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

摘要：文章提出发展观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观与效率观。在传统的发展观下，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应立足于经济，但又超越经济，应在内涵上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人类自身发展、人的近期需求与长远需求统一起来。

关键词：发展观；公平；效率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新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我国必须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我国当前诸多矛盾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利益，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包括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还包括上述各个大的方面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要求全面发展所包括的各个大的方面以及各个大方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发展中都是相互协调的；不仅是同向发展的，而且发展速度或数量比例关系是相互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强调发展进程的连续性、持久性。

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时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始终横亘在我们面前。这些现实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之一斯蒂格利茨所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改造。”科学新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新认识，即经济增长本身不能完全代表发展，发展应涵盖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管理方式、技术进步在内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这样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因而，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重视各种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联性，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鉴于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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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公平观与效率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必将形成新的经济公平观与效率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收入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理论依据如下：其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抓住机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二，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大力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人力物力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参与国际竞争，加快经济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三，过去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公平有余，很少讲求效率，平均主义的工资分配，“大锅饭”的劳保福利制度，助长了人们的依赖思想，缺乏竞争意识，不能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诚然，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是在个人劳动报酬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合理拉开差距的同时，采取措施，克服收入差距悬殊，防止两极分化。对于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1992年邓小平曾经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0多年来，对提升我国经济实力、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在这一原则的理解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片面追求ＧＤＰ使得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有些领导以ＧＤＰ的增长考核政府官员的业绩，甚至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

2． 传统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与公平

传统发展观中，发展的涵义基本上就是经济增长，衡量发展的一般指标就是经济增长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发展观下，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基本上是指生产性效率，通常被简单地定义为：“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公平”主要强调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关注的是结果的公平。

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发展观和经济公平、效率观下，我们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中国经济获得年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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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1978-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上升到2150元，增加了近16.1倍。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也从1981年的500.40元上升到1998年的5454元，增加了近10.9倍。但是，在传统的发展观下，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主张明显地带有“追求生产性效率”的倾向。于是，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与问题：一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及政府管理机制的缺陷，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腐败行为和权钱交易对公平与正义造成巨大的威胁和侵害。

在总量经济与居民总收入高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90年代却不断扩大。据调查，1994年中国居民按家庭人均收入计量的基尼系数陡升至0.43，比1989年的0.3上涨了43%。并且，90年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是同最低收入阶层状况相对或绝对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在日趋繁荣、现代的城市中，与高收入聚集相对的是“新贫困阶层”的形成。在这一阶层中，有较大一部分是原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较大贡献的，甚至还有劳模。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一直拿着微薄的工薪，把大量的劳动贡献与经济剩余拿来支持国家的重化工业建设。现在，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使得他们原有的工作岗位减少甚至不存在了，他们也随之下岗失业了。而此时，他们年事已高，学习新技艺变得十分困难，生活收入又因下岗失业变得很少甚至没有。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在政府和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在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费用的发放下，他们在基本生活消费方面勉强能得到保证。但是，“兼顾公平”因缺乏健全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尤其是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流于形式和表面;经济增长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与后富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带动机制和渠道，致使带动效果不佳，弱势阶层在不断扩大。弱势阶层在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方面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旦遇上个疾病、灾害的，他们便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90年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是同寻租泛滥、腐败蔓延交织并存的。90年代以来大规模要素市场化与超常的投资推动，在为国民经济创造了高增长条件的同时，也创造了广泛、普遍、巨额的各种“租金”，从而诱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寻租活动，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很快。一部分人通过在借贷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上打通关节获取差价的手段谋取巨额收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官员、国企经营管理者贪污、受贿、非法获益等腐败行为大增。

无疑，可以通过寻租和腐败获得巨额收益的人毕竟只占人口比例的少数。但是各种寻租、腐败所攫取的收入，却占居民收入量相当大的比重。据有关专家估算，90年代以来的几年(截至1995年)，金融机构流失的利差约为3000亿元，还不包括因寻租导致不当、违规款的本金坏帐损失;房地产，主要是土地批租中流失国家应得的差价收益4000亿元;证券市场中寻求上市、公款炒股、买卖额度等大约2000亿元;基建工程、项目审批、进出口批文倒卖以及一些交易、采购中行贿等，造成国家、机构、法人收益或资产流失约5000亿元。这种同寻租、腐败相关甚密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无论以怎样的价值标准来看，都是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它会对生产性创新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极坏影响。

3． 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经济公平与效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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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实质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回顾刚刚走过的路，重新审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涵义与传统发展观下的经济公平与效率涵义有了以上区别，所以科学发展观下的公平与效率关系也有所不同。

首先，经济公平与效率之间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的公平必然促进效率。“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而要做到“以人为本”，最首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赋予他们同等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实践也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公平，经济效率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因为，效率的提高，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有机组合。而各要素中，最根本、最重要、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人的要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是一切效率的源泉。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依赖于经济主体获取经济利益机会赋予上的公平、获得经济利益多少与做出的贡献相称上的公平。如果不能给各主体以各种平等的经济权利和均等的机会，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会严重挫伤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还可能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损害经济效率。只有给广大劳动者以各种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才能调动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促进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效率有助于推动经济公平，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经济公平。只有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机会，为实现经济的公平提供物质条件。只有提高效率，共同富裕才会成为可能。另外，只有效率的不断提高，为社会创造更为发达的物质文明，才能为推动人们遵纪守法、履行社会义务等精神文明创造条件。

其次，片面地强调经济公平或经济效率都会引致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紧张，都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关键在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改革开放25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之所以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很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片面强调结果公正。如果片面地强调结果公平，就会不可避免地抹煞劳动者在工作上的实际差别，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出现脱节现象，往往会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结局，这必将严重挫伤那些干得多而且干得好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核心相违背，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的状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率，特别是生产性效率，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会造成不公平，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率。我们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来自于竞争。激烈的竞争造就了经济的高效率，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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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规律，竞争中的获胜者自然地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而失败者必然要减少收入，甚至破产。而竞争结果的不断累积势必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出现两极分化，使许多人一出生就丧失了获得起码生存条件和受教育的机会，更谈不上经济公平了。长期如此，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实现。

第三，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应是经济公平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追求客观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才能维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为效率的提高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从而使效率成为可能;只有实现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才能维护社会秩序，避免社会冲突，为经济高效运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要持久地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秩序混乱的国家是无效率可言的。

第四，经济效率为实现较高水平的相对结果公平提供物质前提。实现结果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社会保障制度，而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要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必须增加税收，而税收的提高一是靠提高税率，二是靠增加税基(即增加国民收入)。税率的提高总是有一个极限的。在税率适度的前提下，增加税收的最好办法是增加税基，而税基的增加依赖于各经济主体效率的提高。只有各经济主体效率的不断提高，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使共同富裕成为现实。这体现了新发展观下“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的思想。

可见，遵循科学发展观，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之间就会日益协调与相容。它们之间的协调与互促也必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有利于消减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促进人类文明。

参考文献:

[1]我国经济基本实现预定增长目标[Ｎ].上海金融报，1998-12-31. [2]李强等.我国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Ｊ].党建通讯，1997，(9) [3]张道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高尚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习纲要[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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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7ut2.html