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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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区域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可能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阻碍国民经济健康顺利发展；过大的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可能会加剧落后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经济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如果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有可能激化民族矛盾，危及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本文分析了我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和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测度方法和指标选取

（一）绝对差距

1.极差（R）：反映总体中指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离差，用以说明指标值的变动范围和幅度，其值越大，说明收入的绝对差距越大。

2.标准差（S）：反映指标值与其算术平均值的偏离程度，其值越大，说明收入的绝对差距越大。

计算公式为：S（二）相对差距 1.变异系数

将标准差计算公式中的收入水平进行标准化处理，就得到变异系

(x )

i

2

/n

数。分组和不分组的情况下计算公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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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w Vw

V是变异系数或加权变异系数，V越大，表示收入差别越大。VUW

表示不加权变异系数,VW表示加权变异系数。

2.泰尔指数

1967年泰尔(Theil)根据统计信息理论提出一种新的测度指标，

用收入的对数值与等值分配的对数测度它们之间的差别，并用收入比重加权。一般主要使用下列分解公式：

N

1 I(0) LOG y N i 1 i

I(0) pgI(0)g pgLOG

g 1

g 1

GG

pg

vg

其中,pg是第g组的人口比重，vg是第g组的收入比重。 二、现状分析

（一）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1、绝对差距逐步扩大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是348元，东部372元，中部317元，西部346元；东部比全国高24元，是1.07倍，比中部高55元，是1.17倍，比西部高26元，是1.07倍。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是13786元，东部16974元，中部11634元，西部11309元；东部比全国高3188元，是1.23倍，比中部高5340元，是1.46倍，比西部高5665元，是1.50倍。无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值还是相对倍数都是呈逐步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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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差从24元扩大到2007年的2687元。1978-2007年全国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的离散程度较大，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数据显示，全国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

表1：1978-2007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标准差

年份

1978 1985 1992 1997 2002 2007

标准差（元）

24.15 74.67 294.02 1056.45 1506.00 2687.88

2、相对差距在波动中逐步扩大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2011扩大到2007年的0.3249，加权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1457扩大到2007年的0.2050, 1978-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分别上升了61.6%和40.7%，从长期趋势看，1997年后基本稳定在0.3180-0.3586的范围内。

表2：1978-2007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变异系数

年份

1978 1985 1992 1997 2002 2007

变异系数 0.2011 0.2356 0.2378 0.3463 0.3180 0.3249

加权变异系数 0.1457 0.1438 0.1454 0.2052 0.2001 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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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78-2007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变异系数变化趋势

从城镇居民收入泰尔指数分解看，总体泰尔指数在2001年达到最大值为0.2308，从1978年的0.1176转变为2007年的0.0835，地区间泰尔指数亦在2001年达到最大值0.1862，从1992年开始，地区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都超过了50%。从长期看，地区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倒U型”，2001年达到最高点，随后下降，2001年地区间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达到最大值80.7%。因为进入新世纪，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城镇居民收入有较快提高，这种差距缩小只表明扩大速度在减弱，但总趋势仍是扩大的。从东中西部泰尔指数分解的差距看，东部地区内部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

表3：1978-2007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及构成

泰尔指数分解的差距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地区间

东部

贡献率（%） 中部 地区间

0.1176 48.62 49.49 0.0310 32.32 48.44 0.0769 19.24 71.30 0.0909 17.58 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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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8 7.11 80.66

0.1404 16.36 77.04 0.0835 27.78 61.69

图2：1978-2007

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泰尔指数分解差距趋势

0.25000.20000.15000.10000.05000.0000

197819851992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地区间

从时间序列看，东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呈“U型”特征，西部地区则呈现不规则的“U型”特征。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比较吻合的，东部地区内部由于我国经济在90年代后东部地区的省市经济快速发展，东部地区内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又有所扩大，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更快速度发展，其城镇居民收入也较快增长，收入差距因此逐步拉大。 （二）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1、绝对差距逐步扩大

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国是150元，东部182元，中部

134元，西部128元；东部比全国高32元，是1.21倍，比中部高48元，是1.36倍，比西部高54元，是1.42倍。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国是4140元，东部5855元，中部3844元，西部30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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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比全国高1715元，是1.41倍，比中部高2011元，是1.52倍，比西部高2827元，是1.93倍。无论是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值还是相对倍数都呈逐步扩大趋势。

1978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差从24元扩大到2007年的1398元。1978-2007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离散程度较大，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

表4：1978-2007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标准差

年 份

1978 1985 1992 1997 2002 2007

标准差（元）

23.80 74.71 256.86 733.81 951.53 1398.41

2、相对差距在波动中逐步扩大

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2816扩大到2007年的0.5585，加权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1594扩大到2007年的0.3147；其中，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变异系数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0.6322，加权变异系数在2003年也达到最大值0.3532，整个趋势呈现不明显的“倒U型”形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弱化。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分别上升了98.4%和97.4%,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幅度比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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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更大。

表5：1978-2007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变异系数

年份

1978 1985 1992 1997 2002 2007

变异系数 0.2816 0.3161 0.5235 0.5849 0.6177 0.5585

加权变异系数 0.1594 0.1777 0.2961 0.3337 0.3485 0.3147

图3:1978-2007

年农村居民收入变异系数变化趋势

1.20001.00000.80000.60000.40000.20000.0000

197819851992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体泰尔指数1978年是0.0545，2007年是0.1606，总体泰尔指数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0.2573，地区差别对农村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3、2004年达到最大值，分别是81.3%和81.6%。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都是呈逐步扩大趋势。

表6：1978-2008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泰尔指数及构成

泰尔指数分解的差距

1978

贡献率（%）

地区间

0.0326

总体

0.0545

东部

0.0082

中部

0.0073

西部

0.0064

东部 中部

15.13

西部 地区间

59.79

13.33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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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992 1997 2002 2003 2007

0.0501 0.2000 0.1819 0.2394 0.2573 0.1606

0.0100 0.0176 0.0197 0.0159 0.0146 0.0160

0.0064 0.0128 0.0052 0.0094 0.0110 0.0062

0.0067 0.0098 0.0176 0.0214 0.0226 0.0168

0.0270 20.01 0.1598

8.79

12.81 13.30 6.42 2.84 3.93 4.27

4.92 9.67 8.94 8.76

53.87 79.88 76.65 80.50 81.31 75.76

0.1394 10.84 0.1927 0.2092 0.1217

6.62 5.66 9.94

3.83 10.47

1978年，中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4年基本完成，在此期间国家上调了农产品价格，极大地激励了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居民区域差异基本没有变化，1984年农村地区实现了平等增长，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而农业产出上的差异主要在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这种差异没有累积效应，所以农业收入差异拉大的趋势不大。

图4：1978-2007

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泰尔指数分解差距趋势

0.30000.25000.20000.15000.10000.05000.0000

197819851992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地区间

1999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尤其是生猪价格暴跌，使农村居民雪上加霜，对以粮食和农产品为主产的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非常大，而对非农收入比重较高的东部影响较小，导致了1999年后地区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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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1985-2004年间，虽然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呈下降趋势，但是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一直都是三大地带最大的，所以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间差距主要是由东中西部地区间农民收入的差距和东部内部农民收入的差距构成。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贡献率明显缩小，1997年后尤为明显，中部地区内部差距比西部地区内部差距还要小，西部地区内部差距贡献率呈“倒U型”，即先下降，然后呈上升趋势，在2007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总之，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比较严重，并仍呈波动扩大趋势。

(三)全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极值差率的比较

为分析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是否在改革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本文选取了居民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及全国城镇居民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进行比较分析。1978-2007年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极值差率如下。

表7：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极值差率比较

全国城

年份

人均GDP(元)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134 398 784

全国农村居民收入/人均GDP 0.35 0.47 0.34 0.35 0.30

565 1075 3477 8562 12883 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元)

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最低(元) 276 561 1479 3592 5267

城镇居民收入最高/最低 2.0 1.9 2.4 2.4 2.4

全国农村居民收入最高(元) 全国农村居民收入最低(元) 农村居民收入最高/最低

1978 1985 1992 1997 2002

379 853 2287 6054 8214

2.9 3.1 4.6 4.9 4.2

2090 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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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8934 4140 0.22 23623 10276 2.3 4.4

1978-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0.91下降为2007年的0.73，在2002年分别达到最高值0.94。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在1985年达到最高值0.47，在以后年份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到2007年的0.22，表明在1985年前中国推进农村改革后农村居民的收入有较大提高，但随着经济改革领域转移到城市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呈相对下降趋势，没有跟进经济发展步伐。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值差率看，1985年是最低点为1.9，扩大到2007年的2.3，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极值差率在扩大到一定水平后有所减缓。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极值差率看，1978年是2.9，1985年是3.1，1992年是4.6，1997年达到最大值为4.9，以后逐步降低到2007年的4.4，1992-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极值差率一直在4.2-4.9的范围内波动，但总的趋势是扩大。与全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极值差率比较，农村居民收入的极值差率要高约2倍。表明农村居民在改革发展中收入增长没有跟上经济发展步伐，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分析可知，农村居民收入地区间差别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地区间的差别，以极值差率（最发达省份收入水平与最落后省份之间的比值）为例，从80年代的3倍左右上升到90年代以后的4倍以上。这种趋势同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致的。

80年代开始地区差别扩大趋势有所缩小，与这一时期的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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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战略向东部倾斜的取向呈相反方向变化。但实际原因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被压抑的生产力，这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异军突起，这些对于原来落后的地区都更加有利，所以必然使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有所缩小。

到80年代后期，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农村政策效应的减弱，以及乡镇企业进入调整期，先前实行的向东部沿海倾斜的地区政策的效果就逐渐显现，从而地区差别转而扩大，当然扩大的幅度比以前要小。90年代以后地区差别扩大趋势加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差别扩大主要体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与以往不同的是，主要方面不是落后地区发展缓慢，而是沿海省份的经济总量比重大，人才积聚，资本充裕，增长速度快，成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极，从而形成全国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三、原因分析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而是影响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正的问题。

从收入分配格局的嬗变看，从1949–1978年亦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盛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其表现是：要穷大家一起穷，要富大家一起富，结果共同贫穷是常态，而共同富裕成泡影。发韧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由停滞转向启动，由慢步而起飞，越来越快，相应地中国国民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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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由于多种原因，收入差距逐渐拉开了，并且越来越大，特别是分配不公超出人们的承受边界，造成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实际上，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而且互相交织。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

地理位置通过市场可及性、交通成本与技术和信息扩散成本等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进而对收入分配差异产生影响。自然禀赋则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进而对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先决条件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别。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主要城市均与世界经济有广泛联系。处于日本、韩国、港澳台等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辐射圈内，还有广大内陆腹地为依托。农业生产条件良好，交通系统发达，城市密集，广大农村经济很容易与城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顺利被纳入城市经济的辐射范围内，使城乡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西部地区多在大江大河上游和生态脆弱区，处于内陆封闭地带，没有东部地理区位优势，交通不便，城市数量少，城乡之间缺乏应有的经济联系。尤其西部，农村居民大多生活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水灾区、荒漠区、土地贫瘠区，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干旱、水灾、风沙、水土流失、沙漠化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二）历史因素

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的初始状态及其后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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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目前收入分配格局得以形成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 不同地区间存在资源初始占有、区位优势、经济基础、劳动者素质、地区政策倾斜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差异，然后导致进一步获取发展所需资源能力的差异，进而又导致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差异，产生循环积累因果效应。

东部地区特别是直辖市和工业重镇与其他地区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存在基本决定着地区经济发展。由于国有企业享有绝对的垄断地位，是国家工业投资的唯一落脚点，国有企业相对密集的地区经济发展快于其他地区，相应地收入也存在很大差距。

（三）非均衡发展政策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为了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加强全国经济发展，采取了重点支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先开放、开发东部沿海地区，在设立特区、开放城市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方面，给予了东部地区较多的金融、财税、信贷、投资、外贸等优惠政策，国内外投资大量向东部集中。例如，上市企业在A股市场上，2008年东部融资2210.43亿元，中部融资475.54亿元，西部融资392.44亿元；1990－2008年东部融资17153.94亿元，中部融资3140.68亿元，西部融资2203.35亿元，东部是西部的7.8倍。其结果是东部地区经济优先发展起来，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自然会获得比其他地区居民更高的收入。而且经济发展的累积性会造成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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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

由于历史形成的西部地区居民不同的生存发展际遇，如基本生存条件和接受良好教育条件等不同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劳动收入与文化消费、教育条件、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文化程度、资金积累、劳动技能、生活观念与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居民相比，西部地区居民生活观念与思维方式陈旧保守，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差。

劳动力素质与受教育程度紧密相联，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在收入水平上有明显的体现。东部地区居民在接受教育方面的条件比西部地区好，特别是在师资、办学条件方面比西部地区优越，相应的东部地区居民受教育的程度就比西部地区高。

四、政策建议

（一）扶持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条件较差、历史欠帐较多，自身实力薄弱，因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必须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来完成。一是国家部委应整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渠道。在国家部委的层面上，应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资金进行整理，能整合的尽量予以整合；二是国家财政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主要用于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存量适当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三是金融支持上要增加中长期贷款，支持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水利、公路、铁路、机场、能源、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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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如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专项金融债券，增加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四是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人畜饮水、乡村公路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则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也就越快，与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小。

（二）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力度

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加大反贫困调节力度将是长期的，主要措施有：一是结合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加大对贫困人口或贫困地区进行救济、补贴或者扶贫开发；二是对西部地区居民居住的高寒山区、沙漠地区等恶劣自然环境实施的生态移民和库区政策性移民，除了专项的移民政策支持外，需要在移民可持续发展上给予相应的后续支持；三是缩小区域反贫困政策之间的差距；将公益性（救济式）扶贫与生产性（开发性）扶贫有效地结合在一起；重视极端贫困地区生态移民的扶贫。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劳务经济品牌

1．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一是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中西部地区教育补助力度，鼓励加大对西部地区招生和培训力度；二是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师资的培训力度，特别是西部偏远地区师资严重不足，高素质的小学和中学教师资源非常稀缺，需要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实行倾斜政策；三是提升西部人力资本价值，逐步实现物质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向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转变。

2．拓宽培训形式，培育劳务经济品牌。一是统筹学校教育培训与在职教育等培训形式；二是在政策上对各类技工学校、职高学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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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倾斜，加大对它们吸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就读的扶持力度，提升未来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三是加强劳务经济品牌的培育和建设。实施农民工特别培训，拓展国内外劳务输出渠道，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工程，加大劳务品牌建设力度。

，《中国统 注：本文数据根据1978-2004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计年鉴》（2006-2008年）的数据计算获得。

（综合处李东）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8l4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