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李金玉

世间已无李金玉 ——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 朱健国

荆州地区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县

如果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有一个县委书记为了保护百姓免当饿殍，大胆挺身犯上受难，这个人就是李金玉。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湖北省荆州地区只有一个没有饿死人的县，这就是洪湖县。有确凿材料证明，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天灾”，仅京钟荆（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县）就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

为什么洪湖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有人说因为洪湖县境内有百里洪湖，水产丰富，靠水吃水，饿不死人。但是，与洪湖县共享百里洪湖的监利县，却饿死了人，与洪湖县同等自然生态的沔阳县（洪湖县本来就是1951年从沔阳县划分出来的）也饿死了人。而洪湖地区在历史上也屡屡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

这就怪了，为什么在周边地区都出现饿死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惟有洪湖县能逃脱？

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敢于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实事求是，从老百姓的生计出发，大胆与上级极左政策保持距离，在洪

湖县实行了自留地可以种粮，可以大养鸡鸭鹅猪，“让百姓坛坛罐罐装满”的土政策。

然而，这样深切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虽然50年来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无比爱戴与崇敬，却不但没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终受到原中共荆州地委书记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压制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中被下放农村强制劳动，改革开放后也只是受到降级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2002年10月8日上午10时21分，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李金玉在荆州病故。李金玉当年的亲密同志，原洪湖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原洪湖县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人来到李金玉的遗体旁，听着那一字不提李金玉冤屈的悼词，不禁再次失声痛哭：李金玉之冤，何日彻底昭雪？

悼词掩盖冤情

在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为李金玉所致的悼词中，是看不出李金玉有冤的，因为其中只是这样的叙述——

李金玉，男，汉族，山东掖县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党员，生前系我局离休干部。

李金玉同志一九四0年八月在山东省掖县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月先后在荆门县、钟祥县任区长，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利县委、洪湖县委任书记；一九八0年十一月调至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后改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任副处长。一九八四年四月离休，二00二年十月八日上

午十点二十一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 李金玉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任长江修防处副处长,把后半生一部献给了堤防事业。他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论知识、丰富的工作实践和一定的改革创新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受认真负责的精神。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脚踏实地，能认真完成各项水利堤防事业工作。为我局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了很好的精神。 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勤俭、团结同志。他离休后继续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关心和支持我局的工作。??

——这份悼词虽然用公式化的悼词语汇抽象肯定了李金玉，但却一字不提李金玉一生最宝贵的品格和贡献——他在任中共洪湖县委书记10年（1955-1965）中，一再犯上抵制极左政策，使50万洪湖百姓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一人饿死！为此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撤职降薪劳动改造16年！悼词完全掩盖李金玉一生最光辉的业绩和曾经蒙冤受难的事实，李金玉能安息么？——许多人的文革冤案都早已平反，而李金玉的“四清”文革之冤已经38年了，到死也仍然不能有个明白说法，彻底昭雪，这到底是为什么？！

《洪湖县志》中的李金玉

好在历史并非只由一人一家来写。

1992年出版的《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有识之士的主持下，在“大事记”中简略地透露了李金玉冤案：“1964年10月，

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县举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万名干部大集训。这次集训对全区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对县委书记李金玉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并当场逮捕了沙口区官港公社党委书记周用信。”（P24）

1992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对李金玉之冤的株连表述更详细——

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举办了“四清”万人集训会议。会上，洪湖县被宣布为“烂掉了”的县，县委书记李金玉受到点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汉章为团长、马香魁为副团长的洪湖社教工作团。??从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历时80天的“初步四清”运动，掀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35人，进行重点批判的干部105人，大队干部306人，企业干部303人，全县所谓烂掉了的公社12个，占总数的22.6%，大队49个，占总数的10.7%。 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有13个县市7000多名干部参加的、由李平任团长，杨平、陈金声、王永禄、张绍武、王汉章为副团长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原县区社队干部，层层靠边站，由社教工作团行使各级党、政职权。这次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此株连受重处分（指法办、戴帽、开除党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职、降职降薪）的国家干部有341人。占总数的7%，区社领导人123人，占28%，大小队干部长697人，占3.9%，农村党员602人，占15%，区社机关、公事业党员202人，占16%。

这期间，县委书记变动2次：1965年2月，由陈金声接任县书记，1965年，由王汉章接任县委书记。

很多人对这两段记述有意见，认为它太简略了，没有说清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大胆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救老百姓的的动人史实。但知情者却明白，《洪湖县志》虽然出自洪湖市政府官修，但关于李金玉案的评述，其实只能代表民意，因为上级荆州地委对此始终无明白说法，李金玉至死也没见到上级对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在李金玉的档案袋里，既无当年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材料，更无平反昭雪之文件。 奇冤无痕迹，来去无踪影。真是一宗奇案。

“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

20多年来，李金玉一直拒绝任何传媒采访。我曾多次托人表达要求访谈的意愿，也照样遭遇婉拒。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远千里闯到李金玉病床前。此时的李金玉也许预感生命的火花将尽，终于忍着病痛破例接受采访，在病床上和我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多小时。 于是，多年的一些疑问终于得到解答。

（“朱健国问”简称“朱”，“李金玉答”简称“李”）

朱：您是1955年从监利县委书记调任洪湖县委书记的，一直工作都很

出色，为什么在1964年10月开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么？

李：表面原因有许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荆州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观念有矛盾。薛坦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当时的荆州地委书记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对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谨慎态度不满意，说荆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国，右倾保守，死不进步”，不积极向省委树的合作化先进典型襄阳地区学习。为了扭转荆州局面，省委就在1955年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当荆州地委第一书记。薛坦一来，就要把孟筱澎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调到省农委下面农办里面搞个副主任，又把几个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也放到江陵等县去当县委书记。

我本来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薛坦说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监利县搞县委书记，又调到洪湖当县委书记。因为洪湖县比监利县小，算是又降一点。

朱：薛坦来了就紧跟上面的极左路线？

李：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主要是省里和中央的意思，薛坦还没有本事发明什么，他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央“毛爷爷”的那一套，“毛爷爷”说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点私有地都不准要，吃饭要办食堂，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还要发工资，大办钢铁??面对这种极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顶，洪湖也搞了点，只是搞得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凶，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比如，薛坦叫我们洪湖到几百里外的长阳县去大炼钢铁，要上几万人。我就只派去了几千农民，不去那么多，拖拖拉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我觉得他那一套不行，田里稻子熟了不收，劳动力都去办钢铁，怎么搞

得好啊？吃什么呀，去了也炼不出什么钢来。因为洪湖就有许多小土高炉，都只能炼铁碴。由于我们洪湖县委有这种“消极态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薛坦在全区大搞“大跃进”的极左新生事物，结果使京山、荆门、钟祥以至江陵等县，半年内饿死了将近10万人。

朱：“京钟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富饶粮仓，怎么会饿死近10万人？ 李：这是有文献的，那时地委有内部通报，钟祥县还饿得人吃人啊。 朱：钟祥出现过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个典型，是哪一个村我记不准了，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

朱：那个农民是吃自家的人还是吃别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尸体。他太饿了，饿糊涂了。在检查确有此事后，地委就搞了个内部通报，就通报到各县，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这种通报，现在在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荆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难”时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难”时期，荆州地区还有没有其它县饿死过人？ 李：监利县、沔阳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公安也发生了，江陵县也发生了。

朱：这就是说当时只有洪湖县没饿死人，而洪湖县没饿死人，又不是因为有个百里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为监利县也在百里洪湖岸边啊，可见关键还是您那个“消极政策”好。

李：当时通报一发，钟祥等县的县委书记就搞不成了，后来中央也晓得了，省里为了保薛坦，只好派省委秘书长王玉真（音）来兼第一书记，薛坦降为第二书记，这事就这么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复原职。 朱：为什么不从严处分他？

李：据说河南那里饿死得更多，由于“毛爷爷”的那套极左路线，所以也没有真正追究他的责任。

我一时无法查到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内部绝密通报，但从1996年出版的《荆州地区志》（红旗出版社）上，还是找到了一些佐证——

“荆州地区大事记”说：

1960年，1月，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春荒。地委、专署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大种蔬菜，组织打猎、捕鱼、捞虾，集中治疗“浮肿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团山召开早稻春耕播种现场会，强调“以早为纲，一早百早，季季主动”。会后，一些地方提前一个季节播种，造成大批烂秧。7月，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同月，地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推广孝感的开荒经验，会上提出：“要狠抓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多种、高产、广收”。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12

月，本年冬，全区组织大批卫生人员到农村治疗“新四病”（营养不良性浮肿、干瘦、闭经和子宫脱垂）。（P27）

这一记述中的“浮肿病人”，想必就是一些即将饿死者的代称，而“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大约就是因为出了大面积饿死人之事故吧。而“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可见当时大面积饿死人主要是人祸——已经在饿死人了，还在大力推广极左的形式主义，结果更加重了饿死人的悲剧。

据《荆州地区志》“1949—1993年人口自然变动表”记述：全区人口1959年为629.19万。1960年降为628.11万，一年之中人口不仅未增长反而减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数高达115844人，按照荆州地区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数，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约7万余人，死亡率达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点八个百分点；而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增长数只有3521人，比1958年减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9年的18%降为0.57%（P104）。

相比之下，洪湖县1960年人口增长7125人，人口增长率达15.52%（《洪湖县志》P88），分别比荆州地区的相关指标多10.7%和14.9%。如果没有洪湖县不但没饿死人而且惊人的高出生率，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会出现负数。据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洪湖县没饿死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确有其事。 救命的“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许多洪湖人回忆说，当年洪湖县之所以没饿死人，关键是以李金玉为班长的洪湖县委创造性地实行了“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为什么能在洪湖实行“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说，这有三个前提。第一，我不想昧着良心升官，因此不会只管曲意迎合上级而不顾百姓。第二，我了解实际情况，我骑一辆自行车下乡，天天在下面跑，我知道农民吃不饱，那时队里分口粮，每月一分，农民每月都缺二、三天甚至四天的口粮。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农民多分点自留地，要农民在自留地里种粮食，尽管当时中央文件不许自留地里种粮，我也只当没那个文件。我对农民们说，想办法把自己家的坛子罐子装满，确保每月那二、三天你们有粮食吃饱，吃饱了有劲生产。我就是这么个简单感情，根本没什么理论，就是要让农民天天吃饱。打我心里来讲，如果让群众吃不饱，当个什么县委书记？就是这么简单朴素的感情，让我在洪湖出了个“坛坛罐罐招”，后来把这说成是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文化革命批我的时候，群众都流泪水，农民们对地委派来的“极左工作队”说，你要斗他？不是他，早把你饿死了——1960年，洪湖县一次就支援江陵县200万斤粮食啊，那可是救命粮呀！ 第三，我有一个团结的县委班子。洪湖县委的副书记、县长，都和我一样的追求：当官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他们都为这个追求付出了惨痛代价——薛坦接说我是“反党集团”，“带坏一代人风”，就是指我们县委一班人追求一致。结果，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许多区社干部，都受到株连。

那时洪湖县在李金玉“坛坛罐罐招”的推动下，农村集贸市场一片火红，农民们不仅有粮吃了，还有了零花钱。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0月大批李金玉后，洪湖县农民又开始过紧日子了。 据《荆州地区志》记载——

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织对洪湖县新提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定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10月7日，荆州地区社教总团成立，薛坦任总团长兼党委书记。随后成立洪湖社教分团，全面整顿以李金玉为首的洪湖县委。

一个意见惹火烧身

洪湖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没饿死一个人的政绩，曾受到四方好评。但薛坦说，这个成绩不能只看作洪湖县委的，因为是荆州地委领导洪湖县委，而不是县委领导地委。薛坦这时似乎要把李金玉的“坛坛罐罐招”纳为自己的政绩。但是1964年“小四清”一来，他就改变主意了。功臣不但得不到表扬，反而遭受残酷打击报复。

李金玉记得，在薛坦降为中共荆州地委第二书记时，曾到洪湖县“帮助工作”。有一天他向李金玉征求意见，李金玉直言说：你机关工作很熟悉，搞农村工作恐怕还要多听听下面农民的意见，不能唯上唯书呀。没想到，就是这句话，让薛坦记恨在心，结果惹火烧身了。

1965年7月，李金玉被撤职查处；1965年10月，监利县委书记王永禄

受薛坦指示，以“社教洪湖分团”副团长的便利，将李金玉的“坛坛罐罐招”整了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材料，但薛坦还嫌不够，要求再升级上纲上线，最后以莫须有的材料七拼八凑了一个“反党集团”报告，薛坦就根据这个报告，既不经总团党委集体研究，又不上报省委，就在洪湖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洪湖县委有个“反党集团”，“带坏了一代人风”??然后开始对李金玉实行批斗，将其工资由14级的138元降为只发生活费26元，下放劳动。整个处理过程，始终没有一份正式材料让李金玉签字，以至于1979年李金玉要求平反时，却怎么也查不到当年定李金玉为“反党集团”的正式文件。后来的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说，当时对李金玉的定性材料，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原省长张体学也说过，省委根本就没见过“洪湖县委反党集团”的材料。

这样，蒙冤15年的李金玉，在1979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竟无据鸣冤，无反可平。其时李金玉年已五十有八，他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年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浪费了。

就这样也罢了，李金玉还有一个“夕阳红”的机会——1980年，洪湖县人民代表一致要求选举李金玉为县长，洪湖百姓忘不了当年李金玉的救命之恩啊！即使是在文革中，李金玉也是受“红派”（ “保皇派”）和“钢派”（“造反派”）两派都拥护的人，除了薛坦的“地委工作队”批，洪湖人没有一个人批李金玉。这在文革时干部总要受到一派反对的形势下是极为罕见的。但是，选举李金玉为县长这一人民公意被上面以行政手段拒绝了，以种种口实坚决要把李金玉调离洪湖县。因为此时的薛坦已贵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后来更升官省委副书记），“口

含天宪”，于是便以“调动工作”的名义安排李金玉当一个副处——让李金玉离开洪湖到沙市的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当第六副处长。 1980年11月2日，李金玉被迫离开洪湖，上万百姓干部拦车相送，洪湖县城一片泪光。

富贵如浮云，民心才永远

1981年的一天．时任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的王永禄，登门看望李金玉，对自己在“四清”运动中落井下石的行为深深致歉；但是薛坦直到1986年病逝，始终没有与李金玉见面，更没有道歉。

官场实在太无情了，当年饿死近10万人的责任者，无端报复“爱民官”的人，却一再高升，而“爱民官”却屡屡蒙冤，且无反可平，永难昭雪。 李金玉的一儿一女都在从事教育职业，临终前，他再次叮属孙儿：永远不要进官场！但是李金玉对自己当年抗极左救百姓并不后悔，他觉得自己一生有两件直得骄傲的事：一是自己在洪湖“犯天威”救百姓，二是自己没有和许多“南下干部”一样，和老家的老婆离婚另娶新欢，一生都和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婆婆恩爱一起。虽然他也深感两个遗憾：刚来洪湖就遇上“反右”，他因情况不熟未能保护一些“右派”；对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史实他一直不敢对外透露，直到生命最后的关头才大略披露。但他相信自己不会像有些人死后，不敢公布自己的骨灰存放地。因为，他每逢生日，都有洪湖人登门为他祝福；当他八十岁生日时，二十几个洪湖人竟然不约而同前来为他做寿，献上了“金秋傲菊驱风雨，玉骨寒梅新雪霜”的贺联——

老干部孙克惕在宴席上即席赋词，满怀敬意地写下了《敬贺李金玉老八十寿辰》

高山夕照彩霞绚，李公八十华诞。友好恭贺，黎民问好。岂忘齐鲁鏖战，挥刀湘楚汉，死生莫限。僻壤穷乡，粗茶淡饭，日夜辛苦不倦。天威难犯，十五载沉冤，无悔无怨。喜看而今，胸怀更浩瀚。

李金玉逝世的消息传到洪湖后，人们纷纷自发哀悼，有人仰天长叹：百里洪湖啊，你真是一块沉冤之地？“洪湖赤卫队”时期有军长段德昌被极左派夏曦以“肃反”冤杀，文革时期有县委书记李金玉被“大跃进”派薛坦以“反党”冤整，洪湖水呀长又长，冤魂代代相承传！ 有人秉笔直书：《荆州地区志》不敢据实记载1960年因极左政策造成“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发生人吃人的的史实，是李金玉始终不能彻底平反的关键——李金玉冤案若彻底昭雪，必然要牵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发生人吃人的悲剧及其责任者，而他们至今仍在当权或仍有余威。地方志如此文过饰非——《荆州地区志》不知还省略了多少类似“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重要史实，全国不知有多少新编地方志与《荆州地区志》一样在省略“人吃人”之类的悲剧——哪里还能再出现李金玉呢？恶劣的环境变化可以使恐龙灭绝，亦可以使李金玉绝迹！

人们只好纷纷献词呼唤李金玉——

一个名叫宋祖元的老人在李金玉遗像前题词道：

“秉性傲严寒，毅然斗志强。狂风知劲草，雪压更轩昂。玉洁显光泽，

冰清吐异香。一生无媚骨，千古献芬芳。”

原新四军老战士杨立民给李金玉献词——

“六十年爱民生涯，实事求是廉明新风范。八千里征程蒙冤，大义凛然坎坷任由之。”

许多人更提议，要集资在洪湖“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园”为李金玉树一座高高的铜像，上书 “救民县官李金玉永垂不朽！”11个金字，以警后来为官者——富贵如浮云，民心才永远。

然而，这个纪念会有实用么？自从1965年2月，李金玉被撤职，洪湖人就一再感叹：世间已无李金玉——这么多年来，再也没见到如李金玉一样的好干部！

如果连地方志都不敢直述李金玉在“京钟荆”“人吃人”事件中的丰功亮节，今日有志于“李金玉”的年轻人，哪有信心起步？人可以不怕死，但极怕死得不明不白。

（2002年10 月 13-19 日）

补记：2002年11月8日上午，我在武汉市采访了八十五岁孟筱澎老人。孟筱澎是李金玉任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洪湖县委任书记时的老上级，从1953年7?月至1960年任中共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离休时是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孟筱澎是否知道：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

汪东兴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当年国庆节。他说得极为形象、具体：“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等他老人家从城楼下来，就上火车，南下广州。你们就准备迎接，让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飞武昌杭州“取经”

施工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多月。兵贵神速，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军区便派副参谋长刘如带领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邹合典和一位建筑工程师，乘军区值班专机飞武昌“取经”。武汉方面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对此十分重视，把刘如等安排住在东湖，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接见，然后派专人带领刘如等人参观，详细介绍情况和经验，解答问题。

4月17日，刘如一行飞往杭州，同样受到浙江省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刘如等人不仅参观了毛泽东的住所，还看了正在为林彪修建的房子——过去杭州没有林彪专用住所。

4月18日，刘如一行返回广州。此时刘兴元和丁盛去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临时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员江燮元于19日听取刘如等人汇报。通过对武昌、杭州两地的参观比较，刘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泽东原在广州的几处住所，明显陈旧落后，修建新房刻不容缓。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优点可以借鉴，不难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围环境与武昌、杭州相去甚远，且无法改变。看来还需另觅更理想的新址。他们还认为，武昌与杭州的接待班子实行军队与地方合一、接待服务与安全保卫合一的做法，操作灵活，效率高，值得借鉴。

江燮元赞同刘如等人的建议，指示一面抓紧进行磨刀坑的施工准备工作，一面继续勘察，争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时责成司令部管理局和军务动员部共同研究，参照武汉的模式，拟制组建接待机构的方案。

为了加强施工领导，统一调度施工力量和物资，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帅，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主要领导和广东省、广州市各一位负责人参加的施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如兼主任，王庆林、张小军、邹合典和军区工程兵、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军区后勤部各一名领导为办公室成员。

任务加码选定磨刀坑水库

4月26日，受命专司组织指挥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庆林和邹合典，携带工程设计初步方案和有关资料飞往北京，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作了汇报，经同意后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指定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听取汇报。28日，毛维忠来到王庆林和邹合典住处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传达汪东兴对方案的审查意见。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但是，令王庆林和邹合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汪东兴指示军区的任务还要加码：在毛泽东住所附近，还要再为周恩来、康生、江青各修一组房子及相应的附属建筑，而且都要在年内完工！

王庆林、邹合典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汇报了汪东兴新下达的任务，刘兴元和丁盛也吃惊不小，感到压力巨大：据粗略计算，计划为毛泽东修的房子约1万平方米，5个月内完成，已经够吃力了，如今又增修3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8个来月，谈何容易！更何况，磨刀坑那里地幅不够广阔，安排毛泽东的一组房子已属勉强，现在要修4组房子，如何摆布得下？

刘兴元、丁盛决定：一定要另觅新址。

经过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围绕白云山反复勘察比较，最终他们建议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库南岸一片地方。

磨刀坑水库比磨刀坑又多两字，但两者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磨刀坑水库水面约1平方公里，状似一条头朝西南尾向东北的鳄鱼，有六七条较大的分汊。它与磨刀坑相距不过1.5公里，但中间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独立小环境。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库的最大优点是有一块不小的水面。这里虽不能与武昌的东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广州市郊，却十分难得；更何况水库四周有青翠的山峦林木，这方面的条件就不让东湖和西湖了。

据初步测算，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更兼这里地势起伏，树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经刘兴元、丁盛看过之后，终于决定把计划给毛泽东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库，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这里，周恩来和康生的房子则放在磨刀坑。

5月12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二次进京。他们带去了磨刀坑水库一带的地形图和其他有关资料。像上次一样，还是先由毛维忠听取汇报。

13日晚，毛维忠再次向王、邹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对磨刀坑水库环境很满意，他大体赞成军区对建房布局的意见，但是，汪东兴特别交代：

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远一些”。王庆林、邹合典听后纳闷儿不已。

汪东兴要求军区尽快呈报设计图纸，他要亲自审查毛泽东住房的图纸；周恩来住房的图纸则交由邓颖超和总理办公室审查。

王庆林、邹合典回广州向军区领导汇报了汪东兴的指示，军区领导和机关又是一轮紧张的运作。在具体研究4组房子的定位问题时，军区领导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面积很大，再考虑到将来的管理问题，何不把4组房子都集中到磨刀坑水库来？

5月26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第三次进京。他俩不仅带去了4组房子的分布图、设计图，还带去了低空拍摄的航空照片，磨刀坑水库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一览无遗。

这次是毛维忠和汪东兴一位姓孙的秘书一起听王庆林、邹合典的汇报。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毛维忠在听汇报后当场讲了许多看法，那位秘书也讲了不少意见。可以看出，这位秘书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对园林建筑也颇为在行。

毛维忠在临走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审查了。你们回去就要马上组织开工。不过，刚才我讲的不一定算数。我还要向汪主任汇报，看看他还有

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

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的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

“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

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

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

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

汪东兴还对南湖4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汪东兴对房子编号的意见，大概主要是着眼于安全警卫。至于说“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恐怕此话只适用于毛泽东和江青，周恩来和康生绝不会住进计划给毛泽东和江青住的房子里去。 定心丸

王庆林于12月7日向丁盛、刘兴元、江燮元和军区参谋长孙干卿等人汇报了赴京汇报情况。汪东兴和国家建委领导都肯定了“705工程”是

为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续有些不够完备，这让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汪东兴所作的指示，他们认真研究了落实措施。但是对汪东兴关于停建松园工程的指示，他们却觉得问题很大。当时工程的地基已经打好，各种建筑材料也已大部备齐并进场，而且这些材料大多是为松园工程定制的，无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将会造成很大浪费。会后丁盛、江燮元和孙干卿又去现地察看，觉得工程还是不宜半途下马，三人又向刘兴元讲了他们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还是要一鼓作气，把这组房子修完。刘兴元说：“修起来没人住，就是当仓库，也比半拉子工程丢掉强。”

汪东兴很关心他的指示的落实情况。12月29日，毛维忠奉汪东兴之命专程来广州检查“705工程”施工质量。他到广州时已近黄昏，乘车迳赴南湖，顾不上休息，由王庆林、张小军陪同，先后检查了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组房子。当晚他住在毛泽东的房子里，亲身体验房子是否适用合格。

第二天，毛维忠又仔细查看了毛泽东在省委小岛和鸡颈坑住过的房子以及军区在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并在鸡颈坑也住了一夜。鸡颈坑的房子虽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组房子都小得多，装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装修，更适于居住。汪东兴和毛维忠决定这里继续做为接待毛泽东和江青的一个备用点。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连日进行长谈，这里便成了她的落脚点之一。这是后

话。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参谋长孙干卿在老虎洞会见了毛维忠，毛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后北京一些人对“705工程”的议论和疑问。他承认，工程规模确实大了点，花钱也多了点。他说：“这我也有责任，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这项工程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汪东兴已经在王庆林受军区首长委托在北京写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见，说明工程是为中央首长修的，“与林贼无关”，报中央备案；毛维忠又给广州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汪主任说，你们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后，毛维忠对他看过的几处房子逐一品评，提出改进要求，共有数十条之多，其观察之细致和要求标准之严格，给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检查完了广州，毛维忠又去海南岛榆林检查“元帅府”。直到1972 年元月2日，毛维忠返回广州，仍住南湖为毛泽东修的房子。丁盛和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换了意见。 工程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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