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政治热点专题 结构性减税

财政部１３日公布今年首季财政收支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１４．７％，比去年同期回落１８．４个百分点，其中与经济直接挂钩的税收增幅逼近个位数，１０．３％的税收增长较去年同期３２．４％的增幅回落了２２．１个百分点。

日前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高于许多国家，建议大幅减税。而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有专家提议，中国今年应少收1万亿元税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但持不同意见者担心，减税会影响国库进账。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他们认为，恰当的减税从中长期看有利于国家和企业实现“双赢”。减税不会导致财政收入锐减。

存在进一步减税空间

关于“税负高”之说，国家税务总局虽然不赞同，但也表示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钱冠林说，中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这个税负水平在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的，但就这20%的比重来讲，仍然是有减税空间的。

事实上，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减税的步伐，“减税”成为近年来中国税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全面取消农业税、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都让企业和个人实实在在地尝到了一些甜头。而今年“结构性减税”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有关部门对今年结构性减税作出了具体规划。据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介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带动就业和创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继续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四是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围，出台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五是通过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方式，鼓励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国内紧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

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税收不是单纯地往国库里送钱，它更承担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急需扩大内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结构性减税。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后，更多的人收入会增加，这有利于增加消费。而降低增值税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降低商品的价格，对于降低通胀、拉动内需有直接作用。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勇明对本报记者说，目前的减税是结构性减税与优化税制，主要是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微小企业的税负，并调整税收结构，消除其中不利于结构转型的因素，因此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并推动结构转型，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马衍伟分析说，评价结构性减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刺激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自主有序平稳增长。

经济活跃才能拓展新税源

减税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利好。专家们指出，从长远看，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林勇明表示，恰当的减税对国家和企业是“双赢”。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经营更加活跃，效益更好，这样能增加政府征税的税基。

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反而一直在增长。马衍伟说，结构性减税不等于财政减收。结构性减税短期会影响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有利于财政增收。因为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增加企业盈利，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扩大税基，为财政增收奠定税源基础。这就是工业化国家多年来减税浪潮此起彼伏，但政府收入不断提高的秘诀之一。

林勇明认为，从短期看，减税对税收收入略有影响。但从中长期看，减税带来的刺激需求、活跃经济的效应将带来政府税源的稳定、税基的扩大，因而是于国于民都有利。民富才能国富，让富于民应是未来财税政策调整的一个方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减税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使财政收入减少也要减税，要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如果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效果，经济就会发展，而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就会增加

以政府收入减少为由反对减税，是短视之见。这其实也是对一些部门、各个地方的提醒：不能再迷恋“以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的传统思维。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正式部门职工的平均税率超过40%，高于许多国家，建议大幅减税。对此一说，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钱冠林表示，中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这个税负水平在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的，但就这20%的比重来讲，仍然是有减税空间。

世行关于平均税率超过40%的说法可能存在着计算方法上的争议，但税务部门以此反驳“税负高”一说恐怕难站住脚。因为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过高，由企业承担的比重过高，而本应由富人承担的直接税比重却过低，因而不算过高的税负表象难掩背后公众“税收痛苦”的实际感受。以此而言，说当下税负重似乎并没有言过其实。

“加税如刘翔，减税似蜗牛”，之前有人如此戏谑民众对于税负重的感觉。一方面，中国税收近些年“喜讯”频传，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而同年GDP实际增速仅为9.2%。就在近期，个人法定节假日加班费要缴税，交通费、餐费补贴发现金应缴税，类似的征税也大大地刺激了公众的神经；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一直在说不断减税，如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等，但实际上民众、企业的税负却依然很重。《人民日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更是显示，一些中小企业有一半利润都拿来缴了税费，而世行的报告则披露，2008年中国劳动者的平均税率高达45%。

欣慰的是，国税总局坦承有减税空间的事实。但坦承是一回事，能否落到实处则是另一回事。财政部13日公布今年首季财政收支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4.7%，比去年同期回落18.4个百分点，其中税收增幅逼近个位数，一季度个人所得税甚至出现了6.2%的负增长。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双双大幅回落，无疑给减税带来了更大的疑问。然而，越是如此，减税力度则越要加码。

表面上看，减税势必会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这恐怕也是减税难的关键原因所在。但若从长远来看，结构性减税将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企业一盈利，其结果就表现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进而扩大税基，为财政增收奠定税源基础。这也是西方国家多年来减税不断，但政府收入却不断提高的秘诀之一。因而，以政府收入减少为由反对减税，是短视之见。这其实也是对一些部门、各个地方的提醒：理性看待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不能再迷恋“以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的传统思维。

如何减税？改变现有间接税比重高、直接税比重低的失衡税制结构，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但同时必须警惕的是，税收收入少了，但非税收入却大幅增加。今年一季度，全国非税收入取得了53.3%的高增长，成为拉动财政收入增长的“主动力”。倘若地方因财政吃紧而采用行政手段扩大收费，这不但是对减税积极效用的消解，也会以税外之费加重社会负担

新税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

“十一五”规划确定GDP增长7%，而居民收入增长4%。这说明，多年来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符合当时政府的战略。这个战略在“十二五”规划中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十二五”规划确定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同时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原因是：一方面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引发低收入群体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税收成为人们关注居民收入能否增长和居民收入差距能否缩小的热点。

对现行税制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评估，基本结论是：1.居民总税负水平过高，减税力度不够；2.低收入群体税负更重，特别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以及个税；3.对高收入群体税负判断的理论和实践均存在误区，不利于留住富人的制度性和政策性缺陷很多。虽然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和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不是单靠税收就可以实现，但现行税制如果不进行优化设计，难以支持“十二五”规划实现。

我们的任务是：正确、科学地确定税收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设计出符合这些功能要求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在实践中推行并实现之。

原则是：在控制政府收入总规模的条件下，照顾穷人，同时留住富人。

间接税：

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

从理论上讲，间接税课征会根据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生产者剩余或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

应该明确：生产者承担的税收可以视为是从事生产的资产所有者（亦即富人）承担的税收。这个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间接税比重大。

对中国来说，如果我们确认占中国税收收入65%左右的流转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富人征收的税收（目前尚未测算数量），对我们设计符合功能要求的税制意义极大。同时，间接税对最终消费课税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在不同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恩格尔系数的消费者之间，将会产生财富分配效应。换句话说，食品、服装、鞋、书籍等是高恩格尔系数消费者（穷人）的主要消费品，由于这些商品需求弹性接近零，对这些商品所征收的流转税主要由消费者（穷人）承担。这部分流转税具有收入累退性质。如果我们确认这部分流转税对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副作用，对我们设计符合功能要求的税制意义同样很大。

因此，统筹优化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功能作用，不仅需要大力推进个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等直接税制度的改革完善，而且还需高度关注间接税手段的配置与运用，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制度体系。只关注个税等直接税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而忽视整体税制特别是流转税的调节收入功能，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必然导致税制的缺陷和功能的扭曲（具体建议见系列评论之二）

所得税：

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直接手段

个税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最为直接的工具。由于我国个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到7%，其调节范围和力度相当有限。

在个税改革的取向上，应重点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按照不同类型所得税负公平的原则，实现劳动所得税负总体上不能高于资本所得；二是按照提升税制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资本所得税负不能高于欧美国家。

在研究个人资本性所得税时应该明确公司所得税和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是重复征税。公司所得税只是中间环节的所得税，只有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才是最终所得的所得税。前面所说资本所得税负不能高于欧美国家是指公司所得税和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的总税负。

这里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个税制度的建设，第一项原则为有利于照顾穷人，第二项原则有利于留住富人。不能照顾穷人，就不能体现税收的调节功能；不能留住富人，则不仅导致税源流失，而且导致穷人丧失必要的就业机会。

财产税：

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辅助手段

1994年，设计新税制的原则之一是“双主体”，即：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但实践结果是，流转税比重为75%左右，所得税比重为15%左右，财产税等只有8%左右。经过18年的税制改革和发展，流转税比重降低到63%左右，所得税比重提高到28%左右，财产税等仍只有8%左右。

这个发展态势是符合中国从人均数百美元的GDP水平提高到人均数千美元GDP水平的历史的。税制结构不是人为可以随意设计的。落后国家的流转税比重一定很高（比如中国1994年时），随着经济发展，流转税比重会下降，所得税比重会上升（比如中国1994~2011）。

目前中国这个税制结构仍不能说已经实现“双主体”的税制了。按照这样的变化速度，估计至少10~15年以后才可以实现“双主体”税制的目标。财产税成为主体税种更是需要很高的人均GDP水平。

从中国现状出发考虑，至少在“双主体”税制实现以前，不应考虑把财产税作为主体税种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的历史时期，财产和人员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世界各国在税收负担水平的确定上都处于“囚徒困境”，任何经济体实施负担较高的财产税，势必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结果。

财产和人员必将流出导致财产税收入不多、而投资和消费环节的税收大幅减少的局面。在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上，高额财产税不但会导致财产和人员外流，而且在国内也会损害地区间竞争能力。

就个人消费性住房而言，上海方案规定凡属引进的人才不列入征税对象，重庆在试点一年以后，不但没有降低征税的住房价格标准以扩大试点范围，反而将标准从每平方米万元左右提高到13000元左右。而且，北京、深圳等城市的政府公开声明不进行房产税试点，以澄清一些误解。中国只有公开宣布停止个人消费性房产税试点，并决定10年甚至20年之内不予考虑，才能在“双主体”税制实现以前保证对人才和财产的吸引力。

对投资性个人住房，完全可以在其出售变现时征收消费税。从一个较长时间和住房总量来看，以概率计算，在住房出售变现环节征收增量税收和在住房保有环节征收存量税收，在税收收入的数量上是近似相等的。但这种增量税收会比房产税这种存量税收成本低、效果好、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矛盾小。减少税收成本就意味着降低居民税收负担，因为高税收成本最终也是由纳税人承担的。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都有降低的空间。减税短期内可能会造成税收增长放慢，但从长期而言，却改善了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

经济转型是“十二五”的重要战略目标，不过，眼下的财税高增长或许将掣肘转型大计的实现。

财政部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而在去年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

考虑到早些时候发布的全年高达10.4万亿的财政收入，且保持着近25%的高增长。人们不能不忧心，如此的财政税收高增长模式之下，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顺利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进出口，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十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

未来五年，为了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必须顺利实现转型，走向主要依赖内部需求、摆脱行政主导的新路径，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可是，税收的连年高增长将会阻碍经济的顺利转型。首先，税收的超常增长，与GDP增速严重背离，这深深地挫伤了民间资本发展实业的激情，干扰了中小企业的正常发展。本来，畸形的金融体系和紧缩的货币周期，让中小企业的日子十分不易，再加上高昂的税负，中小企业发展乏力，将严重影响就业的创造机制。

虽然对中小企业减税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始终成效不彰。以目前数量在1000万家的小微企业为例，过去两年减免的税收总额每年也就在300亿左右，减免额不到总税收的千分之五。

就普通民众而言，税负高也一直被诟病。最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率，让中产阶层一直很难大规模成型，再加上社保体系不够健全，民众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教育、养老和医疗方面，难以有更多的闲钱用于日常的消费。

现实地看，要让多数民众的消费需求提升，继续大规模减税才是最佳之策。若能将个人所得税率降低一半，最低免征额再提升一些，势必形成一笔巨大的收入进入消费市场。同时，若配以适当的收入分配改革，中国内需潜力即可爆发出巨大能量。

是的，减税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都有降低的空间。虽然减税短期内可能会造成税收增长放慢，但从长期而言，却改善了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而这才是经济转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早报讯 “中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这个税负水平在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的，但就这20%的比重来讲，仍然是有减税空间的。”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钱冠林如是说。

日前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高于许多国家，建议大幅减税。而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有专家提议，中国今年应少收1万亿元税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但持不同意见者担心，减税会影响国库进账。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减税已是税改主基调

关于“税负高”之说，国家税务总局虽然不赞同，但也表示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

事实上，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减税的步伐，“减税”成为近年来中国税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全面取消农业税、停征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都让企业和个人实实在在地尝到了一些甜头。而今年“结构性减税”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有关部门对今年结构性减税作出了具体规划。据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介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包括继续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五个方面。

减税有利于扩大内需

税收不是单纯地往国库里送钱，它更承担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急需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结构性减税。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后，更多的人收入会增加，这有利于增加消费。而降低增值税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降低商品的价格，对于降低通胀、拉动内需有直接作用。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勇明表示，目前的减税是结构性减税与优化税制，主要是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微小企业的税负，并调整税收结构，消除其中不利于结构转型的因素，因此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并推动结构转型，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减税不等于财政减收

林勇明表示，恰当的减税对国家和企业是“双赢”。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经营更加活跃，效益更好，这样能增加政府征税的税基。

我国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反而一直在增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马衍伟说，结构性减税不等于财政减收。结构性减税短期会影响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有利于财政增收。因为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增加企业盈利，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扩大税基，为财政增收奠定税源基础。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前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高于许多国家，建议大幅减税。而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有专家提议，中国今年应少收1万亿元税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但持不同意见者担心，减税会影响国库进账。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他们认为，恰当的减税从中长期看有利于国家和企业实现“双赢”。减税不会导致财政收入锐减。

存在进一步减税空间

关于“税负高”之说，国家税务总局虽然不赞同，但也表示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钱冠林说，中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这个税负水平在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的，但就这20%的比重来讲，仍然是有减税空间的。

事实上，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减税的步伐，“减税”成为近年来中国税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全面取消农业税、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都让企业和个人实实在在地尝到了一些甜头。而今年“结构性减税”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有关部门对今年结构性减税作出了具体规划。据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介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带动就业和创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继续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四是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围，出台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五是通过实施较低进口

暂定税率等方式，鼓励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国内紧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

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税收不是单纯地往国库里送钱，它更承担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急需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结构性减税。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后，更多的人收入会增加，这有利于增加消费。而降低增值税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降低商品的价格，对于降低通胀、拉动内需有直接作用。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勇明对本报记者说，目前的减税是结构性减税与优化税制，主要是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微小企业的税负，并调整税收结构，消除其中不利于结构转型的因素，因此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并推动结构转型，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马衍伟分析说，评价结构性减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刺激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自主有序平稳增长。

经济活跃才能拓展新税源

减税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利好。专家们指出，从长远看，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林勇明表示，恰当的减税对国家和企业是“双赢”。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经营更加活跃，效益更好，这样能增加政府征税的税基。

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反而一直在增长。马衍伟说，结构性减税不等于财政减收。结构性减税短期会影响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有利于财政增收。因为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增加企业盈利，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扩大税基，为财政增收奠定税源基础。这就是工业化国家多年来减税浪潮此起彼伏，但政府收入不断提高的秘诀之一。 林勇明认为，从短期看，减税对税收收入略有影响。但从中长期看，减税带来的刺激需求、活跃经济的效应将带来政府税源的稳定、税基的扩大，因而是于国于民都有利。民富才能国富，让富于民应是未来财税政策调整的一个方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减税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使财政收入减少也要减税，要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如果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效果，经济就会发展，而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就会增加。记者罗兰

税收占GDP超19%呼唤“还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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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发表评论2012年02月21日10:09 来源：青岛财经日报 纠错|收藏|订阅将本文转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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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一些地方，当政府税收达到一定程度上，政府总要想办法还税于民。比如，在美国俄勒冈州，只要当年州政府税收超过预期总额2%以上，州政府就将部分税款返还给纳税人。

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近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财政部认为，去年企业效益较好等因素致使税收平稳增长。

结构性减税喊了多年，然而，税收总收入还是一个劲地往上涨，如今税收占GDP比重更是超过19%，这不禁让人欢喜让人忧。喜的是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效益较好；忧的是，税收收入飞涨，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是以广大纳税人的沉重负担为前提。

近年来，我国政府税收收入一直快速增长，远远超出经济的发展速度。从2004年至2010年，除了2009年税收同比增长9.8%外，其余年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均2倍于同年GDP

增速。我国2000年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2.8%，此后逐年增加，2008年税收收入比重超过18%，2010年则超过19%。而2011年GDP约为2000年GDP的4.7倍，相比之下，2011年的税收收入则是2000年的7倍。

税收的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分税种来看，2010年所得税增速较快。去年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16760.35亿元，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增速加快19.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在国民收入增长水平依然较低，劳动者工资依然普遍较低，各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依然较慢，

国民幸福感依然有待提升的背

景下，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影

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活

力，必然引发“国富民穷”之忧。

与此同时，税收结构不合

理问题也日益凸显。以个人所

得税为例，个人所得税作为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税种，更

多承担的是调节社会财富、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本应当是让富人多交税，以补穷人之不足，而普通工薪阶层则无需缴纳。可事实是，当前普通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纳税主力军，占到了总纳个税金额的70%左右，这不仅有失公平，也与个人所得税的宗旨不符。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入并非越多越好，合理的税负应当是在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

同时，确定合理的税率，尽量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我国税收已步入9万亿元，还富于民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可以或通过降低税收来减轻群众的负担，特别是要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轻普通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另一方面，政府有了如此充裕的财力，政府理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政府可以给民众派发补贴来增加居民的收入，或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推行免费公共产品，切实解决好衣、食、住、行、医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每一个公民感受到实惠，让整个社会受益。

小微企业减税成财税政策重点

http://www.dayoo.com/ 2012-04-07 11:01来源： 中国经营网 网友评论 (0)

“税痛”已成为2012年最热的话题之一。“国家税收过去总是一刀切，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得不到税收优惠，小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没法过日子。” 4月2日，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如此直言。

但这一困局有望在今年好转。3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已提出实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申请，但具体的方案还未确定，目前正在做前期准备。他还透露，如果按照上海市试点的范围，文化创意类的企业也应包含在内。

与此同时，4月1日至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福建等地调研时表示：“央行和银监会已经采取措施，清理和制止乱收费。我们还在研究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的方案，给中小企业更多支持。”

对此受访人士认为，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将从以投资支出为主转向以减税为主，而小微企业将成为今年积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减税支持的重点，今年减税的幅度与力度将大于往年，其实质行动大于姿态。 税收“回补”小微企业

自去年年底开始，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1年11月2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还将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或营业额5000元到20000元和每次（日）销售额或营业额300元到500元。

“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基本都将企业税收起征点提高到了月销售额或营业额最高标准，也就是20000元。”肖捷介绍说。

肖捷还表示，为鼓励金融企业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政策上也提供了一些支持，如对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金融企业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损失准备金，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等。

浙江富阳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祖军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与印花税等税收优惠让他们获益匪浅。“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公司一年较此前要少缴几万元税。”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政策今年会配合着货币政策继续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小微企业。

此前，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3月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今年将从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等五个方面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结构性减税一直在进行。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虽然一直在提减税，但往往不是实质性减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也有同感。他认为，此前减税的具体措施少，今年减税幅度与力度则大于往年，为小微企业减税是结构性减税的一部分，已成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基调。

此外，他还建议对小微企业征税进行回补。“这方面可学习重庆回补机制”，苏培科表示，“重庆在国有企业纳税或上缴的利润中拿出几亿元，对小微企业在注册时直接进行补贴，或者对已注册的企业进行30%或50%资本金补充，与此同时税率还减半，这类举措对小微企业发展影响非常直接，可让其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温州金融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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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企业各有侧重 国企改革“路线图”日渐清晰

2011年12月12日 09:16:16 来源： 上海证券报

新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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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10日在2011（第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指出，在国企改革深化和推进的过程中，对公益性国有企业要加强改革监管，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要进行公众公司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工作，让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

邵宁指出，经过几十年艰难探索和推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重大进展，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领域，国有经济实现了大规模的主动退出，由此改变并优化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对由于经济转型，或者经营不善而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疏通了破产退出的通道，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对正常经营的国有企业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对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和约束机制，从而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活力。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路径日渐清晰，国有企业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不同的国有企业。第一类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地铁等方面的企业。第二类是竞争领域的国有大

企业，中央企业占多数，包括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

邵宁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在当前已经达到的改革程度上，进一步改革深化的前景已经清晰可见。

对于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邵宁认为，改革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以企业内部劳动用工、干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改革；二是建立有别于竞争企业，切合企业功能定位的竞争性管理制度；三是实施有效的行业监管，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行业限制，提高透明度，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四是形成规范合理和政府间政策安排，以兼顾企业为社会服务和企业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对于竞争性国有大企业，邵宁指出，改革的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具体讲就是国资委近几年一直在推动的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我们判断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规范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做到这一点，国有企业就彻底变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与社会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国有资产就彻底资本化，这种状态就是为下一步改革和结构调整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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