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和“民营”共生共荣共进退

摘要：从空间经济的视角可以发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挤压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共同进退的关系。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应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共同探索增长和创新之道，形成国民经济相互合作、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国有经济有其独特使命，要在适当条件下对民营的竞争做出适当让步，尤其是不能用行政权力来干扰民营经济的合理合法增长和创新活动。

关键词：国有经济 民营经济 空间经济

近来，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问题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之所以成为焦点，关键是有不少人认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水火不容，认为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会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从空间经济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大可不必在国有经济比重问题上做文章，因为国有资产的增长和空间布局与民营经济的增长和空间布局表现出了较多的共性，二者的影响因素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共性。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是“你进我退”或“我退你进”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适合经济增长的区域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均存在生长的空间，而不适合经济增长的空间，经过一定时期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均出现了萎缩的现象，共同退却。

一、国有资产布局对我国经济总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从国有资产总额的空间布局看，其与总体经济差异分布图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排名前11个省市超过了总体平均值，它们分别是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北京、山东、重庆、四川和云南，而近2/3的省市处于平均值以下。沿海6省市（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北京）占去了半壁江山（49.59%），如果加上广东、四川、重庆、云南，排名前10的省市则共占去了全部国有资产总额的2/3（67.1%）。同时，虽然中西部也有个别省市排在了相对较为靠前的位置，如重庆、四川、云南、安徽、陕西和山西等，但“中部塌陷”、西北和东北处于边缘地带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与中国经济总体格局何其相像，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有资产的空间布局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体经济空间格局。 二、区位优势决定了国有资产效率

国有资产效益的空间差异与常规区域优势显著相关，而似乎与国有资产的属性并没有太大关系。从国有资产利润总额看，超过平均值的8个省市分别是上海、广东、山东、北京、浙江、江苏、安徽、山西等，除了山西是资源大省外，其他省市均具有相对较好的区位优势，较好的区位对国有资产的利润形成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也就是说国有资产的大量利润与民营经济一样也产生在具有较高区位优势的地区。从国有资产负债率看（见图1），如果从黑龙江到云南之间划出一条轴线，我们发现国有资产负债率较高的省市除了宁夏和海南外均沿此轴线分布。我们还发现，所有资产负债率较高的省份除了环渤海地区的四个省市均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但是，无论是经济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还是经济水平较低的内陆地区都分布有国有资产负债率较低省市，而经济水平较低的内陆地区本身所具有的国有资产就较少。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国有资产负债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能简单地将国有资产的负债问题归结为经济体属性问题，君不见民营经济体破产、倒闭的案例数不胜数。 三、市场力量正逐步主导国有资产的空间分布

国有资产的空间布局主要有四大因素主导，首先是政府意志，其次是市场配置，第三是全域经济环境，第四是局域经济环境，事实上后三个因素均可以称之为市场力量。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是政府，因此国有资产空间分布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政府的意志。国有资产的空间分布与“三线建设”、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以及沿海沿边开放城市的空间推移存在明显的关系，这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顺应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格局，我国逐步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国有资产总额的增长与空间分布也就逐步表现出了市场力量的影响，数据显示人均进出口额和国有资产总额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6），而近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和国有资产总额的相关系数则达到了0.97，当地人均gdp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系数也达到了0.80。因此，企业或产业的发展总是受经济大环境和所在小环境影响的，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公经济，国家整体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局面始终是促进经济体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不同省市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则直接影响了国有资产和民间资本的投资和发展。因此，市场力量正逐步主导国有资产的空间分布。

四、国有资产自有其独特性，不能将之完全市场化 国有经济自有其独特性，不能完全将政治经济理想化，比如对国有资产实行完全市场化。一个国家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在具体形式上就表现为行政手段、政府支出、政策规范等。尤其是国有资产，它不仅承载着引导经济、平衡区域、公共服务等重要使命，而且还是国家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应对手段，不能将市场经济神话、理想化。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不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发达欧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从未停止过，并且有加强之势。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政府意志对国有资产的空间布局的影响将会持续存在，这不仅会表现在国有资产存量的锁定上，而且还会表现在增量的重新配置等方面。如果将国有资本投资于落后地区用于平衡区域公共服务，其资产效益自然就会受到诟病，如果将经营性国有资本投资于经济发展环境较好的地区其经济效益自然也会相对较好，我们既不能由于其经济效益差而控诉其不合理，也不能由于其经济效益好就鼓吹国有资产改制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应客观看待国有资产自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含义。 五、结论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共同进退的关系。国有经济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往往起着“打头阵”的“领头雁”作用，比如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中，假若地理空间位置适合经济增长，国有资本的注入往往会起到“启动器”的作用，即随着国有经济的增长非公经济也会紧随而至。因此，我们在讨论民营经济的发展时，应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及影响，以及所在区域投资环境和企业成长环境的优势和障碍，而不是简单地将国有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或者将一些区域民营经济增长的失败归咎于国有经济的增长。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应在适应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前提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共同探索增长和创新之道，形成国民经济相互合作、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所承担的特殊政治、经济使命要有所理解，国有经济面对民营经济的增长与竞争要在适当条件下做出适当让步，以腾出更多的资本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不能用行政权力来干扰民营经济的增长和创新活动，从而形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协同创新，共同为祖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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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欢，1982年生，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空间经济发展与政策。常旭，1980年生，山西运城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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