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氏宗源 - 图文

名绅余韵：温州中学堂首任校长余朝绅

2011-05-21

□相国

在乐清市雁湖乡西塍村，有一座始建于大宋光宗年间，重建于民国辛酉年（1921）的余氏祠堂。祠堂坐北朝南，占地2600平方米。台门内有石旗杆墩一对，墩上刻有“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吉旦”字样。两边衬有两副对联，其一为“祠庙源流远，宗支世泽长。”其二为“登堂思礼乐，入庙见羹墙。”均系民国初年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张载阳题写。

余氏祠堂一进为门厅，连戏台，带两层阁楼。东西厢房两层，临天井一侧以木栅栏隔断。正屋面阔五间，明间进深五柱九檩。中堂挂有一方“进士”匾额。进士即为余朝绅，清光绪十七年“翰林院编修”。后堂设神龛，供奉余氏先祖灵位。然外人的视线所系，大多局限于宗祠内建筑构架上的文物价值，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余氏祠堂曾作为乐清中学办学旧址的历史价值，至于余朝绅，这位宗族里的名声最为响亮的人物，尽管对温州经济与文化事业颇具影响，却也在春秋风雨中渐渐地变得模糊而令人扼腕叹惜。 清代温州最后一位进士

余朝绅，字晋敷，号筱泉，又号绶伯。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祖籍温州乐清。其父余汸，字玉泉，为清道光丙午举人，补内阁中书。余氏家族在乐清当地算是殷富大户，故朝绅从小就得到较好的书训。无奈其父劳累折寿，于朝绅6岁那年病故。母周氏遂带朝绅等徙居永嘉丁字桥巷（今温州市），从姑夫芷石先生受业。朝绅博闻强识，诗文俱佳，而且还有一手过人的弈棋功夫。书载朝绅非但博览群书，更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尤其是历史，诸如《史记》、《通鉴》等。凡问及史事，可对答如流，甚至能准确地指出卷数。15岁应试，即获第一。是年（1870）补学官弟子员。光绪元年（1875）领乡荐，为举人，得以参与会试。后人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名为“曼荼罗书屋”，搜集到了一本《浙江乡试 光绪乙亥》之《余朝绅乡试硃卷》，其“钦命四书诗题”中，集结了余朝绅应试时的个人“卷宗”。朝绅一生写就了不少美妙诗文，可惜未曾结集，除现存的《地方利弊论》及《感事诗》十二首，他的思想观点与行文风格从这册科举论文中倒也能窥见一斑。各方评语更是对其大加赞赏，“体会真切结构浑成具见功深养到”、“英英露爽清矫不群理境中上乘文字”、“词条丰蔚节奏铿锵可谓才大心细英伟异常”等等，不一列举。

事实上，文才过人的余朝绅其仕途并不怎么顺畅。自1875年乡试中举后，直至10多年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终在“丙戌科殿试金榜”上，年已31岁的余朝绅名列其中，即“第二甲赐进士出身”。有故事，说是喜报传来之际，亲朋戚友纷纷前来祝贺，却不见朝绅本人出房迎接。朋友中有人认为他是故意做作，以显淡定。后听到鼾声，家人点烛床头，才知他果真睡得很深，便推醒告知。只是谁也不曾料到，在漫长的科试

历史上，余朝绅竟成“关门进士”，亦即温州地区最后一名赐进士出身。而限之乐清，整个二百多年的清代，登进士者亦仅两人，其中之一即为余朝绅（另一位为杨森秀）。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科举社会，毕竟“进士”的名头非同一般，之后的朝绅便开始时来运转，并以进士之优于文学者被选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后，又经考试而成绩优异，授以翰林院编修，坊间亦称“翰林”。嗣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余朝绅的职务可说是走马灯一般变换频繁，从国史馆纂修，到编书处协修，又转为会典馆纂修，再升到各直省乡试磨勘官、会试磨勘官，直至殿试弥封官等职。表面上看，这个时期的余朝绅，可谓一帆风顺步步升迁，从中也折射出余的能力与才干，然都囿于“教育系统”，游离于朝廷势力的外围，与权力中心仍有一大截的距离。

为国事，剑指李鸿章，余朝绅拍案而起

温州学者冯坚先生，曾在《温州文史资料》第四辑上讲述了余朝绅为人遇事敢言，不畏强御的几则逸事。甲申年(1884)法舰侵袭马尾，福建水师惨遭歼灭。朝绅愤慨，赋诗以抒悲怆：“输赢一局尚迷离，国手犹弹劫后棋，南海红潮应溅血，东风赤壁竞争奇。”清廷自咸丰后，治政无能，国力明显衰弱，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加上长期闭关自守，导致列强虎视眈眈。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兵几乎无心恋战而节节败退。刚直毅正的余朝绅则拍案而起，偕同黄绍箕（鲜庵）、沈子封（曾桐），丁叔衡（立钧）、徐世昌、蔡元培等诸多翰林院名士，三十余人联衔，聚集京城松筠庵，条陈封事，谴权臣妥协误国，责北洋备战不力，劾海军罪帅，阻和议割地，力主挽狂澜于既倒。此举虽非公开抨击清廷，却无疑是剑指李鸿章，因为正是妥协派李鸿章的得势，才导致士兵的斗志丧失。无奈清廷气数将尽，奏疏七上，皆不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1）。不过，也幸得李鸿章非小器者，否则不趋炎附势的朝绅等人必遭报复无疑。其中黄绍箕（1854～1907）是余的同乡，同为光绪年间进士，瑞安人，也是出名的围棋高手，想必当时两人也有过对弈。黄与蒯光典编有棋谱《海昌二妙集》，而朝绅的三十余首论弈诗已佚，实为缺憾。 光绪二十六年，即1890年6月18日，八国联军大兵压境势如破竹。7月14日天津失守。8月14日，北京陷落。朝廷近乎瘫痪。眼见着江河日下颓势毕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朝绅也只能唏嘘叹息，打理铺盖回归老家，居住在木杓巷曾宅花园（后为制帽厂）。自此，日子也可以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翌年1月，清廷发布新政，废科举，诏各省州县设学堂，每府及直隶州立中学堂，每州县立高等小学堂。就因为这个变革，余朝绅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地方教育事业的纠结之中。 温州府学堂首任总理与温州商业职业学校的开创者

光绪二十八年（1902），浙南之地几乎同时诞生了两所为后世带来颇大影响的学校。其一为“瑞安普通学堂”（今瑞安中学的前身），其二便是“温州府学堂”，即温州中学的前身。是年七月，由孙诒让出面，商请温州道台童劭甫（兆容）和温州知府王琛，拟将城内几近颓败的中山书

院改办温州府学堂。中山书院位于府署东北，亦即今之仓桥后巷的温州实验中学校址。该书院创办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因白鹿书院的兴盛而趋于冷落。当时邀集了温属永、乐、瑞、乎、泰、玉各县主要士绅在精勤堂开会。众人先推孙氏为府学堂总理，但孙氏不受，理由是瑞安普通学堂刚刚创办，其本人主持日常事务兼总教习，所谓事多躬亲而难以离开。于是众人将目光集中在余氏身上。其时余氏学问虽无孙氏之名气，但政德无疑早已折服民众。加上孙诒让也是盛意推崇之，所以由余朝绅任府学堂总理，该是众望所归之事。一把手的位置一旦确定，接下来的排座次便容易了。众人复推陈祖授（字墨农）任副总理，朱寿标（字眉山）任监堂，同时提名永嘉陈寿宸、平阳刘绍宽、瑞安王景成、乐清黄式苏等名家担任教师。

成立后的温州府学堂附设高等小学与初等小学，在余朝绅的主特下，筹集教育资金，修缮校舍，聘请名师，首批新生150人，其中府学堂及高小、初小各为50名。每50名又分为甲乙两班，共六个班，并设经学、史学、国文、英文、算学、图画等七科。教习中如发生新旧学之争，朝绅则分头劝勉，让老师们各展所长。至1906年2月，温州府学堂改为温州中学堂，原附设小学移至蛟翔里。不过此时的余朝绅早已退避，与之无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温州商界筹设商会，余朝绅出任总理。此虽为好事，却也为他最终离任温州府学堂总理一职埋下伏笔。余也从此社会活动频繁，商绅协调与学科事宜等集一身。余氏毕竟是一介书生，对于权术既不精通也深恶之，因此温州府学堂在他的任职期间并非显得一帆风顺。内部的权力倾轧若隐若现，最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有人甚至借口余朝绅“脚踏两只船”，身兼多职而无暇兼顾校务为由，给余屡出难题。是年四月，余朝绅激流勇退，决定辞去府学堂总理一职。之后温州府学堂遂受命整改，取消总理、副总理、监堂等职，只设监督一员，并以原副总理陈祖绶担任。

孙诒让对于温州府学堂的内讧，对于余朝绅的求助，基本上也是束手无策，或确切地说是鞭长莫及。此事也只能让时间来消磨了。但从另个角度，也能看得出来，朝绅不是那种手中有权便狠烈的人，尽管在朝廷做过官，但毕竟是个恪守“孔孟之道”的教育文官而已，因此不善也不屑于玩弄权术。

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依清廷的《新政诏书》，温州府学堂挂牌为“温州府中学堂”，取代了温州府学堂之名。1909年，浙江省各府中学堂经费由省库拨给，校名依府属次序称谓，温州府中学堂改称浙江省第十中学堂。其时，清末的温州已拥有了三所中学堂：省立第十中学堂（1933年更名为浙江省立温州中学）、瑞安公立中学堂和教会办的艺文学堂（未备案）。

朝绅尽管已淡出温州中学堂，然对于国民素质教育，仍抱有赤子之心而念念不忘。俗话说“十年磨一剑”，1914年，余朝绅再一次发力，创办了“温州甲种商业学校”。如果说出任温州府学堂总理一职，是因为孙诒让的谦让，使得余朝绅有些顺水推舟之味，那么此次作为温州商业职业

学校的创始者，则颇有开创者的气魄。 “顶门”余朝绅：掀翻公堂桌案为救人

余朝绅撰有《地方利弊论》一稿，针对当时温州的地方风情和社会风气颇有深辟的见解，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忧民之心。在温期间，但闻民间不平之事，朝绅总免不了仗义执言。坊间对他甚是敬慕，说他的座轿竟能无拦阻地直入衙门，抬轿的杠子甚至可顶到麒麟门（旧时官府大厅最后一道门），此时不论道台或知府，都会忙着出来迎接。久之，市井便有了“顶门”一词专指这个典故。后逐渐引申开来，成为温州方言中的特色词条，用来意指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或指某件产品质地考究、功夫到家。

又传，有王太守雪卢抚郡时，曾以“莫须有”罪名拘置市民王洪友，朝绅知其冤枉，声色俱厉而斥责，太守无理可辩，遂释洪友出狱。民间更有余朝绅“掀桌救人”一事，为余氏的爱打抱不平的个性增添了义士色彩。那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温州镇台刘兴邦出动大批士兵搜捕参与米潮的群众，当士兵途经鼓楼下叶大顺雨伞店时，恰逢某学徒张伞施工，士兵认为此动作有掩护他人之嫌疑，遂将其抓走。知县秦禄萍亲自审讯。虽秦已奉上级旨意要快速结案，然酷刑之下，学徒始终没有屈招。秦遂指使自己的老婆来作伪证，硬说亲眼看见该学徒捣毁道台衙门匾额。余朝绅闻此消息，当即赶往衙门。余先礼后兵。在县堂上雄辩一番后见仍无进展，一怒之下，竟将公堂上的案桌也掀了个底朝天。碍于余的地位声望，加上实在是证据不足，惊出一身冷汗的秦知县也只能悻悻然准予保释。

宣统三年（1911），亦即“辛亥革命”年，温州恰遇水旱双灾，民生潦倒，米铺奸商反而乘机抬高粮价，平头百姓几有朝不保夕之危。抢米风潮再起。当时的温州防营统领梅占魁认为必须采取“快刀斩乱麻”来严惩暴民。朝绅闻讯，又一次挺身而出，并提出三条可行性建议：一是开仓平粜，劝令各米辅殷户将米谷平价出粜；二是从速筹款向外地购运粮食；三是在城隍庙施粥赈济饥民。地方政府采纳后，米潮风波遂消。 民国元年(1912年)永嘉自治会成立，由于多年来为民请命深得人心，当时在温州军政府工作的余朝绅，众望所归般地被选为永嘉自治议长。 晚年隐居温州市郊南湖研究棋艺：后代均为围棋高手

余朝绅个人是没什么靠山的，但京城里他有的是熟人。徐世昌，这位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风云人物，当年与余在翰林院共过事，是在“甲午”事件中站在一起的“战友”，曾邀朝绅卷土重来进京出仕，朝绅婉言推辞。翁同龢、张之洞这些在朝廷里响当当的人物，也十分熟识朝绅。倘若换做有些个钻营分子，这无疑是天赐良机，故也有人好言相劝，要朝绅借机攀附登高。余答：“枉己以求进，吾所不屑也。”

余朝绅喜作对联，然大多佚失。今人所见的也仅是些凤毛麟角而已。市区华盖山脚有祭祀驺摇之庙宇，名“东瓯王庙”。 驺摇为越王勾践七世孙，曾率民从诸侯灭秦。汉惠帝三年，封东海王，都东瓯。后人立庙祀之。清末邑人捐资重修，冒广生、余朝绅、吕渭英、徐定超等诸多名人为庙题联。朝绅计二联，颇见气势。

其一为：汉庭异姓封王，禹后果然明德远。瓯海生民初祖，越亡长此世家存。

其二为：秦楚之际论英雄，须知大汉褒功，别开荒服。吴越诸王皆僭窃，谁似我瓯启土，长作藩屏。

晚年的朝绅，好持高节，隐居在市郊南湖（据说他的第三位夫人就娶自南湖），偶尔与一些挚友喝茶聊天，对于政治，则几近绝声。可谓只谈风月，少论国事。更多的是究心于弈，闭门自娱，基本上过着不愿被人打扰的平静生活。从地方人的眼光看，他虽身处高位，但他的生活起居依然显得简单俭朴。他为人低调，尝谓“弈虽小道，其变化离奇，而有法在弈中”。有意思的是，朝绅的后代似乎继承了他身上的某种基因，儿子余冠周，孙子余孝曾，均为围棋高手。冠周棋风稳健，对当时第一流名手约差一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与北京那边的高手王幼宸、丁莲卿、朱郁膏、吴涤生等多有切磋。孝曾年幼从家学，更精于弈，对局已入棋谱刊行。先就读于上海某大学，棋艺则已在上海颇具名声，无奈家道中落，无钱供给读书而中途辍学。因弈名大，偶有人请之下赏棋。后流浪街头，窘境毕现。摆过棋摊，以赌棋度日。然祸不单行，二十多岁染上伤寒，即卒。

与自己的下辈相比，朝绅的一生倒是磨难不多。1917年10月，即民国六年，余朝绅病故，享年63岁。墓慈湖。余曾自谓王十朋（梅溪）转世，传梅溪前身为严伯威，故有人挽联叹之： 前世严伯威，再世王梅溪，千古文章应不朽 显亲见负笈，疗亲妇刲臂，一门孝义并堪传

芙蓉一老诗画双馨

——纪念余献之先生诞辰135周年暨逝世50周年

■余剑雄

余公献之先生，讳严修，字刚治，号芙蓉山人，别署第一峰、芙蓉老人、只园居士，浙江省乐清市雁湖乡尚古山村人，日朋公长子，清邑庠生，民国初，曾任浙江陆军第一师一等书记，著名诗人和画家。

公幼年聪慧，白龙山道人见而奇之，言其日后必有成就。日朋公家境贫寒，挑担为生，虽几目不识丁，然其常有言：“拳头无如笔头硬，三寸羊毫快如刀”，遂聘塾师为其启蒙，殊可敬也。公日夜苦读，学业大进，甚得先生称许。某日，公卧于床，但见窗悬一目，一卒手持“只”字蜈蚣旗跪于榻前，惊醒方知乃南柯一梦。道人为其解梦，引为“員”字。“员”者，生员是也。后历经县试、府试、院试，果然一举入邑庠。喜报到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赏衣服鞋帽，大宗亦赏田数亩，此实乃族中之破天荒也。

光绪二十四年，公既二十又五，步行五日至省城杭州，参加戊戌秋闱竟未中，正如前述公所做之梦，此亦命当坎壈乎？此后，公无意功名，致力乡邦教育十五年，设帐各地，桃李盈门。据老人口授相传，其间曾聘为温州府衙画师，深得知府赏识。民国五年前后，公及门余宪文将军时任浙江陆军第六师骑兵团团长，电召参军，辞不获准，乃赴杭司牍戎幕，参加反袁斗争。民国七年，随浙军童葆暄部援闽援粤，响应孙中山先生领导之护法运动。虽军旅劳顿，风风雨雨，但也眼界大开，其间所作之诗，多借景抒怀，或庄或谐，颇得妙趣：

从军过东山县 四面临沧海，东山壮大观。 一登疑小鲁，高卧胜居官。 从未来周旦，也堪恋谢安。

惜为从军迫，不得久盘桓。

风动石

东出东山东郭东，石头摇动在风中。 劝君莫再随风动，须建中流砥石功。

苦风雨

吹人鬓发似飞篷，湿我衣裳到内重。 谁道娲皇天已补，至今还漏雨和风。

七夕戏题

相隔盈盈水一渠，填桥非鹊更谁与。 人人都说天孙巧，吾道天孙鸟不如。

约民国十年，公随部队辗转回杭，幸驻西湖，殊获优礼，授中尉衔，获五等嘉禾章。公余尽览山娴水丽，广结诗朋画友，诗书画艺日益精进。诗人朱鹏乃当代儒宗南怀瑾先生师，著有《复翁诗集》，与公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同时客居浙东，交往甚密，某年四月望日，邀公往游绍兴兰亭，寻访古迹，切磋书艺，赋诗三首，现录其一：

兰亭盛会到今传，一代衣冠仰昔贤。 为问后来修禊事，风流谁及永和年。

上纪二十年代初，徐松坡、杨积芳、经贯之、谢宝书、杨家儁诸先生，慨中华诗词之湮没，决定结社于余姚泗门阁老府，以重振中华吟坛。诗社以“研究翰墨、联络感情”为宗旨，取“同声相应”之义定名为姚江同声诗社，鸿雁频传书，广交天下友，杭州绿社、扬州静社、上海三廉学社、常熟铁花社均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公与黄炎培、柯劭忞、张载阳、孙师郑、连雅堂、何海鸣、李实藩、洪弃生诸先生等百余人同为诗社社员，诗词酬唱，名重一时。诗社出有诗编三辑，刊公诗多首，仅录三首于后：

一灯如豆倍凄凉，秋入江城漏转长。 搅我芭蕉窗外雨，终宵梦不到家乡。

维新人物早登场，国是于今未改良。 覆雨翻风频倒阁，朝秦暮楚惯骑墙。 军偏有阀真难制，债已成台不易偿。 累得杞人长抱虑，一朝天厌倩谁当。

日上东方射水红，睡狮犹是睡朦胧。 瓜分几似囊中物，蠢动多于厕内虫。 安有法权三尺剑，仅余热度五分钟。 堪叹外侮都忘却，兄弟阋墙各逞雄。

民国十五年，公厌弃军门，解甲归田，所居自署“尚古山房”，博览群书，广为交游，其楹联曰：“出入恍如华盖护，往来何必

白丁无”。华盖者，向为余氏之族徽，此谓山房门外一古樟也。爰刻制汉砖为砚，终日临池不辍，吟诗作画，自得其乐，故又号“砚知”是也。诗主自然，不事雕饰；书溯王欧，别具风骨；画重秀逸，多摹家山。见其为刘集云先生所作山水一帧，款题：“王荆公诗云：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余谓荒寒乃画中之一景，不如秀逸得画理之深。”乐清西塍余氏宗祠内“忠孝信悌”四个擘窠大字，即出自公之手笔，宗祠楹联则为时任浙江省长张载阳所书，可谓珠联璧合。诗人洪鲁山先生与公相交甚契，有《次韵酬砚知过访》诗云：

图贻雁荡记从前，石怪峰奇拜欲颠。 面不曾谋心久契，诗常投赠句皆仙。 不来旧雨来今雨，道是无缘却有缘。 遍地干戈穷海角，一灯二老话诗篇。

大凡自然景观，皆有移步换形之特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雁荡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有“寰中绝胜”、“海上名山”之誉，百二奇峰更为令人神往，康有为曾题“壁立千仞”四字于天柱峰。自开山以来，吟咏百二奇峰之诗词数以千计，历代诗人立意不同，描述亦各不相同。文人雅士每以奇峰借喻，相互斗诗之事亦时有发生，引为趣事矣。夏雷先生辞官还乡，游览雁荡之后，拟就七绝：

林泉谈罢齿牙甘，弹铗归来住荡南。 奇峰加入今一我，百二奇峰百零三。

公开缄展读，见其傲慢太过，且思及我芙蓉峰乃百二奇峰之首，有第一峰之谓，随即和诗一首，可谓针锋相对，遣词巧妙，顺理成章，令人叹服。据说当时夏雷先生自愧弗如，因此回杭州客居半年有余。诗云：

君是奇峰百零三，无异孙山落荡南。 回顾奇峰第一我，知君心中味不甘。

公乐善好施，身体力行，重修宗谱，执教代书，修造堤塘，拔草扫路，一时传为佳话，乡里皆敬之。今雁湖尚古山桥“双水合金”之景，即公之功也。又见公为《余氏宗谱》所撰之《安六公传》，寥寥四百六十五字，就将永乐潘余两族之间的历史情谊写得如此传神生动，如非大手笔，实难能为之。自民国二十二年始，公先后与蔡旅平、潘耀庭、仇涟清诸先生慷慨解囊，募集善款，修筑路桥栈道，开辟西外谷新景点，建起雁影山房、西石梁观瀑亭和鸣阳硐四间三楼，由是坚持十数年，为雁湖景区建设及乡梓公益事业倾其所能，贡献至巨。其时，公与蔡旅平、余鼎三、仇涟清、俞焕星等人并称“鸣阳十老”，声名远播。仇涟清先生有《建鸣阳硐》诗云：

残生建硐复何求，淡饭赋诗任客留。 怪我好山缘未尽，鸣阳方许醉人游。

景区建设，人气骤增，孙科、黄炎培诸先生皆曾慕名前来，留题“乐水、幽泉”等自不必说。某日，张大千先生一行五人来游西石梁大瀑，感于山奇水奇，归后泼墨作画，并赋《点绛唇·西石梁瀑布》一阙，其题记云：

春间与蓬莱于非闇南海黄君壁武进谢稚柳同游此山，永嘉方介堪为向导，下榻雁影山房。

迨举国抗战，诸多学校来迁雁荡，名人学者云集，公首倡成立“鸣阳诗社”，因公之诗名，推为社长，朱镜宙、张云雷、庄以临、赵秋士诸先生均为诗社主将，且诗社成员中不少人同为南社社员，影响不可谓不大。诗社定期刊发诗讯，诗友遍及全国各地，诗文自多爱国之声。邵力子先生虽身居重庆，然不拒千里之遥，亦曾寄诗参与酬唱，雁荡诗坛盛况空前。公同年好友黄式苏先生有诗云：

公元前659年，留在秦国的由余被秦穆公任为上卿即宰相，为秦穆公出谋划策，使秦位列春秋五霸。由余的子孙遂以他的名字以姓氏，称由氏和余氏。

上世纪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余姓在全国1436个姓氏中，人口数排名第47位，余姓人每10万人中出现频度为400多人。乐清市1990年人口数100多万，姓氏共有408个，余姓人口约有一万多，约占全市的百分之一，由姓人数为零。 祠堂背后的艰辛传承

西塍余氏祠堂建于民国辛酉年即1921年，基本上保持那个时代的风格面貌，可谓中西合璧，古朴端庄。祠堂台门不是山脊式的瓦檐结构，采用了西洋露天的雕塑，顶端左右是两龙分别向上跃起的龙，正面浮雕两只展翅腾飞的凤凰，中间是一朵盛开的牡丹，寓意龙凤呈祥，花开百年。

祠堂的正门和里门的对联分别为“祠庙源流远，宗支世泽长”，“登堂思礼乐，入庙见羹墙”，羹墙即“见羹见墙”，来自于《后汉书·李固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后以“羹墙”为追念前辈或仰慕圣贤的意思。这两幅对联均出自民国初年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张载阳之手。入得台门，两边分列石旗杆墩一对，大院里立有一块关于民国将军余鼎三事迹的石碑。环顾院落左右围墙，除了戏台这边的外墙,二楼之上全部用裸露的青砖砌成，其它全部是用溜圆的溪石叠砌而成，墙头爬满了沧桑的蔓藤。

祠堂东墙外一株上百年的大樟树，约有三层楼高，粗大的树枝伸展开来，郁郁葱葱，祠堂的总体结构呈现了传统的四合院形式，两边回廊，中间天井，中堂供奉先祖的牌位，檐下挂着一块朱红的匾额，书“进士”两大字。同乐清其它古老的祠堂一样，这里既能供祭祀列祖列宗，又能在农闲时演戏娱乐，并在适当时候充当办学育才的场所。据说余氏祠堂，在抗日战争时期，乐清中学曾避难这里办学数期，1953年乐清速成识字学校也在此办过学。

我凝视着祠堂的墙基及墙壁，那些比双手合抱还要大的溪石，一整块一整块天然而成，一层一层累砌而上，让人感叹。中国很大，乡村和姓族很小，但一个个乡村和族姓如一块块巨石，组合而成就是整个中华民族。

余氏族谱记载,西塍余氏祠堂最早建于南宋光宗时期(公元1147—1200年),该祖上在宋朝边防陇西一带做过官，回家后在西塍建造了有东西两厅的祠堂，办起了义塾，修筑黄金溪堤塘并砌墩埠，栽种树木。不料，在他亡故后，一个帮助他料理家务叫翁基的管家谋发，余氏18人被翁基追杀于白岩之下，祠堂也毁于一炬。余氏子孙几乎被杀光，幸而有一房的李姓小妾怀着身孕逃到了丹灶里村的外戚家里，生了一子乳名阿宝即后来余氏万一公，该万一公娶了一位黄氏生了四个儿子，他又成了西塍余氏的中兴之祖…… 西塍余氏同乐清其他族姓一样，迁居乐清以来，经历了台风、洪水和地震等大自然灾难之外，还要面对外敌入侵及社会动乱等人患，比如明朝近二百年倭患，清初朝廷为抵抗郑成功部在东南沿海实行“迁海令”，起落兴衰，荜路蓝蒌，从余氏不断重修族谱十多篇序言中，不难感觉到，乐清村落族姓都是在艰难困苦中繁衍发展。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乐清建县1600多年，纵观西塍余氏的历史，其家族命运与国家、民族及地方发展紧紧相连。乐清百多万人，余氏一万多人，可谓百分之一。对于每一位乐清人来说，则

是百万分之一，但正是这百万分之一的人，如耀眼的星星，流光溢彩。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记写两位西塍余氏人物。

一是余秉刚烈士。余秉刚出生在1904年，牺牲于1942年。余秉刚年幼丧父，1924年他到杭州投奔族兄国民党将军余鼎三将军，从排长升到运输连副连长，1928年在围剿井冈山红军时被俘，后经红军教育培训6个月后，他回到了西塍。回到家乡之后，他在西塍后山搭起了茅屋，离群索居，参悟人生，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民众的疾苦，回想起在井冈山所见所闻，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悔自己没有留在红军。于是下定决心，要找寻共产党，要走革命的道路。1930年夏，他从余鼎三家中偷了一支手枪，为浙南红十三军领路，使红军顺利收缴了国民党芙蓉盐警二十多人的武器，他也如愿参加了红十三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余秉刚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乐清青年服务团芙蓉分团。1938年3月，中共乐清支部在朴头成立时，余秉刚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担任乐清县委农运部长，他介绍了周丕振等人加入了党组织。

1940年，余秉刚受党的委派到安徽新四军政治部报到，成为了新四军革命战士。1942年春他调任新四军太湖地区独立团的营教导员。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当他所在的医院转移到太湖附近芦苇丛中时，突然遭到了日寇的包围，在敌人越逼越近的情况下，他强令身边的人立刻转移，身负重伤的他奋起伤残之躯，阻击敌人，为撤离同志争取了宝贵时间，而他最后则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38岁。

我在翻读有关资料的时候，不禁想起余氏一位被称为安六公的先祖。安六公是余氏家族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生于宋或宋之前，为了解除大旱，他去永嘉岭头寒坑潭祈雨，求雨不得跳入潭中舍身成仁，后人为他立庙塑像祀之，供奉他为寒坑潭师。

西塍余氏在民国时期出了一位爱国将军，他叫余鼎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代军长，1946年任中将师长，只是在1947年他就病逝了，他的事迹很多，比如他同情共产党人，坚持抗日；不满蒋介石的政策和作为，两次退隐辞官，在家乡做了许多好事，西塍石条大桥，就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乡绅余荣献首出巨资倡议兴建的。

西塍石条大桥始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工程巨大，两年后才竣工。桥长百余米，全部用石条架构而成，溪中有23桥孔，5条石条辅面，每墩用７条石柱插立溪中，该桥共用石阶400多条，每一条石阶重近二吨，这些非同寻常的石阶全部采自于白龙山半腰，凭当时的运输条件运到芙蓉西塍其困难可想而知。该桥横跨芙蓉黄金溪，据说是那时的浙南第一长石桥，但该桥经常被山洪暴发冲坏，1999年后成为残桥被废弃，现在连踪影也找不到，甚是可惜。

其实，西塍的余氏，与乐清其它望族比，不算显赫，但它与乐清每一个族姓一样，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1600多年来甚至更早的时候，正是这些从各地迁居而来成为乐清先祖的人们，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打拚和努力，才造就了今天的乐清！ 西塍：夕阳照在田埂上

[爆点猛料] 西塍祠堂800年历史古文物--象征祖先的灵气石俑被盗 牵动全村人的心

此图为原先石俑所在位子

东西厢房：前东西厢房两层，西式建筑。其中，前东厢房一楼有通道连接侧院与正院。西厢房给人的感觉很是憨厚结实，有种民国北平达官贵人行园的感觉。

正屋：正屋为开阔式木楼直立式二层建筑，砖木混合结构。这种建筑，在芙蓉附近，乃至乐清都是不多见的。

正屋地面：正屋地面民国年间的雕花水墨，至今保存完好。

正屋二楼：正屋二楼近俯，南侧门近在眼前，正屋院子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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