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考辨

欧阳修《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考辨

——兼辨两人相识的时地

许隽超

欧阳修《戏答元珍》一诗，为多种宋诗选本和高校文科教材所选录，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广被人口。诗作于景祐四年（1037）春，作者时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县令。诗中的元珍，乃时任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之字，是作者在夷陵期间的诗友。在《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十中，另有《送丁元珍峡州判官》一诗，全诗为：

为客久南方，西游更异乡。江通蜀国远，山闭楚祠荒。油幕无军事，清猿断客肠。 惟应陪主诺，不废日飞觞。

据李逸安校记，南宋周必大刻本（下简称“周本”）及《四部丛刊》景元刻本（下简称“丛刊本”）均注此诗为“景祐元年”作。这就很容易使人以为两人在景祐元年便已经相识，在夷陵期间的酬答实为旧友重逢。那么，欧阳修与丁元珍到底相识于何时何地？此诗是否真的是送别丁元珍的？实在很有仔细辨析的必要。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旋充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秩满回汴京，召试学士院，旋授监察御史、馆阁校勘，与修《崇文书目》。据欧阳修于熙宁元年（1068）所撰的《集贤校理丁君墓表》（《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五），丁元珍“景祐元年举进士及第，为峡州判官”。两人在京师的诗酒高会上一见如故，元珍离京赴任之际，欧阳修赋诗惜别，这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古人写赠别诗的惯例，是书其即赴之官名，而非已卸之官名。此诗的后三联，与夷陵的地理及丁元珍的判官身份也是相吻合的。但若进一步推究，则会发现这一结论与史实有许多抵牾不合之处。

如果将此诗系于景祐元年，则势必与丁元珍的生平以及两人的交往经过不符。细玩首联的“为客久南方，西游更异乡”十字，作者当时所送别的显然是北人，其在南方为官多年，如今又将要迁官西去。而丁元珍为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人，是南人而非北人也；此其一。元珍景祐元年中进士后，旋出为峡州判官，时年二十五，刚刚步入仕途，这也与“为客久”、“更异乡”诸语相乖；此其二。景祐三年五月，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即携家人自京师沿汴绝淮溯江。九月中旬，舟次江陵之建宁县，丁元珍遣人致书，以表倾慕及慰问之意。欧阳修旋作《回丁判官书》（《欧阳修全集》卷六十八）以付来人，此信的抬头是：“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峡州夷陵县令欧阳修，谨顿首复书于判官秘校足下”。措辞十分客气。信中又云：“??今犹未获一见君子，而先辱以书待之厚意，以空虚之质当甚厚之意，窃惧既见而不若所待，徒重愧尔！”于此可见，两人在景祐三年九月时尚未觌面，真正的相识和交往则是在欧阳修十月末到夷陵之后的事，这也就排除了欧阳修在景祐元年作《送丁元珍峡州判官》一诗的可能；此其三。

如果将此诗系于守夷陵期间，仍与诸多史实不符。景祐四年十二月，欧阳修移光化军乾德县令，次年有《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这说明作者是先于丁元珍离开夷陵的，不可能在元珍迁官时去送别；此其一。据《集贤校理丁君墓表》的记载，元珍在峡州军事判官任后的一段时间里，迁淮南（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节度掌书记、杭州观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县（今浙江嵊州市），徙知端州（治所在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其离开夷陵后的为官诸所，均在东南地区，这显然与首联中的“西游”二字及颔联的摹写夷陵山川形势的诗句相忤；此其二。

要之，欧阳修在景祐元年及守夷陵期间，均不可能作《送丁元珍峡州判官》一诗。如果此诗不是伪作，那它又是送给谁的呢？“周本”和“丛刊本”于此诗的诗题下均出校记云：“一作‘送朱处仁’”。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检昌彼得、王德毅等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

1

知朱处仁“字表臣，营邱人。少从苏舜钦游，长又同登进士第。官泗州判官，监楚州。”

那么，欧阳修此诗的诗题若作《送朱处仁》，其与朱处仁的生平以及两人的交往经过是否相符呢？首先，朱处仁为营邱（在今山东淄博市）人，是北人而非南人，这与作者首联的叙述相一致。其次，据沈文倬《苏舜钦年谱》，舜钦于景祐元年进士及第；而丁元珍和朱处仁亦于本年同登进士第。丁元珍旋出为峡州判官，朱处仁亦旋出为峡州推官（说详后）。推官和判官均是州郡的属官，协理长官治本州郡事，品阶亦同。故此诗的后三联，与夷陵的地理及朱处仁的推官身份也是相吻合的。“周本”和“丛刊本”将此诗系于景祐元年，很有可能是对的。再次，欧阳修守夷陵期间，有《隆兴寺小饮呈表臣元珍》、《至喜堂新开北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诸诗，见得当时三人交往颇密。欧阳修作诗时常常将这两位友人的表字连署，则两人当系同僚。作者的《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一诗，题中“元珍表臣”之下，“周本”和“丛刊本”均校云：“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离开夷陵的次年，作者又有《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以叙旧，诗题“元珍表臣”下，“周本”和“丛刊本”亦均校云：“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这正是朱处仁时任峡州推官的有力证明。

总之，欧阳修此诗的诗题若作《送丁元珍峡州判官》，显然很难站住脚；若作《送朱处仁》，则其中的诸多触忤之处均可得到合理的解释。究其致误之由，朱处仁字表臣，丁元珍名宝臣，两人的名与字有些相近，使人容易混淆；两人又是同年进士，旋同到峡州为官，一为判官一为推官，职位相近，交往颇密。这些也都是会使人莫辨彼此的。

关于欧阳修与丁元珍相识的时地，《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六十八《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一文中亦有涉及，文曰：

右欧阳文忠公为峡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庙》诗也。轼尝闻之于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 官为馆阁校勘，时同年丁宝臣元珍适来京师，梦与余同舟溯江，入一庙中，拜谒堂下。予班元 珍下，元珍固辞，予不可。方拜时，神像为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余上，耳语久之。元珍私 念，神亦如世俗，待馆阁乃尔异礼耶？既出门，见一马只耳，觉而语余，固莫识也。不数日， 元珍除峡州判官。已而，余亦贬夷陵令。日与元珍处，不复记前梦云。一日，与元珍溯峡谒黄 牛庙，入门惘然，皆梦中所见。予为县令，固班元珍下，而门外镌石为马，缺一耳。相视大惊。 乃留诗庙中，有‘石马系祠门’之句，盖私识其事也”。元丰五年，轼谪居黄州，宜都令朱君嗣 先见过，因语峡中山水，偶及之。??

按苏文所言“欧阳公《黄牛庙》诗”，今载《欧阳修全集》卷一，诗题作《黄牛峡祠》。“周本”及“丛刊本”注为“景祐四年”作，即欧阳修到夷陵后的第二年。苏文提到的“石马系祠门”，正是此诗中的第三句。全诗凡十八句，以绘土人风俗及黄牛峡的山高水急，地势险峻。作者于诗后自注：“语曰：‘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江恶难行，久不能过也”。惜乎全诗及自注并未提及苏文中的这段往事，于考订两人的相识时地无所取资。

若依苏文中转述欧阳修之语，则两人本为“同年”进士，早就相识。景祐元年元珍来京师时，两人已交往颇密了。然揆诸史实，则多有不符。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这在其身后的各种墓志、史传和年表中从无异说。丁元珍于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这在欧阳修自己撰的《集贤校理丁君墓表》中也说得很明白。二人并非“同年”，当是不争的事实。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秩满回京，旋充馆阁校勘，时在景祐元年。而丁元珍本年始中进士。苏文中“时同年丁宝臣元珍适来京师”云云，显然是与上述史实不符的。

笔者认为，在材料相互矛盾时，宜先取作者自述，次则他人转述。在作者自述文字中，当时所撰文字的可靠性要高于后来追叙的文字。细读苏轼此文，窃以为非子瞻转述之误也，实欧公晚年记忆之误也。苏文中有“元丰五年”（1082）云云，见得此次谈话是在苏轼熙宁四年（1071）谒欧公于颍上时，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其时欧公年已六十五岁，次年便辞世矣。人至暮年，对往事的记忆常有偏差，有时对某事记忆犹新，然对此事发生的年份却记得不准。在苏轼此文中，欧公云：“不数日，元珍除峡州判官。已而，余亦贬夷陵令”。两事相距三载，而仅云

2

“已而”，非老年健忘而何？窃以为欧公所云元珍之梦，当发生在景祐三年至四年，殆欧公甫至夷陵之时也。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与丁元珍在景祐三年十月末始相识，地点在峡州夷陵县。欧阳修在当年的九月十四日所作的《回丁判官书》，显然是两人当时交往经过的最有力证据。

（3400字）

附：

据南宋史能之纂修的《咸淳毗陵志》卷十七记载：丁宝臣“与兄宗臣具有文声，尤工于诗，号‘二丁’”。其现存诗作，《全宋诗》卷三五四仅辑录八首。其中的《次韵十五日菊》二首，乃从宋代史铸《百菊集谱》卷四辑出，颇可注意。全诗为：

秋香多日閟英华，霜脱离离抱彻斜。趁节不随时俗眼，近冬真是岁寒花。摛辞旧入骚人笔， 载酒谁寻醉令家。曾读南华齐物论，均无迟速可惊嗟。

寒芳开晚独堪嘉，开日仍逢小雨斜。秋尽亭台凋木叶，月圆时节伴蓂花。幽香不入登高会， 清赏终存好事家。黄蕊绿茎如旧岁，人心徒有后时嗟。

作者对友人丁元珍的劝慰，尚有《戏赠丁判官》一诗：“西陵江口折寒梅，争劝行人把一杯。须信春风无远近，维舟处处有花开”。这与《戏答元珍》一诗也是相通的。

3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891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