农业改革和农村发展，推进城镇化。三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降低甚至减免农业税税率。

2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3加大对垄断和腐败的监督，整治非法收入。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

4.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要尽快把农民等低收入纳入到社保体系中来，通过社保体系对国民收入实施再分配，为低收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5.创造平等的教育和竞争机会。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给低收入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他们更多的参与市场竞争，给予他们平等的待遇，让其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总结：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应该为每个个体提供一种平等竞争的公平环境，提供必要的选择权利和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质量。这样才可以缩减贫富差距收入。

我小组成员上官燕新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当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收入低迷，且贫富分化严重，我很担心这些穷苦的人民会失去向上进取的希望，或者说他们开始绝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在慢慢加速，还会延续很多年，原因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流进城市的话，他们该怎么生存呢？说个现实的例子，一个打工者的月收入一般是1

000块钱，租房子需要200多，一些物业管理费包括有线电视费、水电费什么的大概要300多，吃饭一个月可能要200多，那还剩得下什么吗？老百姓的收入这么低，我请问你，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给这些人工作，然后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拉动消费。可问题是，我们的工资这么低，他们怎么生活呢？

对于中国当前贫富分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政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大体上是比较健全的，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考虑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且加大了经济扶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健全，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杀贫济富”的现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仍有漏洞存在，从而导致借机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的准入壁垒和审批；土地、环境等资源管理不规范，价格失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措施实施不力，对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关心

和帮助不够。

2.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而以下几点是我认为能够有效的解决中国贫富分化的政策： 1.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 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

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2.制定合理和可行的分配政策

要努力把不平等程度控制在不伤害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积极性的范围之内，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和迅速发展，缩短收入分配由不均等向均等过度的历程。“十五大”提出，为规范收入分配，使贫富差距趋于合理化的措施“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总结：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贵州农民家庭的生活账单，账单

上有一句话：“既然有盐，还要酱油干啥？”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到底有多难吗？此外，包括社科院和很多其他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也让我们非常担忧。它们说，一方面是我们80%以上家庭的收入没有显著增加，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没有极大的战略勇气是无法真正破收入差距过大这块坚冰。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

我小组成员邓琼同学认为：贫富差距的存在我们无法否认，这不只是对贫困人们的无限悲怜，也不是一些仇富心态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包括体制、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缺陷的问题。中国目前的社会构成已经与封建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做主。那种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不会回来，人民的政治以及

文明意识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当然不会发生封建社会下才有的动乱之类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中国的农民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都是社会的底层。九亿农民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据有关数据，中国还有9000万人达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标准。这应该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说严重一点，在目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背景下，农民越来越穷，这么多人就是社会不安的一颗定时炸弹。而且农村还有接近两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需要工作。亟需政府和社会找到合适的出路安排。虽然说中国的农民没钱没地位，但是他们的能量不容小觑。几千年来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意识、思想是住在城市里的人不能体会到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在农村，宗族意识是很强烈的。往往出了什么纠纷，争吵的两方首先想到的不是政府的各个机关，而是一起去找各自的家族，找各自德高望重的人协商。或者打架了，家族的人也会一拥而上，至于谁对谁错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人吃亏。有些事情也不是靠法律就能解决的了的。因此，对这样的一个阶层，政府应该花大力气让他们能够过上安稳日子。安居乐业是他们所向往的，也是他们一辈子的追求。

而我认为早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历史原因

1978年以前，尽管从某些经济指标上看，中国获得了较为高速的增长，但是，平均主义盛行，基尼系数过小。这属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和“不正常”的发展。1979年以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获得了一种正常的发展，并使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对此，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例如，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强调以粮为纲，而忽视了非农收入的重要性，从而强化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化程度。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这些年农户的非农收入的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这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经济的常态发展，还使得本来发展条件就具有某些优势条件的区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如占据明显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就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从而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在收入方面拉大了与西部地区居民的差距。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与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相对应，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了贫富差距。如，在最早开始的流通领域市场化的阶段和随之而来的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阶段，一大批“个体户”和靠价格双轨制起家的富裕群体纷纷得以出现。

2.非正常的因素

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

等的社会活动。所以，充分就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消除贫困问题、缓解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增强社会活力、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必要前提。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实现充分就业的意义更为重要。中国真正从事的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并不长，中国的发展只能说是起步不久，社会赖以发展的社会财富基础十分薄弱，而且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成员的个人财产积累极为有限，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成员经济来源对于就业的依赖性相对来说更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必定会造成较大范围的贫困现象，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从现阶段的社会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城市的贫困者多来自失业者或是半失业者。由此可见，社会应当将充分就业作为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想方设法地为社会成员创造种种就业机会。这应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性内容。

3.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社会保障的目标是，立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角度，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社会保险、生育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的确保。一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平等和不确定的因素，如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市场经济的风险、家庭的遗传影响等等。这就使得社会成员在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处境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

有可能由于工作的丧失或是其他的原因而陷入“生存危机”的状态之中。对于这部分社会成员，社会有责任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救助，确保其基本的生活底线。

5.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进行必要调剂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其主要种类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对于社会的必要调剂来说，税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公益性的资金，用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如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生计和用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二是，通过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种的征收，可以适当地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以有效地调整或是缓解社会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保证社会必要的整合性和稳定性。只要能够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的话，那么，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贫富差距的拉大。在严格的税收制度下，对于非常富有的人来说，往往是富不过几代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需要交纳累进税；去世时，其后人又必须交纳遗产税。而且，遗产税的数量不是个小数目。以美国征收遗产税的税率为例，美国对于个人遗产所征的统一税率在18-55%之间，具体税率根据应纳税遗产价值的大小来确定。美国统一的遗产税最高的税率是55%，适用于超过300万美元应纳税的遗产。 这样看来，不论一个人在世拥有多少财产，经过交纳累进税和遗产税，几代人之后，最终这些财产的大部分是归社会所有。

总结：从建国开始，中国实行了有倾斜的区域政策。那就是

农村支持城市，农业辅助工业。于是，农民种了粮食交给国家，国家把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拿去支持工业的发展，因为工业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加速国家的建设。因为那个年代里中国缺钱。这种倾斜政策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却也使农村更加滞后。现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富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据最新报道，中国在年内就能超过德国，坐上全球第三把交椅。政府也开始把政策向农村倾斜，减免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九年义务教育也免掉了书本费和学杂费。这对农民来讲是实实在在看得到的利益。刚刚过去的十七大也提出了“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而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农村和农民。

好多人把税收叫做“劫富济贫”，我觉得这种叫法没什么不好。而且现行的税法并不是很尽如人意，例如遗产税等等，还要加强立法和监管。而且所得税的征收应该对富人加重一些。而且还要带动起中国的慈善事业，从税收上给与政策，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加强对群众监督方面的立法，建立健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等等，这些在富人看来简简单单的事情，在低收入者来说就是一座座的大山。

理性来讲，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合理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然存在的，不可能搞平均主义。有差距的存在才会产生竞争，促进社会的发展。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让差距过大。把握好“度”的问题。然后就是怎么让大部分的人致富的问题了。当然不能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这样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只能是让低收入阶

层加快收入提高的步伐。就是说，高收入阶层在现有基础上收入提高一倍，低收入阶层要提高两倍甚至三倍。这样才能在缩小差距的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十七大提出要为人民群众创造条件致富。值得期待。

我小组成员高玉娇同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鼓励民间创造财富，私人企业越来越多，民间的贫富分化也在不断加剧。虽然我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另一个不可否认的情况是，贫富分化也在不断加剧。

以下几点是我认为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 2.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调查证明，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壁垒，相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利益差别，并且差别还在逐年扩大。据测算，1997年的行业间工资差异比1988年上升了103%；（李实，2002）除经常被提到的行业差距外，调查显示，正规部门和正规就业身份与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身份之间在收入分配和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前者意味着高收入、工作稳定、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制度、有提升机会等；后者则意味着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模式、通常是低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几乎不享有任何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占有垄断性资源的电信、邮电、铁道、金融、保险、电力等行业，以及在正规部门或有正规身份的就业人员，不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享有优厚的福利待遇，在富人阶层中已经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而从

事一般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的人员，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以非正规身份就业的人员，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面临单位内部歧视性的就业和福利政策，面临失业、下岗的威胁。

2.富人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和增值速度快的特点。表现在，第一，工资外收入和资本收入，如商业利润、投资分红、股票收益、兼职收入、讲课费、稿费等等在总收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重，而且这种收入结构在富人中具有极高的普遍性。穷人的收入来源呈现出相反的倾向：近年来逐步萎缩、价值递减。表现在，第一，构成穷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资性收入，以及福利和补贴出现萎缩，甚至丧失。此外，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使得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大宗消费负担更多的从社会向个人转移，原有的福利性、实物性收入渠道萎缩，一些项目被取消。调查显示，低收入者需要承担的医疗、住房等负担极其沉重，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必要的、基本的消费性支出的问题日渐突出，这进一步加重了穷人经济状况的恶化程度；第二，非技术性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下降，收入回报递减。许多穷人正在从事的（同时也是政府积极鼓励下岗失业人员从事的）非正规职业，如小商小贩等已经出现收益率逐年递减的状况。此外，与高学历、高技术的人力资本相比，非技术性劳动力的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向，这部分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地位因此而日益降低。穷人的状况是，不仅相对收入地位愈益下降，而且出现了如前所述的绝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与富裕阶层的出现和财富迅速向他们集中相对应的是，城市社会在近年中又出现了一批以失业、下岗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工人和

内退、退休者为主体的“新穷人”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唐钧，2002）；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上述问题致使部分人口的贫困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6.税收政策不合理。

中国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方法的不合理。本来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的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贫富分化现象，体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首先，其８００元的起征额，这一规定已经违背了个人所得税出台的初衷。其次，其由所在单位代缴的办法只是约束了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而对作为高收

入的民营企业主而言，则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高收入人群缴纳所得税与否和多少，往往是靠觉悟而非约束机制来决定。这就造成了高收入人群纷纷逃税漏税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所征收的所得税款中，工薪阶层所交纳的税款占７０％以上，这严重违反了经济学原理的２０／８０原则。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法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5.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教育上，义务制教育落实不彻底，各省各地教育水平存在差距，高等教育费用过高。医疗上，医疗体系不健全。农村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住房上，住房保障不健全，房地产行业监管不力。

而以下几点对策是我认为能够解决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2.完善财富分配机制。

既要讲效率，又要讲公平与社会责任，确保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即收入分配方式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所有以非法手段谋取财富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小团体——如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侵吞公产、偷税漏税等都会破坏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原则，并导致分配矛盾的加剧。虽然腐败等非法的收入方式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收入分配的范畴，但是通过这类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这也成为当前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 2.完善税收政策。

各省应通过实际情况调整个税起征点，征收比较高的高奢侈品消费税，加强税收监管，防止企业、个人偷税漏税。作为在国民收入再

分配中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强烈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法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必须加以改革和改进。首先，因提高其征收最低额度８００元的起征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显得太低，违背了出台此法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适度提高最低征收额度。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应该放在高收入人群上，应通过建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档案、缴费档案和信用档案的方式，建立起对高收入人群的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从最大限度上避免其逃税、漏税行为。

3.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应当覆盖城乡、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意外事故等方面。

4.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法律约束下的市场平等性。即给予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竞争中人们依靠个人努力、机会选择等自致因素，而不是依靠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因素获取市场利益。以此为检验，种种以特殊地位和身份谋取利益的行为，如垄断经营、行业分割和就业身份制度等都是对市场平等性的玷污，是非合理的。

5.建议开征消费税和遗产税。作为在分配的强力手段，遗产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普遍，而且事实也证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通过对高档消费品（亦即奢侈品）征收消费税和对继承超过一定额度的财产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调节过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把通过直接注资或设立风险投资的形式把自有资金更多的投入到第一、二、三产业中去，从而形成有效市场，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

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性循环。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另外，遗产税的开征，还可以避免“一代创业，富及几代”的怪现象，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原则。

6.完善教育体系，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撤销城乡壁垒，缩小城乡差距。

政府应该从心理上消除城乡差别，改变城市中对一些农民的不公平政策，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让一部分人参与城市经济，分享城市经济的果实；让更好的农民分享日益增加的农村收入，这是缩小城乡差距，解决贫富分化的捷径。另外就是规范房地产行业，打击哄抬楼价行为，完善住房分配机制，并加强对住房保障体系的监管；建立客观有效的政绩考察机制，加强对各省政绩考察的监督，优化干部队伍，严厉打击贪污腐败。

总结：富人之所以变富，是因为他们把手里的钱拿去投资，

而穷人则更多的是想的是消费。这是一个原因，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可是，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贫富差距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须遇到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把全体国民的素质都提高了，才会慢慢缩小这个差距。当然，也许你会问，人家一分钱都没有你叫怎么去投资？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的支持和看个人是不是会利用了 。因此对于社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扩大就业渠道，像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等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平等看待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不同行业的人；合理利用新

闻媒体使人们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对于个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穷人要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使自己走出贫穷，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扩展生存技能。富人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

我小组成员汪冬旭同学认为：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吗？很多人说是。他们认为：要想减少贫富差距，中国就应该停止国企民营化和其他一些市场化改革。本文将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的国家所有制和政府管制经济，而是加速市场化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治。关注的焦点是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为便于分析，我们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代议制政府”和“是否具有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国家形态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又是市场经济，例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第二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但是非市场经济，意大利、法国、日本和印度近似于这一类型；第三类国家有非代议制政府，但却是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现在少见，但在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之前许多传统社会，包括不同朝代的中国都属于这一类；第四类国家拥有非代议制政府同时又是非自由市场经济，当今的中国、前苏联和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类。

证据显示，在第一和第二类国家中，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都会逐渐趋同。从这一点看，由于民主制度能减弱政府权力被不公平使用

的空间，所以它是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而在民主国家中，收入趋同的收敛速度又不同。该速度取决于经济国有化、政府管制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国有化程度越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人均收入趋同越迅速。这说明非国有经济、市场化对减少收入差距具有促进作用。

理论上，政府通过控制金融系统以及其它资源，可以找到一条比市场配置更有效地平衡收入差距的道路。但中国建国以来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不论是通过计划经济还是通过对银行的垄断和宏观调控）越强，地区间收入差距不仅不缩，反而越扩越大。我们观察到，从北京到各省会城市，到地区市，再到县一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最高点依次下降至最低点，人均GDP当然也从最高依次下降至最低。这种行政权力级别与人均收入结构之间的匹配是由不平等的投资分配造成的。

传统上，我们总把资源配置应该由政府还是由市场主导的问题跟选择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等同起来，好像政府就等于公平，选择由政府配置就等于实现了公平原则。—— 没想到公平只有在相配的权力制约机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证。实际上，按地区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投资最高，但边际投资回报最低。相反，中部和西南省份的边际投资回报最高，但人均投资却最少。也就是说，当资源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配置，而政府配置权力又缺乏民主制衡的时候，其结果是，资源配置既不遵照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而是遵照权力关系原则。于是，哪里掌控的权力越大，那里的发展机会就越好，

使地区间经济差异达到最大，而不是降低。选择政府配置资源的结果不是促进了公平，而是最大化了权力的作用空间。

所以，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存在、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问题以更夸张的形式表露出来。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本。如果要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衡发展，应该做的恰恰

个人自由发表记录：

上官燕新：对于邓琼同学所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是

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不敢苟同。最近以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也紧锣密鼓地着手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来解决？是倚仗权力还是倚仗市场？在国人看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说话，扭转和纠正这一问题。一句话，需要权力的开明和施舍。这实在是本末倒置误入歧途，貌似正确而荒谬绝伦。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教条已经统治我们的理论很久了，至今我们还没有从这个理论中走出来。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尼系数最低，收入差距最小，社会保障程度最高，真正实现“均富”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国度，无一例外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你还真的很

难找到一个权力大于市场的国度，靠权力的管制实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例子。尽管中国自己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管制只会导致“共同贫穷”而没法导致共同富裕，但我们仍然固执地相信权力，而对市场投去怀疑的眼光。原因在于，权力可以许诺而市场没有许诺。原始的市场经济当然会导致贫富分化，因为“优胜劣汰”的原则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原始市场经济的时代了，人类几百年的实践已经给市场注入了更多的法制和文明，一个相对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并最终促使社会财富分配的均衡化。这不是理论探讨，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高玉娇：我也不认同这个原因。市场经济可能会导致贫富分

化，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一定会克服贫富分化，到达社会财富均衡化的彼岸。“纺锤形”的中产阶级社会只会产生于发达市场经济之中，而不会产生于这个体系之外。

如果一个国家推行了市场经济但仍然产生了贫富分化扩大化趋势，那一定不是市场的错而是权力的错。当权力依然被赋予干预经济诸多特权的时候，就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同时，市场法治本身的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要扭转中国贫富分化扩大化趋势，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推进市场经济，进行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市场法制限制权力的干预，而不是限制市场扩大权力的干预。当社会腐败因为权力的滥用而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期望通过权力的干预来实现更加公

平的分配呢。中国解决贫富分化的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以为放慢改革暂缓推进市场化就可以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期望政府颁布几个文件就可以进行社会分配调节，实在是谬之又谬幼稚的想法。政府实际上只管得了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薪酬，而社会分配的主体已经市场化了。企图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让民营企业加工资，到头来只能使劳动者受到忽悠和伤害。市场的问题只能用市场的手段去解决，而我们有太多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和探索。不是没有办法走出贫富分化的迷宫，而是权力迷恋既得利益不愿意放弃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将遥遥无期。

邓琼：对于我说的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虽然说社会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公平，然而，中国方面在公平方面是做得不够到位的，这使得有权优势的人得到的财富越来越多，而穷人得到的财富越来越少。而对于以上两人认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不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我也同意。既患寡又患不均，虽患贫更患不安。改革开放令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力大增，但同时也由一个严重平均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中国在国际形象日益亮丽、“利益攸关者”各取所需而满意度日益增加之际，“萧墙之内”潜藏的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愈发突出，成为国家的根本之忧。

何诗其：贫富分化是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使经济发展

的必然产物，我们很难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但我们

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缩小贫富差距。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既是百姓谈论的热点问题，也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小平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汪冬旭：对于解决贫富分化实现社会财富相对公平分配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一个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有关分配的机制、法律与制度的健全，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发展永远是硬道理，只有持续的发展才有可能提供大量可分配财富，而如何分配财富就变得相对容易了。中国只有彻底克服“均贫”意识才有可能走上“均富”大道。如何限制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在权力和市场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是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第一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不可缺少的。没有改革，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于是，我们总结了如下几点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和解决贫富分化的策略：

原因：1.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2.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3.政策体制不完善 4.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 5.政府部门淡化了按劳分配原则 6.经济领域缺乏统一的规则

7.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 策略：1.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 2.创造平等的教育和竞争机会

3.加大对垄断和腐败的监督，整治非法收入 4.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5.制定合理和可行的分配政策 6.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 7.完善财富分配机制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最贴切的比喻。 在古代穷人和富人就有根本上的差别。有的人撑死在花天酒地里，有的人温饱都得不到解决，长此以往，富人作为统治者资本家进行剥削掠夺越来越富，穷人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越来越穷，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决定了贫富之间的两级分化。在今天依然有一些社会弊端决定了贫富差距，并且越来越严重。

虽然我不会为生活的温饱问题担忧，但我很能体会到穷困生活的窘迫与艰辛，因为我们的上辈人都是在这样的穷困与艰辛中活过来的，他们常常对不知道节俭的孩子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述他们过去穷困的生活与吃不饱睡不暖的岁月，意在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近些年来，虽然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还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贫富差距。并且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

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造成了富人更富穷人依然很穷。之所以造成这种贫富的极大差距，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政府体制控制，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加大，社会存在严重贫富不均。

就拿事业单位和企业来说吧，你在事业单位上班，你是公务员你就端上了铁饭碗，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半天闲聊，一样可以拿到全额工资，并且是高出企业多少倍的工资，而企业单位职工一天八小时时时在工作在车间里在高强度的工作中一个月累死累活下来也不过千把块钱，虽然美其名曰社会分工不同，但是也应该以工论酬，劳有所得啊，但是现实的劳动制度根本不是这样子。

原来国营企业还好，可以实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改制，一些固定资产都逐步演变成为个人私有财产，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改制后的企业变成了私人所有，他可以自己说了自己算，企业遗留下来的一些职工要么下岗要么跟着私有老板打工，工资少的可怜，还不给缴纳劳动保险，职工为了有一点工资收入只好忍气吞声的付出廉价的劳动来赚取微薄的工资。也有的职工离开家出去打工，于是家里也多了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无依无靠。

下岗职工做点小生意，不是这费就是那费，名目繁多。政府部门只知道收费根本不想想下岗职工的生活境况和家庭困难，政府机关人员月月高工资，天天歌舞升平，每每大车小辆跑的欢，生活过的是原滋原味舒舒服服风风光光。下岗职工做点生意卖点青菜还要收管理费，真是太不公平了。所以因为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造成了贫富分化严重的现象，也显现出了高低层次。穷人依然穷，富人却越来越富有。

面对大规模的下岗现状，完全是由政府操控，政府体制所为，国家没有相关政策出台，破产企业职工只能自谋出路，维持生计，国家公职人员依然可以悠闲的聊着天工资就轻易的到手，吃穿不愁，稍有职权者还可以沾点贪点多拿多得点。而普通职工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取一点生活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况且孩子的成长受教育等都需要钱，所以他们生活都很拮据，和富人的生活比起来是有天壤之别的。穷人依然是穷，富人却越来越富，两极分化严重。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只有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政府行为可以扭转改变，其它的说什么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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