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贵州师范大学

作业题目： 从诠释学的角度谈翻译的合理性模式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任课教师姓名： 胡安徽 研究生姓名： 段晓蕾

学 号： 4201210000752 年 级： 2012级 专 业： 课程与教学论 学院（部、所）： 马克思主义学院 任课教师评分： 评阅意见： 任课教师签名： 2012年 12 月 30 日

从诠释学的角度谈翻译的合理性模式

【摘要】翻译过程，是一个积极且富有创造性的过程，诠释者既要尊重文本原有的“意义”，同时也要关注诠释者的主体性问题。本文首先简要对比了方法论诠释学、本体论诠释学、哲学诠释学以及当代客观诠释学代表人物有关翻译的思想，然后进一步分析了伽达默尔诠释学对翻译的解读，最后试图在哲学诠释学理论的基础上，协调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中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探求系统性的翻译合理性模式。 【关键词】诠释学 翻译 伽达默诠释学 合理性模式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诠释活动，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开放性，因此，对同一文本的释读，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诠释。那么，对于这些不同版本的翻译，我们又如何辨别其合理性？或者说，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做到恰如其分，如何最大限度再现作者的原始意图，如何使读者获得更加准确的理解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诠释学家对翻译的论述

由于翻译行为构成了诠释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许多诠释学家都非常关注翻译过程。在方法论诠释学阶段，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坚持认为诠释的中心在于重现历史，再现作者原意，他们认为“科学理解”就是尽量消灭理解主体的偏见，回归文本的客观意义结构。将文本置于诠释学的中心地位，把追求文本的终极意义作为诠释学的目的，这样就掩盖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本体论诠释学阶段，海德格尔开始将研究视角集中到诠释者的主体性，在他看来，翻译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作者和文本，而是领会者或读者的存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更是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推向了历史的新高，形成了系统的学说，并通过《真理与方法》一书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探讨。

美国文学诠释学批评家赫施，是当代客观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他从客观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原意是最好的意义，是最合理的解释标准，对于一个文本来说，“只有作者的意义才秉有统领一切意味的资格”。赫施使用“意义”(meaning)和“意味”(significance)来分别定义作者的原意与作者原意及诠释意义的叠加。他认为，意义是一个文本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变的，而意味指意义与人之间的联系，它会因时代历史、诠释者的世界观和主观条件甚至趣味的变化而变化。意大利学者和作家艾柯也认为，作者和读者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恒定地永远在场，而文本则是始终在场，文本本身的意图相对稳定并且始终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只

有建立在作者原意基础上的诠释才是有效的，合理的。

二、伽达默尔诠释学对翻译的理解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并不只是一味地强调解释的无限性，而是一门充满了辩证法思想的诠释学哲学。他的翻译思想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从翻译的本质来看，翻译就是解释

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是解释的一个极端例子。他把翻译比作一种谈话，认为在需要翻译的谈话中，译者必须把所要理解的意义置于另一个谈话者所生活的语境中，由于这种意义应当在一种新的语言世界中被人理解，所以它必须在新的语言世界中以一种新的方式予以表达。“因此，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因此，在他看来，翻译就是解释，所有的译者都是翻译者。同时，伽达默尔还认为，谈话过程中的翻译不仅是解释，而且还是一种双重解释，即谈话双方的互相理解有赖于译者之一中介，即在这种形势下的翻译一方面是译者同对方的谈话，另一方面是自己同译者的谈话。

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伽达默尔在坚持翻译即解释的同时，不管他多么强调翻译是对文本的再创造，他还是没有忘记提醒我们，“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的引导”。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以文本为出发点，在对文本充分理解的前提下进行。在这里，伽达默尔强调的是视域融合的一个过程，即译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这种视域融合后形成的新视域，一方面总是会超越原作者的意图，另一方面又会受到文本的限制与制约。

（二）从翻译的过程来看，翻译是突出重点的活动

伽达默尔认为，“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成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的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因此，不管我们多么忠实原文，都无法消除两种语言直接的本质差异。在翻译中，译者难免会遇到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就必然会导致译者为了突出原文的某个重要特征而压制另一些特征。这种突出重点的活动在翻译中是不可避免的，“谁要翻译，谁就必须进行这种突出重点的活动。”因此，在翻译中，译者不可能将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

（三）从翻译的结果看，翻译是一种妥协

伽达默尔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由于突出重点的存在，译者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意义，对于这种状况译者只能选择丢弃才能达到对文本的清楚理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结果必然是一种选择与舍弃所达到的一种妥协。但这种舍弃，也会使翻译“缺少原文所带有的某些韵味”，尽

管译者会为了实现与文本的互相了解而付出努力，但这种真正的相互了解是不能达到的，因此，在他看来，虽然译者“会在反复斟酌和磋商中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法，不过这种解决也只能是一种妥协。”

（四）在对待可译和不可译的问题上，采取辩证的立场

一方面，伽达默尔认为，“原文的词语和它们所指称的事物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为了使一个文本能够被人理解，我们常常不得不对它进行解释性的释义”，而这种释义语言与文本语言又存在差异，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伽达默尔提出了不可译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仍承认翻译和解释的意义。因为理解和解释总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语言传统保持着某种联系，因此，文本仍然是可译的。

（五）在翻译策略上，带有归化的倾向

伽达默尔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必须“找到一种与语言，这种语言不仅是译者自己的语言，而且也是适合原文的语言”，即找到一种译者和原文所共有的公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只有在译者自己的视域与原文的视域互相融合后才能获得，而这种经过视域融合之后的语言就已经不只是原文的语言了。因此，这种通过归化策略得到的译文，是译者视域与文本视域互相融合的结果，而不是译者征服原文或者原文控制译者的结果，因此只有这种共同语言才能反映双方的共同意见。

三、翻译合理性模式的探讨

对翻译合理性模式的探讨，即在“合理性”概念的引导下，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基础，试图对翻译的合理性解释方式、以及评判翻译合理性的标准体系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一）翻译的“合理性”范畴

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是用于标明、评价人的行为的概念，它是对人的思维活动、行为方式以及所导致的行为结果的评价，因此“合理性”意味着规范性和评价性。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评价标准都是一定的评价主体的评价标准，而评价主体又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因此，这种“合理性”又具有行对性的特点。基于此，我们对于翻译行为的合理性理解如下：

一是以行为的合理性概念为出发点，能够使我们对译者的翻译行为做出评价。我们可以去推演、理解译者在实施具体的翻译行为时的判断过程，也就是“是如何进行‘合理’的思维，做出‘合理’的行为”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对翻译过程中的趋于稳定性的联系得以了解和掌握，从而为翻译工作提供依据。二是合理性评价会促使我们对翻译行为的合理性标准的依据进行反思，也就是以什么样、哪一种尺度、标准去衡量，即一个一般的总类标准，也可以说是某种翻译行为研究范式所提供的特有的、特定的标准。其三，“合理性”评价中的相对性还促使

我们在翻译行为的评价中注意译者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而不执著于以固有的一种合理性标准评判、解释所有的翻译行为。

（二）翻译合理性模式的探讨

通过上述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翻译思想的论述以及对翻译“合理性”的界定，我们对翻译的合理性模式进行了如下探讨：

首先，充分的解读文本是翻译研究的逻辑起点。翻译的“合理性”要求翻译应由译者按照合理的思维，遵循合理的标准，对文本进行合理解释的过程。那么，合理应该是合怎样的理，对于这一问题，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是充分体现主体性的一种活动，但同时强调要以文本为基础进行再创造，因此，合理思维的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对文本进行解读和掌握，只有最大程度的把握了文本的真实度，才能为以后的翻译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准确的把握归化策略是翻译研究的关键所在。伽达默尔提出的归化策略，要求译者确定一种语言，即能够对原文进行良好的表达，同时也可以为译者充分的使用。而这种“共同语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程度，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了解文本的创造背景，文本语言的特征，以及译者所选用语言与文本语言的固有联系与区别。

再次，突出的强调重点是翻译研究的点睛之笔。突出重点，是伽达默尔翻译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由于译者与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思想活动、政治立场、教育程度以及使用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不自觉的出现译者对文本某一部分的关注，而忽略文本的其他部分，因此，对重点部分的准确掌握，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评价翻译活动的标准之一。

总之，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动，翻译在本质上是主观的，不同译者对文本都有不同的诠释。在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文本的合理性翻译对文化的研究和转播具有重大意义。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翻译思想，在充分强调主体性的同时，也肯定了文本对翻译的重要意义，为如何处理好文本，译者和读者三者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从而实现了文本开放性与稳定性的辩证统一，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译本的评判标准。

【参考文献】

[1] 洪汉鼎. 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徐剑. 从合理性的三个维度看翻译行为[J]. 外国语，2007(1). [3] 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的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4] 许建平，张荣曦. 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异化问题[J]. 中国翻译，2002(5). [5] 吕俊. 翻译学构建中的哲学基础[J]. 中国翻译，2002(3).

[6] 侯晶晶. 论再创造性翻译的合理性[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l).

[7] 谢天振. 作者本意和文本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J]. 外国语，2000(3). [8] 金钟眠. 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的比较[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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