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简介

篇一：季羡林的生平经历及作品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他说过“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生日

大家都以为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其实是8月2日，由于一次偶然

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四天——算是我的生日，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词，也颇耐人寻味。

大学时代专科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

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2]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作品

1.《重返哥廷根》：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

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2.《老猫》讲述的就是季家所养的第一只猫，名叫虎子。虎子的脾气

像老虎般暴烈，但是对季家三口人却十分温顺，晚上经常睡在季羡林的被子上和其他的几只猫之间的故事。

3.《一条老狗》借一老狗的不离不弃表达出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和深深

地愧疚。让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4.《人生》和《再谈人生》人生，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永远也没

有结论的研究课题。季羡林先生结合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耄耋老人谈对人生的感悟，他认为的人生就是我们是被动的，但要在命运的安排下要有

子里，除了继续被批斗、审讯以外，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当时，隔上几天，季羡林总会被批斗一次。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牛棚杂忆》则讲述了“文革十年”在季羡林心中是一部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辛酸的记忆，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工作

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1978

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婚姻

1929年，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彭德华她自幼丧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发过脾气。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季老的婚姻可谓中国封建婚姻包办的悲剧，但是他后来的独居也使得他内心平静安心的专研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正如梅兰芳的寂寞成就了他一样。

儿女

1933年季羡林有了女儿，取名季婉如，后毕业天津大学，成为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已病故。季宛如有一子，是季羡林的外孙-何巍。1935年，季羡林又有了儿子延宗，即是季承。但作为“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自小却很少得到父亲的教诲，父子关系一向冷淡，并曾被父亲“赶出家门”。直到季老生病住院时才回到他身边。

经典语录

1.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2.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

献。

3.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

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

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 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与清华、北大渊源

清华好比中国古代“诗仙”李白，北大好比“诗圣”杜甫。清华其神,北大其魂，有《清华颂》。

德国情缘

1933年季羡林在经济濒于破产时获得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在德国时喜欢一位德国女孩叫伊姆加德，他们在打字机的巧合下相识并相爱，但最后季老还是回国了。2000年，香港电视台专程前往哥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时，伊姆加德还在人间。还是那个房间，还有洁白的桌布，银灰色的老式打字机，桌前并排放着小方凳和深蓝色沙发椅??伊姆加德说：“瞧，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一直在等他回来。我的手指依然勤快灵活呢，我甚至还能打字！”（或许季老一辈子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在遥远的异国深深地爱着他，就那样伴着那台打字机等了60年，付出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终生未嫁。 这样的爱情才是真正值得人一生追求的爱情。）

故居被盗

一度沸沸扬扬的季羡林遗产风波，在季羡林去世后曾暂归寂静，不想此事又起波澜。季羡林之子季承透露，季羡林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中玻璃被人砸碎，近五千册古书和一些雕塑、文物丢失，12月16日，季羡林先生之子季承报案，并向北大校方反映情况。季羡林弟子钱文忠在博客中说，

失窃物品价值起码以百万计。

读季老的文字，多了份宁静、平淡、致远，少了些许躁动、庸懒、浅显。季老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结束，更是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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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季羡林的资料

学术任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任职广泛，曾任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简介

中文名： 国籍： 出生地：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季羡林 中国 山东临清

1911年8月6日 2009年7月11

日

职业： 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

作家

毕业院校： 代表作品：

清华大学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

故事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

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篇三：季羡林故事

季羡林故事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了能够出国选择了清华；他在哥廷根大学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他谢绝剑桥邀请，毅然回国；在受过“文革”的炼狱之后，走出“牛棚”，他笑容依旧；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几个片断。20多年前就谈“和谐”本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95岁生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向这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两人还一起探讨了“和谐”话题。其实，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他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布衣情怀在解放军总医院一住就是4年，这是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但季老先生自谓早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不仅处之泰然，并且，很快在医院建立起了新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从医生、护士、护工，到清洁工，再到其他病友及其家属，热热闹闹，亲密无间。季先生被称为“爷爷”或“老爷子”，三天，护士们给他买来个毛绒猫咪;两日，小保安又送来几个柿子;再几天不见，传达室的老门卫就带话来问安了。

半夜有了尿，老爷子总是把两次三次憋成一次，宁愿自己睡不好也不叫醒护工，因为“他们白天也很疲劳了，晚上不忍再让他们起来”。

一个细小的习惯，就能勾起往事。给季先生做了几十年秘书工作的李玉洁说，她注意到季老吃馒头炒菜时总是速度很快，吃饺子、面条时速度相对慢一些。那是因为他幼年时就离开父母，寄居在同样贫困的亲戚家，每逢上桌吃饭都是小季羡林最尴尬难熬的时候，他不愿意往自己的碗里搛菜，所以吃得很快，盼着吃完赶快离开。

季羡林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但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却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在北大校园里，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600本《留德十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勤学一生1917年，6岁的季羡林从乡下的父母家，来到城市济南的叔父家，叔父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思想开明，有远见。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学古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在清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的十几年里，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与旅游、晚会、跳舞、娱乐都无缘。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从入院第一天起，季先生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滴水石穿，一部《病榻杂忆》就这样渐渐出来了；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能再看电视，季先生特别重视读报，他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参考消息》的大字版他篇篇必读，有时由李玉洁或护士念给他听。怀真情，说实话季老曾说：“‘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他对事真，对物真，对情真。在《留德十年》这部回忆录中，他真诚地披露了自己三十岁时一段鲜为人知的情事：在德国时，他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因为给论文出清样，有过一段恋情。与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或许是幸福美满的。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尽管置身于包办婚姻中，季羡林最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由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据说，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季羡林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

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宽人严己前些日子，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季先生闻说后如往日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见李玉洁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在《我眼中的张中行》中，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用季老自己的话来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季老很喜欢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季老谦虚地说：“我哪敢自比为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

外一则

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

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在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却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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