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与当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

葛兰西与当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

于文秀 2013年11月07日10: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20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传承了意大利哲学的优秀传统，而且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方法，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葛兰西的研究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哲学维度，尤其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功能的阐发，他曾指出：“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或丰富了某些文化思潮。然而，所谓的正统派却忽视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要研究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和意义。”葛兰西强调实践哲学所具有的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性特征，意在反对任何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简单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实证主义抑或机械论的做法都无法彰显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精髓，只有“实践哲学”，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地批判“物质一元论”与“精神一元论”。

葛兰西的哲学思考囿于十月革命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法西斯主义上台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背景下。在狱中，葛兰西总结了欧洲革命的失败与教训，分析了革命运动失败的症结。回顾西方工人革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葛兰西意识到，就西方国家而言，取得霸权的重要性甚于政治领导权，而霸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葛兰西创造性地提出西方革命理论，即意识形态文化理论。在葛兰西的哲学理论中，市民社会、霸权和知识分子问题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主体。与此同时，葛兰西还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论，他尤为注重上层建筑的作用，坚持从市民社会理论这一认识维度

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并始终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在国家和阶级统治中的作用。

葛兰西的哲学理论在实践哲学的文化内蕴上丰富和延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的范畴和理论宽度，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和当代价值，作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他的哲学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先河。作为当代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主力，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还有后殖民文化理论，都受到了葛兰西的影响。

时至今日，人们认识当今的国家关系时，依然可以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及霸权理论中找到某些答案，作为探讨霸权与世界秩序、各种霸权机制以及反霸权的潜在可能性等政治实践问题的思想资源，葛兰西的理论依然能够继续为我们提供理解当代世界秩序的有效启发和解释依据，为当代批判理论的文化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评提供新锐的视角与理论武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前西方文化批判思潮若干问题研究”负责人、黑龙江大学教授）

王卫平：重建文学批评价值体系

2013年02月19日08:47 来源：光明日报

近几年，在谈论文学时，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几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要牵扯出或归结到文学的价值尺度问题。比如，如何评估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和不足？如何重构文学史？如何遴选经典？如何增强当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现实力量？这些都涉及到文学的价值观问题。温儒敏认为：“说到底，现今非常要紧而又缺少的还是相对认可的某种价值评价标准。”孟繁华说：“让批评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是纠正当下批评被诟病的最好手段，也是维护批评最高正义的有效途径。”丁帆一以贯之地严厉抨击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和乱象的形成。可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亟待进行深度的反思、广度的整合和系统的重建。

文学有沦为各种欲望的竞技场与表演场的倾向

当前，价值重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以往单一的、单纯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走向了多元与多样。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冲击着人们的精神防线。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就不仅是审美的对象、精神的圣殿，也有沦为各种欲望、欲求的竞技场与表演场的倾向。创作上的纷繁复杂，产生出批评中的价值迷失。

首先是价值的混乱。在经济多元、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元、价值观念多元的形势下，出现了创作和批评的价值混乱。不同的人在价值立场、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尺度上存在着分歧甚至冲突，不同的批评主体面对不同的批评客体，甚至是面对同一个批评

客体往往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以往一元的思维方式、单一的价值观念、统一性的评价标准已经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文学现实了。这原本是历史的进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混乱的局面中，一些荒谬的价值观大行其道，比如对暴力的欣赏、对强权的歌颂、对色情的纵容等在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

再是价值的虚无。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评价，评价就要有标准，有尺度，有价值判断。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确定作品的价值如何，因此，价值判断本身必不可少，很难实现价值中立，文学批评也不应该追求价值中立。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说过，许多批评家，可以对一部作品进行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但他惟独在这部作品是好还是坏、是平庸还是独创这样一些要害问题上语焉不详，他拒绝下判断，批评对他来说，更多的只是自言自语式的滔滔不绝，并不触及作品的本质。这种批评的特点是晦涩、含混、在语言上绕圈子，它与批评家最可贵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断的勇气等品质无关。一个批评家，如果不敢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不敢在审美上冒险，也不能在新的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现它，并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恰当定位，其价值就值得怀疑。”其实，长期的价值缺失，或者说缺乏批评立场，是导致上述价值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价值虚无更为严重，表现为对以往公平、正义、崇高、奉献、理想等固有的、正确的、先进的价值观进行消解和嘲笑。

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人的精神世界有多复杂，文学就有多复杂

建构适合当下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应该体现出时代性、全局性、包容性、复合性和稳定性等原则和特征。由此出发，就会发现以往一些批评家的提法存在着偏颇和局限。

比如，有人以“启蒙”、“人性”或“人道主义”作为文学评价的最高原则和标准。这自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文学的全部，它容易导致对文学社会内容的否定和对作品其他价值的忽略。

有人提出应该不折不扣地遵循“真善美”的标准。其实，它也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正像作家阎连科所说：“文学是非常丰富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美的感受，难道我们不认为它是经典吗？18世纪和19世纪，文学作品的确带有更多的真善美的感受，但是到了20世纪的文学，真善美的元素在逐渐减少，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铁皮鼓》等，几乎所有20世纪的文学经典都不再像19世纪的文学那样存在大量真善美的东西。”

文学在变，文学的评价标准也要有相应的调整。文学作品除了具有内容的、艺术的、美的要素以外，还有精神的、情感的、趣味的、消遣娱乐的等诸多内容，这些东西怎么能视而不见呢？还有人认为文学批评没有恒定的价值标准，如有，那一定是美学的标准。这种观点更站不住脚。美学的标准怎么能包打天下？这不是典型的“一元论”吗？

任何单一的“主义”、“标准”都不能覆盖所有文学。文学是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有多复杂，文学就有多复杂；人的精神世界有多复杂，文学就有多复杂。因此，必须寻求多元复合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

文学批评要有精神内涵价值维度。这是最为重要的维度。文艺作品，不论是一首诗、一篇小说，还是一出戏、一篇杂文，也不论长短，都要承载、包含一些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越丰富、越深邃、越独到，作品的价值也就越高。批评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作品中承载的、隐含的各种精神内涵揭示出来，这是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这里不用“政

对于古典的兴趣也鲜明地体现在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构造中，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的语言较多承续了此前30年中国新诗语言偏于书面语或雅言的那一面。这类语言，在语词、句法上虽受“欧化”的影响较深，却又力图保持一种类似于古典诗歌语言的蕴藉、幽远的气质，因而不难看到，台湾新诗的很多作品表现出古雅的氛围和情调。在相当长的时段里，这种对“古典”的执守，是台湾新诗语言构造上格外重要的维度。

在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的历程中，曾出现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如1920年代中期和1950年代；也曾涌现出不少重要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如赵元任、陆志韦、李思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叶公超、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朱光潜、王力、郑敏等。1950年代围绕着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了数次大规模讨论，这些讨论一方面明显地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另一方面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也出现了一些异质的声音，如何其芳、卞之琳力排众议，反复围绕“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观点和论述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何其芳、卞之琳的“现代格律诗”理念与1920年代的“新格律诗”运动一道，加上在此过程中的众多诗人提出的格律方案，勾画了新诗格律问题的流向与维度，尽管他们在理论诉求和创作实践上都不尽相同。

讨论20世纪新诗格律问题离不开对与之密切相关的范畴--语言--进行考察。需要厘清的是，新诗语言（现代汉语）为格律的生成与变异提供了什么样的基石，其间包含了三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第一，就资源而言，如何在白话与欧化的历史两难处境中寻求适于新诗语言的内在资源；第二，就质地而言，如何在古典与现代的现实张力中，在二者的

差异性和延续性中摸索到促动新诗语言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基质”；第三，就风格而言，如何在实行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双重超越后，构建符合新诗语言特性的多样化风格。

可以发现，在一般人心目中句式长短不拘、韵式不规整、偏于口语化的自由诗也是有“格律”的。不过，自由诗的“格律”没有因循那种程式化的“传统的格律”，而在特征、功用及表现方式等方面，与格律诗的格律有很大差异。由于格律在本质上，是诗歌中通过重复、回旋或呼应而形成的一种语词现象，它实现的既是字音的相互应答，又是情绪的彼此应和，故自由诗的“格律”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一种特别的韵律和节奏。在很大程度上，格律诗看重诗歌中语词外在的音响效果，即一种形式化的格律，自由诗更强调内在的情绪的旋律，即一种“非形式”化的格律，即内在的旋律。

从新诗的历史来看，歌谣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新诗寻求文类合法性、探索音律多样化和更新文本风格与文化形态的过程：早在新文学之初，歌谣就作为重要的民间文化和文艺样态而受到重视，从1920年代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的倡导与尝试，到1930年代沈从文、中国诗歌会诗人的不同择取，再到1940年代“民歌体”的实践和1950年代后期“新民歌运动”的极端推举，及至1980－90年代大众文化浪潮中“新民谣”的变奏，有一条线索分明的脉络伴随着新诗的发展，这可被视为新诗在自我建构过程中求“新”、趋“变”的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歌谣所获得的认同和遭遇的困境同样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另一个在内质方面塑造新诗构成的元素是诗歌朗诵活动，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1920年代的朗诵出现在文人“书斋”里，朗诵仅仅作为一种试验新诗语言的工具，为新诗的格律化提供了实践和可借鉴的经验；1930年代“读诗会”上的朗诵关涉的层面更加丰富，目的在于探索新诗的节奏与音韵，并引发了相关的理论探讨；1940年代兴起

了声势浩大的“朗诵诗”运动，“为朗诵而作诗”的需求使得新诗的语言趋于口语化，朗诵诗占据了诗坛的主流。至于1950年代以后直至当下，新诗的朗诵活动逐渐脱离新诗创作本身，承担了较多的社会功能，或显出鲜明的风格化印迹。

20世纪新诗格律、形式探索过程中的文体跨越现象格外值得留意，跨文体写作现象，主要体现为片断书写、叙事性因素、戏剧性情境等在诗歌中的增多，这也使得诗歌显示出向散文、小说、戏剧跨越的趋向。跨文体写作是为了寻求文体的突破而进行的大胆而审慎的尝试，其强烈的文体意识、对个体经验的重视和凸显诗歌主题的综合性，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毫无疑问，也应留意跨文体带来的形式边界模糊等问题。

鉴定专家点评：

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这是一项具有理论深度的前沿性的学术成果，理论性和实践性结合十分紧密。它突破了以往研究将格律方案止于外部音响、表面形式的局限，而将格律诗学理论与其他诗学理论相勾连。将新诗格律置放在更开阔的视阈中予以审视，初步理清了20世纪新诗格律理论的历史脉络，比较分析了各种节奏方案的优劣，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历史，有破有立，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新诗格律问题做出反思，从而指出了新诗格律问题的实质及其症结所在，并适时提出了新诗形式建设的指导性意见。

该成果问题意识鲜明，具有语言学与诗学交融共举的研究理路和史学的眼光、实践的特色，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深厚。它不仅可以廓清长期以来困扰新诗形式建设的格律问题，梳理和建构了格律流变史和格律诗学观，丰富了新诗诗学理论，而且在学理层面探讨了新诗格律实现的可能性范围和路径，为当代诗歌诗体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有利于引导新诗健康发展。

该成果倾向于从内部形式解析格律，对格律的外部形式持保留态度。关于诗歌格律，理应有不同的关照角度。应该说，该成果关于格律的词源学分析、格律的机制构成及其内外部表现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另外，该成果指出了格律的核心是节奏，但对于节奏，仍尚未进一步展开，还有继续深入和拓展的空间。

（责

建构与重构：“红色记忆”审美60年

——《红色记忆的资源价值、审美境界与意义生成机制综

合研究》成果简介

2012年05月08日10:07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华南理工大学刘起林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色记忆的资源价值、审美境界与意义生成机制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6BZW065），最终成果为专著《建构与重构：“红色记忆”审美60年》。课题组成员：黄擎、郭剑敏、李波、王姝、刘海波、陈丹丹。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阶级革命和民族战争并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记忆”。这段历史具有异常丰富的资源价值，与之有关的创作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学与审美文化现象。这项成果将“红色记忆”作为一种审美与精神文化资源，以共和国60年的“红色记忆”审美随时代而变迁的客观事实为线索，以“红色记忆”叙事的“意义范型的建构与重构”及其历史、文化基础为中心，全面研究以国际共运史上

的“红色文学”和现代中国的“红色文艺”为背景的、共和国60年里包括小说和影视剧在内的整个“红色记忆”叙事性作品。全书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13章，基本依照时间顺序，对不同时期、不同精神主体各从怎样的角度与层面理解和表现“红色记忆”，以及这种理解与表现形成了哪些具有代表性、创造性的文学话语和社会文化形态，进行一种历史和审美相结合的考察，并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的“审美气象”这一高度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红色记忆的意义建构”的历史时段主要涵盖共和国前30年。第一章着重揭示当代中国“红色记忆”审美的话语渊源，从“红色记忆的知识谱系与逻辑关联”、“世界红色文学的历史流变与中国影响”和“中国红色文艺的现代形态”三个方面，对从国际共运史到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红色文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随后的3章，从“红色记忆意义建构”的“时代规约”、具体原则和如何对“红色记忆”资源进行“审美提纯”等方面，具体、详细地探讨了建国初十七年“红色记忆”叙事的审美文化特征及其形成过程、价值基础。成果认为，“建构意识形态的叙史旨归”、“打造时代‘新人’的审美诉求”和“讲述历史存在话语权力分配”，构成了“红色记忆”叙事时代规约的关键；“毛泽东思想”作为“审美价值的确立依据”、“革命正义”作为“意义组织的逻辑起点”、“党的领导”作为“驾驭结构的叙事轴心”、“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不可或缺的叙事基调”则构成了“红色记忆”叙事意义范型的基本原则；“红色记忆”资源的审美提纯，从“素材加工的指向性”到“作品修改的策略性”、再到“文本生产的集体性”都体现了这种时代规约和基本原则。成果还对文革时期“红色记忆”的审美传达及其时代根源，进行了以点带面的剖析。认为，文革时期的“红色记忆”叙事以“服务于现实”作为“历史记忆表述”

是衍生的真，排除了价值的意义。真作为一种本体的存在，是一种本体悬设，也是一种对于类的揭示，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无产阶级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真实，这种观念就是一种悬设，因为共产主义并没有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存在于理想之中。为了这种内在的真实有多少人为之献出了生命，这种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是人的本性与终极价值的统一，是精神对心灵的规定。善从认识论角度来说是指合目的性，它表示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符合主体目的的对象就是善的，不符合主体目的的对象就不是善的。从本体论来说善是一种价值的悬设。首先，追求生命的根据（至善）是人类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使然，有了这种冲动才有对善的追求。其次，善不是事物的外在实体性的存在，它需要内在心灵的体验。从认识论角度说，美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从本体论来讲，美体现为自由价值理想的设定。

再次，提出文艺学创新的“逻辑先在性”的主张。本课题认为文艺学之所以不单纯地是对文艺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而是一种理论创造，其学理前提是“逻辑先在性”。 时间先在性是经验问题，逻辑先在性是理论问题。强调“逻辑先在”的意义在于为文艺学家的创造性留下地盘，就像康德为科学划界目的是为信仰留下地盘一样，否则我们这些搞文艺学的人就没有了创造的余地。

最后，成果在体系建构上创新地提出“本体论承诺”的问题。当代本体论文艺学和传统文艺学的区别在于传统文艺学的体系是“何物存在”的本体论事实，而当代本体论文艺学的体系是“说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认为艺术理论之所以不单纯地是对艺术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而是一种本体悬设和创造。这个体系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1.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这项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出发，指出当代西方艺术理论的本质论转向仍然是一项没有终结的美学使命，把艺术精神作为艺术本质的否定方面，论证艺术精神应该成为生命意义的承担者。成果在研究过程中消除艺术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立场，阐释艺术精神变革的内在依据和内容，对艺术精神本体结构的扩展和当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建构等研究方面具有现实的学术意义。艺术精神本体论阐释和当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建构一方面是落实中央关于发挥艺术精神的作用、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艺术实践发展对艺术理论提出的内在要求。它不仅会使艺术理论的研究得以深化，对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会促进现实艺术实践的健康发展，引导艺术实践走向创新之路，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成果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首先，这项研究成果中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学术期刊和核心期刊：其中《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前提反思与生存本体论建构》发表于《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关于文艺学创新问题的理论反思》发表于《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2010年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头题转载），《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嬗变与发展》发表于

《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5期（2009年1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头题转载）等。

其次，阶段性成果获得多种奖项：（1）《关于艺术理论的理论反思》，2007年获得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届政府奖二等奖；（2）《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前提反思与生存本体论建构》2007年获得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学术年会一等奖；（3）《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前提反思与生存本体论建构》2008 年获得第五届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一等奖；（4）《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前提反思与生存本体论建构》2010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第三届政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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