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蒙学的教材和教法

浅析明代蒙学的教材和教法

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和转化四个阶段。 蒙学，《辞海》中将“蒙学”解释为：“蒙学，即蒙馆。中国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伦理道德教育。宋以后教材一般为《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蒙求》、《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1] (P1972)我国古代蒙学的产生到正规教学场所的确定经历了较长时期，最早出现尧舜禹时代，《尚书·尧典》载：“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2](P18)司马迁在《史记》中则把“教胄子”直接引为“教稺子”。“稺”即“稚”，幼小之意，泛指小儿。[3](P39)也就是说，舜曾经任命夔做典乐之官，负责教育幼小儿童的工作。

一、明代蒙学发展概述

在我国历史上，明代是从元代少数民族到汉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一个朝代。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显示出新的特点，同时也展示出了封建王朝的腐朽。在明朝存在的270多年间，统治者都对文化教育给予极大地重视。明朝建国之初，由于长期农民起义战乱的破坏，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统治者虽然提倡发展教育，从而用来预防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但是各地民间的教育情况不是那么积极。据《明史》记述，到洪武中叶以后，“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4](卷六十九)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建国之初到永乐年间，明朝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国家的各项开支也比较大，实际上国家当时的经济是国富民穷的特点，依照这种情况，也必然限制了教育的发展。洪武二年（1369）以后，在明朝廷的推行下，各地的官办儒学有了一定的发展，随之民间的启蒙教育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5](P238)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在明朝时候发展到顶峰，明太祖建国后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发展，在都城设立国子监地方设立府州县学，在乡镇地区设立社学，明代教育形成三级体制。明太祖朱元璋说：“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6]（卷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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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人们通常把8到15周岁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教育阶段，它是我国古代教育历程“金字塔”的根基，在启蒙教育中可以进行道德教育和识字教育。无论是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发展，还是个体思想品德的形成、知识才能的掌握，都要以此作为重要的起点或始基。[7]明代蒙学在数量上发展很快，，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在办学体制方面采用官私并举，形式多样，官学主要有社学和义学，私学主要有私塾和家塾。在教学过程中也主要采用识字、读书、作文的教育顺序，这些环节基本上是按顺序进行偶尔也有交叉。识字阶段一般是在儿童进入蒙学之后就要开始，主要使用的教材就是“三、百、千”等，至阅读和作文则是在儿童达到一定识字量才可以进行。

二、明代蒙学教材的发展

（一）教材的特点

蒙学的主要任务是习字、读书和作文三个方面，为以后科举考试和进入官学作基础准备，然而在进行这三个方面的教学工作中，需要遵循一定的顺序，从读书来说，幼小儿童进入学校之后，最先进行的就是识字工作，待识千字之后再熟读“三、百、千”，然后再读“四书”。因此教材在选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儿童的特点，要遵循的原则有：内容浅显易懂，图文相结合，读起来朗朗上口，对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明代蒙学使用的教材除了从前代流传下来的“三、百、千”外，还有明代新编写的教材《龙文鞭影》、《训蒙骈句》、《小儿语》等。

1.传承前代的教材 （1）《三字经》

《三字经》有人称为“千古一奇书”，诞生于宋末元初，到明朝时候广为流传，明清大多数人认为作者是王应麟。全书共有356句，每句三个字，共1248个字，全书句句成韵，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背诵，而且文字简练，善于概括。本书仅用1000多字就将伦理道德和历史知识融为一体，因为该书便于理解和背诵，所以被认为是蒙学经典教材。[8](P2)

（2）《百家姓》

《百家姓》相传为宋初所编，作者不详。本书集合了各种姓氏编成每句四个字的韵语，共400多字，本书介绍了446个单姓，61个复姓。虽然《百家姓》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对幼小儿童来说简单、方便、易读，成为农家子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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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闲时期的识字课本。

（3）《千字文》

《千字文》编成于南北朝时期为周兴嗣所撰，在《梁书》中有记载：梁武帝下令文员在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下选择不重复的一千个字，供皇子们学习所用，但由于字字孤立，没有连贯的意思，于是梁武帝又召来周兴嗣嘱之“卿有才思，为

[9]（P2）

我韵之”。周兴嗣用了一个晚上就呈给武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千字文》。

该书使用了1000个不同的字，但这些字不是简单的组合在一起，而是组成了前后条理清楚，表达连贯，具有一定意义的250个句子。该书的主要功能就是教儿童认字，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天地现象，介绍了自然界的相关著名物体，又叙述了历史、地理等相关知识，谈到了人们应该怎样去修身养性，待人接物，为人处事，还说到了农业、读书、饮食、园林等生活诸多方面。该书包含了不少封建伦理思想和有一定意义的劝诫内容。此书在选字造句、引用典故的时候力求普通常用，避开了晦涩难懂的词句。全文通顺可读性强，而且押韵自然，便于蒙学背诵。《千字文》在蒙学众多教材中使用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教材，日本，韩国等地也有学校使用。

2.明代新编订的教材

（1）《龙文鞭影》（历史知识教材）

《龙文鞭影》明萧良有撰，夏文广注，杨臣诤补订，原名《蒙养故事》后改名《龙文鞭影》。该书名的意思为：“龙文”在汉代是骏马的名字，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才华出众的子弟：“鞭影”是马鞭的影子，马在行走的时候，看到鞭影就会奔跑。此书名意在勉励孩子们学习要像龙文这种骏马一样，不需鞭策就飞奔疾驰，也暗示聪明的蒙童读了此书，学问会迅速增长。[7]清代杨臣诤在补订时书序中说到“《蒙养故事》明萧汉冲先生为加惠后学而作。取古事之相类者摘而成偶，又各谐之以韵，聪慧者日可数十事，迟钝者亦可数事，不似声杂无伦者之难可强记也。”[10](P2)这本书十分适合蒙学阶段的学习。

本书在开篇的四句话“粗成四字，海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11](P1)

这就交代了这本书编写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为神话故事，本书是四言韵句，按照韵部编排，读起来流畅顺口。这本书在明朝时候广为流传，在蒙学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由浅入深的作用，它不仅吸取了前人蒙学的教材后又融入了二十四史中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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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物典故和神话故事，小说等，是一本集合自然知识和神话故事的读物，如在书中收录了刘邦、李世民、孔子、岳飞等伟大人物的经典事迹以及毛遂自荐、程门立雪、等历史上广为流传的故事。

（2）《训蒙骈句》（对偶训练类教材）

《训蒙骈句》为明代司守谦所撰。司守谦，字益甫，明代宣化人。此人文学修养很高，但不幸英年早逝，其诗文散失，仅有此篇存于世。此书写作的意图在于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骈句，即骈偶句、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称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训蒙骈句》使用的是以上下平声30韵为目，按平水韵的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这样的编排不仅使全书字句两两相对，而且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背诵。适合儿童在初级阶段学习的特点，但该书引用大量的故事典籍，给儿童理解该书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困难。

（3）《小儿语》（童谣类教材）

《小儿语》是明代吕得胜所撰。吕得胜，号近溪，河南宁陵人，生活在嘉靖时，此人十分关注儿童的教育工作问题，他积极主张儿童在有一定的感觉知觉意识的时候就要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此人在撰写《小儿语》前引中解释到编写此书的理由：民间流传一些歌谣，比如“盘却盘，盘三年；降龙虎，系马猿”、“东屋点灯西屋明，西屋无灯似有灯”之类，[12](P32)它们虽然迎合了儿童的喜乐但是对于儿童道德修养方面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益处，他针对种弊端以韵律编写此书，便于儿童理解，让儿童在学习和娱乐的同时也可以得到道德教化，最终可以实现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目标之一—一淳化风俗。

此书使用大量的白话文运用四言、六言和杂言的语言形式，使全书读起来通畅没有硬凑的意思。该书问世之后，因为通俗易懂的优点，哲理性强，又有亲切感，在蒙学儿童中十分流行，在民间也影响十分大，此教材也作为一个开端，开创了一种蒙学教材的新类型——童谣类教材，这类教材在之后又编写了《续小儿语》、《女小儿语》等。

（二）明代蒙学教材的优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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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蒙学教材在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 1.教材的优点 （1）内容贴近生活

明代教材在选用上有一个十分显著的优点就是贴近人民生活，实用性强，有不少和农家日常生活有关的内容。在《训蒙骈句》中有不少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如：花、鱼、车、舟等，使儿童在学习时就可以学习到这些事物的形态，在《小儿语》中教导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行为举止如何合乎规范。

从简单到复杂，教材的选择过程中也能够遵循这个顺序，从简单的识字开始到后来的读书以及作文，教材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儿童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增加，培养了儿童的认知能力。

（2）有养正和教化的作用

蒙学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起到道德规范的作用，在历代教育史上都有这个目的，明代也不例外。在儿童智慧没有完全开启的时候，通过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儿童面前树立一个高大的道德模范形象，培养他们容忍、宽厚的品行，使儿童在以后的做人办事中能够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情。如明代除了选用“三、百、千”外，还选用了《孝经》、《二十四孝》等书，将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传承下来，让儿童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不忘初心，端正做人。

（3）教材编排有序

明代蒙学教材在编排和选用注意难易结合，图文结合，各种文体相结合，以及句式广泛应用，使儿童在蒙学这个有限时间里，可以利用这些特点接受广泛的知识。在《龙文鞭影》中，作者将大量的历史故事用四言韵句进行整合，儿童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学习到这些历史知识，方便了儿童在以后写作时使用。明代蒙学使用了历史知识类、对偶训练类以及童谣类教材等，这几类教材之间相互补充，丰富了儿童在蒙学阶段的知识。

2.教材的不足 （1）以理学思想为主

理学思想在明代尤为盛行，因此蒙学在教材的使用上也体现出理学的特点。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专制统治，在蒙学时期就向儿童灌输理学思想，用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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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来束缚儿童的头脑，封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忠君”、“顺民”和“君子”，教材的使用就是为了这些教育目标服务的，然而中国传统的教育目标单一、硬化、束缚性强，儿童在硬式教育下失去了本性和自我。儿童谨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信“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在这过程中丧失了儿童的天真，《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就是在这种理学思想下的产物。

（2）含有糟粕思想

明代除了继承前代的教材外，还重新编写了不少教材。但这些新编写的教材，除了给蒙童介绍一些有实用性的历史、天文知识外，还存在有不少糟粕知识。在教材中含有“三纲五常”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如在《女小儿语》中“妇人口大舌长，男子败家身亡”[13](P48)充分体现了对妇女的轻视和鄙视，此外还有传播封建迷信思想，以此来打消人民反抗和愚昧忠君思想，“忠臣不事二君主，烈女不嫁二夫郎”，[14]（P84）禁锢人民的思想。另外，书中还存在有提倡读书做官，争当人上人的极端利益主义思想，“贫住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表达出只有当上人上人才可以有面子等一系列负面的思想。

（3）缺乏理性指导

明代教材在使用方面处于一种放任自由、粗线条的使用方式，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虽然到了明代教材自身有了一定的体系，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儿童在哪个年龄阶段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就算是两个老师使用同样的教材对于教给儿童什么样的知识完全由老师自己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给老师以极大的教学自由，任由老师的兴趣和爱好来，在老师的教学水平没有严格的限制下，损害的是古代儿童接受教育的整体质量。

三、明代蒙学的教法

明代蒙学教育空前繁荣，与之相对应的教法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明代蒙学的教育家在总结和继承前代蒙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探索，使得教学方法多样化和更加有效。明代蒙学教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也出现了很多关于蒙学教法的著作，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守仁的《社学教条》(包括《训蒙教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沈鲤的《义学约》、吕坤的《蒙养礼》和《社学要略》，以及佚名的《教子良规》等。[7]明代蒙学的教法从儿童入学识字到之后的读书、作文以及最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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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代教法也处于探索时期，也会存在优点和不足。

（一）识字之法

在我国教育史中，识字一直以来就是读书和作文的必要基础，同样也是儿童发展的条件。中国蒙学教育一直十分重视识字教育，并且把识字教育看作是蒙学教育的第一重要任务。在识字教育这一点上，明代蒙学教育家都十分强调在前代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从而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在明代为了识字教育而编写的教材不管是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明代吕坤也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15]（P3）

明代蒙学继续沿用前代的“三，百，千”，就是利用他们通俗易懂，浅显易

懂，句式整齐的特点，使儿童在学习中增加识字量。

明代官方对于儿童在蒙学的识字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蒙学结束时期儿童的识字量基本上都达到2000字。2000字大致上都是常用字，对于常用字的规定为简单，方便辨识，再者就是与儿童目前以及在以后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被经常使用。

学习这些字的方法就是“心、眼、口”，以手指字，心手相应，用耳听音，耳目共用，加上长时间的练习，识字愈多就愈好教。[16]如果是仅仅用口、耳相传的话，就会

出现死记硬背，不会灵活运用。 （二）读书之法

儿童在识字之后，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学习——读书。明代蒙学十分重视读书，第一：儿童在这个时期对背诵的知识有很强的记忆力，会对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良好的幼儿教育会给以后的道路指明方向。第二:儿童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增加知识的积累，奠定下一步作文的基础，为以后的科举制度积累写作素材。

古代的读书和现在的读书具有很大的差别，简单来说，文言文和白话文，读书的难易程度和理解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文言文的时代，怎样教授儿童阅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何指导儿童把文言文阅读的透彻和通顺，老师们不仅需要在阅读方法上进行不断的探索，也需要在教材选择的时候投入大量的精力。

第一是教材的选择。儿童在第一阶段学到了2000左右的字，但这些字都是在短时间内学会的，既不扎实又没有充分理解这些字的意思。如果在儿童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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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时候就选择一些正史性较强的教材，难免会给教学过程增加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儿童全面展开阅读之前需要一个可以巩固和增加识字量的过渡时期，在明代之前，就有一些教育学家为了帮助儿童在识字和阅读之间达到顺利过渡，而编写教材。如宋朝朱熹的《小学》，但是由于这本书不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17](卷一)基于这样的失败教训，明代的综合性教材有韵律的教材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这类教材的学习中，儿童不仅巩固和扩充了识字量，又获得了阅读的基础，为以后正式阅读打下基础。

第二是阅读教法的探索。阅读方法要注意教授的对象是儿童，要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首先要注意阅读指导，儿童在初次接触文言文的时候并不会进行断句，因此教会儿童逐字逐句点读分明就是蒙学老师的首要任务。刚开始的时候，蒙学老师一般采用领读的方法教会儿童这篇文章如何断句，然后让儿童进行朗读，最后才是讲解。其次，儿童知道意思后在进行背诵。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也在不断增加，明代教育家克服前代的死记硬背的弊端，让儿童先通晓意思后再进行背诵。最后强调精思和博览相结合，静思就是指心手合一，在读书的时候心无旁骛，仔细思考书中的知识，博览就是指不仅要学习蒙学规定背诵的教材，还要广泛阅读别的书籍，充实自己的知识库。

（三）作文之法

在蒙学学习阶段，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段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分界线，一般来说，在儿童进行读书一段时间后，便开始进行写作训练。写作训练在历代教育史上都尤为重视，因为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是考生们的写作水平。明代的写作训练比前代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写作训练的程序。

写作训练一般分为作对、作诗、作文。这三者在时间顺序上是有先后之分的，但是也不是完全分开的，有时候是交叉进行的。

作对是作文的第一步，它的要求就是平仄相对，结构相同。作对的具体教学方法包括：训字（选用字，要训明其意思）、立程（多选古今名对，细细品鉴）、增字（从一字到多字递增练习）。[18(P183)]作诗训练介于作对和作文之间，就其一句而说属于作对，就其立意而说则属于作文，作诗和作文都要求立意清楚，文辞达意，注意用简练的字表达出丰富的意思，具体训练包括：先放后收（鼓励儿童大胆创作，不要受到拘束，但要构思明确，用词恰当），多做多改（尽多的多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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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从中积累经验），总结模式（从大量的创作中得到写作模式，为以后创作提供方便），一题多做（在原来作文的对象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以便能够超越自我）[19](P105)

（四）道德规范教育法

道德规范教育包括了道德灌输和行为训练，道德灌输指的是在平时的学习中贯穿有道德教育的知识，明代还专门开设了道德说教课程，让儿童来学习守则和训诫。行为训练主要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儿童的言行举止进行约束。

道德教育的教法包括：1.说教。明代的蒙学教材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性质，不仅使儿童在读书的时候得到感染，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同样得到了影响。沈鲤在《义学约》中明确要求蒙师在讲书时遇到“有关紧德行，伦理者，便说与学生知道，要这等行，才是好人，有关系修政理事、治民安邦、忠君爱国者，便说道，你他日做官，亦要如此。”[21]2.约束。明代蒙学规则众多并且十分严格，对儿童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儿童都要一一遵守。此外，明代蒙学还有很多戒律，这些是儿童绝对不可以冒犯的，如吕坤《社学要略》中明确规定：“一禁成群戏耍，二禁彼此相骂，三禁毁人笔墨书籍，四禁搬唆倾害，五禁有恃凌人，此处人五禁，犯者，比读书加倍重责。学者立身，行检为重。一戒说谎，二戒口馋，三戒村语淫言，四戒爱人财物，五戒讲人长短，六戒看人妇女，七戒交结邪人，八戒衣服华美，九戒捏写是非，十戒性暴气高。犯者，比读书加倍重责。”

[20]（P40）

3.体罚。明代蒙学十分重视体罚。儿童违背蒙学的规定或者做出有悖于道

德规范的事情时就会受到体罚。罚站、罚跪、打手掌都是十分常见的事情。4.榜样。明代蒙学十分重视榜样的作用。忠君孝子，学有所成的都是学习的榜样，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用这些榜样来鞭策学生，但有时候使用不当，容易激起儿童不愤的心理。5.习礼。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明代蒙学同样也有很多的礼仪，如：拜师礼、祀孔礼等，每一个礼仪都有明确的规定，拜师礼则要求学生入学，仿效古礼，以鲜菜四色，或果匣、或酒肉，为贽见礼。初进门一揖，执贽毕，再揖请拜，先生受两拜，答两拜。拜毕，先生升座，新旧学生分班两拜旧者居左，新者居右，总两拜。[21](P36)这些规定都要儿童仔细的掌握住。

（五）明代蒙学教法的优点和不足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明代蒙学教法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的经验，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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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很多不足。

1.明代蒙学教法的优点 （1）量力而为，循序渐进

明代蒙学教育家在教学过程中十分关注儿童的年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采用顺应儿童年龄特点和符合儿童心智的教学方法，争取给儿童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从而使他们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健康快乐的生长。

明代蒙学教育家在顺应儿童天性的前提下，提出了蒙学儿童正在处于心理和身体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这个阶段，老师们无论在教学方法还是在教学过程方面都要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点，王守仁指出要根据儿童各个阶段的资质来进行教学,就像植树“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22]（P96）蒙学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应该像给树浇水一样，随着数目不断增加，浇水量也在不断增加，老师们应该根据儿童的特点，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而扩充知识。相反，如果不考虑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把知识一下子全部灌输给儿童，则会打消儿童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蒙学阶段教学过程遵循从识字到读书再到作文的顺序。在这个顺序中不断激发儿童的潜力，使儿童学到更多的知识。

（2）读书和写作相结合

在明代蒙学教法中有一个最为大家称道的方法，就是读书和写作相结合。多读多写，读写结合，在读写中达到对知识的熟练掌握。读书是写作的基础，明代蒙学并没有专门的教儿童写作的书籍，然而儿童的写作能力并不低，因为这种水平就是在阅读大量的书籍之后而得到的。读书对于写作的影响十分大，读书可以开阔思路，可以丰富词汇，提高写作水平，可以丰富写作材料，总结写作方法。

明朝蒙学教育十分重视文笔的训练，在读书之余，规定要多读多写，一题多写，模仿名家文笔不断进行训练，以提高自身的写作水平。吕坤曾说每天日落之后，“出对一个，破题一个，即与讲改，然后放学”。[23]（P56）这些写作训练是蒙学儿童日常的必修作业。从而使读书和写作都获得提高。

（3）道德教育贯穿于蒙学教育中

道德教育是历代都十分重视的内容，也是蒙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明代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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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用于道德教育的时间是相当多的，在蒙学教育中，不仅有课本上穿插的道德教育，还有每天的道德考察课，时刻监督儿童的道德行为。比如教育儿童对父母孝顺的《三字经》中的“父子亲”、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24]（P25）

道德教育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含有道德行为的培养，在这三方面中，“忠”、“孝”则是核心内容。在中国封建王朝，“忠”和“孝”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同时也是道德教育的目标，明代的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有所不同，道德教育是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的，对儿童的身心有很大的影响。

2.明代蒙学教法的不足 （1）教育观念保守

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重视过去，忽视未来的发展，在教育方法上墨守陈规，漠视创新，因此在教育方法上选择了一味的灌输知识，传授现成的知识，简单来说就是以书本的知识为主，强调对历史名人名作的死记硬背，轻视生活实践，对创造力的培养不重视，严格遵守师命，不得违背，从而导致了师生关系紧张。

在道德教育方面，明代蒙学十分重视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的养成，并用了很多方法来加以督促。这些目的的初衷是好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强的专制性，用各种条例约束和体罚来使学生们养成良好的习惯，长此以往下去会打消儿童的积极性，不利于儿童健康的发展。

在识字阶段，老师们仅仅是让学生认识这个字为最终目标，至于这个字怎样写，怎样讲则要求很低，更不用说怎样用了。从而导致儿童对字死记硬背，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儿童发展。

在这些陈旧的教育观念下，蒙学儿童的心智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创新意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会导致整个教育质量下降。

（2）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轨

理论和实践相脱轨也是明代蒙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不足，在这种教育影响下，有许多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实践方面更没有完全的实施。在这一时期，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如鼓舞蒙童兴趣，反对体罚，提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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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等，并没有被广大的蒙学所接受，更没有成为蒙学的指导思想。

（3）科举教育下的硬式教育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专制的鼎盛时期，科举正是在这种专制下的产物，明代是一个十分重视科举的朝代，八股取士几乎束缚了明代所有的知识份子，就连蒙学儿童也不例外。明代蒙学的硬式教育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严重，蒙学学习阶段越高，受到科举的影响越大，背诵经典和练习八股文写作成为了蒙童日常学习的任务，比如在写作方面按照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进行训练，严重束缚了儿童的思想，导致他们思想保守等不良后果。

四、明代蒙学教材和教法对现代的借鉴意义

明代蒙学教材的编写有历史故事类、对偶训练类、童谣类等多方面的教材，从多方面培养儿童的全面发展，教材编写方面不仅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人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公民，促进学生个体健康发展，为学生每个人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教材安排上要有全面性。

在教学方法上明代蒙学采用适合儿童特点的教学方法，从“三、百、千”，到“四书”逐级递增，教育方法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在现代教学过程中也要考虑儿童接受能力的特点，教法也要不断的改变。在写作方面借鉴明代的多写多做，一题多做，培养学生们的写作能力，鼓励学生多看书，积累写作素材，丰富写作内容，在作文修改方面，老师们从明代蒙学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经验，除非有结构错误，立意错误的，就减少改动的痕迹，对于好的句子，要点出来加以评论，鼓励儿童继续创作。

明代的教材和教法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形成自己的体系，其虽然存在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仍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在当代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明代的教材和教法加以借鉴和利用，对我们当代教学弘扬民族精神，启迪儿童心灵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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