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村落：文化农民的社会资本扩展研究

超越村落：文化农民的社会资本扩展研究

在中国乡村发展问题上，早已有了许多探索和实践。近些年来，随着乡村外援项目的增多，参与式发展、内源式发展等论说又流行一时（李小云，周大鸣等）。不过，近期也有学者指出了其中的不足，认为农民是无权无势的，因而要将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在发展中表现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再是求别人倾听。（叶敬忠，2008，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笔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不同之处是窃以为培育“文化农民”才是关键，这样才能让每个农民都行动起来，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使得乡村建设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农户（秦红增，2005，桂村科技）。

关于文化农民的内含及培育，笔者已从科技下乡对农民生产生活的作用角度，分析了其中的科技资本蕴含（秦红增，2005，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不过，文化农民应是个复合体，其中良好的社会资本便是关键要素之一。原因是随着土地承包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实施，原先处在相对封闭状态的村落已经全方位开放，每一农户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这就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随着村域经济的转型（王景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当农民不再仅仅是把田种好就了事，而是许多问题如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所需资金和技术的获取、外出务工、子女教育等等，都得靠自己解决。而传统的以血缘或地缘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已不能满足农户们这些新需求，因而，扩展并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民来说就变得极为重要。故本文拟以南宁市周边三个村庄为例，对文化农民的社会资本扩展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益于文化农民的培育以及乡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研究所涉及的三个村庄虽同属南宁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但产业结构上则各具特色。其中上林县白圩镇马安庄以网箱养鱼和良种山葡萄、油葵等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全村共58户，243人，汉族占95%，2006年人均收入为4100元；武鸣县城厢镇大皇后村自2000年以来就开始兴办企业，规划建设水产养殖示范基地，目前已形成以工业、养殖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为主的多样化产业结构，全村共350户，1492人，壮族占大部分，2006年人均收入5000元；路西村位于南宁市市郊，产业结构以种植绿化草皮、绿化苗木、速生桉苗圃等苗木花卉业为主，全村共475户，1839人，汉族占大多数，2006年人均收入3570元。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主要采取的是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持续时间为2007年11-12月。

一、农户传统社会资本功能淡化及其成因

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指人们通过社会交往（往往是直接的）而形成的某个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如常见的家庭、家族、街区、社团以及朋友熟人关系等人际交往网络，网络成员在这些交往网络中可以从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所需要的短缺资源（陈健，社会资本结构分析，经济研究，2007，11）。从给出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意义上的人际交往网络以获得所需要的短缺资源为目标，因而是互惠性的交换网络，权力（获得自己需要的短缺资源）和义务（提供他人需要的短缺资源或有着较高的信任度、遵守规范等）的统一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资本又具有了宏观体制上的含义，包括“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陈健，2007）那么，具体到农户，其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有着什么样的表现及特征？

1、农户传统社会资本类型

要厘清农户传统社会资本，首先得确定传统乡村制度下农户的身份。这里有两个参照：一是国家或封建王朝给予的“编户之民”，也即“编户齐民”。“编户”，是指正式纳入国家户口登记序列的人口,“齐民”，是说凡登入国家户籍之中的人口，一律都是皇帝的臣民，原则上都要纳税服役（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1），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 ；另一是因聚居所形成的“村民”、“乡民”。这也源于户籍制度。秦汉时的户口编制，与先秦相比，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其中之一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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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户籍相伍”为标志，先秦户口编制中的种族之别被打破，即原则上不分本族异族，一律编入同一组织之内，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来划分居民。（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55）依此来推，农户传统社会资本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官方社会资本。即基于国家强权而形成的农户-国家均等互惠性交换网络，以及从中派生出的农户-管理者对等互惠性交换网络。关于这方面，以往的研究多使用“村落共同体”或“公社共同体”等一笔带过，但实际上不是村落、公社或邻、保、牌、里、甲等国家的代理机构，而是国家与农户直接构成互惠性交换关系，即社会资本依附于国家的强势权力而存在，这对于每一农户都是均等的。农户从国家那里获得土地、公民身份、农用资金等短缺资源，同时又需履行纳税服役、课植农桑、劝导乡里、助成风化等义务。这一互惠交换网络自战国确立之后一直被沿用至今，且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顶峰。（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3，11）不过，由于国家代理机构的首脑或“社长”代表着国家来行使权力，因而又派生出农户-管理者的对等性互惠交换网络，即农户短缺资源的获得与否以与管理者的亲疏为转移。尽管自秦代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县及县以上的各级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县以下的户口编制，其负责人原则上实行民推官任，多少带有一些民间自治的味道，但由于手中有权，“专理词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贿赂”（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56），作恶腐败就在所难免。从历史上看，在王朝更替、国势衰退之际，农户-国家常常与农户-管理者合而为一，国家强权演变为地方霸权，容易造成农户对管理者的过度依附。

二是民间社会资本。即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因血缘、地缘或姻缘等近远、亲疏关系而形成的对等互惠性交换网络，即关系亲近的，信任度高，往来密切，互惠性强，反之亦然。最后所形成的基本格局便是亲属或熟人之间合作程度高，短缺资源交换表现为“礼物”、“义务”、“情感”、“责任”，非亲属或生人之间合作程度低，短缺资源交换的是商品或货币。（秦，2005）正所谓俗语云：“亲帮亲，邻帮邻，自己人帮的是自己人。”其中人际关系乃是衡量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的标准，也是农户传统社会资本建构的基本准则。“早期儒家经典《论语》中，有‘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的描述，从中可见孔圣人当年在乡党中恭顺待人的态度。这是因为，在按‘乡党’之法编制户口时，要求人们礼仪相交，患难相助。住在乡党之内的人，平时来往较多，关系也较为密切。此外，长期住在同一个地方，不能自由迁徙，容易通过婚姻结合等途径形成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人们重‘乡党’之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35）

2、农户传统社会资本的延伸

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资本常常因直接的社会交往而建构，但事实上在乡村传统交换网络中，每个成员机会上都是均等的，即成员间可以互相获得或提供短缺资源，但并不一定有直接交往关系，其中的原因便是“乡村网络专家”的存在，这便构成农户社会资本的延伸，类似于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充当着“信息桥“的弱关系资本（程昆等，2006）。

乡村网络专家又称中介人、中间人、线人、和事佬等，是乡村中的“头面人物”（明恩溥），指人际关系圆融、有途径联系并能利用有影响的人为乡民们提供帮助的乡下人。他们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其人际关系的主支或扩大支系中也许是有势力的人。还有其本人也可能就是有势力的人，能够利用职务或职业之便，通过职权来帮助他人。这些乡村网络专家人数不多，但他们具有控制和调动官方与民间社会资源的权力和威望，都很吃香，成为在广大下层民众中极受欢迎的人物，（周，秦185）典型的如媒婆、师爷、族长、绅士，行会的头儿，戏班班主，航船主等。

除了乡村网络专家外，传统乡村社会还有拟亲属关系，如行会、秘密社会、地域化宗族、义亲等，也可看作是传统乡村资本的延伸（麻国庆）。

当然，话又说回来，乡村网络专家、拟亲属关系的存在，虽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农户的网络关系，但并没有改变传统乡村社会资本的基本性质：即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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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姻缘、地缘等各种关系而建构起的“差序格局”特征。另外，在此需要特别指明的是，除了“差序格局”以外，农户传统社会资本还具有国家意义上的“均等”一面，这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的。

3、农户传统社会资本功能淡化及其成因

关于农户传统社会资本的功能淡化，一些学者已作了相关研究，如在资金需求方面，强关系比重下降，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将更加明显（程昆等，2006）；农户之间的合作起来越少，农户需求的满足更多地依赖村社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市场所提供的商业服务（王习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乡村人际关系的“二元结构”特征（秦红增，2005）等，在此笔者将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在国家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在乡村逐步建立健全的新形势下，农户传统社会资本功能淡化是必然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职能的转变及户籍制度功能的衰退。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国家对农户的职能主要是控制，以便获取税收或兵役等，故在历代封建王朝中都极力推行“生分制”（111），反过来，农户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需求都只能从国家那里获取，国家乃是农户短缺资源的提供者，当然有权利让农户纳税，或将农户限制在土地上，农户也有义务遵从国家的规定。但是随着土地承包政策的推进及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对乡村由控制变为促进发展，已不再给农户提供其生产和生活的所有需求，而且绝大多数的发展项目、资金、技术等也都是通过市场运作，这么以来，市场而不是国家便成为农户短缺资源的供给者，同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国家也不再需要通过“编户齐民”制度来控制税收，自然而然地也就放松了对农户的控制。

二是农村人员的强流动性。伴随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劳动力已成为影响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城市产业的高回报率及国家的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政策，如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农村劳务输出，进城务工的各种优惠政策，都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机会，也吸引和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从而对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三是农户需求的变迁。市场经济、外出务工、生态农业等，使得农户希望获取的短缺资源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拿生产方面来说，以前农户种田靠的是经验，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种地靠经验，农具自己有，劳务靠互助，可说是没什么也不需要利用外部资源。但现在凭的是技术，更重要的是以前是所谓的“小农经济”，劳动成果除了上缴国家税收外，余下的自己吃，只有极少量的交换，现在则是市场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如果这个“惊险的一跳”不成功，就意味着生产的失败，这就决定农户不能再以亲疏远近来建构人际关系，而是必须借助各式各样的行业或协会组织扩展自己的社会资本。

四是农户可利用资源的扩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政府“反哺农业”政策与各式各样组织的扶持项目的实施，农村发展干预不断增多，相应农户可利用资源也不断扩大。这也就决定了农户打交道的对象再不能只限于国家、官员或同一地方的人，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外来者，如经销商、公司、发展援助者等。

五是村落人际关系的变迁。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大家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低头不见抬头见”，一家有事，大家帮忙，从而形成了一个亲密的社群，而且这种亲密的情感关系对限制冲突和竞争有着重要的功用。但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情感为纽带的乡村人际关系逐渐向利益化趋势的发展，邻里之间选择在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合作，农户们在尽可能地获取短缺资源的同时，因为潜在的竞争关系，也会限制别人，从而导致他们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这无形中就弱化了传统社会资本的功能。

当然，农户传统社会资本的淡化并不等于彻底退出，而且是在新的形势下与别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农户社会资的扩展与重新建构，即形成了超越于村落的业缘资本、市场资本、科技资本，其信任关系亦开始超越私人信任，走向契约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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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农民社会资本的类型及扩展

社会资本因人们的需要而产生，也因需要的不同而发生变迁。在此，我们可以区分为两类：一是先赋性的，即因血缘、姻缘或地缘关系而建立，另一是因短缺资源的获取而建立的，在传统乡村社会里面，由于两者差不多是重合的，因而农户们的社会资本就表现出较多的差序格局特征。但在现代社会里面，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农户们的需要发生了变化，且超出了村落地域范围，关系网络的构建不再以先赋性而是以能够获得短缺资源为转移，从而形成了社会资本的扩展。

1、超越血缘的业缘关系

业缘关系是指人们由职业或行业为纽带而结成的人际关系。随着乡村市场交换的发达和多种生产经营，以及外来发展干预的增多，农村已有了许多行业分工，如种植业、养殖业、商业、屠宰业、运输业、工业等等，自然而然地也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行业圈子，而农户只有进入这些圈子，与圈子内成员有密切的往来和交流，建立相应的行业关系，才能获取自己短缺资源，如行业信息、行业技术资金，甚至垄断性的行业地位等等。我们根据互惠性对象的不同，可将其分作外源性和内生性两类。

⑴外源性业缘关系

外源性业缘关系指农户与政府或公司等干预乡村发展的外来者所结成的相互协作。“反哺农业”政策以及乡村土地、农产品供给市场等，都使得农村有了更多的发展干预，这不论对农户还是对外来群体而言，都是一种有效的生存策略。发展干预者将资金和先进技术等给予农户的同时，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农产品或劳动力等短缺资源。由于政府是最大的发展干预者，因而农户-政府官员便成为主导性的外源性业缘关系，这也与目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致的。此外，外来的公司、科研单位、农技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也是农户发展外源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

个案1：农户与外来发展干预者的协作关系 马安庄养鱼户QYH说，2001年当初搞网箱养鱼的时候，政府每个网箱制作补助600元，又帮他们担保向农村信用社申请无抵押贷款。如果没有政府和银行的扶植就我们的养鱼产业难以开展和继续。QFC说，2006年百洋公司来村河考察，认为清水河的水质非常好，适合养殖，于是百洋公司与他签定养殖罗非鱼的养殖和购销合同，合同规定必须要用百洋公司生产的饲料来喂养罗非鱼。他每年从百洋公司进购30吨左右的饲料。每吨饲料2000元左右。百洋公司给养殖户收购的保底价为3.2元/斤。价格是跟随市场变化而变化，但不低于3.2元/斤。公司一般收购鱼的规格有：鱼重0.7-1斤是2.7、1-1.5斤是3.4元、1.5以上为3.8元。鱼是从每年的4月份开始养，到7，8，9三个月，由于气温高，天气好，鱼吃的多，也长的快，到了10月鱼就可以出售了。

种植户QHL说，2006年他通过县党委的介绍认识了区农科院园艺葡萄研究所的彭所长和都安密洛陀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曾总经理，该公司购买了野生葡萄酒生产的专利，投资4000万搬迁办厂，生产的密洛陀葡萄酒是朝阳产业，全自动化生产程度高，效益好，于是，他们和政府、公司合作开发订单种植园艺专利产品NWJ196良种野葡萄。QYX讲，2007年他和朋友联合承包了320亩的甘蔗地。朋友是甘蔗生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以甘蔗在砍、运、榨，和甘蔗款的提取都很方便。每年甘蔗收获时都有我们县南华糖厂的专车来收购，每吨收购价今年占定280元，去年是275。

⑵ 内生性业缘关系

由于农户个体竞争能力比较弱,分散的农户无法面对开放的大市场，于是农户们通过建立互助合作关系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实现农业增效和增收，同时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推进了农户间的合作互助关系，如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农村经济组织的建立。对农民而言，农村经济组织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它使农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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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关系转变为竞争伙伴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为他们提供可靠的供求信息，技术信息，同时它也是农民与政府、银行和商业伙伴关系的桥梁。而大多数农户加入协会，就是为了扩展自己的社交圈，以便通过这些组织网络,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

个案2： 马安庄网箱养鱼协会

以前，马安庄的农户是一家一户自然分散网箱养鱼，由于鱼病防治技术低，而且在出售的时候经常出现不计成本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等等问题的制约，不少养鱼户因为网箱养鱼病死过半或成品鱼卖价过低而亏本。因此，农户们希望建立一个既能够给他们送技术也能够协调好养殖秩序的机构。在县、乡政府的引导下和马安庄农户的热切盼望下，于2003年6月成立了“网箱养鱼协会”，协调养殖户养鱼的的各种事项。协会发挥全村村民的积极性，尽量安排外出与饲料生产企业联系，取得的结果，再召集协会会员会议，公开后由群众择优选择，在自愿的基础上统一选定饲料，由协会与厂家签订供销合同，年底协会奖给联系人200元，公开招标，以后协会规定联系人做日常组织购料人。协会成立后就不断的发展壮大，协会的会员不仅是本庄的养鱼户和养鱼能手，而且逐步扩展到附近村屯的养鱼户。为了使该庄养鱼产生最大的效益，庄内实行了统一贷款、统一建网、统一购苗、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经营模式，形成了规范生产管理、规范了销售渠道的发展格局。即统一贷款、由党支部和养鱼协会和金融部门联系，采取养殖户联保的方式，由金融部门向养殖户发放贷款，协会协助对贷款的使用，偿还进行监督，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养殖户资金紧缺的问题；统一购网，由协会组织养殖户与商家洽谈购网事宜，以量压价，确保养殖户利益；统一购苗，协会帮助养殖户联系质量好，价格合理的鱼苗，解决养殖户单个联系遇到的质量，价格，运输等问题；统一管理，协会对养殖户从鱼苗的投放，品种的调节，饲料的使用，鱼病的防治实行统一指导，统一管理，指导解决养殖户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又对养殖户的用料，用药问题进行监管，确保鱼的品质达到无公害标准；统一销售，由协会代表养殖户与加工企业签订订购合同，寻找各种销售渠道，解决养殖户的后顾之忧。通过这种方式，把分散的农户，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格局，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壮大。

另外，除了政府或公司等外来发展干预者，农户也自己主动出击，通过各种渠道来扩充自己的业缘关系。如马安庄覃某讲，他以前在广西读过大学，又在钦州上过很多年班。现在他的大学同学很多不是在政府上班就是公司当经理，所以门路也很多。通过这些关系他养的鱼每年都很快销完，贷款也比别人容易。同时他经常到南宁周边的渔苗场买鱼饲料和鱼苗，认识了一些网箱专业养鱼户和鱼苗厂的老板，经常和他们交流养鱼经验，现在都成了朋友，有时间就打电话与朋友聊天，经常约朋友或同学出去钓鱼，唱歌，吃饭。再如皇后村的覃某讲，他有个朋友现在南宁明园饭店工作，养的鱼直接销售到哪里。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去武鸣打工，他非常支持年轻人出去打工，因为这样可以结交很多朋友，圈子就宽了。他儿子现在就在南宁的一个饭店当厨师。总之，在新的发展时期，农户们的社会资本随着业缘关系的拓宽而不断扩展（图一）

公 司

协 会

同 行

市 场

农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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