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的四种理论读书笔记

《报刊的四种理论》读书笔记

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是被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公认为开比较新闻学之先河的论著。作为新闻理论研究史上经典的文献之一，《报刊的四种理论》为研究和了解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几种不同的传媒理论及传媒制度，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该书的作者将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的哲学思潮、政治结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联系起来的努力，显示了研究传媒的一种宽广的综合视角。他们对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西方社会中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责任论的阐述，反映了资本主义新闻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在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发生深远影响。虽然它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本位观念、“冷战”思维等局限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一、 基本内容

韦尔伯·施拉姆、弗雷德·赛伯特和奥多·彼德森三位学者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主要分五个部分，即绪论、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它分析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具体内涵、理论来源、基本原则和基本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并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四种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予以分别说明。 1.集权主义理论（authori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

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赛伯特（F·Siebert,1956）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按照西伯特的阐述，任何有关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传媒理论，都是由某些特定的有关人和国家的哲学上的假设所决定的。这些假设被西伯特归纳为围绕这样几个方面：人的本性；社会与国家的性质；人同政府的关系；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知识和真理的性质。西伯特的文章概述了集权主义理论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假设，回顾了该理论的兴衰及其代表人物：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英国哲学家霍布士（Hobbes）、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德国政

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特雷契克（Treitschke）等人的思想，还探讨了集权主义理论的最极端的形态——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分析了集权主义理论下的传媒控制制度，讨论了集权主义理论和其他理论的关系，并探讨了现代世界上的集权主义理论的形态。这一理论认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交战状态的国家里，军人统治下），集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比如给予那些经过选择的驯顺的人以经营报刊的权利，实行颁发出版许可证制度，法院对违法(如叛乱罪、煽动罪、诽谤罪)者提起公诉，加以处罚，等等。

2.自由主义理论（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源头，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坚持个人的重要性，坚持包括言论和出版/新闻自由在内的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关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传媒与公民的关系、人的理性在识别正确与错误中的力量等重要问题上的重要观念，无不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基本观点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系列代表人物：英国的弥尔顿（John Milton）、洛克（John Locke）、米尔（John S. Mill； 一译穆勒）、厄斯金（John Erskine）和美国的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的思想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回顾历史后，西伯特论“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探讨了“大众传媒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总结了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理论下的传媒业。根据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有提供信息、提供娱乐、传播播广告为经济服务和监督政府。随着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主导思想的地位在西方国家的确立，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观念，化为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这些原则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原则，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的（社会控制）法制化原则，以及传递信息内容上的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3.社会责任理论（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 ）

这一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也是“在传统理论上—个新思想的接技”。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全部蕴含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和霍京的《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的著作之中。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多批评的现状，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报刊）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该理论的研究者彼得森在落笔时既肯定了社会责任论正在日益兴盛的前景，也看到了它还有不够成熟、有待完善的一面。这无疑是个正确的。这一理论把下列观念当作其基本前提：自由是伴随着相应的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在当代社会中就应该承担执行某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报刊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把这些责任作为它业务政策的基础，自由主义制度就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这一范围之内，报刊不承担其责任，其他的组织机构就要确保这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得以执行。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 它被认为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替换”理论，是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

4.苏维埃理论（Soviet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press）

在施拉姆的笔下，苏维埃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按其自身的理解，对苏联的传媒理论及传媒体制进行了一番阐述，尤其强调了美苏之间的差异。该文分为“背景”和“前景”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别包含若干小部分，探讨了苏联的传媒理论的来源及发展，其现状及该理论模式下的苏联传媒体制、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社会控制，

该传媒制度“与其他集权主义制度的关系”，以及苏联的概念同美国的概念在传统和具体功用上一系列的不同。 二、 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对四种报刊体系差异的探讨都是首先从哲学根源上展开的。其中包括探讨有关人的本性、社会的性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性质等问题的基本假设。

（二）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探讨了媒介的社会控制理论。四种理论所涉及的传播观念及体制，基本上包括了大众传播兴起以来的主要控制模式，即君主独裁式、自由放任式、自我约束与国家统管式。在分析国家、媒介、个人（公众）的关系时，西伯特指出，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接受集权主义理论，将之付诸于控制传媒的实践。在分析采取集权主义理论的社会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制度及其运作中，西伯特概括出了这样几种控制制度：特许权或专利权制（即授予某些经过选择的人以独占经营出版印刷的特许权或专利权）；“（事前）检查制”（即由检查员检查印刷品，获得许可的方能出版）；根据法律上的两个传统范畴：叛乱罪和煽动罪，对散布不利于政府的消息或意见的人提起公诉。例如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就曾采用特许权制，后来，英国的这种控制制度还曾发展成设立专门的“特许”印刷商的组织皇家出版公司，它通过其成员监督印刷业。皇家出版公司被授予权力接受员或开除会员，并对轻微违反行规者处以轻微的惩罚。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早年殖民时代的政府，曾采取检查制控制出版印刷。西伯特指出：后一种控制方法形成得比前两种晚，并且通常是在国家垄断出版印刷和特许制不能完成必须的控制时被采用的；相比之下，后一种方法的实行是一种进步，因为法律程序允许被控有罪的人利用合法的保障。西伯特还简单回顾了18世纪在政党兴起、民主的学说传播的形势下集权主义处于防守地位的历史，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间接控制报刊的方法，即政府收买私营报刊或用公款给予津贴，以及规定一种特别税的制度，以限制印刷品的发行和利润，如英国历史上的“知识税”。 西伯特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传媒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发现真相、通过提供各种证据和意见，来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受政府控制操纵。认为传媒具有监督政府

的作用。传媒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点又必须以经济上的独立性为基矗在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由的新闻业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虽不得不承认发表意见的自由有限度的问题，但却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强调非行政控制手段，主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在于为传媒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使传媒接受法制化的限制，由司法体系，充当主要的控制角色。通过传媒信息市场上的自由竞争，通过允许各种观点自由进入的言论市场的自行纠正过程，解决问题。在传递信息内容上，要遵循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社会责任论主张，政府所应做的不能仅仅只是允许新闻业自由、而将该项自由权利的行使听其自然而已。政府还应积极促进传媒为大众和社会的利益服务。在必要时，即传媒未能做到为社会提供所需服务时，政府应该出面帮助社会获得这种服务。换言之，社会责任论主张在必要时，政府应当采取行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这同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是有区别的。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它将政府视为自由的主要对立面，认为总体说来自由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的权利。除了承认政府必须通过维护国内外安全来提供自由能够存在的环境外，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主张在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政府需做的，就是允许新闻业自由从事传播，不横加干涉。在施拉姆看来，苏联的传媒制度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制度，他把苏联的党对传媒的控制归纳为三种方法，即：以其可靠的党员担任要职；发出大量的指示和训令；以及经常进行检查和批评。 施拉姆把苏联的传媒制度看作集权主义制度的一种形态，苏联的制度消除了出版和广播的牟利动机，苏联的制度积极地界定大众传媒的作用，苏联的传媒制度是作为变革的一部分建立的，而且是用以帮助完成变革的，苏联的大众传媒是融入整个传播制度和融入整个政府的，苏联的制度是有计划的制度。事实上，社会控制主要还包括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受众控制、自我控制、文化控制等。文化控制是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控制所有的控制形态都包容在文化控制中，一切控制控制现象说到底都无不处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每个社会文化系统都不可能对传播放任自流。所以作者特别关注理论涵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作者尽量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进行研究，但还是不自觉地带有“美国中心化”和冷战逻辑。

（三）作者在关注报刊的控制体系的同时，提出了报刊的面对强权和真理两难选择。在集权主义认为，国家拥有比个人更大的权力，如黑格尔认为，“国家是道德的具体化”，在黑格尔的笔下，由于国家是实质性的意志的体现，因而国家即是理智本身。在国家中，自由获得其最大限度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国家是目的本身，它具有支配个体公民的最大权利。公民的最高义务，就是作国家的成员。在这样的体系下，报刊不可能不服膺于政府的公利，在面临两难的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牺牲报刊和公众的部分责任。集权国家限制报刊和公众自由，在伦理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而自由主义思想强调强调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强调媒介作为第四种权力存在，在启迪人的理性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责任更鲜明的指出报刊应该承担社会和公众赋予的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它要求新闻界具备职业精神（敬业精神），奉行职业准则；应正确处理自身利益同社会责任的关系，切实负起充当信息和讨论的公共传递者（common carrier）的责任，刊播信息不能只考虑直接经济收益，节目安排应摆脱广告商的控制，媒介之间应当互相进行严格的批评，互相督促。可以想见，作者的初衷是想通过强调社会责任来改革西方新闻传播体制的固有弊端，把新闻媒介在政治和伦理的两难处境中挽救出来。 三、现实基础

从媒体发展的历史来看，造成媒体信任危机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报道了虚假新闻，只不过从开始时的报纸高层的主动策划报道到后来的因为失误等客观原因而报道了虚假新闻。可以说，从媒体诞生那天起，虚假新闻就成为诱发媒体信任危机的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因素。这种因素一直伴随着媒体的发展而存在，并损害媒体的健康发展。 不受限制的自由重要还是限制自由更加危险。中国现在的管理方式往何处去？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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